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资产阶级的“黄金十年”？呵呵呵

龙翔五洲

民族资产阶级的“黄金十年”？呵呵呵

[color=rgb(153,153,153) !important]发布者: [color=rgb(153,153,153) !important]曙光 | 发布时间: 2016-1-6 11:38| 查看数: 71| 评论数: 0|[color=rgb(153,153,153) !important]帖子模式

小科布尔 来源：《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　 2016-01-06 10:37 【编者按】很多人会仰慕民国的“社会昌明”、“文化开放”，其中蒋介石南京政权从1927到1937年的发展，甚至被不少史学家认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黄金十年”，直到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这一“黄金”时期才被迫中断。不然，民族工商业和资产阶级的力量会继续壮大，甚至南京政权的命运也会改写。但事实胜于雄辩，历史没有如果。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小科布尔的《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一书清晰地展现了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官僚和买办性质（我们认为国民党本质上也属于资产阶级）。即使是在所谓的“黄金十年”，身处国家经济中心上海的资本家集团，也和南京“国民”政府关系紧张，蒋介石甚至不惜动用非法力量来抑制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国民党政权的性质也可见一斑，日薄西山完全是意料之中。本文为该书的“导论”一章，现破土节选刊发，以飨读者。 1927-1937：南京政府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蜜月”十年？ 在本世纪开头的二十五年间，现代资本主义在中国扎下了根。特别是1895年后，在与西方交往的刺激下，现代化的商业企业、西方型的金融机构和中国人自主的工业都出现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紧接着的一段时间，由于西方的竞争暂时缓和而创造了特别有利的发展条件，因而这些工商业的成长尤其强大。虽然这些经济的现代化部分的规模仍然比较弱小，但是由它而产生出来的中国现代商业资产阶级却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中成为一个有生气的新成份。 那些在现代中国的商业、工业和银行业等方面发展成为中心人物的资本家，上海的资本家是最强大的，以具有坚毅领导能力的上层人物为首，他们在本世纪早期混乱的几十年间，在政治上变得很活跃。各种组织，如上海总商会、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和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等等，都是为上海资本家服务的机构。当1927年国民党取得对上海的统治时，上海资本家已经是具有十多年历史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集团了。 蒋介石与他的同盟者于1927年春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有十年之久，它是中国主要的政治力量，直到1937年夏因日本的入侵才受到削弱。从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学者、新闻记者、外交家和政治评论家等，对国民党政权，都经常持有这样一个共同的论断：南京政府与新兴的城市资本家结成了紧密的联盟。这个资产阶级与农村地主阶级形成了蒋介石政权的社会阶级基础。这种联盟的论点显然含有这样的意思，即南京政权主要代表了资本家的利益，而资本家们能够对政府起到相当的政治影响。 这个论断是站不住脚的。这是因为事实上，存在于两个集团之间关系的真正特点是：政府竭力从政治上压制城市资产阶级，并榨取这些经济现代化部分的力量。以岁入而论，支配南京政府政策的既不是资本家们的利益，也不是政府对发展经济的可能性的关切，恰恰相反，政府的行动加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弱点，而趋向为列强的经济利益服务。从政治上来讲，南京政府完全不理会这些资本家通过上海总商会和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这些组织所表达出来的意见，事实上反而要极力把这些商业团体置于政府控制之下。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资本家处境是艰难的，而且到了1937年更沦为政府的附属品了。南京政府并没有代表资本家的利益，资本家也不能对政府的决策有什么重大的政治影响。 尽管如此，国民政府却从来不曾试图有计划地去消灭资本家或资本主义制度。直到南京攻府统治的后期，对私有企业也不曾有过规模广泛的国有化，就是后来也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强烈倾向。国民政府与资本家两者都对共产主义抱有强烈的反感。南京政府与资本家之间关系的紧张，并非根源于意识形态，更多的是国民党政权的特性和它对资本家的苛求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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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从革命党黑化成官僚买办的老巢

南京政府是北伐战争的一个终结。这个军事战役从1926 年7月开始，北伐军从国民党根据地广州出发。但当时国民党革命运动的政治方向并不明确。孙中山留给这个党一份混杂、麻烦的遗产：根据有点过于含糊的《三民主义》的原则，这个党把保守分子与共产党分子、商人、工人、军人与学者这样一些完全不同的成份包括在一起。当北伐军刚从广州出发时，中国即将出现三种革命，政治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和社会革命。

政治革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府——是最简单的，国民党发出了在军事上打倒军阀和建造一个新的全国性政权的号召。这个政权要能坚定地管理各个地方政府及国内所有的军事力量。只有如此，政治革命的胜利才有可能结束军阀统治时期的混乱。

