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的崛起

2014-4-3 12:29| 发布者: 路石| 查看: 3417| 评论: 11|原作者: 寒流急

摘要: 当今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且必不可免地走向社会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带领中国资本崛起和走向帝国主义的核心力量恰恰就是国有资本集团，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国内的工人阶级和以国有资本集团为首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工人阶级的崛起
——试论“特色”资本的崛起和中国工人阶级再解放之路(五)

寒流急

总摘要

随着中国“特色”资本的快速崛起，经济规模一跃成为世界第二，中国左派阵营却在很多问题上，如薄案上，表现出严重的思想混乱，甚至敌我不分。为了澄清思想，认清局势，本文试提出以人民群众是否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组织能力和战斗性这一辨别是无产阶级革命，还是资本主义改良的是非标准，并以此来衡量近期事态的发展，然后对中国社会的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由国有资本和私人大资本组成的垄断资产阶级这三大阶级进行分析，尤其是分析掌权的“特色”国有资本集团的特征，而后论证当今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且必不可免地走向社会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并说明带领中国资本崛起和走向帝国主义的核心力量恰恰就是国有资本集团，进而论证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国内的工人阶级和以国有资本集团为首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并把这一矛盾放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帝国争霸前夜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大背景下来进行考察。在这一基础上探讨工人阶级再解放的道路。

本系列文章的结构是首先分析左派思想上的各种混乱，然后在第二章里探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在第三章里论述中国社会性质的定性，在第四章里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第五章里探讨中国崛起与帝国的关系和在第六章里探讨工人阶级如何重新崛起等等问题，并以此来论证左派主流思想目前的错误所在。

第六章工人阶级再崛起之路

(一)反帝反霸的领导权属于即将崛起的工人阶级

只有工人阶级的崛起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其它资本势力的壮大仅仅会动摇美帝的世界霸权，但是帝国主义仍然会统治全球。在这场全球反帝、反霸的斗争中，工人阶级当然要利用列强之间的争霸斗争来壮大自己的力量，但是如果我们把反对美帝的领导权拱手交给与美帝抗争的其它列强，例如正在崛起的中国“特色”资本，指望它去带领我们反对美帝国主义，那我们得到的就只能是一场灭绝人类的灾难。

一个工人阶级而不是一个“特色”资本掌权的国家一旦崛起，它必须是一个反霸而不是一个争霸的强国。它与世界列强争夺的不是市场和资源而是人民自我解放的权利。它会团结全世界的人民，组织成一个广泛的反帝反霸的统一战线。

反霸者像毛泽东那样追求的是把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宣传无产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道理，抗强扶弱，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反帝、反美和所有的反霸斗争。比如说在中东问题上，反霸者就不会允许美帝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去干预石油国的内政。

中国人民50年代的抗美援朝斗争就证实了只有像毛泽东那样的一个坚定的国际主义者才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当时并不富裕的中国先是在朝鲜战场上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霸权进行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较量，尔后就有全力支援越南反美斗争、无私援建坦赞铁路建设等等一系列的举动，赢得了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爱戴和拥护，在联合国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言人。

争霸者正好相反。他们是狂妄的暴发户。不像日本和德国的统治者那样，中国资本的崛起还算一路顺风，还没有栽过大跟头，因而他们还不懂得争夺霸权的代价。这些争霸者鼓吹“中华民族的复兴”，期望的是媳妇熬成婆，受压者翻身压别人，出人头地，当老大，狭隘民族利益优先，欺软怕硬，窝里横，面对其他民族的灾难幸灾乐祸、趁火打劫，口头上说的是“永不称霸”，心里想的和行动上做的是韬光养晦缓称霸。比如说在中东问题上，当今的争霸者就会和西方列强狼狈为奸，默许帝国的霸道行为，为将来自己称霸做准备。

今天这个自称为“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宣布它“醒了”。但是“文明的”狮子也只会吃肉，只有吃饱了它才会是“和平的”，连台湾的民众都感觉到了大陆资本扩张的威胁，奋起反抗新自由主义的“服贸协议”。

因此，人类的希望就在于工人阶级的崛起，尤其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重新崛起。

(二)中国工人阶级的一些特征

由于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是工人阶级，且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们马列毛主义者一切工作的最终目的都应该是为工人阶级的重新崛起服务。工人阶级要崛起，就必须提高自己的阶级意识、组织能力和战斗性。这三点既是我们的短期目标又是我们的长期目标。短期没有这三点，工人运动不得发展。长期来讲，没有这三点，即便是它暂时地夺取了政权也会像走资派上台后的前苏联或中国那样的重新丧失政权。

