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分：2012年三月研判：革命形势迫近与未来两年爆发点预计 1-1 条件之一：统治阶级已不能照旧不变地维持统治； 政治危机公开化、将持续严重化，但尚未给群众行动造成突破口 前不久王立军跑进成都美领馆事件（2012年2月6日），二月份国内互联网破天荒的半不封锁状态，以及3月14日总理温家宝公开地严厉批评重庆市委、次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副市长王立军双双被宣布免职，——这一系列事件被普遍认为是1989年以来最剧烈而公开化的党国高层分裂，它们也使境外政治舆论长期追踪的“江系与胡温之权斗”，这一神秘莫测的宫廷斗争破天荒地浮出水面，纷乱地呈现在越来越多首次翻墙上外网的普通民众面前[7]。 不过对无产阶级来说，比上层内斗更有实际意义的问题是统治阶级统治方式的再次转变：经过2012年二三月的大折腾，重庆模式这一统治阶级改良产物遭到了来自本阶级另一派的一次重创（虽然我们不能认为它已经破产了）。追溯统治阶级的统治方式转变，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是2008-09年开始逐渐兴起了被称为“重庆模式”的一系列做法：地票改革、唱红打黑、政策倾向民生、大力扶持中小企业等，重庆的资本统治阶级在2008年秋天全市出租车罢运中看到了威胁、却也邪门地看到了启示——于是薄熙来这一中国官僚资产阶级中最具放手投机决心的政客型官僚，以他曾经重挫辽宁工人抗争的狠劲，用黑社会套路打击黑社会并重新洗牌，即“黑吃黑”（进一步分析见[8]）。到2011年4月下旬，海外的政治观察家确认中央统治阶级已肯定了重庆模式[9]。全国范围内的统治阶级这一肯定，实际上已成为它已不能照旧不变地维持统治的首次信号。 2011年12月，广东官僚资产阶级对乌坎抗争的态度由根本否定（指其被外来势力操控，并于12月9日开始秘捕迫害村民领袖），转向有条件地妥协（12月21日）。目前已没人会否认广东当局这一妥协有中央支持的后台背景。因此，这是全国范围统治阶级已不能照旧统治的更强烈的第二次信号。广东资产阶级官僚由此获得较大的众望，也令举世关注“广东重庆之争”。应追问：这一斗争的阶级本质是什么？ 除了无原则的上层内斗与个人恩怨，从统治阶级的统治方式来看，“重庆模式”意在堵，而“广东模式”意在疏。“重庆模式”依靠强化国家机器和对舆论的钳制打压，试图堵塞、消解阶级斗争；而“广东模式”通过对媒体的有限宽松，及对NGO等组织一定程度的默许，试图疏导、驾驭阶级斗争。但从统治方式看，两者并无本质不同：不管部分左翼分子如何天真幻想，在广东仍然有大量罢工被暴力打压或被恐吓[10]，不管另些自由派分子如何吹捧汪洋，在乌坎抗争中也有残酷迫害村民领袖薛锦波的命案以及秋后算帐。主流泛左翼（张宏良、孔庆东、范景刚、张勤德、司马南为代表的一大批假冒伪劣左派）认为广东模式宽容资本家、严酷剥削工农，然而以吸引外国资本的增速全国前列而沾沾自喜、以国企让利给中小资本家的重庆官僚资产阶级又是什么好鸟？至今仍在残酷强拆工农住房、以地票交易为幌子让大官僚资本疯狂私吞土地的重庆官僚资产阶级，根本不是劳动群众的福星[11]。两者都试图向中央官僚资产阶级证明它们能获得广大工农的支持、同情，其实都在讨好特定的政治化小资白领阶层[12]。 2012年3月15日薄熙来被宣布下台之前，不仅包括2012年2月上旬“王立军跑馆事件”、而且此事件前后，都表明统治阶级方面“已不能照旧不变地维持统治”的信号第三次昭现。而这次十分吊诡：早在王立军事件以前，当时还在位的重庆薄熙来与广东汪洋就开始了诡异的角色互换。薄熙来1月就推出“民主法治十五条”，汪洋2月9日突然宣布打黑（即所谓“三打两建”）、不久又让高干的“红二代”们到广东唱红歌。海外自由派舆论认为，这种诡异的互换角色是“中共为维护表面的平静”，“说明哪一派目前都不是处于绝对优势，才会出现这种左右摇摆的情况”[13]。我认可这些分析，还认为：汪薄互换角色意在削减两种势力各自的“品牌影响”，迷惑两边各自的支持者阵营，示意更大的党国中央力量操控着整场游戏。如此一来，党国中央为核心的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就要付出牺牲一批支持者的代价（重庆政府和广东政府两边的部分支持者会因上层无原则的公开戏耍而幻灭）。在统治根基已经越来越薄弱的情况下，决意付出这种代价来维稳，这是统治阶级立场者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也是不能照旧维持统治的确定信号。 3月14-15日事变（温相批渝、薄王免职）已是第四次上层变局，标志着政治危机公开化。接下来可以看到的是，海外自由派等反对派及中央还会不断有所爆料，更加配合着继续上演玩弄小众眼球的宫廷内斗狗血剧，分裂的口子会越开越大，这意味着王立军事件所引发的政治裂变将会持续严重化。 但就列宁分析的“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这种情况却明显还没有到来。那么要在什么情况下才会造成突破口呢？我认为，首先是统治阶级的危机直接把某个关系群众利益的重大问题具体化，并提上议事日程。同时，统治阶级的政治危机要直接与现实运动中的集团发生联系，并公开诉诸体制之外（例如街头）来解决。这一点可以参考文革和1989年六四的例子：在1966年文革中，8月上旬通过“十六条”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标志着高层公开分裂，从而诱使群众运动爆发；而1989年春夏之前，国内一些地方已有多次学潮，直到1989年4月26-28日党中央喉舌人民日报社论短短三天之内在学运压力下的严重摇摆（反映了高层公开分裂）才使小规模学潮演变为大规模群众运动，乃至后来出现革命形势、迅速濒临革命关头[14]。目前显然还没有出现突破口意义的统治层政治危机，但无疑我们必须更紧迫予以关注。 