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形势，令人担忧。卫计委曾表示，几十年来，我国由于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大大减轻了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计生政策确实发挥过积极作用。而如今，中国的人 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甚至接近“低生育陷阱”。单独二孩政策的落地，正是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未料，政策收效不佳。
有观点认为，严格的“一胎化”计生政策或许已完成了历史使命。不少学者呼吁，应进一步放开二孩政策。中国社科院在报告中也建议，尽快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近日，甚至有地方政协常委 提出，要“从政策和机制上让我们的子女生育两个孩子，而且一定要生下两个孩子”。
由此来看，调整人口政策，在国家层面已有良好开端，各方讨论争议较多的是，有没有必要进一进放开政策。本报特邀相关专家，与您一同深入探讨该话题。
观念辨析：人口是不是负担
长江商报：我们总说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从生活经验上看，大众也普遍觉得，中国的人口太多了。这种看法正确吗?
罗天昊：从人口密度上看，中国排名世界中下游，多数国家的人口密度，都超过中国。我们知道的发达国家，比如英国、德国、日本，人口密度都比中国大。
易富贤：中国城市“人口太多”，是因为城市规划不够合理。
美国城市分为中心城区、建成区、都会区，芝加哥、费城、迈阿密的中心城区每平方公里只有 4千多人，建成区则只有1千多人，都会区低于1千人。第二大城市洛杉矶的中心区、建成区每平 方公里分别为3.1千人、2.7千人。人口最密的纽约，中心城区每平方公里也只有1.0万人，建成区也只有2.5千人。伦敦、东京全市每平方公里也只有5千人、6千人。
而中国连县城都是以超过1万人/平方公里进行规划的;北京东城区和西城区、天津老城区每平方公里超过2.4万人，武汉等省会城市的一些区与北京相当，上海虹口区、黄浦区以及广州越秀区 每平方公里差不多3.5万人。中国2014年城市化率超过54%，也就是目前有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但是所占据的面积只有1万亩土地，只相当于0.7%的国土面积、5%的耕地面积，导致“人 满为患”、高房价、交通拥挤、环境污染。
形成中国人口太多的印象另一个原因，是对粮食的担忧，其实这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中国粮食亩产由1949年的69公斤增加到2013年的396公斤，中国的人均每天膳食热能、蛋白质、脂肪与日 本、韩国相当，高于世界大多数国家。由于粮食亩产的提高，中国抛荒的耕地已经远远超过城市总面积，还在快速增加。如果中国今后粮食亩产能够达到美国、德国、法国现在的水平，那么 粮食将增产25%;如果亩产能够达到荷兰和比利时的水平，那么粮食将增产50%。
也就是说，中国的农业资源不但可以让大家能够自由地拥有生育权，而且吃的好，住的舒坦。如果中国所有城市全部依照芝加哥那种规划，完全有足够的土地，人们也不会感到“中国人太多 了”。
长江商报：一种普遍的观念是：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人口过多必然导致资源匮乏，影响社会的发展。您赞同吗?为什么?
罗天昊：其实这是一种误导。全球民族国家，自近代以来，人口均出现了巨大的增长。可以说，人口增长，是所有国家的一个数百年来的普遍现象。美国建国初期只有200万人口，现在接近4 亿，它不是日益强大吗?人类原始社会只有几百万人口，而现在接近100亿，人口多了?但是人类的生活水平在进步，为什么?因为人的存在，不仅是对资源的消耗，也是对财富的创造。
把人口看做负担而非财富，是一种短视的观念。只想享受成年人的劳动力成果，却不愿意付出养育婴儿的成本，这样是自私和短视的，将受到客观规律的严惩。社会失去活力，老年化危机， 就是这种短视的结果，值得警醒并迅速行动。
易富贤：人口增加，“减法”地消耗现有的资源;但是却能“乘法”地使“非资源”(如氮气、太阳光)变为新资源(氮肥、太阳能)。古代人口增长非常缓慢，生活质量也没有大的变化， 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世界人均GDP花了1820年才增加了43%。人口规模优势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近代人口爆炸导致科技爆炸、市场扩大，新的资源不断涌现，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1820 年到2008年的短短188年里，世界人口增加了5倍多，GDP增加73倍，人均GDP翻了10倍多。可见人口并非只是负担，更是创造财富的力量。
现实洞察：人口红利消失影响几何
长江商报：中国当前的人口现状如何?呈现什么特点?
