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 有人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复辟，但没有完成质变的”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叫修正主义国家。当局叫特色社会主义。 有的文章说：【新中国只要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党还叫共产党，宪法还没有被废除，就不能说完成了质变，而只能说发生着质变。】 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从哲学的视角分析，是没有搞清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关系。要知道名称只是一种现象。 正如张春桥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中说“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干的。他们一不改变苏维埃的名字，二不改变列宁党的名字，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而是用承认这些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改掉，使它变成反苏维埃的、反列宁党的、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这是本质的东西。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专政。这是质的突变或飞跃。 希特勒的法西斯专政也被冠以社会主义，但这不能掩盖法西斯的本质。 说【事实上一九七六年从经济基础上看并没发生任何变化，（此）断言说中国在一九七六年以（已）经资本主义复辟是不正确的】这种认识也是错误的。 资本主义复僻，应该包括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的复辟。 张春桥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中说：“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个官僚资本或者民族资本的企业，怎样变成社会主义企业的呢？还不是我们派了一个军管代表或者公方代表到那里，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加以改造?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大变更，不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都是先夺取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巩固和发展新的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可能在资产阶级专政下产生，更是只能如此。占旧中国工业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只有在人民解放军打败了蒋介石以后，才可能加以改造，归全民所有。同样，资本主义的复辟，也必然是先夺取领导权，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不就是这样改变了苏联的所有制吗?刘少奇、林彪不就是这样程度不同地改变了我们一批工厂企业的性质吗?” 可以肯定的说，1976年10月6日的反革命政变是上层建筑中的中央政权质的突变。 当然，这种质的突变在之前已有量的变化。粉碎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四五天安门反革命暴乱，毛主席逝世前后华、叶、汪的反革命政变密谋等，就是无产阶级政权质变前的量的变化。 政变以后又有一个新质的量的扩张，这就是3年的清查和邓小平的复出。3中全会和《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政权即上层建筑全面的根本质变完成。 这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政权性质上的质与量的辩证关系是一样的，只是方向相反。中央政权建立以后，重庆即大西南还没有解放，已经解放的地区，无产阶级政权还没有完全建立或巩固。这里也有一个新质的量的扩张过程，根本质变不是马上实现的。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不是1949年10月1日。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在政权性质上的质与量的辩证关系也是这样的，国民党政权由革命变为反动，这个反动政权经过东北易帜、围剿红色革命根据地、中原蒋冯闫大战等量的扩张和整合，到解放战争期间，形成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垄断的占有中国工商业资本80%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也是一个新的质变（突变）以后量的扩张的过程。 因此（断言）说“中国在一九七六年已经资本主义复辟是不正确的”的观点是错误的。 而认为“事实上一九七六年从经济基础上看并没发生任何变化”，这个说法我认为是符合事实的。但不能以此得出结论说中国资本主义这时还没有复辟。 正如张春桥说的“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大变更，不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都是先夺取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巩固和发展新的所有制。” 这就是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占旧中国工业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只有在人民解放军打败了蒋介石以后，才可能加以改造，归全民所有”，而民族资本的改造和农村的土地革命，农民从互助组到合作化的所有制改造到56年才基本完成。 中国资本主义复僻，在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以后，要把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变更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完成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复僻，绝不可能是一天早晨的事，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质与量的变化过程。