1-2 条件之二：广大被压迫民众（首先是工人阶级）贫困持续加剧 低工资是中国工人阶级长期以来的最大困境，也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没有什么权威部门数字能比得上全国各地罢工工人怒吼出的诉求更能表白工人的心声了，以下是我两个月前对“2011年10月以来罢工潮”的部分评论： “（2011年）罢工的最普遍原因就是低工资，虽然看起来许多诉求五花八门：争取年终奖、争取加班费（或反对调休）、争取各种福利待遇以及最直接的争取加底薪等，但这些诉求的本质都是工资低所导致。 “稍微认真仔细看每一场罢工简介就很容易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2011年罢工潮里，不论重庆百事可乐员工，还是上海新华医院护工，不论深圳日资海量工人，还是中石化河南油田的一线工人，不论广东佛山生产自动控制器的工人，还是浙江温岭的清洁工、成都川化工人、江苏徐州车桥厂工人，这些工人的工资竟然都在趋同——趋向同样的贫穷，即实际到手（即扣除社保公积金等之后的实发工资）都在1000-1500元这个区间，很多就只有1200元左右/月。而实际上这些工人所在地区的日常生活物价情况也在趋同，也就是资本剥削所需要的劳动力再生产条件在趋同。这一特点本身有助于加强资本主义在地区、城市之间的一体化，却也加强着各地工人阶级更加强烈的共鸣和同呼吸共命运。 “不过在深圳、广州、上海、北京等最低工资达到1200-1300多这样的城市，2011年工人的工资也有许多达到1500-2500的，但这并不表明这些工人的状况就要好很多——因为这样的收入是靠加班换来的（而且往往是你不愿意也得强制你加班、但有时累死累活加班却还每个月都被调休数个甚至十几二十多个周末加班），所以这其中也存在着很多麻烦的怨气。但是目前罢工似乎首先是那些1000-1500/月的工人，而不是1500-2000多的工人，这也许也正是目前罢工仍比较初步的表现吧。”[15] 另一个很有意义的情况来自近几个月对深圳富士康工人的直接交流观察。这个例子恐怕很有代表性，因为富士康就在前不久（2012年2月）宣布了所谓“不到两年之内第三次大幅加薪”，底薪由1550/月上调至1800/月，比今年初最新上调的深圳最低工资（1500元）还要高出三百块钱。但与此同时，富士康开始宣布管控加班、到5月份要管控到劳动法规定的36小时/月，各事业群开始逐步降低加班时数。然而，有不少事业群和车间产线早在二三月就开始大幅度减少加班，据笔者了解，有的车间整个车间一两千号工人在三月份都只有几个加班小时。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工人的实际工资=1800底薪+几十块或一百块左右加班费-120块社保-70块公积金-110块住房水电=一千五、六左右，如果再扣除三百多块基本伙食，薪资单上的“实发工资”一栏将只有一千二百多！然而，附近出租房及其水电的价格都“闻风而涨”，深圳龙华富士康北门及东门外附近的出租房都普遍涨到430/月以上，龙华厂区西边的出租房价格由远到近都涨了50到100之多，如果加上水电开支，一个富士康附近的单间每月至少要产生房租及水电费合计550（往往是两个工人分摊合挤一个小单间，比蚁族还蚁族）。这样看来某些富士康车间竟然一个月只有几个加班小时、甚至有的工人一连放三四天假的情况，仿佛是老板们的一种苦肉计。有多位富士康工人告诉笔者，去年（2011年）春夏有好几个月甚至大批工人领到的工资才八九百，就是因为几乎没有加班所致（当时的底是1550/月）。许多富士康工人担心（或自己私下断定）这种情况会再次发生，就在本文截稿时的近一周里，节后首轮辞工潮已开始悄然升温[16]。据媒体报道今年以来，在浙江宁波、山西（郭台铭老家）的富士康厂区和江苏昆山旗下工厂，均已发生工人罢工事件，都与薪资问题有关[17]。 所谓“两年之内第三次大幅加薪”的富士康尚且如此（该企业好歹是遵守劳动法且食宿勉强过得去，这一点已经比大多数血汗工厂好了，这就是中国工人的严酷现实），其他工厂还用再多说？我在1月份的前述罢工潮分析里也证实了这种情况：“即实际到手（即扣除社保公积金等之后的实发工资）都在1000-1500元这个区间，很多就只有1200元左右/月”。二三月间最新的一些大规模罢工和工人集体行动，进一步证明了收入过低是工人抗议的首要原因：例如：2月8日起苏州一港资电子厂上千工人罢工抗议减薪[18]；2月14日起陕西汉中钢铁五千人大罢工抗议工资低下和生活严重困难（月入1500元供一家三口！），随后2月23、24日汉中钢铁所属的略阳杨家坝五、六百名铁矿工人连续两天大罢工（工作条件最艰苦也最危险的一线工人工资2300元，二线工人基本工资800-1300元，该矿还是陕西全省最大的冶金地下矿山）[19]；全球最大的梭织染整企业港资溢达位于佛山高明的纺织厂裁床部员工集体罢工（2月29日）抗议减薪和更严酷的制度[20]；深圳松岗一模具厂3月17日罢工堵路抗议工资过低[21]；广州一家鞋厂上千工人3月20日罢工抗议工资过低[22]。令人注意的是，就连乌有之乡伪左爱国团伙、杜建国之流等假冒伪劣左派所辩护的大型央企也发生举世瞩目的大规模工潮：2月20日开始连续一周葛洲坝集团（湖北宜昌）上万退休工人游行示威，抗议过低的退休工资（每月仅1000多元，有的才八百，参见[23]）。这不是个例，2月14日起，同样是国家单位的四川地矿局数百退休人员也集会抗议过低收入（退休干部每月仅1100元，有的也800元左右）[24]，更不用说去年年底至今年1月初成都两家大型国企分别爆发数千和上万人规模的大罢工和堵路运动[25]，这些都揭示了假冒伪劣左派所极力辩护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在压榨工人方面决不输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止是工人，其他被压迫阶级群体也面临待遇恶化：在2月17日（对越开战33周年纪念日），广东全省各地区一千多退伍军人齐聚广州烈士陵园进行大规模集会请愿行动，要求提高待遇，被媒体认为是建国以来罕见的[26]。 工资劳动阶级首当其冲的整个被压迫阶级之贫困化正在加剧——如果单看这一条件的话，已经符合列宁所说的革命形势的条件。如果接下来我们再分析当前国内外资本主义经济形势的话，将会发现劳动阶级的生活恶化情况不是一时、偶然的，而有着深刻原因，而且今后还将更加严峻。 