金牌会员
至于遵守不遵守秩序，历史上这么多农民起义和革命为什么就能爆发？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有人敢于打破这个秩序，任何一个没有失去希望的民族都会有舍生取义的人存在，总会有人用生命为代价打破秩序，这从来不是问题。真正成为问题的是你这星星之火能否形成燎原之势，这就决定于革命行动能否发人民群众要生存要生活的个别和短期的利益与要自由要解放的长期全局利益统一起来。而这种统一，从来不是“意识形态”能做到的，而只能是特定生产关系下阶级矛盾发展的结果。
工人只关心利益，不关心主义
你为什么会觉得工人更关心政治？ 你要是把工人当成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怎么去跟工人宣传让他们关注政治？难道工人不知道自己什么地位吗？难道工人不清楚现在是不是人民当家做主么？不 他们清楚的很
但是这又怎样？工人有提升自己政治地位的方法么？都是要斗争的，斗争就得有代价，这个代价值不值得他们去斗争？很显然不值得 举个例子，像是经济上有纠纷，至少还有法律法规在明面上帮助工人来讨债；但是碰到政治问题呢，这就是明面上违法的，中特的镇压力度相当大，像之前的那个外卖盟主 即使进行了罢工这种具有政治意义的斗争手段，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经济上有纠纷 我认为列宁写怎么办的时候处于革命即将到来的时期，所以高度重视政治问题；但现在咱们处于准备时期，不是说不宣传政治问题，但是你宣传政治是想干嘛？肯定是要造反。但是现在一来群众比较关心经济问题，二来局势还没到那地步，三来镇压力度太大，所以政治我认为可以暂时少讲
事先声明，这个帖子仅代表个人观点，如果说错的话请进行指正 我们说，一切手段是为了目的服务，那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这个是个总目标，想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要推翻资产阶级统治，那么我们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手段是什么呢？总罢工（当然，是预想的） 那么根据本网的推断，资产阶级可能会因为利润率下滑而造成一系列混乱后果最终处于半瘫痪的状态，这是总罢工的起点 那么怎么才能造成利润率下降呢？排除掉我们不可控制的因素，那自然就是帮助工人来获得更多的收益。微观上说，就是帮工人解决工作时间长、公司欠账不还、待遇低等一系列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宣传的重点应当偏向经济
也就是说，当我在帮群众解决经济问题的时候，就已经在挖特色的地基了； 和列宁那个不同，列宁那个时候走的是武装夺取政权、群众暴动的路子，所以列宁必须要把工人们对于要求提高自己待遇的条件抬高到要求当家做主。这个是革命高潮时候所必须的，但是现在的情况远不到那个地步
在目前这种以经济斗争为主的相持阶段，不是应当，而是只能。
列宁那时候是真有本事真刀真枪干的，我们现在还在经济斗争阶段，想快进到政治斗争？我只能说，揠苗助长。
既是只能，也是应当
在这斗争中间，我们就可以发现积极分子，看其当时情况，用群众能接受的组织形式把大家组织起来，相机进行为内外环境所容许，群众又愿意进行的斗争，逐步从生活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从一个单位的单独斗争发展到联合别的单位的共同斗争，组织形式也随联合斗争而跟上去。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物色积极分子，深入交朋友，谈心，讨论问题，进一步提高积极分子的思想觉悟，从而作为发展对象，使斗争的领导核心逐渐成长为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可以依托这些积极分子，向外扩张。对社会上各种丑恶现象不满的人是很多的，可以用这种群众代表的形式、围绕群众代表的社会关系把他们发动起来，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同时对于当地的合法组织(如官方工会、学生会等等群团组织)要努力争取派人打进去，争取领导权，只要我们是真心为群众谋解放的，也没有提出不切实际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口号，群众总会拥护在那里面的我们的人，争取完全的或局部的领导权是完全可能的。这样，我们在那里就算不仅生了根，而且开了花，打开了局面，开辟了工作。
群众组织的方式和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随时间、环境、条件的不同而不同，随时间、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由不定型到定型，由小型到大型，由分散到集中，由文娱生活性到政治性，由非法到合法，由秘密到公开，这是一个斗争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政治形势由低潮向高潮的发展过程。革命高潮的到来，当然和整个国家的政治形势有关，和当地的政治形势有关，但是主观能动的努力是十分重要的。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客观条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并且不断努力创造条件，由困难的局面转变为比较顺利的局面，是完全可能的。积极组织广大群众和不断进行为当时当地内外条件所许可的群众斗争有决定的意义。 通常的方法是用不公开、不一定的方式和群众建立广泛的联系，个别的做细致的工作。重中之重是一定要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和自愿，把群众用分散的、小型的、生活性、社会习惯性的各种形式团结起来，参加斗争，学习斗争，不断提高，只有这样才能够发展到建立更富于政治性的、集中性和群众代表性的组织。