是上层建筑质变的进一步量的扩张，不断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质变和进一步量的扩张的过程。上层建筑质变与经济基础质变并不是同时进行的，同时经济基础的质变伴随着上层建筑的部分质变。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经济体制改革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实行分田单干，强行解体集体经济。同时在上层建筑上废除了人民公社。最基层的农村政社合一的政治体制解体，农民的权力机构贫下中农协会解散。 而在全国范围，各级革命委员会撤销，工农代表被赶出了各级政权机构。 1984年10月，随着改革在农村的突破，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经济体制改革转入城市。企业由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改为厂长（经理）负责制。与此同时实施的企业承包制。这是全面搞垮国营企业的两个根本手段——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 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开始了全面的资本主义市场化、私有化。 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开放、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及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相关决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与此同时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重要标志是： （1）国有企业私有化，工人阶级由企业主人变为资本家的雇工。 （2）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最高管理机构由职工代表大会变为董事会。工人阶级被剥夺了参入企业的管理权。 2002年11月，十六大提出，要“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一个月之后，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物权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 2007年3月16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10月1日开始生效。物权法是规范财产关系的基本法律。其实就是保护私有制的法律。 这是一个量变的过程，在量変中有部分质变，部分质变不断积累，完成了根本质变。即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的走资派、修正主义集团蜕变为官僚资产阶级。这是中国资本主义在经济基础领域里复辟的历史过程。 说【指出‘一九七六年发生了主要矛盾方面的转化点’，是修正主义蜕变的开始，而不是蜕变的完成】、【中国在一九七六年已经开始资本主义复辟，但尚未完成】是一种极其错误和危险的观点。这种观点从根本上否定了质变的突变（飞跃）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我们应该知道，马列毛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告诉我们，自然界质与量变化的规律与人类社会质与量的变化规律是有区别的。同时，自然界的质变飞跃和人类社会中的飞跃也是是有区别的。自然界的质变飞跃是客观规律自发地起作用的结果，而人类社会中的质变飞跃，是通过有意识的人的活动实现的。阶级社会由一种社会形态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飞跃，所要解决的矛盾是互相敌对的阶级和集团之间的矛盾。这里的飞跃，表现为剧烈的阶级冲突，表现为推翻一个政权、建立另一个政权的突变（即革命或反革命的意义）的重要。 这是我们一些网友没有从根本上理解质与量辩证关系的关键之处。 【‘一九七六年发生了主要矛盾方面的转化点’，是修正主义蜕变的开始，而不是蜕变的完成，】、【‘中国在一九七六年已经开始资本主义复辟，但尚未完成’】的观点就是否定了人类社会政权更迭的质的突变的巨大的历史作用或反作用。 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这涉及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亡党亡国（苏东剧变）的认识问题。 我曾经一再讲，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是1956年赫鲁晓夫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并开始修正列宁主义路线，走上社会帝国主义道路的结果。并不是列宁主义，不是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有什么根本性错误造成的。苏联亡党亡国是资产阶级政权的更迭。是苏修大资产阶级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斗争的需要和结果。资产阶级政权在世界上有多种形式和统治手段。无论采取什么形式和统治手段，是希特勒的法西斯专制、还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美国共和制；是苏修的法西斯专制，还是俄罗斯的宪政民主制；是韩国的朴正熙军人独裁统治，还是金大中的民主宪政统治；是蒋介石的一党独裁统治，还是马英九的两党制。无论什么形式，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专政。 认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解体前，没有完成资本主义复辟的观点是没有依据的，是对毛主席领导的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霸权斗争的否定。 【如果中国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那么，右派叫嚷改革开放要毫不动摇，要继续深化改革，要攻什么坚等就不符合逻辑了，即然资本主义以经完成，还攻什么坚？改什么？’】。我们认为这是由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各不同集团之间利益要求不同决定的。