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和策略

社会主义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传播

社会主义时期在科学技术的发展除了靠两条腿走路外，在技术的传播上更有它独特的地方。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与传播靠竞争，新的技术出笼取代了旧的技术，在新的取代旧的的过程中得到技术创新。有名的经济学家熊彼得把这样的过程叫作「毁灭性的创新」，也就是把旧的技术毁掉了创出了新的技术。大的企业有很多资金可以用在科研发展上，新的技术出来就把无法技术更新的小的企业打垮，或者收买。资本主义的技术进步就是在这样不断地毁灭中前进，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达成垄断。中国在资本主义改革之后，意识形态的宣传不断地强调只有竞争才能有进步。但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所得到的经验正好相反，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和科技的进步靠的是合作。在全民所有制下，每个企业都是国家所有，因此算的是一笔账，而不是每个企业各自有一笔帐。50年代和60年代时，为了在全国发展钢铁业，最大的钢铁企业，像鞍山钢铁厂，就在技术上援助全国各地新建起来的钢铁工厂。鞍山钢铁厂派人去各厂在技术上作指导，去帮忙解决实际操作上的困难，新建的工厂也派人到鞍山钢铁厂去学习。他们还为这种技术的傳播想出个有意思的名字，叫作母鸡下蛋。把鞍山钢铁比喻成一只母鸡，到全国各处下蛋。我们看到中国钢铁业发展得如此快，就是因为下了的蛋不久就孵出小鸡来，小鸡长成了大鸡，又继续下蛋。

在全民所有制下所有的工厂的生产都不是为了盈利，每个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格都是国家订的，所以结算下来有利润或是亏损都不是因为这个企业经营的好还是不好。企业结算下来的利润上缴国家，亏损的企业由国家补贴。生产农机的企业因为农机的价格订得低，所以会亏损，但是并不代表这一类工厂经营得不好。农机的价格订得低，人民公社和大队才买得起农机。另外像生产手表的企业因为手表的价格订得高，大幅超过生产的成本，所以结算下来有很高的利润。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下，农机企业不会因亏损而倒闭，亏损部份由国家补贴，手表企业的利润也不留企业，要上缴国家。一年要生产多少台农机和多少支手决定于计划，而不是像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为了资本积累，赚钱的企业就有更多的资本投资扩建，赔钱的企业就减产或倒闭。就是因为在全民所有制下算的是一笔账，一个企业给其他企业的技术和其它的各种支援，也不由这个企业负担，而是由国家负担。还值得一提的是每个企业要付给工人的工资和福利也是由国家直接拨发，所以社会主义的企业不会也不能像资本主义的企业一样，因为生意作不好赚不到钱就解雇工人。工人的终身工作是由国家保障的，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像住房、水电、医疗、托儿所、食堂、退休金等）也都是由国家直接拨发的。

中国的资本主义改革一开始就把每个个别企业变成自负盈亏，这样就把企业生产的目的改变成为本企业牟利。生产的目的改变了，所有的一切也都跟着改变了，此后企业发给工人的工资和福利都要来自企业的收入，因此，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就成了这个企业生产的成本。在以牟利为目的的生产下，企业一定要尽可能缩减成本，因此必须要降低工资和削减福利，并且要增加工作时间和提高劳动强度。用最少数的工人完成生产，其他的工人对企业来说都成了多余，而被企业解雇让他们下岗。另外，不赚钱的企业就让它们破产，或将它们拍卖。这些企业原来生产的产品是否还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当企业变成了自负盈亏的个体，生产的目的成为牟利后，即使仍由国家所有（尚未被私有化）也不再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了。