尤其是中国的工人阶级曾经是个实实在在当过家做过主的阶级*。只是由于它没有及时地铲除走资派赖以生存的官僚特权这一资产阶级法权的特殊形态，没有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好本阶级与其政党之间的关系，因而未能把类似文革中涌现出的那种半独立的群众组织作为监督各级领导的常态形式，最终它失去了自己当家做主的地位。因此，中国的工人阶级从其自身的经历中深深地领会到掌权相比夺权难。要重新掌权，没有本阶级高度的阶级觉悟、组织能力和战斗性是不可能长久的，历史的悲剧还会重演。

【*这里证据至少有三：首先，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阶级端的是铁饭碗，吃的是大锅饭。与近30年的宣传正好相反，这才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必要条件。否则给领导提意见的工人就有可能被扣奖金、工资，甚至开除。但是仅有铁饭碗还不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地位。因此证据之二是毛泽东时代广泛实行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原则，这就更直接地证明了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地位。但是本阶级当家做主最直接的、最明显的证据还要算文革中的派仗。打派仗虽然不好，但是它反而说明了中国的工人阶级确实有当家做主的愿望，有过当家做主的权利，有过当家做主的行动。如果工人阶级没有此权利，它就根本没有打派仗的资格，也没有派仗可打！但是右派的反驳“因为那种权利是毛泽东恩赐的，所以他可以随时的收回，因而工人阶级并没有当家做主”是经不起推敲的。这种说法实质上以为在阶级社会里，一个阶级要想当权可以不通过自己的政党去实现，以为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可以没有自己的领袖人物去体现。事实上，毛主席当时如果没有发动文化大革命，那他就不配为工人阶级的领袖，毛泽东主义也就无从谈起。】

回顾近30多年来工人阶级的斗争历史，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制时期的斗争有较鲜明的政治性和战斗性，但是那场斗争是个退却战，且已经基本结束，所谓的“老工人”多已退出生产领域。因此，就如何分析工人阶级的斗争问题来说，新、老工人的划分在90年代或有价值，但是今天把国企工人当做“老工人”，私企工人当做“新工人”一类的分法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今天的产业工人基本上是以正式工、合同工和派遣工等等来划分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团结问题也是要以此为基础来讨论。

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的重新崛起，从组织上来讲好像基本上是从零开始，但是从思想、理论和经验上来讲，他却站在世界工人运动的一个制高点上。他所考虑的不光是如何重新获取政权，他还要考虑如何防备历史的悲剧重演。

他懂得，光有阶级的觉悟和阶级的组织还不足以实现阶级的崛起和解放。工人阶级要解放，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战斗性。否则像工联主义者那样承认劳资的区分，但是主张劳资的和谐与共赢，把工人群众在工人运动中所造就的阶级意识和组织性引导和局限在分蛋糕的游戏上，因而实现不了工人阶级的解放。

因此，工人阶级要重新当家做主的那种社会主义只能靠一场推翻私有制的无产阶级大革命来实现，而不可能靠所谓“复兴”所能完成。后者只不过是“和平过渡”的翻版。

但是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组织能力和战斗性只有通过它与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长期不懈斗争中才能提高，不是一两次大的经济危机就能解决问题的。因此，工人阶级重新崛起还是个漫长的过程。其中有几个必不可免的阶段。

(三)工人阶级崛起过程中的几个阶段

一般来讲，工人运动首先是从个人抗争到集体抗争，然后是从自发的集体抗争到有组织的集体抗争，再后是从反抗单个资本家为目的的有组织的集体反抗到以反抗整个资产阶级为目的的，以无产阶级政党的形式组织起来而进行的阶级反抗，最后是从反抗资产阶级的压迫到与其决战，取而代之，建立无产阶级共有制*的阶级专政，以便为最终消灭所有的阶级压迫铺平道路。所有这些阶段都是工人阶级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阶级意识、组织能力和战斗性的过程。

【*共有制，即全民所有制的表现形式可以是人民当家做主条件下国家所有的公有制，但是人民不再当家做主的“公有制”就不是共有制，如当前的国有资产。希望今后的左派就不要再拿定义模糊的“公有制”说事，不要无意帮当局骗人。】

我们目前所属的阶段还是从自发的集体抗争到有组织的集体抗争的阶段。

在目前这一阶段，工人运动还不缺乏战斗性（风起云涌的罢工潮就是证据）。改良主义目前似还不是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尽管工运当今只能从事改良的事业不等于从事工运者认同改良主义。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警惕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问题）。但是从挺薄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出改良主义倒是小资产阶级“左派”的主要倾向。