主要依靠先进工人来开展党的工作，同时在实践中和理论上培养提高他们。1905年革命失败后，许多知识分子“同路人”经受不起考验而脱党，同时大量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领导人流亡国外，而不能担负起国内的实际工作，这就凸显出由无产阶级自己——不脱离群众的先进工人来掌握党的工作的重要性。而要建立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要以工厂党委会为基础重建党的组织，也必须主要依靠先进工人。因此斯大林在《党文》中提出：“必须让最有威望的先进工人到各个地方组织中去工作，使地方组织的工作集中在他们坚强的手中，使他们（正是他们）在组织中担任最重要的职务（从实际工作和组织工作直到文字工作）。如果担任重要职务的工人经验不足、修养不够，即使最初常跌跤，那也不要紧，实际工作和较有经验的同志的指点会扩大他们的眼界，终于会把他们培养成真正的著作家和运动的领袖。不要忘记，倍倍尔这样的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是在工作过程中、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而目前我们的运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俄国的倍倍尔，需要工人出身的有经验的坚定的领袖。” 除了在实践中锻炼培养先进工人外，斯大林还指出不能使先进工人仅仅停留在“经验主义”的层次，而是应成为理论素养与实践经验兼备的知行合一的革命领导者。斯大林在党文中提出：“先进分子……要有丰富的学识，而我国有学识的工人是很少的。这里就正用得着有经验而又积极的知识分子的帮助。必须建立一些高级的小组，即先进分子的‘学习讨论会’，即使每区建立一个也好，必须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一切大可弥补先进分子的缺陷，而把他们培养成未来的演说家和思想领导者。同时先进分子必须在他们的工厂里经常作报告，‘尽量实践’，不要因为怕在听众前‘丢脸’而裹足不前。”这里斯大林实际上提出了党内知识分子如何更好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如何提高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并将马克思主义灌输到群众中去的思路。
近来，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几乎把全副精力都用在组织对工厂的揭露这种工作上了。只要回想一下《工人思想报》就可以知道，人们在这种工作上耗费了多少精力，竟忘记了这种活动本身实质上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活动，而只是工联主义的活动。实际上，这种揭露只涉及某个职业的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而得到的结果不过是使出卖劳动力的人学会较有利地出卖这种“商品”，学会在纯粹商业契约的基础上来同买主作斗争。这种揭露可能（在革命家组织适当利用这种揭露的条件下）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活动的开端和组成部分，但是也可能（而在崇拜自发性的条件下则一定会）导致“纯粹工会的”斗争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那种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社会民主党代表工人阶级，不是就工人阶级同仅仅某一部分企业主的关系而言，而是就工人阶级同现代社会的各个阶级，同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关系而言。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不能局限于经济斗争，而且不能容许把组织经济方面的揭露当作他们的主要活动。我们应当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现在，当《曙光》和《火星报》向“经济主义”作了第一次冲击之后，这一点已经“是大家都同意的了”（虽然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有些人只是口头上同意而已）。