社会主义下的两条腿走路和在合作下广为传播技术的发展，在资本主义之下是不可能实行的。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下，技术高的和资金雄厚的大企业一定把技术低的小企业从市场中驱除出去，这样的技术发展浪费掉大量的资源。在社会主义下，全民所有制大型工厂在技术更新时，就把旧的机器让给集体企业继续用来生产，这样大小企业的合作节省了很多物资，免除了浪费，而且加速了技术扩散的速度。社会主义的这种做法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当时物资缺乏，要尽量节省物资，但是还不只是为了节省物资。因为旧的机器当初都是劳动力生产出来的，就是马克思说的物化了的劳动（或称死劳动）。把旧的但是还可以使用的机器轻易的废除掉，就是不珍惜劳动，也不珍惜地球上有限的资源。我们不是都看到了在资本主义改革中关闭掉了大批工厂，工厂里的机器被拖去当废铁卖掉？工厂的工个人看到他们劳动生产出来的这些机器和厂房这样被丢弃掉是如何的不舍？我们读到曹征路的小说《那儿》中的工人主角对那部多年陪伴着他生产的机器有多么深厚的感情！在改革开放后当生产的目的从为满足人民生活上的需要改变成卖到世界市场中换取外汇，许多城市中的纺织工厂都关了门，或者是全部用外国的技术标准更换了厂中的机器，浪费了大量的资源。这就是当纺织的目的从满足人民穿衣的需要，转换成为世界市场生产的商品所带来的基本的改变。

我们一方面要承认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三百年中，在技术发展上对人类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资本主义在谋求利润的动力下，不断地用新的技术取代旧的技术，使得技术日新月异。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这种方式的技术革新已经发展到了尽头。尤其是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的市场已经饱和，各个企业都有剩余产能，市场的竞争更加剧烈。在这样的情况下技术竞争的胜败就决定一个企业的存亡，在新兴的电子业中更是如此。一位颇有名气的英特尔公司总裁曾为他们公司必须不断快速地技术更新而感叹。1993年英特尔在新墨西哥州的里欧兰桥城（Rio Rancho) 的奔腾5芯片厂开工时，它的总裁安迪·高伏 (Andy Grove)说，“我们自己在吃自己的孩子，而且一定要越吃越快，这才能使我们取得竞争的优势。” 他的意思是说奔腾5芯片出来，就把奔腾4芯片吃掉了。而奔腾5芯片刚开始生产，奔腾6，7，8芯片已经在准备陆续出炉了。像这样脑子里想的都是如何赚钱的大老板也不得不为曾经是公司里最为亮丽的奔腾4芯片的丧命而惋惜。英特尔的新厂接受了新墨西哥州政府的优厚补贴，虽然受当地居民强烈的抗议，还是照样开工了。这个厂用去大量的水资源，造成大量的污染，而英特尔因新的芯片不断出笼而扩大了市场，取得更高的利润。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生存所依靠的地球已经无法继续承受这样的科技更新了。像这样每时每刻不断地把有限的资源变成含有毒素的垃圾的科技进步是没有前途的。

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的技术发展是建立在不断地推广和普及基础上。我们看到在从美国来的「农村小型工业代表团」的评语中，说到农村小型工业的发展有助于将技术扩散到整个乡村人口中。有了人民公社之后，中国农业技术上的发展也是非常惊人的，发展的成果引起了国外农业专家的注意。有一位对中国农业有研究的专家托马斯·维恩斯（Thomas B. Wiens）曾经对中国在稻米品种改良完成的速度感到吃惊。他说传统育种通常需要经过六到七代的杂交与选挑的过程，才能使杂交种籽的特性稳定下来，然后在试种中进行评估，最后才是大量繁殖、宣传与说服农民采用新的种子，所以前后需要8年到10年的时间。中国在杂交稻米的品种改良以异常快速地从育种进入大规模生产，比其它国家快上好几年。维恩斯说中国透过在人民公社时期设立起来的「四级研究网」（县、公社、大队、生产队）组成了一个选种体系，这个体系是通过在不同气候的地区设立的技术推广与改良站之间的合作，所以一年中就可以生殖三代，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达成同步稳定、选择适应当地条件的种籽、加以鉴定，并进行大量繁殖（Wiens，1978：680）。

中国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技术发展不是靠庞大的资金和高科技人员，中国的发展靠的是工农联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两条腿走路。中国的技术发展靠的是在社会主义培养和教育下的普通工人和农民，以及进步的知识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