叫嚷政治体制改革的，叫嚷宪政民主的，叫嚷不走回头路又不走邪路的，主张改旗易帜的，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这些都不能证明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当年韩国总统朴正熙被枪杀，美国总统肯尼迪被枪杀，都是大资产阶级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和较量，与社会性质没有关系。否则，都是资本主义，还你争我斗的，你打我杀的干什么？这样想是否太幼稚了吧！ 说【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束，或者像前苏联那样，或者是挫败修正主义的阴谋而回归毛主义路线！中国和前苏联不同，修正主义在中国‘完成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 我认为，这个判断是没有根据的。前面我已经说明了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复辟了的中国。当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一成不变。中国今后的路，仍然面临两种选择：（1）维持现状，维护法西斯专制统治。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不会长久。其结果只能是引起暴力革命。这种暴力革命有两种前途：第一种前途是，无产阶级重新夺得政权，条件是，暴力革命前，阶级的力量准备充分；第二种前途是，大资产阶级的不同集团窃取了政权，资产阶级政权更迭，全盘西化。（2）深化体制改革，实行多党制。执掌政权的党，改旗易帜成为人民党或社会党，参加多党竞争。这就是辛子陵之流所说的宪政民主的道路。 无论是资产阶级政权更迭，还是执政政党改旗易帜，结果只能有一种：国家陷入严重的危机和混乱，无产阶级需要重新组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 7、国有企业是国家资本主义 谈国企，一定要注意 ：（1）现在的国企的性质是官僚资本主义，国企的资本是官僚的、垄断资本，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2）国家资本主义是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捷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国家资本主义转为社会主义要比私人资本主义容易得多、简单得多。（3）反对国企私有化（通常说的大私有化），并不等于就是维护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 反对国企私有化 对国企职工而言，具有反对失业、减少工资、维护个人基本权益的正当性。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是必须清楚，反对国企私有化，绝不是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 1） 国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区别： （1）国营企业的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因此也叫全民所有制企业），这种共同占有是通过国家经营，并由企业全体工人 负责管理的形式实现的。实行计划经济，企业的生产资料不能买卖，只能划拨。 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是归国家所有，由国家派出的代表（董事会）经营管理（也可以委托私人经营管理）。实行市场经济，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市场配置（可以自由买卖，重要的标志是劳动力成为商品）。 国有企业的分配是董事会决定，除了税金，剩余价值按资和权力来分配，普通工人的劳动所得甚至不能维持基本的劳动力的生产或再生产。 国营企业的职工分房方案职代会通过后，哪一个领导敢超出标准多分一间房子？职工犯错误，被开除厂籍，职工代表大会不通过，谁敢擅自决定？职工触犯领导，哪一位领导敢私自决定给职工降低工资级别？在职工中提拔领导干部，群众中反映不好，尤其是有作风问题的，能提得起来吗？”铁饭碗“、”铁工资“，在国营企业，只要工人自己不犯大错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撼动。这是工人基本的权力。毛泽东时期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中国有史以来（也可以说世界有史以来）劳动人民获得权力最多的时期。 2）中国资本崛起的秘诀：国有资本集团在中国的统治地位 中国有而其它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崛起的可能，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没有个像中国这样的国有资本集团在本国的统治地位。 二战以后美国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防止发展中国家出现不受帝国列强控制的金融寡头垄断资本。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市场化都是为了这一目的服务的。它成功地摧毁了很多亚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国有资本，同时它有效地通过渗透和操纵控制了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防备了不受自己控制的寡头垄断资本集团在第三世界的出现。 但是不像其它拥有完全主权的国家如印度或巴西，中国之所以有崛起的可能，其关键就在于中国近30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并没有完全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药方，因而保留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寡头垄断资本集团（即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不同的是，中国这一强大的国有资本集团有着国家机器作为其直接的后盾，因而它有至少两个优势： 首先，它可以不顾一部分国内中小私人资本的利益，“横扫一切障碍”般地強行扩展国有资本的利益，极其有效地进行资本的高速积累。各地层出不穷的強拆事件就是一例。这种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统一又使得它可以运用高效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法，在如高铁、装备和军工等重工业领域加速中国工业技术的提高和升级，在军备、航天等领域形成对西方列強的隐性或明显的挑战。