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六四”，我们不理睬它！

（三）1989年革命

       任何一个压迫社会，要把它的压迫强加到绝大多数人头上，都不能不经过多次重大的斗争，都必须付出流血的代价。资本主义   也   不例外。

       中国的劳动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历史性的失败，因而当时也就不再有用革命社会主义方式来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历史可能性。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资本主义“改革”可以一帆风顺地进行下去了。恰恰相反，中国的劳动人民决不会不经过严重的战斗就放弃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争得的广泛的社会经济权利、就听任统治阶级把一个“正常”的压迫制度强加在他们头上。随着资本主义“改革”的发展，在整个八十年代，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特别是统治阶级和城市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增长，越来越激化了。

       这个矛盾因为即将来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进一步尖锐化了。根据官方统计，1988年职工货币平均工资比上年增长19.7％，而全国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上升了20.7％。（<中国经济年鉴>1988年卷）就是说，即使根据官方统计，职工实际平均工资也下降了。这是在“改革”时期，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第一次绝对下降。中国已经到了革命的边缘。

     一个成功的革命，必须有一个科学的和成熟的革命理论，和一套清晰明确的、前后一贯的革命纲领。这个理论和这套纲领，必须能够反映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必须能够充分地动员绝大多数人民参加革命斗争。而1989年革命恰恰没有这样一个理论和这样一套纲领。

       1989年，在意识形态领域几乎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所以，自由派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为什么在1989年没有出现一支由革命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领导的左翼民主力量呢？

       1979年，北京发生了“西单民主墙”运动。当时，几乎所有的持不同政见者都不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不在于社会主义，而在于没有民主，在于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次运动最后被镇压下去了。1982年，理论界发生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论战。一些知识分子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影射和批判现实的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异化社会。官方宣布这种观点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实际上就是宣布这种观点非法。

       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竟然宣布马克思主义观点非法，似乎不可思议，却又是很合乎逻辑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要求统治阶级树立新的意识形态、新的辩护理论。这种辩护理论不应该帮助人民看清压迫社会的本来面目，更不许煽动人民造反，它必须能证明压迫有理、剥削有功。只有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才有这样一整套现成的辩护学说。所以，统治阶级起初是默许，后来是鼓励，再后来就积极参与用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篡改、伪造马克思主义，或者干脆取而代之。

       统治阶级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观点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另一方面在官方理论中却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当然，统治阶级并不想“全盘西化”，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有选择的，根据的是“中国国情”。经济学在“自由化”方面迈得步子最大，因为这个领域直接关系到生产关系，却并不直接威胁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政治学、法学相形之下就比较“保守”。这两个领域进展慢一些，并不妨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而进展得太快，倒是有引进西方民主思想、危害一党专政的危险。但是，原地踏步是绝对不行的，也没有必要。如果说，在经济学领域不存在“阶级”概念了，在政治学、法学上又哪里来的“阶级专政”呢？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也发现，资产阶级理论既然能证明“剥削有理”，未尝不能用来证明“独裁有理”，新权威主义即是一例。在统治阶级的纵容、怂恿下，中国形成了一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即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是官方学者，有不少人还在统治阶级的咨询机构中充任要职，扮演所谓“智囊”的角色。

       另一方面，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左翼民主力量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先后被镇压。要重新组织革命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队伍，就要发展新的革命理论，要反思以往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又要迎接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新的挑战。新的革命力量还需要新的革命战略和战术。要完成这些工作，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当1989年革命来临时，新的革命社会主义力量还没有能够形成。

       自由派知识分子吹嘘说，1989年革命是他们的“十年思想启蒙”的结果。所谓“十年思想启蒙”，就是把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五花八门的货色成批地贩卖到中国来。事实上，他们的所谓思想启蒙运动，其影响从来没有越出大学校墙之外。确有一大批大学生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追随自由派知识分子。在1989年以前，在各主要大学曾多次爆发学潮。但是，1989年以前的历次学潮都没有得到工人阶级的响应。而1989年的运动却超越了狭隘的学生运动而上升为有广大劳动人民参加的人民革命。这个事实，当然不能用什么思想启蒙运动来解释，而必须用客观上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来解释。

       1989年4月，学潮爆发了。在整个八十年代，大学生都是一个激进的社会集团。资本主义发展到这个时候为止还没有给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技术管理人员等）带来多少物质利益，也没有为中产阶级的成员增加多少上升为统治阶级成员的机会。大学生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那些在社会竞争中失败的大学生，与上流社会无缘，又不甘心回到劳动人民中去，感到前途暗淡无光，强烈地渴望发泄对社会的不满。这些人是学潮的基本主体。

     学潮得到了城市各界人民群众的拥护，但是，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始终没有发展为普遍的群众性革命运动。学潮起起伏伏。直到5月17日，北京市百万群众示威声援绝食学生，才掀起了革命的高潮，超越了学生运动，发展  为  包括工人、市民、学生等各界群众的人民革命。〔4〕工人阶级参加了革命，但仅仅是自发地和本能地参加了革命。在既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也没有工人阶级自己的政治领导力量的情况下，工人阶级还不能够成为一个有组织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因而也就不能够追求自己的独立的政治利益。

       与前苏联和东欧不同，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口不是城市工人阶级，而是农民。农民就其潜在可能性来说，必然成为一个革命的阶级。但是，在1989年，在那个具体的历史时刻，它偏偏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