工人群众阶级意识的提高

如何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是目前的首要问题。相对解放前的中国工人，现在的工人阶级不缺乏文化（能写会唱的人才到处都是），不缺乏知识（至少初中，且大学生越来越多），不缺乏信息（普遍都能手机上网，信息唾手可得）。相对来讲，他们缺乏的是意识，尤其是新一代的工人，缺乏的是革命的意识，阶级的意识，自我解放的意识。由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那种通过个人奋斗达到个人解放的思想在工人阶级中还占有统治地位，他们的多数还看不到团结的力量，看不到阶级的力量，尤其是新一代的很多工人甚至不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一员，许多人对创业还抱有希望，不断地打工挣钱-创业-破产-再打工-再创业-再破产-再打工。他们的斗争因而还往往停留在个人抗争的阶段，还没有上升到普遍的集体抗争的阶段。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新一代的工人阶级具有它特殊的斗争性。为了生活，他们背井离乡，甚至妻离子散，他们痛恨自己的现状。他们富有战斗性，他们对老板稍不满意就跳槽，不断地寻找自己的出路，因而他们不怕被老板开除，不怕暂时找不到工作（大不了回家种地），结果迫使资方不得不用扣押他们薪金的方法来拴住他们（相比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因为怕辞职没有收入或罢工领不到失业救济，反而不敢轻易地与资方如此抗争）。

这些工人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慢慢地认识到天下乌鸦一般黑的道理，慢慢地不愿为每次跳槽的高价成本埋单，意识到与其跳槽不如改变现状更有前途，意识到要改变现状就必须团结起来一起干，因而越来越多的自发的集体抗争爆发出来。这里面有的带头人抱着反正不在这里干了，走之前带领大家闹一闹，恶心一下臭老板的心情，因而他们不怕出头露面，敢于和老板抗争。

但是这种方法不利于建立长久的工人组织。要建立这样的组织，基层的工人领袖人物必须获得工人群众的保护。因此，在此类工人组织获得合法性以前，他们必须能够长期地隐藏在工人中间。合法性也只有在工人的大多数不怕坚持长久的罢工来捍卫自己的带头人的情况下方能获得。这就需要工人群众阶级觉悟的提高。

这种阶级觉悟的提高可以从小事做起。比如，深入到工人运动中去的组织者可以在日常打工和生活的细节上，做到一人有难，大家帮忙。通过这些小事让周边的工人体验到团结的力量。工人之间有了信赖，集体对付老板就更有信心。这是阶级觉悟升华的第一步。

工人群众组织能力和战斗性的提高

伴随着工人群众阶级意识的提高是其组织能力和战斗性的提高。因此，目前工人阶级崛起的第一步就是由工人的个体抗争和自发的集体抗争走向有组织的集体抗争。这一步的典型表现就是成立以生产单位为基础的类似工会的工人组织。

工会是工人与资本抗争的最基本的组织。这是世界几百年工人阶级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我们一些马列毛主义者轻率地否定它，这是非常错误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把工人组织成一个个的为其服务的团队。工人对资本的反抗有个人行为，也有集体行为。集体行为最直接、最普遍的形式就是针对具体资本的集体抗争。为了使得集体抗争更有效，工人阶级自己的维权组织初期也只能是以这一团队的形式成立自己的组织。这一组织叫工会好呢，还是叫工人委员会或职工代表大会好，还是其它的名称好，关系不大，关键是它必须是工人自己的组织。

跨行业的组织，乃至自己的政党都是离不开工人阶级日常生产过程中所自然形成的工人维权组织。问题不是要不要以生产单位为基础的工会组织。问题是如何保证工会是代表工人利益的，是工人自己的工会。在当今中国工人阶级的集体抗争和维权还没有组织化的情况下，工联主义算是个进步。它起码懂得工人即便是为了自己眼前的经济利益，也必须组织起来。那些仅仅强调个人抗争，强调自发性，或光强调经济利益，忽略有组织的集体抗争的人，连工联主义者都不如。

由于官方用专制的形式垄断了所有名义上的工会，中国工人集体抗争和维权的基本组织形式要么是夺回工会的领导权，要么是成立自己的独立于资本的工会。这一问题的答案只有在将来的实践中去探索。

除了工会一类的按生产单位为基础的工人组织以外，工人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还会形成以工人居住社区为单位的，以工人面临的具体社会问题为中心的其它的群众维权组织（如下岗工人的维权组织、外来工子女教育权益组织等），或以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为目的的各类群众组织（包括类似红歌会，反转基因等社会团体），以及利用现代通讯手段的各种网络圈子式的组织。在这里，马列毛主义者还应该利用一切合法的渠道，通过学习、锻炼，甚至娱乐活动，通过经济和政治的斗争来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组织能力和战斗性。也就是说，凡是有群众的地方，都有马列毛主义者工作的空间。