1-3 2012年以来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化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更大重演 实际上，上一节所谈论的工人阶级收入减少和恶化，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深的结果——目前的危机并不是通常意义的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早在2011年年中时就有资产阶级学界中人不得不低头承认，这次经济危机或已超过近一个世纪前资本主义史上最深重的1929年大萧条，那次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政治结果是导致了三个法西斯政权的崛起与导致数千万人口灰飞烟灭的世界大战，当然大萧条也激发了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席卷欧洲、40年代中后期席卷欧亚大陆的两轮大规模的国际工农革命高潮。 2011年11月初的形势分析中，笔者已经对2011年以来新一轮经济危机原因（即对2008经济危机补救失败之后果的初显）做过初步分析，同时指出：危机现象“才刚刚开始，其来势将是对08危机在新的高度上的更大重演”。目前最新情况证实了上述预计：首先是今年前两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5.2%[27]，这幅度似乎不大，但其中有一个尤其值得注意的情况：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利润降幅是最大的，达到40.8%；而电气产品也出现了3.4%的降幅。在以中国为核心的跨国界生产贸易网络里，信息与通讯技术（ICT）产品是最重要的一类商品，它与电气产品一道能够占到东亚地区出口总额的近3/4，仅中国一国的ICT产品出口份额就能占到世界ICT产品出口总量的24%[28]。今年前两个月，中国外贸出口方面的持续严峻形势，佐证了工业生产的颓势：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外贸出口增速仍放缓，且出口增速慢过进口增速，出现了42.5亿美元逆差；单看2月份进出口统计，出口增速更慢过进口增速一倍以上[29]。窥一斑见全豹，如果看广东省（对出口动力的依赖也反映着中国资本主义的特点）就更能清楚了解危机深化态势：今年前两月广东出口仅增长0.7%，接近零增长，投资与内需消费以及工业增加值、财政收入均大幅放缓，被认为是广东宏观经济四年来最严峻下行[30]。另外一个很有实际意义的数据是“土地财政”削弱和房地产收入减少，因为房地产实际上成为了2002年以来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特别重要的一个引擎，其意义可与出口动力等量齐观。以北京为例，今年前两个月土地出让金收入仅有去年同期的48.5%，比去年同期减少了68亿元左右，相当于减少了地方财政收入的1/10左右。去年率先对房产试行“微调”的佛山，今年前两月财政下滑7.24%，成为广东省公共财政收入下滑幅度最大的城市。佛山市市委书记李贻伟称：“房地产、出口这一块市场不太好，经济增长难度比想象中的高。”[31]这是不是证明了“广东模式”的独特困境呢？然而重庆地方财政收入今年前两个月也出现了9.5%的降幅，这一降幅超过广州（3.8%），减少的绝对数额也超过广州（因为重庆财政收入是广州的四倍）[31]。另外“北京前两月财政收入也出现罕见的下滑”[31]。不过，广东的经济颓势的确首当其冲地反映了全国经济危机的开始，而广东最前沿几个城市（如深圳、东莞）多项重要经济指标的大幅度负增长[32]，连严肃的财经评论也不情愿地承认全面经济危机在即[33]，虽然经济危机实际上已经显现了。 中国经济特别是出口的大幅度颓势，反映了全球资本主义进一步陷入寒冬。除了2012年以来欧洲的继续衰退已确定[34]，虽然“美国经济明显开始复苏”被各国资产阶级媒体反复转载，但美国资产阶级的首脑们却认为美国经济增长缓慢，还面临着长期失业问题和政府财政赤字不断膨胀问题[35]。美联储主席认为，8.3%的失业率（已是一个严重的数字）却仍“不能充分反映就业市场的疲软”，有分析指出长期失业人数实际上是增加了，有1500万美国人完全退出了就业市场[36]。前不久（3月21日）英《金融时报》更刊登著名的诺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文章，批评了复苏之说，他援引最新的美国就业报告指出，适龄就业的美国成年人比例仅上升了0.1个百分点，仅达到58.6%，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低迷以来未曾见过的水平[37]。就目前情况看，可以说国内外资本主义经济都在加深危机。当然，经济走向及后续情况还值得马克思主义者关注、更深入分析。 从根本上说，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仍然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这一点我在去年2011年的政治经济形势分析中已有所分析，所谓的“产能过剩”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论述的“生产相对过剩”并无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生产相对过剩”本来就不只是产品积压、卖不出去，也包含着生产能力的相对过剩，产品过剩与生产能力过剩是相伴而行的。尽管有学者在学术意义上驳斥郎咸平去年10月的沈阳演讲，但郎演讲中列举一大批重要部门都面临产能过剩的严峻挑战，却不是学术观点，而是无人能否认的客观事实。