全国快速建成的高铁网络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国有资本的特点，体现了它所独有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望尘莫及的优势。 其次，这一国有资本集团的存在直接地妨碍了西方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渗透和控制。国有资本不论经营状况好坏，不想出卖的谁出多少钱它也不卖。相比之下，私人资本可以轻易地被帝国的跨国公司高价收买，或分化瓦解。例如，要不是2009年政府动用反垄断法去阻止可口可乐收购中国私人资本汇源公司，帝国列强对中国经济的渗透会进一步地加深。但是如果汇源是国有资本，那它根本就不用费心，用不着兴师动众，可口可乐无论出多少钱它不想卖就不卖！ 国有资本甚至可以用一些行业的利润或者那怕是国家财政去补救另一些行业的亏损，不给列强跨国公司抄底的机会，有效地防备列强资本对中国资本的操纵。这一招使得帝国列强很恼火，谴责中国不给外资一个“公平”的竞争平台。中国“入世”十多年了，外资对中国国计民生的关键部门和重工业的渗透仍然较小。金融、能源、交通、通讯等行业依然控制在国有资本集团手中。 像巴西、印度等国那样的发展中国家，哪个不希望有中国这样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主权？但是正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像中国这样一个国有资本集团，他们的私人资本在世界列强的跨国公司分化瓦解和各个击破面前很难成长壮大。在帝国主义时代，落后资本主义国家要想独立发展自己的经济，实现工业化，也不得不先走一段“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这里，他们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政府对经济的高度干预）。当今，也正因为这一国有资本集团的存在，才会有今天中国的国有经济成为列强无法控制的经济实体中最强大的一个。这就是为什么国家资本主义是后起资本主义国家赶超世界列强的捷径。 由于至少这两个优势，相比私人资本，国有资本集团更有本钱和能力与其它列强进行抗争。这是邓小平这一“总设计师”和执政党的高层早已认识到了的优势。本着“发着就是硬道理”和“韬光养晦”的战略眼光，他们主动推行改革开放，推行沿海经济特区，推行“大进大出、两头在外”，推行用“市场换技术”的方式与跨国资本搞合资企业和全力推动中国加入WTO等等一系列战略措施。这一切都是国有资本集团为了带领中国资本主义崛起和称霸世界，依靠“摸着石头过河”所探索的道路。没有国有资本集团“披荆斩棘”地努力就没有今天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成果。因此，国有资本集团是带领中国资本主义崛起和走向帝国主义的核心力量。 国有资本集团的崛起努力形成对列强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和挑战。这是为什么美国和世界银行极力鼓吹中国国企的私有化*，为什么国内外的新自由主义者对这一集团发起强烈攻势的原因。他们知道，只有国有资本的私有化才能避免中国的崛起，才能避免中国对以美国为首的当前世界列强的挑战。 3） 国有资本集团体系的脆弱性 以上分析的都是它的优势，这个现代国有资本体系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脆弱性。 正因为在中国掌权的集团是国有资本集团，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才是一个畸形的、脆弱的资本主义形态。虽然这种党、政、军、企一体的统治形式有利于后起国家崛起，但是它的内在矛盾使得它又不可能作为一个稳定的形态长期生存。这一内在矛盾主要的表现是官僚体系成员瓜分社会财富的权力不象完全私有制下那么确定。 首先，如前所说，国有资本的“集团所有制”不如私人资本的个人所有制那样产权明晰，个人在这一个体系里面的地位没有保证，派系斗争很容易使战败者像薄熙来那样丧失一切，因而官僚体系缺乏整体的凝聚力，表现在贪官、大款和大腕成群的海外移民，裸官的大量出现。 其次，与市场的游戏规则相比，官场的游戏规则除了幕后的权钱交易以外仍然有层出不穷的潜规则，且因人而定（这是向上负责、向下不负责的官僚体制所决定的）。官场权力的移交实质上没有成文的规定，主要是由当权者在体制内选择自己的接班人，且这一潜规则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而没有一个像西方“民主”那样摆平不同利益集团的平台，造成官僚们的精力多花在勾心斗角上，而不是像私人资本那样把他们的精力主要花费在对市场的操纵上。尤其是问责制很容易使得大小官员面对人民群众的反抗惊慌失措，草木皆兵，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游戏规则的不确定性使得官僚体系成员缺乏安全感。 4）中国的“改革开放”会走向何处？ 说改革开放“不可能走欧美式资本主义道路的”是不对的，只是时间和时机问题。所谓“不折腾”、不走“邪路”、“竟然没有一个男儿”那只是障眼法。从邓小平的“永不翻案”到全都翻案，后人的“打左灯向右转”，是百试不爽的。 什么时间？当社会财富被官僚资产阶级瓜分得差不多了，国民经济被牢牢的“集中”控制在少数大资产阶级私人手中的时候。如美国的大财团摩根财团、第一花旗银行财团、杜邦财团、波士顿财团、梅隆财团、克利夫兰财团、芝加哥财团、加利福尼亚财团、得克萨斯财团等。只有到这时，才不会在资产阶级内部出现激烈的争斗（谁也吞并不了谁了），国家的经济、政治形势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才有力量对付无产阶级的革命。当前的铁路、银行私有化，土地流转，上海的自贸区等改革，就是要完成这种“集中”的实际步骤。 什么时机？大官僚资产阶级集中的财富合法化（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包括法律上明确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以后。否则，多党制、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任何一个利益集团上台（不单单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会对官僚资产阶级有清算问题），都可能以侵吞公共资产、贪污败腐的罪名将政治对手打到。陈希同、陈良宇、薄熙来的垮台就是实例。而在美国，亚当斯家族、罗斯福家族、肯尼迪家族、布什家族、克林顿家族；日本的鸠山家族、小泉家族、安倍家族、麻生家族、福田家族等的家族政治，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中国，现在还没到这个时候，正在朝这个方向演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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