说经济斗争一般讲来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这是否正确呢？完全不正确。各种各样警察压迫和专制暴行的表现，也是同样能“吸引”群众的一种“普遍适用的”手段，而决不是只有那些同经济斗争相联系的表现才是这种手段。地方官横行不法，农民遭受体罚，官吏贪污受贿，警察欺压城市“老百姓”，摧残饥民，压制人民追求光明和知识的愿望，横征暴敛，迫害教派信徒，虐待士兵，侮辱学生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什么所有这些事实以及千百种诸如此类不是同“经济”斗争直接联系的压迫行为，一般讲来就是进行政治鼓动和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不那么“普遍适用的”手段和缘由呢？恰恰相反，在工人（他们自己或者同他们亲近的人）受无权之苦，受专横和强暴压迫之苦的所有活生生的事例中，警察在工会斗争中进行迫害的事例无疑只占很小一部分。试问为什么要预先缩小政治鼓动的范围，只把一种手段称为“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而否认社会民主党人同时还应当有其他的一般讲来是同样“普遍适用的”手段呢？
我们的“经济派”宣扬经济斗争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运动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按其实际意义来说，是极其有害而且极端反动的。工人要想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就应当明确认识地主和神父、大官和农民、学生和游民的经济本性及其社会政治面貌，就应当知道他们的强的方面和弱的方面，就应当善于辨别每个阶级和每个阶层用来掩饰它自私的企图和真正的“心意”的流行词句和种种诡辩，就应当善于辨别哪些制度和法律反映和怎样反映哪些人的利益。而这种“明确的认识”无论在哪一本书里也学不到，要学到它，只有通过生动的场面和及时的揭露，揭露当前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揭露大家按自己的观点在谈论着的或者哪怕是在窃窃私议的东西，揭露由某些事件、某些数字、某些法庭判决词等等反映出来的情况。这种全面的政治揭露，是培养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条件。
为什么俄国工人对于警察欺压人民，对于迫害教派信徒和殴打农民，对于书报检查机关的为非作歹，对于虐待士兵，摧残各种最无害的文化事业等等现象，还很少表现出自己的革命积极性呢？是不是因为“经济斗争”没有使他们“碰到”这些事呢？是不是因为这些事对他们很少“能产生”“显著结果”，很少有“好处”呢？不是。我们再说一遍，这种意见不过是想嫁祸于人，把自己的庸俗思想（即伯恩施坦主义）强加于工人群众罢了。我们应当责备我们自己，责备我们还落后于群众运动，责备我们还不能对这一切丑恶现象组织十分普遍、明显而迅速的揭露。假使我们进行了这种工作（我们是应当而且能够进行这种工作的），那么连文化水平最低的工人也会懂得或者感觉到：辱骂和欺压学生、教派信徒、农民和作家的，也就是那种随时随地都在蹂躏和压迫他们的黑暗势力。工人一感觉到这一点，自己就会愿意而且十分愿意有所反应，就会今天咒骂书报检查官，明天在镇压农民骚乱的省长官邸前游行示威，后天惩治那些干着神圣的宗教裁判所勾当的身穿法衣的宪兵，如此等等。我们还很少、几乎一点也没有把各方面新揭露出来的情况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我们中间有许多人甚至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这个责任，而是自发地蹒跚地跟在那种局限于狭隘的工厂生活范围内的“平凡的日常斗争”后面走。在这种情况下，说什么“《火星报》有轻视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而偏重宣传光辉的完备的思想的倾向”（马尔丁诺夫的文章，第61页），就等于把党拉向后退，就等于袒护和赞美我们缺乏修养和落后。
至于说号召群众行动起来，那么只要我们进行有力的政治鼓动和生动而鲜明的揭露，就自然会做到的。当场抓住罪犯，立即到处当众加以谴责，这样做本身要比任何“号召”都更有效果，而且往往使得后来根本无法查明，究竟是谁“号召了”群众，究竟是谁提出了某种游行示威计划等等。号召，不是说一般号召，而是说具体号召，那就只有在现场进行，并且只有当时亲身参加的人才能办到。而我们的任务，社会民主党政论家的任务，就是要加深、扩大和加强政治揭露和政治鼓动。
要知道，你们总想提出一些能产生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来维持我们工人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我们已经具备了，并且我们自己在我们日常的、职业性的、细小的工作中，往往不需要知识分子的任何帮助就能提出这些具体要求。但是这样的积极性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够的；我们并不是一些单靠“经济主义”政治稀粥就能喂饱的小孩子；我们想知道别人所知道的一切，我们想详细了解政治生活的各方面，想积极参加所有各种政治事件。为此就需要知识分子们少讲些我们自己已知道的东西，而多给我们些我们还不知道的，并且是我们自己根据自己工厂方面的经验和“经济方面的”经验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的东西，即政治知识。