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和策略

工农联盟下的发展策略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时提出了工农联盟的策略，在革命之后，工农联盟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国的革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与广大的农民结成紧密的联盟，来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外来的帝国主义进行长期的斗争而取得胜利。革命时期工农联盟的基础是工人领导革命取得政权，为农民向地主争取土地所有权，结束长期存在于中国的封建制度。革命成功后完成了土地改革，毛主席说农民已经不再满足于只拥有一小块土地，他们更要求提高生产，以便能有更多的生活资料，因此工农联盟必须要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上。

工农联盟的发展策略就决定了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要如何累积。在工业化尚未起步的落后国家里，发展所需要資金就只能来自农业，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也不例外。不同的是要如何从农业抽取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这是毛主席工农联盟策略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中国的农村在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努力耕作，1949-1952年间，粮食与棉花的产量快速增加，然而到了1953年，粮食生产不再增加，棉花产量还减少了，到了1954年粮食和棉花的生产处于停滞状态。苏星对这样的发展说：“造成农业生产停滞，有许多原因，例如，一九五三年农田受灾八千到九千万亩，一九五四年农田受灾一亿六千万亩。但是，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农民个体经济的潜力发挥完了，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这种生产关系的束缚，已经不能持续地实现扩大再生产“（苏星，24页）。土地改革时贫农和下中农分到的土地面积很小，他们又没有什麽生产工具，因此只靠农民的积极性是不能增产的。而且一旦家里有人生个病或家里的劳动力遭到什麽意外，就得借债，借债还不了就只能卖地。苏星文章中说到了1953年时，农村中卖地的农户和出去当雇工的人数增加。苏星对热中于小农经济的主张提出这样的批评，他说：”有些人，看到土地改革以后，我国农民个体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就幻想依靠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来发展农业生产。这实际上是一种中国版的‘小农经济稳固论’，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同上，20）

苏星根据当时很多的调查资料，把小农经济的样的局限性分析得很清楚，这就是说明了为什麽下一步的发展必须是进行农业集体化。农业集体化从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这一段的发展大家都很熟悉，这里就不多说。农业集体化不仅是为了发展农业的生产力，而且只有在集体化之后才能够实现工农联盟的发展策略。如果没有农业集体化，农村的两极分化会继续下去，那麽工人阶级要跟谁结成联盟？贫农？还是富农？这就说明改革后人民公社解体的政策彻底地破坏了工农联盟。不仅如此，如果没有农业集体化，也就不可能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在两极分化下，没有「统购统销」的政策，只有富农可以掌握着农村中的余粮，这样不但国家无法控制粮食的供给，富农与城市中的米商也会形成他们自己的阶级联盟。

中国社会主义时代的经济发展是在工农联盟的策略下，工业全民所有和农业集体所有的两种所有制并存下发展起来的。这样的发展在20多年中巩固了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基础，大幅提高了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首先讲一下社会主义时期农业的发展，中国是个古老的农业国，但是并不拥有丰盛的农业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中国的人口约占全世界22％以上，但是只有占世界9％的可耕地。在长期的封建土地制下，地主只管收地租（抽走了农民生产的剩余）但是不养地，因此在解放时除了江南一带和一些其他少数农村有较肥沃的土地外，大部份农村的土地都非常贫瘠。再加上中国国土上百年战乱，曾经有过的農田水利建设也都荒废凋零。因此，中国极为有限的水资源（占全世界6％）不能善加利用，在解放前每几年就一次的水灾和旱灾毁坏了大规模的农田，饿死了许多农民和都市贫民。（在解放后农田水利建设之前，中国还是深受自然灾害带来的苦难。）解放前中国的农民在一小块贫瘠的土地上，用着最原始的农具，勤奋的耕作，收成后被地主拿走一大半，平时保持温饱都困难，再遇上自然灾害，农民更无法活命。农民营养不足、身体虚弱、没有任何医疗设施来对付各种传染病，难怪上世纪30年代时中国人的预期生命只有35岁，中国婴儿死亡率每1000婴儿中有156死亡（农村更高到200），活下来的，有三分之一的孩儿在5岁之前夭折（Perkins and Yusuf, 133-134)。

1956年毛主席发表了一篇极为重要的论文 － 《论十大关系》。在十大关系中，毛主席把经济发展中：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放在第一条。他说：“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不可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毛泽东选集，第五卷，268页）。毛主席把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关系，放在十大关系中的第一条是因为他看到虽然重工业是发展的基础，但是不能忽略了与人民生活资料相关的轻工业和农业。他见到苏联的经济发展过度重视重工业，而不够重视与民生相关的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和这样发展所造成的不良后果。

重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制作生产资料的基础，其中包括生产农业机器所需的钢铁、机械和能源生产的机器设备，也包括人民穿衣所必须的纺织业的纺织机，和吃饭所必需的食品加工以及一般生活用品的制造的机器等，更包括所有运输所需的器材，像铁路运输的铁轨、卡車、货车和客车的车厢等等。中国在百业待兴的困难情况下，一步步建设起社会主义的经济。苏联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上，从兄弟国的立场给予中国工业发展的援助，在资源和技术上对中国有不小的帮助。但是当苏联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之后，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反修正主义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完全理解如果苏联与中国已经不再走在同样一条路上，接受苏联的经济援助必须要付上沉重的代价。之后中国走的是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也就是在工农联盟下，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来发展自己的经济。事后想起来，当时中国一穷二白，在发展上多么需要援助，中国共产党所作的决定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决心。

土地改革后农业集体化运动开始，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在此后的20年中，中国的农业得到快速的、永续的发展。50年代时，中国的工业只限于少数与民生相关的轻工业，所以发展所需的资金只能来自农业的剩余。国家用农业税和工业产品与农产品交换的差价从农村抽走剩余，但是与其他落后国家发展不同的地方是中國在工业开始发展后，不但从农业抽取的剩余相对的降低，而且工业发展的成果又回馈给农业。中国社会主义时期以重工业为基础，兼顾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政策的具体实现就是逐步减少从农村抽走的发展所需资金，把工业发展的成果用供给农村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来回馈给农村，并且由国家逐步增加对农村的投资，这就是为什麽到了60年代后农村可以能进行现代化的原因之一。[1] 在工农联盟的具体政策实现下，中国的取得了辉煌的发展成就。从1952到1978年间，中国农业生产的年增长率为3.4％，工业为9.4％，交通与建筑为10.7％。

中国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全部靠自己积累，不像其他落后国家不是靠外来投资，就是靠外来贷款。接受外来投资就得受外资的控制，向外国借款就像穷人用信用卡买东西一样，还起债来不但要本上加利，更要利上加利。根据一项报导：1982 年到1990 年间，落后国家因为之前所借的贷款而支付给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本金和利息总共1兆3千4百50亿美元（这个数目还不包括从落后国家流到先进国家的利润、股票分红、专利权使用费等项），从这1兆多美元的资本流出减去9千2百70亿的资本流入（包括外来投资、援助、新的贷款等），在这8年中，从落后国家流向先进国家的净额是4千1百80亿美元。以1948年币值来计算相等于六个当年美国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到了1990 年，落后国家欠先进国家的外债比起1982年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61% （George, xv-xvi)。这就是远航一号文章中提到的资本主义发展先进国家从落后国家抽走的剩余中的一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