但是资产阶级绝不会坐等反抗资本的工人组织出现，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消灭之。

工人组织起来最起码的标志是一些带头人的出现。资产阶级对付这些工人领袖一贯的手法是软硬兼施地收买和镇压。他们懂得工人组织起来的危害性，尤其是以组织工人起家的执政党，因此面对着高涨的工人运动，他们宁愿牺牲一些眼前利益，暂时满足工人群众的经济要求，但是他们绝不要看到有阶级意识的工人组织出现、成长和壮大。

咱们看看被有些左派人物捧为“一切进步力量的领袖”薄熙来是如何对付工人运动的。

2002年轰动一时的辽阳工潮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经过工人们越演越烈地多年斗争，当局一方面在经济上大步退让，“偿还了数以亿计的拖欠职工的包括工资、劳保等项的大部分欠款，连一些久已拖欠的、个别老工人至死也不报偿还希望的大笔医疗费这次也一并偿还了。”另一方面政府逮捕了一批出头露面的工人领袖。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工人领袖姚福信和肖云良有期徒刑的决策据说是薄熙来不顾上下官僚的劝阻，一意孤行拍的板。

按理说，既然当局几乎能够完全满足工人们的经济要求，而且一批贪官由此落了马，说明他们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他们的斗争是有功的，但是为什么以薄熙来为首的辽宁省当局非要判那几位工人领袖有期徒刑，而不是对他们以功臣相待？

这是问题的关键。有远见有头脑的统治者在工人运动的高涨面前，他们宁可在经济上让步也绝不葬送自己的长远利益。相反地，这些工人运动的不成熟也恰恰表现在捍卫自己组织起来的权利和领袖人物的斗志上不如捍卫自己眼前利益那样坚决。像薄熙来一类的统治集团干将正是看准了工人阶级队伍中的这一致命弱点，通过满足他们的经济要求但是取缔他们的组织能力这一手段来分化瓦解工人阶级队伍，政府花了仅仅几亿元就有效地摧毁了工人阶级的反抗。这是所谓“老工人”和国有资本集团的斗争之所以是个退却战的一个重要原因。经济上他们算是胜利了，但是由于工人维权的组织被摧毁了，政治上他们是惨败的。他们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葬送了自己的长远利益。但是我们一些目光短浅的左派网友还振振有词的以“这次的工潮善后大部分工人还是比较满意的”说教和薄熙来没有在国企改制中为自己捞一把的行为来赞赏薄熙来。

薄熙来在对付重庆出租车司机的罢工中也有同样的远见：满足工人群众的经济要求，但是以取缔黑社会的名义取缔工人斗争的组织和领袖。

这也是资产阶级的一贯手法：把工人维权运动的组织和领袖按照黑社会来处理。至于什么是黑社会，重庆的官员早已深刻地说明：与政府作对的就是黑社会。这和历代农民起义被皇朝看成是土匪黑社会，井冈山的袁文才和王佐被国民党的政权看做是土匪黑社会一样，“挑动”重庆出租车司机罢工的黎强被薄熙来认定为黑社会势力，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等九项罪名判了他有期徒刑。这些罪名是统治阶级对付罢工工人的典型罪名。对于工人阶级来说，组织出租车司机“闹事”的那些人是否是黑社会是个次要的问题，是工人阶级内部的问题，不是依靠资产阶级政权来解决的问题，就像无论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多么的黑暗，那是伊拉克人民要解决的问题，不能作为美帝侵略的借口一样。在世界工人运动的历史上，不论是不是，资产阶级一贯地把与政府作对的工人阶级的组织当成黑社会来看待，作为统治阶级一员的薄熙来也不例外。

薄熙来“打黑”后重庆的“治安”大大“好转了”说明不了问题。统治阶级强大的地方，尤其是“铁腕”上台的话，“治安”当然要“好些”，但是对人民不一定好，如希特勒上台后的德国。世界上这些大流氓镇压小流氓的例子有的是。重庆的治安“好转了”，但是有何证据说明人民组织起来维权的能力是提高了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我们要看的不光是人民的眼前利益，我们时时刻刻更要看到的是人民的长远利益。这一长远利益的实现只能靠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组织能力和战斗性的提高来完成。具有这一革命性的工人阶级队伍才是统治阶级最为恐惧的力量。

薄熙来一方面说“老百姓是通情达理的”，并主张成立“出租车司机协会”以便政府与出租车司机的沟通，另一方面却镇压像姚福信、肖云良和黎强这些带头“闹事”的人物，目的是杀鸡给猴看，让老百姓知道以后有话“好好说”，但不要组织起来和政府作对。