这个党的第二个激励的号召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外国人控制了中国将近一半的现代工业、国际贸易、现代银行业，外国侨民置身于中国法律之外；外国政府压在北京政府身上好多债务，并且支配了中国的海关、盐务管理和邮政。然而，尤其令人气愤的是那种在通商口岸地区盛行的种族歧视——许多公园、俱乐部、餐馆和学校都禁止中国人进入。随着1925年“五卅运动”的爆发，对这种状况的不满而产生的反帝情绪席卷了全中国。北伐战争乘着这股反帝的热潮，发生了对外国人和外国特权的攻击，包括收回了武汉英租界和1927年3月的“南京事件”。

北伐战争的笫三方面是社会革命——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激烈对抗。中国的农民和工业无产阶级是这个运动的两个潜在力量，当它还在广州时，国民党就在这些团体中发动了群众运动，以期激发他们的革命潜在力量。党领导下的工会显得很有威力。国民党农民部所组织的农民协会声称它代表了八十万会员。北伐还没有开始，群众运动的烈火就已经燃烧。强大的劳工力量实际上控制了武汉和上海。农民协会迅猛发展，在湖南尤为显著。

这个群众运动的最初目的，是要为北伐战争培植支持的力量，而并不在于激起阶级革命。然而由于这个运动的大多数领袖来自国民党左翼，包括了一些中国共产党党员（例如，毛泽东当时是国民党农民部的书记）。这样一来，在北伐的热潮中，群众运动更加高涨，而社会革命的幽灵也就出现了。这种潜力吓坏了国民党内许多人，并且正当北伐战争在华中取得胜利时，党内发生了分裂。那些反对社会革命，而且害怕共产党会控制国民党的人们，结合在蒋介石的周围，在南京建立了政权。激进分子则在武汉组织政权。蒋介石得势后开始镇压群众运动。从此以后国民党政权一直都在坚决地反对社会革命。

1927年的这些事变，极大地形成了国民政府和十年南京时期的特征。开初，蒋介石的胜利还并不完全，社会革命的幽灵仍然存在。共产党人撤退到农村边界区，在那里继续坚持农民革命。蒋介石一心妄想要把这一威胁消灭掉，内战便成为南京时期的一个经常特征。1927年的分裂也逐渐损伤了国民党的有生力量。清党，把许多最有献身精神、最富有革命理想的革命家清除出去，而使党和政府成了一个为谋取私利的官僚分子所把持的机构。总之，作为革命变革工具的国民党被大大地削弱了。

自毁长城，烂泥扶不上墙

南京政府反对社会革命和群众运动，使它与农民阶级割断了联系。国民党很少去组织农民群众，也不去实施任何改善他们命运的计划。在南京弥漫着的一片反共气氛中，甚至提倡农村改革的主张也受到猜忌。因此，新政府从来没有牢固地掌握中国的农村社会，它所能控制的区域绝大部分限于城市地区。

南京政府缺乏创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所必须的基本因素——全民的政治动员——因此，它的力量是有限的。例如，从财政而论，南京政府的收入几乎全部是从城市现代化——经济部分收集来的——而不能从传统的农村经济部分获得很多重要收入。由于经济上现代化部分比较薄弱，以1933年为例，现代经济成份的收入估计只占国家总收入的12.6%。农村地区理应是南京政府的一个更强的财政基地，然而要开辟这样的财源，需要对农村地区有坚强的控制，而这却又是南京政府所缺乏的。

1927年的事变削弱了国民党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尝试。虽然在北伐进程中反对帝国主义的暴力持续升级，但是国民党收复中国主权斗争的策略仍然是对抗与商谈两手相结合。好几个国家的军队被派遣来到上海，随着南京事件的爆发，外国对中国的干涉似乎可能发生。宁汉分裂后，蒋介石面临着一个对立政权的严重挑战，他决定不能冒两面作战的风险，所以蒋选择了一条与列强合作的政策。南京政府并未放弃寻求取消帝国主义特权的努力，但是它宁愿通过商谈途径来解决。这样做是有过一些胜利的，例如，政府获得收回关税自主权。然而列强在中国的基础结构仍原封不动。国民党特别容易受到外国势力的影响，因为它的政治和经济的基地都是在沿海口岸城市，而这些地区帝国主义的势力最强大。贯穿在它的整个十年统治中，南京政府总是被迫去修改其政策决定，以便顺应外国的压力。甚至属予一些内政的事务， 诸如决定国产香烟和棉纱的税率时，外国的影响也成了政府政策的主要决定因素。