2012年以来，主流媒体至少已承认以下重要产品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甚至产能过剩还将进一步增大：水泥，煤炭，钢铁，有色金属，合成橡胶，多晶硅，黄铜带，LED等[38]。外销和内需都很不振。 就内需来说，为本土资产阶级服务的中国经济学舆论却在强调“中国经济已转向靠内需拉动为主”，但实际上呢？上述产能过剩却都是在全球市场销路萎缩的情况下发生的，而近几个月中国经济的颓势除了房地产泡沫被刺破这一影响，就是因为出口动力的削减。中国民族主义经济学的新吹鼓手更大言不惭地认为，近几年中国老板给工人大幅度加薪，足以证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请看资本民族主义学界的新人、前左翼（托派）分子杜建国这样说道： “2010年富士康十三跳事件发生后，《时代周报》的主笔（现为《南方周末》评论员）急忙撰文为资方辩护，宣称国退民进导致企业利润微薄，没法给工人涨工资。某些‘左派’则套用‘中心盘剥外围’论，声称十三跳事件证明当前中国企业只能沦为最低端的血汗工厂，因此工人想改善待遇也不现实。不过郭台铭最后倒没给这些有意或无意的辩护士们面子，他指出中国工人的技能是很出色的，物超所值，自己的企业在全球也是具备技术竞争优势的，因此给工人涨工资没问题。（芮成钢对话郭台铭：对富士康事件，我很自责） 仅凭郭台铭这一番话，就足以驳倒‘左派’和‘自由派’的全部理论。”[39] 我要说，杜建国也许很了解中国资产阶级，但他却根本不了解中国工人阶级，——如果读者看过我上一节对工人阶级现状的分析和叙述，就能明白杜建国的无知在哪里。（而且我要说，这种为大资本家的辩解，不仅无知，而且无耻至极。）民族主义的经济学分析对于工人工资上涨的论述都站不住脚——所有民族主义和大部分自由主义经济学界都在说工人工资近几年涨得太厉害了，这些如果不全是谎言也大部分是谎言，我没有理论可跟这帮无良知识分子反驳，我这里只说事实，广大工人群众现在就生活于其中的贫困化事实。而且民族主义经济学界几乎不考虑（或干脆继续以鸵鸟战术否认？）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因为对这个问题的揭示，将直接证伪“内需为主推动论”——既然产能都严重过剩了，经济还怎么靠内需拉动？ 实际上，产能过剩严格来说是生产的相对过剩，它不只是中国问题，更是很大影响着中国经济的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内在深层问题。工先网上发表的《小议2011郎咸平演讲：从消费的两极分化看“产能过剩”的实质》和《从世界到中国的生产相对过剩（2011年11月）》[40]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读书笔记来参考。通俗地说，资本家为了盈利而压低劳动者收入，时间一长就必将导致劳动大众整体购买力相对不断扩张的生产而下降，结果生产了很多人民却消费不了。于是资本家只好把“过剩”的资源转向投入生产和炒作奢侈品、炒作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就在近几天，又传闻“猪肉价格下跌也是产能过剩所致”[41]把这种荒谬推到了极点，连生活必需品都“产能过剩”了，劳动人民却越来越穷，别说买不起房、就是蜗居的房租都让沿海地区广大工薪族头痛。 生产与消费的根本矛盾是否可以得到克服呢？或者资产阶级是否有能力克服呢？一位为重庆模式站台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他所谓专业经济学家的分析后认为，“要解决所谓内需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资产阶级自己要拿出真金白银”，据他计算要把7.5万亿元人民币的财富转移给无产阶级（李民骐：《关于当前形势的几点估计》（2012-3-26）[42]）。虽然这位“马克思主义者”貌似很有原则性地通过分析否定了目前中国进行资产阶级改良的可能性，但他同时把薄熙来及其“红二代”高干群体认定为与资产阶级右派不同的集团，这就留下了在将来条件适当时把薄及其红二代群体进一步吹捧为“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话语空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就可以实行他那“7.5万亿转移给无产阶级”的改良方案了。李民骐只是说“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做到这个改良嘛！但如果“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来实行呢？说不定就可以实现改良了！ 这位“马克思主义者”的要害是，他做了一个假设：对于生产与消费之矛盾，可以通过把资本利润匀一部分给“消费”，从而实现生产与消费天平的平衡，恢复内需的动力，从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改良。虽然李民骐否决了这个假设的模型，但他只是否决掉“资产阶级无能力实行此种改良”这个条件，并未否定这个模型本身可以成立。然而这位“马克思主义”的“专业经济学家”的这一理论模型是错的。 错的理由很简单：资本主义框架内，无论采取怎样的措施来解决矛盾和发展经济，都必须维持资本的利润率；李民骐在假设资产阶级让出几万亿元财富时，完全不考虑该如何维持资本的利润率。实际上，不管是让资本家发钱给劳动者，还是让国家通过其他方式大大优惠民众，如果与此同时不提高产品价格的话，都必定会降低资本的利润率。如果不是完全成正比的降低利润率，也是大致成正比地降低。别说让资产阶级让几万亿，也别说让一万亿，就是让工人月薪多涨100块钱，你也要给出如何不降低利润率的理由。利润率的降低，利润的减少，的确不会饿死老板（这不像工资减少会让工人无法基本生活），但是却可能让资本家从市场中出局乃至破产；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来说，就意味着令这个体系崩溃，或者干脆说这等于“劝资本主义自杀”。