这种知识是你们知识分子所能够获得的，你们有责任比过去多千百倍地供给我们这种知识，并且也不要仅以专著、小册子和文章为限（这些东西——恕我们直率地说！——往往是枯燥无味的），而一定要把目前我国政府和我国统治阶级在实际生活各方面的所作所为都生动地揭露出来。请你们多用些力气来履行你们的这个责任，而少讲些“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的空话吧。我们的积极性要比你们所想象的高得多；我们能够用公开的街头斗争来支持那些甚至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结果”的要求！你们没有资格来给我们“提高”积极性，因为你们自己恰恰就缺乏积极性！先生们，请你们还是少崇拜点自发性，多想想如何提高你们自己的积极性吧！
“大家都同意”必须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但请问怎样来做到这一点呢？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什么呢？经济斗争只能使工人“碰到”政府同工人阶级的关系问题，因此我们无论怎样努力来完成“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任务，也永远不能在这个任务范围内发展工人的政治意识（发展到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意识的程度），因为这个范围本身就是很狭隘的。马尔丁诺夫的公式对我们来说所以有价值，决不是因为它表明马尔丁诺夫有混淆是非的本事，而是因为它突出地表明了一切“经济派”的基本错误，即认为可以从所谓工人经济斗争内部发展工人的阶级政治意识，也就是认为，仅仅（或哪怕主要是）从经济斗争出发，仅仅（或哪怕主要是）在经济斗争的基础上，就可以发展工人的阶级政治意识。这种看法是根本错误的。正因为“经济派”对我们同他们进行论战很生气，不愿仔细想一想意见分歧的由来，结果就使我们简直互不了解，各讲各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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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近年来最盛行的那种社会民主党人小组为例，来考察一下它的工作吧。这种小组“同工人有联系”并对此心满意足，它只是印发传单来抨击工厂里的胡作非为现象，抨击政府对资本家的袒护行为和警察的暴行；在会议上同工人谈话往往不超出或者几乎不超出这一类题目的范围；对于革命运动史、我国政府对内外政策问题、俄国和欧洲的经济演进问题以及现代社会中各个阶级的地位等等问题，极少作报告和举行座谈；至于有系统地取得并扩大同社会上其他阶级的联系的问题，谁也不去考虑。实际上，这种小组成员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多半像是工联书记，而不像是社会党人——政治领袖。要知道，任何一个工联书记，例如英国的工联书记，总是帮助工人进行经济斗争，组织对工厂的揭露，说明那些限制罢工自由、限制设纠察哨（为的是告诉大家该厂工人已经罢工）的自由的法律和措施是不公正的，说明那些属于资产阶级的仲裁人袒护一方，等等。总之，任何一个工联书记，都是搞并且帮助搞“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因此，我们应当始终坚持说：这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党人的理想不应当是工联书记，而应当是人民的代言人，他们要善于对所有一切专横和压迫的现象作出反应，不管这种现象发生在什么地方，涉及哪一个阶层或哪一个阶级；他们要善于把所有这些现象综合成为一幅警察暴行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图画；他们要善于利用每一件小事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义要求，向大家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例如，你们可以把罗伯特·奈特（英国最强大的工联之一——锅炉工人联合会著名的书记和领袖）和威廉·李卜克内西这样两位活动家比较一下，可以试一试把马尔丁诺夫形容自己和《火星报》的意见分歧时用的那些对比的词句应用到他们身上去。你们就会看到（下面我就来摘录马尔丁诺夫的文章）：罗·奈特多半是“号召群众去采取某些具体行动”（第39页），而威·李卜克内西则较多的是“用革命精神来说明整个现存制度或其局部表现”（第38-39页）；罗·奈特“规定了无产阶级的当前要求而且指出了实现这些要求的手段”（第41页），而威·李卜克内西虽然也在这样做，但是并不放弃“同时领导各个反政府阶层的积极行动”，“向他们提出积极的行动纲领”［原注35］（第41页）；罗·奈特正是努力于“尽量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第42页），而且极其善于“向政府提出能产生某些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第43页），而威·李卜克内西则多半致力于“片面的”“揭露”（第40页）；罗·奈特侧重于“