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齐文： 何谓“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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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以史为鉴”
毛齐文

    2016年5月17日零时，《人民网》抛出《人民日报》署名任平的文章《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以下简称“《任文》”）。这篇评论文章针对50年前中共中央的一个通知（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而写的。这篇貌似公允的文章，其实该文的作者完全是带着有色眼镜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干了一件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愚蠢事情。        
        
    “《任文》”的作者在文中提及了“邓小平同志两次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但是中国人民不但知道这件事情，还知道另外一些事情；不但知道这段历史，还知道那段历史。        
        
    古人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希望这句古话对“《任文》”的作者有所教益。毕竟“高台多悲风”，“高处不胜寒”呐！为正视听，现将邓小平亲手写的几个材料摘取如下（只做摘取，不做任何评论，以免妄议之嫌）：        

    “这次会议深入的检查全党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的方针和政策，以便于进一步肃清以刘少奇同志和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阶级错误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订和领导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是十分重要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现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两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两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是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一种表现方式。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信任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方针的。”        
        
   “我这次犯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风的根源。……这些年来，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学习不力，没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错误。我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的，书记处直接管辖的中央各部门，问题也最多。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向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邓小平委托江青递交毛主席的信）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邓小平委托江青递交毛主席的信）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邓小平委托江青递交毛主席的信）        
        
    “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邓小平委托江青递交毛主席的信）        
        
    “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邓小平委托江青递交毛主席的信）        
        
    “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一九七六年十月邓小平给华国锋的信）        
        
    “我在七五年的工作虽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一九七七年四月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的信）        

    可爱的“《任文》”作者，行文至此，“以史为鉴”的问题你搞清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