所以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假设。 这就是为什么早在一百年前，就有资本家在周期性危机时期宁可把牛奶倒入下水沟、让麦子粮食烂在地里、一把火烧掉商品，也不肯把这些利益返还给人民的原因。这不是因为资本家“人性罪恶”，也不是因为资本家的思想品德教育不如假冒伪劣左派们热爱的薄熙来那么好，而是因为他们要让市场重新平衡——恢复他们能够接受的利润率。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道理。李民骐居然不懂？是不是被假冒伪劣左派损害智力了？（此批评并非空穴来风，参见[43]。） 李民骐这位毛左派正在向右转，他的“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成了装潢他前左派身份的外衣，他不敢指出：中国正在走向帝国主义的道路上。中国资本主义无法解决内需问题，但却不止会去改良、改良更不是其“唯一出路”，而是正在筹备着进一步“走出去”、向海外大搞资本输出，而人民币升值恰恰也有利于资本输出和海外并购，同时，扩军备战既有利于打破现有经济格局努力瓜分扩大市场、更有利于消化内需消化不了的“过剩产能”，笔者对此已有专文进行初步分析[44]。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指出这一点，并且必须更进一步认真分析它，深入运用更多阶级的政治经济分析，反击民族主义和假冒伪劣改良主义。 1-4 条件之三：独立的群众行动与斗争呼应串联趋势增长，但仍不稳定 近年上层统治危机+阶级矛盾尖锐 = 导致政治热心群体惊现跃进式增长 2010年11月我在《中国阶级斗争的新阶段与赤色工运的实践方向》中就分析了2008-2010年工农斗争呈现了“更显著的联动性”“更高的自我组织水平”和“更牢靠的阶级认同”[45]。其中有代表性的是： ①2009年7月吉林通钢工潮的老中青工人联合斗争，与不久后河南林钢工人公开回应、各地进步工人声援，统治阶级曾召集全国大中型国企高干开会研究预防工潮联动。 ②2010年5月本田系列全国联动罢工，当时我没分析到的是，广州南海本田罢工其实是之前2010年春天广州花都区汽车产业一系列惊人成功了的罢工鼓舞下发生的。而本田罢工喊出了改组工会口号，鼓舞和启迪了全国各地的工人抗争。 ③2010年5-8月大连开发区多达七十多家企业陆续或连环罢工，陆陆续续长达三个月，席卷近七万工人，并取得加薪1/3的战果。这是大连开发区第三次罢工潮（参与人数、持续时间远超前两次工潮）[46]。 经过2011年至今，又出现了： ④2011年9-12月的广东汕尾陆丰市乌坎村民抗争运动。涉及1.3万村民，出现了组织性很强的独立组织引领抗争。这一运动在12月21日刚刚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就迅速激发起了附近的汕头市海门镇十万群众反对建设高污染电厂的更激烈抗争。乌坎抗争树立的标杆意义，仍作为一个阶级斗争因素在鼓舞不限于农民抗争在内的全国工农斗争，并推动着统治阶级的政策分化。 ⑤2011年10月以来新一轮全国罢工潮，这又与乌坎抗争交织、互相激荡促进，最显著的例子是2011年底爆发的四川化工股份公司（川化）数千工人大罢工和堵占高速公路、要求加薪，以及2012年1月4-8日攀钢集团成都钢钒公司万人罢工要求加薪，并演变为持续占领马路的有一定组织性的集体行动，攀钢工人直接对媒体宣称“乌坎维权成功已经树立了一个风向标，川化维权也成功了，攀成钢职工还能沉默吗？”[47] 另外有几个值得参考的总体数据：据国内媒体财经网转引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发生了18万起抗议和骚乱等群体事件，较10年前增加了三倍以上[48]。另据CWI中国劳工论坛的一个数字，2009年中国发生了8万起罢工，2010年发生了10万起[49]。官方报道：据2005年的《社会蓝皮书》披露：“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据公安部：“2005年发生‘突发性群体事件’7万多起。”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王二平研究员指出：“2007年‘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经超过8万起。” （均来自官方《社会科学报》[50]） 除此之外，近两年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变化，那就是2008年首次开始民众化的政治热心群体，经过2011年埃及革命远程影响和“茉莉花风波”一定程度的催化之后，再经历2012年二三月这次王立军跑馆-薄熙来下台引发的持续政治裂变，这个群体惊现了跃进式增长。 我无法拿出直接数据来证明这一增长，大概只有公安和国安部门确知此类数字，但是网络舆论的显著变化与个体的生活经验可以佐证这一新变化。2008年的3·14西藏事件及后的奥运圣火多国传递，与地震引起的复杂政治争议（捍卫党国的民粹化浪潮与对政府失职的批评热潮同在），导致产生了一个与互联网等传媒相联系的政治化民众群体。我还记得当时我的一位在京网友、一个公司职员（我从不与他谈政治，他对政治也不感兴趣），在地震纪念活动中被公司老板倡议全体起立、为国家的灾难默哀，他对我说他本来不想起立的，因为他想来想去对这个国家好象没有过什么感情，但那一阵子周围的人似乎都在这种爱国的氛围下，让他感到了不得不站起来一起哀悼。 在此背景下，此后一系列事件使得政治关注在上升：自由派伺机推出08宪章（2008年12月）、民族主义者2009年掀起新一轮出版和舆论浪潮、2010年10月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2011年春在突尼斯革命启发下、自由派抛出的茉莉花革命噱头实际上本来还没有多大影响，但正是当局恐慌而愚蠢的监视、抓捕上千政治活跃人士包括对艾未未的逮捕，比茉莉花集会倡议本身更促进了群众政治化，当时个人估计在当局的促进下至少有五十万网民关注艾未未事件。