     1979年，邓小平统治集团刚刚上台，为了巩固自己的社会基础，一方面推行农业改革，一方面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1979－1984年，农产品收购平均提价24.8％，包括18类180个品种。（詹宏松，119）实际上，这就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惯用的所谓“轻徭薄赋”的让步政策。由于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加上农业产量增加，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城乡消费水平之比由1978年的2.9:1降到1985年的2.2:1。（李强，113）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发展条件下，在长期，城乡差距是趋于扩大而不是趋于缩小的。事实上，在1985年以后，城乡消费差距就开始重新扩大了，但是直到1989年仍然没有恢复到1978年的水平。这说明，在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在农村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因此，在1989年革命的关键时刻，农民被中立化了，不能发挥一支革命力量的作用。

       没有农民的支持，城市工人阶级就成了革命可以依靠的唯一一支力量。革命要成功，就必须充分地和彻底地把城市工人阶级动员起来。当时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出现了少数工人组织的“工自联”。但是，这些“工自联”在工人中没有多少群众基础，而且很快被自由派知识分子控制，甚至成为他们争权夺利的筹码，因而并不能真正地代表工人和把工人发动起来。

       但是，在工人阶级中的确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

       国有企业的“改革”，不仅没有消除压迫制度，反而是用更严厉的压迫手段来加强压迫制度，是要剥夺工人阶级在革命中争得的广泛的社会经济权利。所以，“改革”不仅解决不了旧的矛盾，而且，还会激化旧的矛盾，并不断产生新的矛盾。1986年，全国总工会在一次对45万工人的调查中发现，有38.56％的工人认为“改革以来工人和干部的关系”比以前坏，31.58％认为没有变化，只有26.37％认为比以前好。在这次调查中，有的工人说：“毛泽东时代的干部实行终身制，干部还能以身作则、大公无私、严于律己、为民办事，现在实行干部聘任制，结果干部上台就急于捞。”还有的工人说：“干活挣的钱，都让当官的拿去了。现在官是官，民是民，搞不到一起了。”（李强，161，165，167）这说明，“改革”以来，统治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关系已经恶化了，在工人阶级中蓄积着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巨大的不满。要把这种不满转化成巨大的革命能量是完全可能的。这就必须形成一套完整的、明确的革命纲领，把工人阶级的愿望有力地表达出来，从而在最广大的工人群众中引起共鸣。

       但是，这样做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立场是根本不相容的。在这个问题上，自由派知识分子实际上与统治阶级站在一个立场上。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直接参与了统治阶级策划“改革”的过程，可以说，自由派知识分子为整个“经济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自由派知识分子既不会主张“改革”不得侵犯工人阶级的利益，更不会主张否定“改革”，相反，他们最主张把“改革”进行到底。

       1989年，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人已经接受了“私有化”的主张。当时在《世界经济导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大量讨论经济改革的文章。总的结论是：国有制也好，公有制也好，全都不可救药，只有实行私有化。分歧仅仅在于私有化的步骤和方法。有的主张通过股份制逐步实现私有化，有的主张“一跳过河实现民营化”。这种主张即使不马上引起工人阶级的怀疑和警惕，也决不可能得到工人阶级的积极响应。

       自由派知识分子没有能力把工人阶级发动起来，可以说他们甚至害怕这么做。自由派知识分子实际上一直不想推翻政府。从革命发生前一些著名反对派人士的言论来看，他们欣赏“台湾模式”，即利用学生运动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开放言论、出版自由，下一步再开放“党禁”，最后逐步过渡到多党自由选举。他们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又不敢发动工人阶级，所以他们全力依靠统治阶级的“改革派”。在他们看来，只要“改革派”战胜“保守派”，独揽大权，革命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所谓“改革派”和“保守派”，并没有进步和落后之分，不过是统治阶级中争权夺利的两个集团罢了。实际上，“改革派”很可能与官僚资产阶级中带有寄生性、买办性的那一部分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他们通过盗窃国库而发财致富，是资本主义“改革”的最大受益者。由于这个原因，“改革派”更坚决地主张推行“改革”，并且在一定条件下，愿意与自由派知识分子达成某种妥协，以共同对付工人阶级。

       “改革派”的力量本来比“保守派”强大。但是“改革派”自身在如何对付革命这个问题上又发生分歧。赵紫阳集团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面前被吓倒，准备与自由派知识分子达成妥协。而“改革派”的领袖邓小平却更清醒地看到，革命有让统治阶级彻底覆灭的危险。特别是人民群众已经明确提出“打倒官倒”的口号，直接威胁到了统治阶级“改革派”的根本利益。邓小平很清楚，镇压革命决不会导致统治阶级与中产阶级和自由派知识分子联盟的破裂。在教训了中产阶级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后，他们只会更紧密地依附于统治阶级。事实证明，邓小平是正确的。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以后，自由派知识分子立刻出版《历史的潮流》、《防“左”备忘录》、《中国“左”祸》等书，摇旗呐喊，擂鼓助威，积极响应。

       当革命到了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正是统治阶级中的“改革派”把自由派知识分子出卖了。赵紫阳集团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就交出了权力。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双方都再无退路可言，只有你死我活、一决雌雄。但是，到了这种最后关头，自由派知识分子仍然对改革派抱有幻想。他们始终坚持所谓“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这就是说，不许人民群众造反，只能对政府“施加压力”，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改革派”身上。五·二零戒严以后，反对派把主要口号调整为“打倒李鹏”，始终不曾攻击邓小平。在那样的革命与反革命决战的时刻，他们不去组织革命力量，不准备殊死的决战，反而热衷于发动人大常委签名，要求召开什么人大紧急会议，简直形同儿戏！〔5〕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懦弱和愚蠢在这次革命中暴露无疑。

     1989年革命的失败证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压迫性的社会制度，就其本性而言，是与民主不相容的。只有用暴力的手段，经过残酷的、流血的斗争，才能把资本主义压迫秩序强加在劳动人民头上，才能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