但是工人阶级唯一的力量就是团结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团结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工人阶级要崛起就必须把自己的组织看成是和自己的生命一样才有可能。

在如何对付工人阶级崛起这一问题上，难道我们从以上两个事件中看不出薄熙来这类统治集团干将和政客所表露出的一副对统治集团利益有着卓越远见，且个人有着宏伟抱负，但对待人民是极其阴险，狡猾，且奸诈，笑里藏刀的狰狞嘴脸吗？我们总不能愚蠢到了以为“好事”都是“清官”做的，坏事都是贪官做的，仅仅把政府满足工人群众的经济要求归功于薄熙来式的人物，却把政府镇压工人斗争的领袖，取缔工人阶级的组织归罪于他人吧？我们有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左派真是有眼无珠呀！真是不如被他们痛斥的工联主义者呀！起码后者懂得工人阶级的组织是工人阶级的生命这一最基本的道理。

以上事例说明工人阶级组织能力和战斗性的提高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四)革命者之间的团结问题

这就是如何对待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或一旦有了路线分歧怎么办，或如何对待派性的问题。讲团结就必须讲斗争，团结是斗争的目的，团结是斗争的结果。这看起来很矛盾，其实就是对立统一。不斗争的团结不是团结，是和稀泥。意见不一样，不允许辩论，达不到团结的目的。经过斗争，甚至是激烈的路线斗争，意见一致了，这样的团结才有力量。但是如果斗争的方法不对，不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和以教育人为目的，而是为了表现和抬高自己，那也达不到团结的目的。

斗争的方法本身就体现着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只有为了真理，为了消灭人压迫人的阶级社会，为了解放全人类而奋斗才能解放自己，所以宗派主义与此格格不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为了争当人上人，为了出人头地，为了当老大而争斗，所以宗派主义猖獗。但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还是有些区别。大资本必须“合资”，而小资产阶级是以“单干”为生，甚至以“单干”为荣，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单干”行为反映到革命队伍中来就是山头主义，就是我行我素，就是各自为政。纵观文革中群众组织之间的派仗，或国际共运中托派群体的宗派主义现象，明显地，他们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人压迫人的阶级社会，而是为了当老大，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是为了抬高自己，不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而是为了出人头地，因而谁也不服谁。他们这种人如果在大圈子里面当不了老大，就找一个小圈子当，小圈子里面当不了老大，就找一个微圈子当，反正不找到一个能当老大的圈子不罢休，那怕“单干”也自以为荣。张国焘从赫赫有名的革命者到叛徒，不正是这种人吗？文革中忙于打派仗的各路头头不就是这种人吗？目前众多整天泡在网络上的“论战家”是否会重蹈张国焘、文革头头一类的老路？

那么我们如何对待同志间的分歧呢？答案是，一不能掩盖或回避矛盾，二不能把持有不同观点的同志当成阶级敌人。只要没有明确的背叛行为，只要不是内奸，革命同志之间的分歧，那怕是严重的路线分歧，都是非对抗性矛盾，都是人民内部，而且还是革命者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最终只能是通过民主集中制的办法。这是一个原则。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即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只要斗争的双方仍然坚持马列毛主义，我们就不能分裂，但是那些搞阴谋诡计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

这里我们要区分共同目标下的路线斗争和目标不一致的道路之争。前者是人民内部矛盾，后者有可能是敌我矛盾。路线斗争是原则问题，决不和稀泥，但绝不分裂，如何行动只能依照民主集中制来解决。相反的，民主集中制无济于道路之争。但是解决团结之难处就在于正确地区分目标一致的马列毛主义者之间的路线斗争和目标相悖的真假马列毛主义者之间的道路之争。这后者往往是以路线斗争的假象出现，假马列毛主义的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者一定会掩盖他们的真实目标，因此真假马列毛主义之间的道路之争起先往往看似是路线斗争，两类矛盾的区别起先往往并不明确。这只有从实践上看他们依靠谁、团结谁和打击谁来区分，从他们的斗争方法是否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是否是光明正大上来鉴别。

在如何对待革命者之间的分歧上，我们同时还必须总结近百年革命先辈的斗争经验。

目前很多的革命者，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很喜欢列宁那种犀利的文风，大家不论有没有水平也都学着像他那样毫不留情地批判他人的观点。但是这里面有个如何团结持有不同观点的同志的问题。虽然我们对犯错误的同志应当进行严厉的批评，甚至讽刺、挖苦、嘲笑以至于发泄个人对机会主义者的愤怒都不算过分，但我们不能进行人身攻击，不能把他们当成敌人来看待，不能把他们往敌人那里推。后者属于原则性错误。