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第61页），而威·李卜克内西则侧重于“宣传光辉的完备的思想”（第61页）；威·李卜克内西把自己所领导的报纸办成了“革命反对派的机关报，它揭露我国的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因为它们是同各个不同的居民阶层的利益相抵触的”（第63页），而罗·奈特则“在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条件下为工人的事业努力”（第63页）——如果这里所谓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就是我们上面通过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的例子研究过的那种对自发性的崇拜——并且“缩小了自己的影响的范围”，他当然也和马尔丁诺夫一样，深信自己“因而就使这种影响复杂化了”（第63页）。总之，你们会看到，实际上马尔丁诺夫是把社会民主主义降低为工联主义，当然，他这样做决不是因为他不愿意社会民主党好，而只是因为他没有下功夫去理解普列汉诺夫的意见，却有些急于去深化普列汉诺夫的意见。
让我们言归正传吧。我们已经讲过，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只是口头上主张必须全面发展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那就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些问题：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有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呢？有没有在其他一切阶级中进行这种工作的基础呢？这是不是意味着放弃或者导致放弃阶级观点呢？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些问题。 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分，又以宣传员的身分，既以鼓动员的身分，又以组织者的身分“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工作应当研究各个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一切特点，这是谁也不怀疑的。但是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很少很少，同研究工厂生活特点的工作相比，未免太不相称了。在各个委员会和小组中你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人甚至埋头于专门了解某一炼铁生产部门的情况，但是你们几乎找不到例子，说明这些组织的成员（往往因为某种原因而不得不脱离实际工作）在专门收集我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某种迫切问题的材料，而这种问题可以作为社会民主党人在其他居民阶层中进行工作的依据。当我们说到现在大多数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缺乏修养时，也不能不提到这方面的修养问题，因为这也是和“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经济主义”见解有联系的。但主要的任务当然是要在一切人民阶层中进行宣传和鼓动。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容易执行这种任务，因为那里有各种群众集会，凡是愿意参加的人都可以参加；那里有议会，社会民主党人可以对一切阶级的代表讲话。我国既没有议会，又没有集会自由，但我们还是善于把那些愿意听社会民主党人讲话的工人召集起来开会。我们也应当善于把居民一切阶级中那些即使只愿意听民主主义者讲话的人召集起来开会。因为谁在实际上忘记“共产党人支持一切革命运动” ，忘记我们因此也就应当向全体人民说明和强调一般民主主义任务，同时一分钟也不隐瞒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那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谁在实际上忘记社会民主党人在提出、加剧和解决任何一般民主主义问题方面有责任走在大家前头，那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