另外，韩寒虽然已在2012年初网民揭假热潮中被证明是个假货，但是他的关注者和博客点击数、网络反响，却能说明以青少年为重要部分的泛政治化群体的规模。在2011年末，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这所谓“韩三篇”博文每篇都超过了100万次点击[51]，以此估计这个与网络关联的泛政治化群体如果不是超过100万（要扣除重复点击的概率），也至少有七、八十万了。 2012年二三月间的一系列政治裂变最大结果之一，就是使这个政治热心群体显著地激增了。“人民网舆情频道”[52]的两则统计值得玩味： ①3月19日凌晨4:20 我登陆看到：2月10日发布在天涯杂谈的《外交部：正调查王立军进入美驻成都领事馆事件》[53]，仍是过去30天内最热的帖子：点击：2609142 回复：9626（共98页） ②3月29日凌晨1:55 我登陆看到：3月15日发布在天涯杂谈的《薄熙来不再担任重庆市委书记 张德江兼任》[54]，仍是过去30天内最热的帖子：点击：8634778 回复：51961（共556页） 注意看：王立军跑馆帖从2月10日中午发表到2月15日近午夜时锁帖，持续5天多；而薄熙来免职帖在3月15日上午10:09:00发表，当晚21:46:50就关闭了！仅持续11个半小时，点击量竟超过前者三倍多、跟帖量更是前者的五倍多。这充分说明整个二三月间的上层政治裂表及其公开化，带动了更多普通网民开始热心于政治消息（而不只是过去一直存在的小众化的泛政治关注人群）。以此保守估计，较稳定的政治热心群体已有两三百万。而且这一群体多少与互联网有关，因为互联网是政治消息的最快获取途径。 由此而论，一个人数两三百万的较稳定热心政治群体已出现。但是既不应高估也不要低估其意义：须知道，革命或革命形势不能被任何人或群体“煽动”而产生，况且这些人开始关注政治但不等于都已激进化，但鉴于每一个上网者也具有媒体功能，他们的增长在当前使得资产阶级对传媒的控制至少变得趋向不稳定，这一定程度上更有利于群体斗争资讯的迅速传播——但它会优先传播那些与政治有关的群体斗争新闻，这较大程度地给上层政治斗争与把问题导向官民冲突和首要强调政治分权改革的自由派势力造成了优先的便利。这个好处因此带有较大局限性。 最终来看，真正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源泉——阶级斗争最重要的独立组织化和联动性都还明显的不稳定、不连贯，像2009通钢-林钢工潮、2010本田罢工、2011乌坎抗争及其轰动效应，都是证明。目前工先网所搜集和了解到的罢工，虽遍地开花，但实事求是地讲仍处于分散零星的状态，乌坎抗争所激发的群众斗争应该承认到今年2月选举以后暂告一段落，这都说明阶级斗争仍然有待成熟和正在酝酿。不过从近几个月各地的罢工斗争来看，以及结合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化趋势加强的态势来看，群众斗争的成长明显还会继续。接下来我的分析将揭示未来几年将有若干可能爆发革命形势的时点。 1-5 未来两年之内：很可能爆发革命形势。若干可能促发时点的预计 现在我们根据列宁的革命形势三条件论，把上述对中国目前现状的分析综合起来，可以做出如下结论： 工人为首的被压迫阶级之贫困化目前仍在持续加深，已具备革命爆发的条件；阶级斗争正在明显加快成长；而统治阶级政治危机如果使群众行动得以突破，那么将在一定时长的激发之后造成革命形势。在相对的意义和一个较短的时间内看，革命爆发将很可能由统治阶级危机引起；然而从长远看来，即使统治阶级各派重新回到高度统一（虽然目前看来这可能性不大、且越来越小），也无法阻止无论规模还是独立性、组织性、联动性都正在加快发展的工农群众斗争。个人估计，未来两年之内——准确说从现在[2012年3月]起到2014年全年——很可能将有革命形势那样的重大变局，其基本形式是大规模群众奋起，政治专权的突破（即使共党仍执掌主要大权、也会在党内外出现公开的政治派别集团），出现大批群众组织。 这决不是给历史做“算命预测”，而是根据近年来的阶级斗争实际特点及目前的形势研判，综合分析出最基本的一般的特点。马克思主义者过去、现在、未来都拒绝算命先生式地预测革命将于何年何月何日何时爆发，因为这既不可能、愚蠢、不切实际，而且根本没有必要。但是我认为有必要大致地预计未来几年内的大势走向，提醒若干可能促发革命形势的重要时点，将有利于明确我们的讨论和准备。 其一，必须考虑工人集体行动的某种周期化趋向。从过去几年（2008，2009，2010，2011）的经验看，每年春夏（4-7月）与临近春节的11、12月、次年1月，似乎都更倾向发生工人集体行动。对2011年10、11月开始的罢工潮进行分析可知，其诱发动力是具有明显时间性质的年终奖和迁厂补偿方案（迁厂之所以发生在岁末年初，是为在新的一年里开工）。 激起春夏工潮的诱发原因则是：经过春节（每年大约1、2月）后的工厂大量招工和工人进厂之后，到四月初时工人在本年度开始领到两个月的工资（本月领上个月的工资），从而对比发现新一年的实际到手工资还是没有多大增长、甚至很多企业都在后退（这是近几年都发生过的情况、今年必定再次发生而且已经发生了），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就倾向采取集体行动；另外一个原因是，每年春夏是许多工厂的生产旺季，等到旺季发动罢工比较容易让着急的资本家妥协，罢工工人经过长期斗争不难认识到这一点。还有一个不大也不小的诱发因素：盛夏时节的高温补贴（由于很多企业欠几个月的高温补贴，一次追讨到则数量就比较多，甚至相当于发一次“小年终奖”），但这一因素可能通过前几年的众多工人斗争已争取到，现在可能不再重要。另外并非不重要的因素是，春夏时节年轻工人都更乐于户外活动，更有生命活力和精力，众多男女工人在寒冷的春节宁愿睡在床上看手机电子书，而春夏时甚至会在辛苦的夜班乃至加班之后还白天去市区逛街、踏青、集体游玩（顺便说一句，很多年轻工人还真的把罢工看做是一种集体游玩）。 2008年以来最重要的大规模工潮几乎都发生在这两个时段里，工先网上有大量资料可以说明；虽然这两个时段之外也有罢工斗争，看综合对比看来这两个时段更易发生罢工。 