说实在的，列宁批判卢森堡的一些讽刺、挖苦、嘲笑的语句让人看了很不舒服。列宁看问题的尖锐性是超人的，但是方法上不如毛主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毛主席有关路线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比列宁要更为成熟。毛主席从建党到延安整风的20多年里长期地属于少数派，经常地受到打压和排挤，就像孙悟空在炼丹炉里获得火眼金睛一样，毛主席的这一经历确实磨练了他的斗争水平。

相比列宁，斯大林就大大地退步了。他对托派的斗争就很粗暴*。虽然斯大林坚持列宁的建党理论，捍卫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正确的，托派实质上要求取消无产阶级的政党，以形式民主的工会取而代之和疯狂的宗派主义活动是极其错误的，反动的，但是对于像托洛斯基这样的人物，斯大林就没有能够像毛主席对待王明、张国焘那样达到团结所有要革命的绝大多数的同志，没有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整风来教育和团结持有托派观点的大量要革命的人物。斯大林往往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把很多犯有托派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但是愿意革命的优秀的革命家当成特务、叛徒和敌人来对待，分裂了革命队伍，给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如果斯大林有毛主席对待党内一系列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从张国焘到邓小平那样的胸怀和水平，说不定最后背叛革命的就只有托洛斯基，托派也很有可能形不成什么势力（当然托派反党、反“官僚”的思想基础是小生产，因此托派在小资产阶级里面很有市场也是必然的）。

【*其实这一结论，列宁早有非凡的预见。他在临终前就说过：“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它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见列宁1922年12月25日《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所希望的具有“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的人选不就是毛主席那样的人吗？】

中国解放后的党内斗争和解放前的也是大不一样。对高岗、彭德怀那样一棒子打死的结局就明显的有刘少奇在作怪，把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那样的一棒子打死的结局也和林彪的野心有关。在这一类问题的处理上，由于走资派的影响力空前的强大，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区分极其不明朗，毛主席不可能像解放前那样，把党内的路线斗争完全看成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共同目标的）路线斗争和（走资、走社的）道路之争不甚明朗时不得不做很多的妥协，往往是很被动的。即便是这样，毛主席比斯大林高明得简直不可相比。要是按照斯大林的做法，刘邓一类早就被枪毙了，但是这样做教育不了人民，也阻止不了资本主义的复辟。邓的复出就证明了毛主席的高明。毛主席没有把邓小平当成敌人，而是给予出路。是邓小平自己暴露了自己。虽然文革失败了，但是邓的表演充分地暴露了他们这类人的本质，为后人认清走资派提供了一个最为完美的标本。

所以，我们要向毛主席学习，我们不要把对那些持有错误观点和主张的人物往敌人那里推，即便是这里有坏人，在他们彻底暴露以前，我们也不能把他们像对待敌人那样。敌我一定要分清。张国焘是在叛变以后才被开除党籍的。在这些人彻底背叛以前就把他们当成敌人不利于我们团结持有同类错误观点的革命同志，反而会助长宗派主义和分裂。

(五)工人阶级重新崛起的道路问题

对于中国将来的局势，挺薄的保皇派和自称为马列毛主义的机会主义者正好相反。保皇派是唯恐天下大乱，乱了自己的帝国梦就会泡汤。机会主义者是唯恐天下不乱，乱了自己才有望和资产阶级中的某集团（如薄熙来式的人物）分享中央政权。如果这一目的暂时还达不到，那么“借鉴重庆经验”，在大乱之下，“左派”（也就是他们自己）“在若干地区、若干省份首先取得胜利是完全可能的”。

这些机会主义者不愿做艰苦的、长期的、细致的教育、动员和组织工人阶级的工作，他们希望找捷径，因而抓住重庆模式和薄熙来不放。

这些机会主义者不是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去为工人阶级争得活动的空间，而是指望抬举他们内部像薄熙来那样的某些精英来改变工人阶级的处境，一再希望当权集团的党中央左转。这些人堕落到了何等地步！他们不是揭露统治阶级，而是在投机，在帮他们的忙。

但是中国的工人阶级不是没有掌握过国家政权。这些机会主义者完全不顾这一历史事实，不谈工人阶级如何重新组织起来，不是用革命性的标准去引导人民如何识别和提防像薄熙来式的资产阶级政客，只关心少数精英（像他们一样的所谓“左派”）如何上台，生怕工人阶级提高了自己的阶级意识就不再会把薄熙来式的人物(和他们这类人)当成“中国一切进步力量的领袖”，因此他们极力混淆薄熙来事件的阶级本质，力争成为这些政客的游说者和吹鼓手。用心何其毒也！这些快速堕落的机会主义者如不悬崖勒马，他们很快地就会变成中国特色资本忽悠老百姓的帮凶!

