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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研究农业的有良心的学者写文章说:
“我总听人说农民欢迎分田到户。但我在河南,山东,安徽,贵州,云南,河北的农村走访的过程中,我没有遇到过说分田到户好的农民。那些说单干好的人,都不是农村出来,不知道种地的难处。我见到的都是反对分地的人,上级领导为了保住官位,强迫分。农民没法,只好分。我的老家烟台专区的十七个县的县委书记,都反对分地,都给调离岗位。浙江省委书记铁英反对分地,被撤职。”
“2000年我到安徽开会,遇到安徽大学社会学系的系主任王邦虎。他是农民出身,大学毕业,出国留学,拿了博士回国教书。并作农村研究。我第一次见到他。我说王教授,你是农村出来,到美国留学,现在在国内教书,做农村研究。我跟你一样,也是农家子弟,也到美国留学,不同的是你拿了学位回国,我却留在了美国。但我们都是做农村研究的。在北方,你主要是安徽。我想知道,安徽农民如何看待邓小平和毛泽东的。
他很平静的说,我在安徽做农村研究十年,我没有见到一个农民说邓小平好,也没有见到一个农民说毛泽东不好。
我说那你如何解释小岗村的现象。
他说小岗村的事是共和国的头号秘密。如果你不信,你就到凤阳去看看,看你能否去得了。那份所谓的有十八户农民签字的文件,是假的。”
(《说包产到户受到农民拥护,是不了解农村,杨思远评邓剧:1992年才是邓小平的历史转折点》,芭蕉叶,13:24:06 08/15/2014,华岳论坛)
这是上层建筑破坏公有制经济基础的典型例子。为什么一盘散沙的农民不行?
因为小农经济使得土地、生产、加工、物流、销售、水利建设等全靠个体力量,从而无法有经济效益,所以农民就不种地,去当农民工了。
网友:现在的“土地流转”能不能解决一盘散沙问题?
作者:不能,请看调查文章:
“大规模土地流转对农村各阶层不同的影响,表明了在践行土地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农村各阶层对大规模土地流转的诉求。实际上,只有能完全脱离农村的极少部分外出经商阶层在这一土地产权变革中受益,而其他阶层则在不同程度地承担了土地利益的损失。而且,从总体上看,大规模土地流转并没有使农村增益,少部分群体的受益,无法填补绝大部分农民所遭遇的利益受损。”
(《大规模土地流转使农村“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红色文化网,2013-08-17 13:27:14,来源:《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3-3,余练)
特别严重的是土地私有化后不种粮了,因为私有化后“以钱为纲”了,鼠目寸光的统治者制造了各种各样的危机却看不到明明白白的危机。请看文章:
“记者日前从省农业厅获得一组数据,显示全省土地流转规模已达1808万亩,占到全省耕地的19.56%。但是,土地流转‘非粮化’现象比较普遍,土地流转前粮食的种植比例是70%以上,流转后下降到30%左右。2013年度,全省流转土地用于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比例为31.9%。相关调查报告中说:‘随着土地流转面积的不断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堪忧。’”
“聊城市东昌府区福和种植专业合作社,去年9月流转了5260亩土地,其中4260亩用于药材种植,1000亩开发为科普旅游观光园。”
“土地规模化经营需要高额投资,一般农户或合作社往往无力承担,这就使得大量工商资本开始介入。”
“对于流转后的用途,政府要时刻监督、限制、管理,对改变用途的作法进行处理或罚款,并及时通过强制性法令恢复种粮。否则,土地一经固化,就很难继续种粮了。”
(《大众日报:土地流转“非粮化”现象比较普遍 粮食种植面积堪忧》,西方失败二世,00:12:47 08/26/2014,华岳论坛,来源:大众日报,2014-08-17 09:58:30)
显然,因为现在走资派卖国派坚决不“解放重用薄熙来,纠正搞资本主义的错误路线,完善无产阶级宪政制度”,所以习邓江胡成为“扼杀中华民族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伟大复兴的双重历史罪人”的可能性非常大。
四、习邓江胡必须刻不容缓地下决心纠正错误路线
网友:我想习邓江胡肯定不希望成为历史罪人。刚看到新闻说:
“随着美俄矛盾在国际上越演越烈,俄罗斯总统普京24日在‘瓦尔代’会议上发表讲话,严厉批评美国破坏世界秩序,这是普京发表15年来最狠讲话。苏联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对普京此次讲话予以高度评价,称这是普京过去所有执政年代最犀利的一次。
综合俄罗斯媒体10月27日报道,戈尔巴乔夫这样形容,‘(普京的)发言令人震惊。我认为,这样的讲话在普京过去所有执政年代中都不曾有过。或许还因为局势需要。基本上,我同意他表达的所有想法。’”
(《普京狠批美国言辞犀利震惊戈尔巴乔夫》,多维网,2014-10-26 23:18:51)
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罪人戈尔巴乔夫好象变了一个人,对此你有何评论?
作者:缺德少才导致亡党亡国的败家子戈尔巴乔夫现在可能睡醒了,可是败家容易发家难,普京靠手上的烂摊子不可能恢复超级大国苏联的光辉了。
网友:前车之鉴太深刻了。习邓江胡应该怎么解决我国的粮食危机问题?
作者:纠正错误路线,重新搞合作化,鼓励农民走集体化道路。有文章说:
“前不久,《楚天都市报》上发了一个预告:本报将与官桥八组合办《官桥读本》专刊,每月一期。官桥八组是嘉鱼县农村的一个村民小组,五十多户人家,有何能耐,敢和列入世界五百强的报业集团合办刊物。这真是破天荒的事。你可别小看了这小山村,它现在对外的称呼可牛,叫‘田野集团’。这田野集团可不是吹的,它拥有几十亿的资产,在村子里办了一个博士后基地,办了一个科技产业园,还向武汉市投资,办了一所‘东湖大学’。你说这牛不牛?这牛气是如何冲天的,官桥人都说,是集体经济,人民公社体制。”
“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实行‘大包干’的起源村——小岗村,在2004年-2005年间三访建设共产主义社区的南街村。因为小岗村推行大包干的结果是:‘一年跨过温饱线,二十年难越富裕坎’,而南街人早就过上了‘从摇篮到坟墓’都由集体承担的政策,人人都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每年来南街参观‘共产主义’新村的中外游客几十万,闻名海内外。”
“80年代初至上世纪未,发出的一号文件是推行和巩固‘大包干’的,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30年不变’。在最初,‘大包干’几乎是一统天下,但随即就出现了坚持或恢复集体经济的村子。全国大约有7000多,这当然是极少数,但这个极少数却出类拔萃地大发展,这个大多数却裹足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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