其二，必须考虑统治阶级的政治大事时间表，因为其政治危机将给群众行动以直接回应性的突破。首先是2012年3月两会已过，它已包含在（1）2月初王立军事件引发的政治裂变里，合起来成为一个部分决定今后政治走势的重要因素。接着要看（2）从六4（1989年人民罹难日）到七一（建党日）之间的高层内斗动态，这段时期又可能是工人自发斗争的高发期，香港的年度纪念活动（7月1日对香港还意味着纪念2003年50万市民上街反基本法第21条的政治运动）是各党派必定关注炒作的焦点事件。然后是（3）10-11月，牵动近几年政治斗争的中共十八大将举行（可能将在10月中旬开始），与此同时，对中国有重大政治经济影响的美国也将在11月16日全民投票选出总统。 截止2012年3月底，统治阶级方面还出现了几个新的突破口可能：一是（4）今年两会期间汪洋公开声称下半年全省范围推广乌坎经验，如果这真的实行、哪怕在尽可能控制下实行，也难不保会使大量积怨已久的民怨大规模爆发、导致革命形势[31]。二是温相在3月15日再谈政改，隐讳地呼吁人民支持，不过目前看来很难具体化和公开向人民呼吁，因为影帝过去几年在国内外会客厅里已表演过许多次。三是2010年6月[在当时全国罢工潮压力下]开始过几个月在某些地方试行工会改革，包括企业内部民选工会代表，如果这一议题在阶级矛盾越发激烈的今日或不久未来重新启动，很难说它不会是上层内斗的一种结果，也将是一个极有爆炸性的突破口。但这后两个因素目前都没有具体化、没有实质地提上议事日程，所以无以为凭。 无论上述因素都没有导致突破性的变局，或是已导致了某种局势，整体形势都仍有进一步激化的促发点： （5）2012年底至2013年年初，工人集体行动可能有前述周期性的增长。它可能会给刚刚更换的上层斗争以某种动力。 （6）2013年3月（两会）—6月之间：正式的中央政府更迭及全国各省人事更迭，很可能将引起上层权力斗争新高潮，与此同时，工农斗争还会以自身动力在春夏间有更大增长。①如果2012年党国统治阶级居然勉强度过，那么所有的矛盾将很可能在2013年春夏以更猛烈的动力大规模爆发。②如果2012年已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局，引出了某种群众性的运动，那么在2013年春夏有望在数量和质量上有较大的进展。 其三，国际政治因素（国际革命风潮，美国，香港）。2011年突尼斯-埃及革命未竟的民主化与社会改革任务还在推动着青年和工人前进，旷日持久的北非和中东一些国家人民反抗运动至今方兴为艾（如叙利亚），连发达国家里最保守的美国都在2011年晚些时候发生了占领运动等群众抗议风潮，虽然目前看来各国都处于暂时的缓进状态，但早已出发的革命运动目前是在面对“在路上”的各种问题，而不是要解决“如何出发”的问题。从去年2011年起，五到十年的前景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不断加深，改良主义持续乏力，而暴力的作用持续增长——当它的作用到达极限时，更激烈的群众行动仍会不可避免地发生。 2012年美国大选虽然多有作秀成分，但也会一定程度地调动美国资本在华利益集团向中国本土资产阶级施压、争利的政治行动。今年二月全美媒体聚焦批判富士康的公共舆论事件就是一个例证，另外美国资助的海外自由派对中国罢工的消息搜集和报道也更加认真了，尤其得考虑到美国背景的劳工NGO已在中国工业密集区活动十几年。它可能使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获利，但首要获利者无疑会是美国资本在华代理等“买办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虽假冒伪劣左派，但他们警告说右翼上台会使国企（首先是央企）进一步私有化、从而使美国资本通过瓜分及竞争排挤而获利，这是会发生的。如果私有化成功，依先例看往往会使工人利益受损，国企工人受损会使整个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受打击，因此所有的工人都应该反对私有化。但是应该看到美国对中国的争夺利益行动能在多大程度上有利工人阶级呢？ 我认为，美国资本不会抢先在中国统治集团之先而撬动群众行动，而会在中国上层内斗的某一派开始真的呼吁群众行动之后，或群众行动首先打破政局稳定之后，美国资本才会“适时跟进”。美国资本不但不会抢先行动，而且会在“适时”跟进之后，标榜吹嘘自己的同时（会有很多激进的空话大话，后面还会提及分析）、处处看着党国脸色办事。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这几年来不惜血本出大钱购买美债欧债，往美国输送利益，个人认为最大原因（至少是最大原因之一）就是为了换取美国资产阶级对中国官僚资本统治合法性的政治支持。只有无知者才会真心地认为，中国政府大举买美债仅仅是在卖国；而实际上，用巨额硬通货换取美国支持、以束缚住中国最大的泛政治性抗争群体（包括泛自由主义的城乡维权及上访运动、法论功反抗运动和家庭教会势力），才是高瞻远瞩的资产阶级党中央决策。所以实际上美国因素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比较有限，反工人利益的作用却更大；它会在事变之后才跟进，这类似于美国在埃及革命中的后来者介入角色，从这一点来看倒是很有利于运动初期的群众独立萌芽。 （7）美国大选的重要时段：2012年8-12月，共和党决定总统候选人（8月下旬），民主党当然会提名现任总统的该党成员奥巴马继任总统（9月上旬），两党候选人将逐鹿白宫（11月16日全国投票，12月17日选举人团选出总统，2012年1月宣布新总统和就职典礼）。 另外，香港因素将变得空前重要，它甚至可能比美国因素更能促进国内形势的积极变化，这不但因为香港一直是“中国工农斗争的气窗”，在2011年底乌坎抗争中突出地显示其独有魅力，而且因为就在本文定稿前几天（3月25日），香港进行了97回归以来民望最低、被反对得最激烈的一次特首选举，被中共资本专制大力支持的权贵走狗梁振英在几千民众的抗议声中被选为特首。已有许多政党和团体准备着抗议新政府的街头行动。