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的政治纲领不是投机的纲领，不是没事找事，不是唯恐天下不乱。资本主义的危机是它自身的矛盾造成的，不是任何人蓄意捏造和制造的。马列毛主义者对于大乱的看法从来在于大乱的起因，在于乱了谁。树欲静而风不止，无产阶级并不想乱，但是不怕乱。如果是像一战、二战帝国争霸那样的大乱，无产阶级是坚决反对。如果是由于阶级矛盾的激化，面对工人阶级的维权运动，统治阶级胆敢采取镇压的手段所造成的“乱”，责任在于统治阶级而不在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权利被侵犯，被剥夺，他们当然要奋起反抗。

(六)工人阶级重新崛起中的策略问题

地球上原先没有路，早先的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历史上，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人民的权力，往往都是通过“非法”斗争获得的。例如，罢工权只有通过非法罢工才能获得，结社权只有通过非法结社才能获得，迁居权只有通过非法迁居才能获得，言论权只有通过非法言论才能获得，出版权只有通过非法出版才能获得。起先争取这些权力的人数微小，但是只要人民有争取这些权力的愿望，为争取这些权力而奋斗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最后是法不责众，不合法的就有可能成为合法的。而合法的斗争一般来讲只可能捍卫已有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合法的要与非法的相结合才能维护已有的权力，争取更多的权力。

正由于当政者有宪政派和特色派，我们的对策也要灵活。我们要利用执政党的红色马甲大搞马列毛主义的学习，在工人群众利用红色马甲维权的过程中去揭露红色马甲的虚伪，就像我们对付宪政派一样利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去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但是我们不能像左转派那样奢望官方实施自己的口号，不能奢望我们有任何能力去“迫使执政党为工人服务”。同时也不能像一些被邓小平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给搞糊涂了的人那样荒谬的认为“今天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时候，民主成了新殖民主义的工具了，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和值得肯定的地方”。

工人争取民主权力的斗争是工人阶级崛起的一部分。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恰恰是在争夺这些民主权力的过程中提高的。工人争取民主权力的斗争起先主要的表现在自我组织工会权，争取自我结社权、言论权的斗争上。正是这些实质上的权力是资产阶级最怕工人获得的，因此，这些权力只有在工人群众认同私有制的条件下才有望获得（也是西方工人的绝大多数认同私有制，因而看似有此权力的原因）。工人群众越是不认同私有制，这些权利就越不容易获得，工人群众就越容易识破资产阶级“民主”的假面具。

目前虽然保皇派和机会主义者挺薄有自己的目的，但是挺薄运动还是有它的进步意义，有可被工人阶级利用的空间。它给予我们利用矛盾的机会，有利于我们揭露统治阶级政权的内幕，有利于把矛头对准当局。事实上，薄熙来事件确实教育了很多群众，让他们罕见地看到了所谓“清官”的伪君子真相，看到了这些人是如何轻易地假公济私，是如何容易地进行权钱交易，又如何较为轻易地掩盖自己的幕后操作。

问题是这两年绝大多数的“左派舆论”都是在研讨如何挺薄而不是如何利用矛盾。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们应当讨论的是工人阶级如何利用薄熙来事件壮大自己的阶级队伍，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

(七)左派知识分子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

我们左派知识分子的一切努力都应当从如何推动工人阶级的崛起着手。为此，我们的眼光必须放在下面，放在工人阶级身上，放在如何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组织能力和战斗性上，而不是把眼光放在上面，像那些机会主义者和政治投机家那样把希望放在精英群体里。

我们有些青年知识分子，革命热情很高，立志通读马列毛，但是即便是他通读了这些经典，如果没有立场的转变，他也不过是一个马列毛主义的学者，而非一个马列毛主义者。立场的转变不是单靠学习能够莸得的。这就是为什么知识分子要到工人阶级中去，要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去，以便把自己的感情和立场、出发点放到工人阶级一边，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一些读过几本经典著作的网络上的马列毛主义学者类的知识分子，他们并不愿意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去，并不愿意和工人阶级融为一体，整天泡在网上，忙碌于网络上看谁辩得过谁，而不看这些争辩是否有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革命性，因而他们最多所能起到的作用就是工人运动催化剂的作用，这些人是无产阶级的落后分子。

我们左派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向工人阶级传播马列毛主义，就是在工人阶级崛起的过程中，把马列毛主义变成工人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工人阶级自己会通过自己的斗争磨练出自己的领袖人物。那些奢望获得工人运动领导权的“网络革命家”会被历史所抛弃。我们只能是争夺马列毛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指导思想地位，而不是自己的领导权。