如果说1926年的国民革命运动表现为追求政治的、反帝的和社会的三重革命，那么到1928年确实还在继续努力追求的，就只剩下一个政治革命了。国民政府反对社会革命并且求助于商谈来结束帝国主义的特权。在这十年中，南京政府的领袖们极力争取将全国置于其管辖之下，并设法如强其军事的和经济的力量。国民政府保证说要通过经济、教育、科学和工业的现代化，努力建设一个强大的、可以生存于世界的中华民族国家。国民党取得可观的成果。国民党政权得到国际公认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在统一全国通货和取消厘金税等方面也取得了一些实际进步。然而南京政府的这些成就，终究被它的许多失误抵消。国民政府被许多严重弱点所困扰，面临着好多巨大的障碍。它缺乏实现国家统一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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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无休止的内耗

损害着南京政府去努力建成一个统一国家的困难，是政治派系缠绕着国民党。南京政权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蒋介石这个人。南京政权政治和军事权力的伸张，普遍认为是蒋介石个人权力的伸张。蒋本人在国民党中的崛起是比较晚的。他遇上了无数的政治和军事的对手。党内人物如孙科、汪精卫和胡汉民等人，认为他们的声望和权力与蒋介石不相上下。军人中如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和张学良等等，虽然声称他们忠于国民党，但是各自指挥着自己的军队，实质上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是独立的。这些政治和军事的对手不断地与蒋争夺国民政府的领导权。蒋介石为了分化自己的对手，他宁愿同自己的对手结成联盟，但决不愿与其分享权力。结果，蒋与其对手之间就经常发生战争和纷争。这种冲突与北洋军阀时期的政治状况极为相似。

蒋介石在这种内战中经常是胜利者，而且在那十年中还逐步将南京政府的权力伸展到南方和西方，然而这些成就所花的代价是高的。与此同时蒋还对共产党进行征剿的战争，国内的动乱耗尽了政府的精力和财力。蒋把军事置于绝对优先地位，而把教育及经济建设等推迟到可以扔到火炉里去。

行政管理的无能进一步损害了南京政府的现代化的努力。在国民党动荡的政局中，蒋介石一心要对政府机构建立一套严厉的控制制度。要想在政府中得到擢升，关键是对蒋个人的忠驯，而不是管理才能或者创造精神。蒋经常任用私人占据要津，而且只要符合他的忠驯的标准，不管这人多么腐败，他都可以容忍。

南京政府在刺激发展现代化经济方面的作为，极好地说明了困扰着这个政权的问题。国民党空喊加速发展经济以满足增强国力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因此，在整个十年中，政府发表了许多声明，召开了无数次的会议，宣布了支持发展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好多方案，而结果是微弱的。资金是极少可以用于发展经济的，因为南京政府把它的有限的财力首先倾注到军事部门去了。发展经济的计划大多数又为蒋的亲戚所把持。这些人经常利用他们的官职以谋取私利。政府开办的企业常常因管理无能和人浮于事而亏损，因此，南京政府对刺激经济发展的努力是微小的。

造成这种失败的基本原因是南京政府的财政基础薄弱，来自它能控制的农村地区的产品有限。例如，国民政府1933年的总消费中只有2.4%是国内生产的，这是作为一个现代政府的极为低下的生产水平。相反十九世纪末的日本明治寡头政府，经常控制至少是百分之十的国家总收入，故能用来进行很多重要的经济改革。因此，南京政府即使具有一个生气勃勃、富有革新精神和组织完善的行政管理机构，有一大笔政府收入投资到发展经济事业中去，结果也不可能在南京政府统治的十年中把中国经济的困境扭转过来。这也并不是说在这些年中经济上没有一点发展，而是说这种发展是由于其它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总之，国民党创建一个强大的全国政府的政治革命的成就，由于内部的倾轧，行政管理的无能、帝国主义的影响的继续存在，最严重的是对农村的掌握很薄弱等等，而受到了限制。蒋介石的精力主要用在调和那些足以威胁他的权力的军事和政治的力量方面，而用在其他方面的经费和努力就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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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南京政府和上海资本家无法愉快玩耍？