另外国内许多劳工NGO与香港有密切联系，虽然不能指望这些NGO发挥多大作用，但却能很好地辅助国内青年的激进化、把国内与香港的青年群体更多联系起来互相促进。今年64到71，以及今后的敏感时段，将必定有更大抗议行动，香港的进步团体也将更积极参与中国大陆的群众斗争。 1-6 今后革命形势的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 上一节其实已分析了很多有利或不利因素。再总结，扩充来看，有利因素包括： （1）工人运动、城乡反强拆斗争等阶级斗争的激进化； （2）上层内斗激烈化以致打开缺口； （3）2012年美国大选给群众运动带来一定程度的契机； （4）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各省区之间差别有可能进一步拉大，以致在政治上多少类似于1920年代中国军阀割据的局面（如果真的分裂到这种程度，会给反抗运动造成相当的空间，请参考1920年代前期军阀割据与共产党工人运动之间的关系）； （5）两年之内，人数已百万的政治热心群体必将只增不减、只会更热。其中相当一部分同情自由主义的工农群众，将会与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民主的同情者合流。 不利因素却也很多： （1）资产阶级很可能利用局部战争冲突（不一定要很大的战争，哪怕1979年侵越战争的规模即可）宣布战时紧急状态、动员全民团结、违者一律关禁闭并舆论谴责之，以此化解革命形势；甚或通过长期战争状态（不一定要大规模打仗，可以打打停停，只要让国内长期管控民众、不断调动群众性的爱国主义浪潮转移社会不满情绪、军费持续大量输出及工业长期消化“过剩产能”即可）。从现在来看，南海很可能发生战争冲突（越南、菲律宾等国统治阶级届时定会倾情配合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悲情表演）。历史上，1980年代中越边境也有数年处于打打停停的状态，只不过当时还没必要调动爱国主义民粹情绪。 （2）伪左爱国主义团伙乌有之乡之流绑架、骑劫将要兴起的群众运动。目前乌有之乡正在继续2012年2月份张宏良-杜建国联手开辟的反私有化舆论攻势，并以这一正在构建进行时的最新政治资本染红自己，显示他们正在激进化。主流自由派-反共右派则加大力度紧跟胡温中央（顺便提醒一下，他们的这种政治立场与他们的美国主子也妥协于中国当权派有着微妙的政治联系），同时它们也与伪左团伙共同将其渲染为左派。先前与乌有毛派分道扬镳的旗帜网-红色中国网毛派，目前似乎正因此又开始与他的老兄弟勾搭起来了。另外，革命左派必须更加注意伪左爱国主义势力与日益保守化的自由派的合流趋向。 （3）经过最近上层政治裂变之后，大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派别——自由派及爱国主义者都在加强组织和影响，然而无产阶级继续处于无组织的状态（工人无阶级组织，同乡会及黑帮组织倒是有一些，农村居民部分地区有类似乌坎这样的传统宗族组织），仅从这方面来看可能类似于1966-67年文革初期和1989年5-6月群众运动初期的工人运动情况。但在将要兴起的革命形势里，当今中国工人阶级可能会更快摆脱过去文革、1989年初期那样的情况，因为此前中国各地工人都经历过多次有组织性的日常斗争的磨练。 只是说，如果工农无产阶级无组织的情况，将要等到群众行动打开局面后才能得以扭转的话，会在重大变局爆发后一定时期里造成无产阶级的较大的政治被动。这一点可能难以避免，但需要充分估计到和理智应对。 1-7 简谈大喊大叫革命的人 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鼓吹”和“号召”永远不会是真正革命的前奏（包括文革也是这样[55]）。但在2011年却出现了不少大喊大叫革命的人，让我们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首先是2011年春天，一小拨海外内自由派鼓噪在国内掀起“茉莉花革命”（以茉莉花为国花的突尼斯在当时发生革命，国际美誉之为茉莉花革命）。一时关注者甚多，可能当时对政治热心的人群都多少注意到了，但持续关注者却很少，响应行动者（每周末集会）更少，少到许多大城市的集会地点只有几十人。这件事的最讽刺之处是，中共资本专制当局费劲心思地为这个活动做广告，如临大敌出动大量军警围剿，有如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势，反倒因此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然后是2011年秋天，美国占领运动开始后，伪左民族主义者、毛派及各个假冒伪劣左派大张旗鼓地宣传和宣扬人民大众的革命民主活动。乌有之乡制作了色彩眩目的特别网页专题，一些声援美国占领运动的国内毛派集会在网络上广传。 上述两个派系在革命社会主义者看来，都是资产阶级的派系，但为什么却大喊大叫革命，难道仅仅只是无知吗？很明显不是。他们之所以大喊大叫革命，正是因为革命还没有到来，革命形势却正在迫近，这使得这些资产阶级内部的政治派系企图赶在革命形势爆发之前将当前斗争和舆论的主导权抓在手里，抢占对未来的解释权，捞取投机政治的资本。如果你看不到这一点，而仅仅只是认为他们因为无知才大喊大叫革命，那么实际上天真无知的是你。 另外还有一些游离于民间的人（比如周群之类的另类的“左翼领袖”），也许并非刻意想投机，却也在做着不切实际的革命跃进梦，除了无知和非理性之外，他们更多是在不自觉地反映他们作为资本主义边缘人的不幸处境——多是长期失业者、待业者、退休者和高级游民或与主流文化格格不入的白领、小资们。他们在摆脱革命狂热后又容易陷入另一种极端，即安于个人及小圈子现状，完全看不到阶级斗争紧迫性。但这些人并非无药可救。如果学会革命理智的分析，并设法与工人阶级结合、效力于阶级事业，却可能成为一个把自身不幸转变为真正的革命前进动力的重要力量。[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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