没有耐心的读者会插嘴道：“这是大家全都同意的！”而联合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给《工人事业》编辑部的新指示中也直接说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或者直接涉及无产阶级这一独特阶级，或者涉及无产阶级这一作为一切争取自由的革命势力的先锋队的一切现象和事件，都应当利用来进行政治宣传和政治鼓动”（《两个代表大会》第17页；黑体是我们用的）。是的，这些话说得很正确而且说得很好；假使《工人事业》懂得这些话的意思，假使在这些话之外它不说相反的话，那我们就会很满意了。要知道，只是自称为“先锋队”，自称为先进部队是不够的，还要做得使其余一切部队都能看到并且不能不承认我们是走在前面。所以，我们要问问读者：难道其余各“部队”的人都是些傻瓜，竟会单凭我们说是“先锋队”就相信我们吗？不妨具体设想一下这样一种情况。假定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忽然跑到俄国有教养的激进派或自由主义立宪派的“队伍”中去说：我们是先锋队，“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尽量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那么一个多少有点头脑的激进派或立宪派（在俄国激进派和立宪派中间有头脑的人是很多的）听了这种话，只会微微一笑，并说（当然只是自言自语，因为他们往往是有经验的外交家）：“瞧，这个’先锋队’可真傻！他甚至不了解，赋予工人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是我们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先进分子的任务。要知道，我们也像西欧一切资产者一样要使工人卷入政治，不过只是工联主义的政治，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而这个’先锋队’对自己的任务的提法正是工联主义政治的提法！因此，甚至就让他们随便把自己叫作社会民主党人吧。说实在的，我又不是小孩子，决不会为了招牌发急！只要他们不受那帮可恶的正统教条主义者的诱惑，只要他们能给那些不自觉地把社会民主党拖到工联主义轨道上去的人留下’批评自由’就行了！”
论坛元老
1、 把革命政治斗争与群众日常斗争结合起来。通过领导群众日常斗争重建党与群众的联系，奠定革命力量的基础。 斯大林在《党文》中说：“只有首先并主要地注意到那些特别为广大群众所关心的问题，才能做到这一点（使党与群众恢复联系）”。在革命低潮中，工人群众日益困苦，资本家猖狂向工人发动进攻，“缩减生产，任意解雇工人，减少工资，延长工作日……这一切使工人多么痛苦、多么焦急，使工人和厂主间发生了多少‘误会’和冲突，使工人头脑中因此出现了多少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的组织在进行一般政治工作的同时，必须不倦地参与这一切小冲突，把这些小冲突同伟大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支持群众日常的抗议和要求，用活生生的事实来表明我们党的伟大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使‘逼得走投无路’的群众发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摆脱’可诅咒的停滞状态。使他们‘摆脱“这种状态也正是把他们团结在我们组织的周围。”
1、 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必须也只有掌握群众力量才能胜利。在工业化时代，掌握群众的具体方式就是要把革命力量落实到工厂中，把工人群众组织、发动起来，就是要“支部建在厂内”。革命力量只有建立了扎根于工厂的基础，才能有效的掌握千百万工人群众。 2、 革命力量要掌握群众就必须把革命的政治斗争与争取群众切身利益的日常斗争联系起来、统一起来。不能脱离群众的日常工作生活、脱离群众的切身利益，搞抽象的政治灌输。只有把革命原理和群众的切身经验联系起来，只有在参与、领导群众日常斗争中取得群众的信任，才能真正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才能实现对群众的政治领导。
经济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代表人物是普罗柯波维奇、库斯柯娃。其基本特征是：认为经济斗争对无产阶级的发展和解放斗争有首要意义，工人运动的座右铭就是“为改善经济状况而斗争”。主张工人阶级为眼前经济利益而斗争，由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贬低和轻视革命理论的作用，要求放弃工人阶级的独立政治要求和建立无产阶级独立政党的工作，阻止把自发的工人运动变成自觉的工人运动，企图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1]
哈哈一一笑笑 发表于 2022-10-25 16:10 我还是再将原文链接发一遍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25158 顺便我将我引用的再发一遍 ...
starlight 发表于 2022-10-25 16:20 “由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 看来“经济主义”是要求无产阶级放弃自己的长期利益而去自觉服从资产阶级的 ...
张惟为 发表于 2022-10-25 18:00 本站在俄乌战争的定性问题上，站台俄罗斯，就是经济主义、尾巴主义所导向的推论。 你要是刚来这里，不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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