工人阶级在其崛起的过程中会造就千千万万个毛泽东式的人物。他是立场、思想和能力的优秀结合者，也就是无产阶级立场、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个人才能三者合一的优秀代表。有才能的人有的是，比如蒋介石、林彪。有马列理论水平的人也不少，如刘少奇、陈伯达、吴敬琏。据说后者能把资本论背下来。这些人懂得马列主义的逻辑，但并不认同马列主义。有无产阶级立场的人也是大有人在，如早期党内的很多党员和干部。但是把三者结合在一起的人很少，太少了。工人阶级的崛起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有在有了千千万万个毛泽东式的革命者，在毛泽东这样三结合式的人物变成很普遍，不再是伟人后，才有可能得到最后的巩固。

(八)当前马列毛主义者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批判狭隘民族主义

综合以上的分析，马列毛主义者今后在思想、理论上的几项重要任务是揭露和批判狭隘民族主义，揭露和批判“左转论”，揭露和批判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当前这几个中，对群众影响最大的可能要算是狭隘民族主义。

因此，揭露狭隘民族主义的欺骗性是马列毛主义者在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

左派狭隘民族主义者的几个特征：

1.他们表面上同情弱势群体，但是宣扬的是精英思想，要人民把希望寄托在明君和救世主上，试图消弱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

2.他们说是捍卫毛泽东时代的成就，但仅仅视毛泽东为反帝的民族英雄，否定毛泽东思想中强烈的反封建内涵和毛主义与马列主义的继承关系。

3.他们不加分析地捍卫中国传统文化，说是提倡“文化复兴”，却在用反动、腐朽、落后的封建文化去反对资本主义文化，用中庸之道去反对辩证法，用封建安分守己的等级观念去反对资本主义的个人奋斗，用儒家思想去反对唯利是图。

4.他们同时又不加分析地反对西方文化，以掩盖其反对马列毛主义的反动实质。这些所谓的“毛派共产党人”的行为使人想起《共产党宣言》中对反动的封建社会主义的批判：“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这里我们只要把“贵族”换成“精英”，就像是描述今天的这些看似进步，实为反动的“文化复兴”思潮。

5.他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不反执政党，不反当权者，即维护私有制的国有资本集团，因而他们提出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反汉奸”口号。这些铁杆保皇派们之所以把反对腐败作为当前斗争的口号和纲领，其真实目的是为了保住国有资本集团的统治，以便实现自己的帝国梦。

为此，我们要对民族主义做一分为二的分析，要区分民族主义中反帝的激情和争霸的狂妄，宣传前者反对后者，宣传为反霸而反帝，不是为争霸而反帝的思想。

结论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资本主义又不断地培养着自己的掘墓人，因此帝国主义的灭亡和工人阶级的解放，都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中国工人阶级重新崛起的大环境，因而它将是一个不可遏制的历史大潮流。

今天中国工人阶级的再崛起，是在资本列强争霸世界的前夜进行的，同时也是在资本主义复辟后的国度里进行的。它所面对的资本势力是以执政党领导的国有资本集团为首的资本势力。这一国有资本集团既是带领中国资本主义崛起和走向帝国主义的核心力量，又是中国工人阶级最凶恶的敌人。看不清，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意承认国有资本集团的这一本性是当前左派思想混乱的集中表现。

工人阶级重新的崛起确实是任重而道远，但是它的意义深长。中国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其历史上又有过多次的重大起伏，尤其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磨练和资本主义复辟后三十多年的摧残，在他的身上聚集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因此他一定能够学会如何更好地利用资本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被资本所利用；一定能够更好地学会与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对付全球化的资本势力，而不是被当做争霸的炮灰；一定能够更好地学会识别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诡辩，而不是被他们所忽悠；一定能够更好地克服自己队伍中的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通过斗争达到阶级内部的大团结，而不是被资本势力分化瓦解。因此他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

正像俄国的工人阶级曾经是世界人民反帝反霸的先锋队，中国的工人阶级也一定会成为世界人民反帝反霸的先锋队。他的重新崛起将必不可免地砸烂资本主义的旧世界，与全世界人民一起共同开辟一个没有阶级压迫、没有剥削的灿烂的新世界。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013年5月初稿

2013年12月二稿

在此感谢诸位对初稿的批评和建议，并愿以此个人思想火花和网络人士观点抄袭拼凑在一起的、理论造诣不高的和逻辑思维不甚清晰的拙作来纪念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

2014年3月三稿

再次感谢诸位热心朋友对此搞的认真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