罗天昊：一言以蔽之，中国人口总数大，但是，人口集中在中老年阶段，缺少青少年，存在结构性矛盾。每次我呼吁，中国缺人，缺青年，很多人脑子转不过弯，总觉得中国太多，说缺人天 方夜谭，就是因为人口结构被人忽视。
易富贤：中国需要生育率(妇女人均孩子数)为2.3才能维持人口的世代更替。但是中国生育率在1991年就开始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22、1.18。中国人口结构将 是高度不稳的倒三角结构，2010年40-44岁人口为1.25亿，20-24岁人口为1.27亿，而0-4岁人口只有0.75亿。
长江商报：目前一个共识是，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就您的观察，这将给中国带来哪些影响?
罗天昊：从经济上说，人口红利消失，直接导致中国劳动力锐减，经济未来将遭受重创。从社会活力上说，青年人的减少，民族暮气加重，中国将成为缺乏生机的老人国，创新能力将有可能 落后于全球平均水平。军事上，青年的缺乏，将使兵源减少，士气受到影响。从民族生存来说，本族青年减少，未来缺少竞争力，他国移民涌入，会被部分“占领”。
易富贤：我认为，年轻的人口结构和丰沛的劳动力数量才是人口红利。中国的中位年龄从1980年的22岁提高到2015年的38岁，2021年将达到40岁，2039年左右达到50岁;而印度的中位年龄在 2015年、2040年只有27岁、34岁。
20-64岁劳动力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引擎。欧洲20-64岁人口在1998年、2010年达到顶峰后负增长，都是在拐点前夕(结构已老化)就出现经济危机。中国应提前预避免。
长江商报：在这方面，有哪些国家的案例，值得我们关注?
罗天昊：日本90年代的经济大滑坡，本质上就是因为人口危机导致。
易富贤：日本在1985年-1991年经济年均增长5%，但是1993年16-59岁劳动力达到顶峰后开始负增长，日本经济增长率急剧下降，1993年到2013年年均只增长0.86%。日本经济占全球比例从1994 年的17.7%下降到2013年的6.5%;出口占全球比例从1993年的9.9%下降到2009年的4.8%;进入全球500强的企业数量从1994年的149家下降到2010年的68家。日本的储蓄率、投资率在1990年止涨 回落，从1990年的33.6%、32.5%下降到2013年的21.7%、21.0%，而国债占GDP比例却从1990年的69%快速提升到2013年的243%。
日本在1980年代的时候，经济如“日”中天，城市地价不断攀升(如中国前些年一样)，六大城市(东京、大阪等)、其他城市的地价指数从1985年的92.9、92.8上升到1991年的285.3、 144.9。但是在1991年人口危机拐点之后，房地产泡沫破裂，地价大幅下降，六大城市、其他城市的地价指数下降到2014年的69.0、51.5。
中国的劳动力，尤其是年轻劳动力减少得很快，意味着中国的制造业占全球份额可能将下降。中国的房地产也面临危机。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建言献策：如何避开低生育陷阱
长江商报：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来，其效果大不如预期。原因何在?
罗天昊：这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中国公民普遍负担沉重，不堪重负。青年主体的家庭，更是如此，生活压力之下，生育意愿被抑制。二是，国家富裕之后，妇女被解放，生活空间更大， 不愿意多生。欧美国家当下也是如此。
易富贤：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从目前的申请情况看，2014年只多生了几万人，2015年也只会多生二三十万人。申请人数如此之少，一方面，民众已经养成了生育的趴蚤心态(用玻璃罩限制 跳蚤跳的高度，跳蚤碰壁后自动适应不断降低的罩子高度;后来取下罩子，跳蚤不跳了，变成了爬蚤);一方面，经济、文化的发展降低了生育意愿，也提高了不孕率;此外，中国的经济模 式和城市规划都是围绕独生子女政策进行的。
长江商报：中国社科院去年底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生育率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未来，中国该如何避免跌入低生育陷阱?
罗天昊：首先，当然是放开生育。然后，就是系列鼓励生育政策，如加大生育补贴，国家提供奶粉等。其实，还有一个隐秘的方面，在于中国妇女的彻底解放。妇女解放，不是让女人张牙舞 爪，造就“女汉子”，而是男女各安其位。拥有孩子，是女人塑造完美人生的一个美好的事情。未来，应该将女性作家务，也算作劳动，鼓励女性在适龄时期，暂时性回归家庭。
易富贤：中国需要改变现有的人口政策，并别出心裁地调整经济、教育模式、文化体系，改革城市规划模式，降低民生成本，让主流家庭愿意生、也养得起两三个孩子。但是这个难度非常大 ，中国台湾、韩国、日本以及欧洲国家鼓励生育多年，成效甚微。
来源：长江商报 评论员 张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