根据上述论证，上海资本家与南京政府应当表现出可以有某些共同利益。两者都强烈反对社会革命。上海资本家害怕激烈的劳工运动，并竭力支持蒋与武汉方面分裂。但是这种似乎是相同的利益，却掩盖了南京政府与资本家之间发展起来的主要的政治和经济的矛盾。资金是双方关系紧张的最大根源。蒋介石的频繁的军事内战带来了额外的财政需要，而这几乎全部压在城市现代经济部分上，其中的一半集中于上海。上海是蒋介石财政力量最紧要的来源。所有其它重要经济中心——天津、广州、武汉、北平、沈阳和青岛——在1927年至1937年间，则经常处在蒋政权的敌对势力的控制之下。由于其它经济中心和上海来比，相形见绌，因此1927年4月以后南京政府便统治了这个城市，给蒋在击败这些国内的地方势力的内战以财政上的便利。然而，上海资本家的对政府经常强加到他们头上的财政压力表现了相当的怨恨。他们的银行、商业和工厂曾供给南京政府以很大的收入。可是政府的新税和强迫贷款有时给资本家们造成了很大困难。因此他们在1927年春季对蒋介石的那种同情很快地消失了。

蒋介石对在华的外国经济势力的态度，是造成资本家与政府之间关系紧张的第二个原因。虽然有些资本家有过买办的经历，但是到了二十年代晚期，中国资本家们终究感到被那些外国人支配的现代化经济所限制之苦。外国银行家、商人、工业资本家比之他们的中国对手，不论在资本上或较大的国际交往中，总是享有较多的便利。因此他们日益察觉到外国人是他们自身事业发展的障碍。他们希望国民党政府会对外国人的特权有所限制，然而南京政府与外国人的和平商谈政策不仅使得资本家们的这些希望破灭，而且在许多方面，南京政府对外国人的利益显示出要比对中国人的更优惠一些。例如，南京政府给予某几种工业产品的税率，对中国人的就比对外国工业家的要重。由于治外法权的关系，外国工厂在与政府商谈税率时就能施加更大的影响。

南京政府当然可以对中国工业资本家给子减税的待遇，使他们在与外国企业竞争中有相等的利益。但是，由于蒋介石的经费需要高于一切，所以也就没有这样做。出于相似的考虑，保护关税的有效办法也就被排除了。在南京政府收回了大部分关税自主权之后，除了一个很短的时期是例外，它都用来增大海关税收，而不是去限制外国人的贸易。所以在上海资本家看来，南京政府对本国工商业的前途是漠不关心的。

与政府发生矛盾的第三个方面是，资本家们希望在南京政府中政治上有点发言权。上海资本家们在1927年以前的年代里，政治上就已经活跃了，而且他们希望在国民党统治下仍能如此。他们大声疾呼在党内要直接有自已的代表，并且要求政府正式承认私人资本的合法性。类似商会、银行、公会等上海资本家的组织，采取通电、请愿甚至以拒绝交税来威胁，想影响政府的政策。

蒋介石压制了这些政治热望。出于政治权力的成见，他不允许任何阶级或社会团体发展成为独立的力量。资本家们在供给南京政府经费方面的作用是巨大的，所以在蒋看来，他们就显得更为危险。结果，蒋介石很快就把资本家制服在政府支配之下。商业团体有的被改组，或者被解散，有时甚至采用粗暴手段把它们直接变成对国民党负责。这个政府还把联共时期采用过的反对资本家的理论保留下来，虽然南京政府并未趋向社会主义制度，但这个反对资本家的空论，是蒋介石把资本家在党内和政府内的合法权利剥夺殆尽的有用工具。

如何驾驭住这些资本家，是国民党面临着的一个主要困难；他们很多银行、商业和工厂设立在上海租界内，这是南京政府的代理人无法触及的。蒋介石解决这个困难的办法是，与上海有势力的流氓犯罪组织结成联盟。蒋的这些同伙采用各种办法，包括绑架和高压等手段来控制资本家。蒋要搜刮上海的钱财，采取这种手段也许是必要的，但是它所产生的副作用是很坏的。与流氓组织发生关系造成了一种恶劣风气，犯罪分子因为其效劳而索取报酬；他们的头目们攫取了经济权力，并助长了上海地方本来盛行的投机贿赂的腐败风气。

总之，关于国民党南京时期，那种所谓上海资本家与政府结成了紧密联盟的论断应当摒弃。尽管他们两者在反对社会革命方面是相同的，然而，南京政府与资本家之间是一种紧张的怨恨关系。政府无止境的财政需要，对外国经济势力公开的优惠，并决心要把资本家在政治上搞得虚弱无力，以及它不惜雇用流氓分子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上海资本家对国民党政权的政策不会有什么影响的。相反，南京政府与资本家间的关系，正好说明了不仅是上海资本家，而且任何一个城市社会阶级都不可能成为国民党政权的可靠的政治基础。南京政府的权力主要靠它的军事力量。国民党政府是这样一个独裁政权，它追求的只是独断与专制，而不是拥抱城市社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