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华：四中全会与香港“占中”

水边

四中全会与香港“占中”

中国共产党正在开四中全会研究依法治国，思想界搞“法治”与人民民主专政之争，香港争“真民主”违法“占中”已二十多天，习近平参加祭孔与关于中国传统的讲话，都是围绕着四中全会的一场博弈。这场博弈结果能不能在四中全会上揭晓，过两天就可以知道。不过，会上的东西要成为现实的东西，还须要实践；要看四中全会能否解决好香港非法“占中”问题。

我是依理依法做事的。但是，并不迷信法律。我相信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一朝天子一朝臣，不同的统治阶级不同的法。新中国建立后，国民党立的法就被废除，绝不会再以中华民国的法律治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国。邓小平搞改革，毛泽东时代的党章宪法就要修改，不再完全依改革前的法治国。由此看来，“依法治国”首先有一个是什么法、什么国的问题。

我多次说，革命、改革，都是违法的，这是同义语。前几天，有人否定这种认识，在谈依法治国中，说以后的改革要在法制下进行，大概是先立法后改革。这看来形式上不违法，但实质上，原来那个不利于改革的法，还是不会用来治国，也要改的；再说，先立法后改革，是认识先于实践，不说它在认识上是唯心主义，就实践而言，中国改革以来，立了那么多的法，很多都成为空文，所以，四中全会研究依法治国，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有法必依。但是，许多事实已经证明，没有根据的拍脑壳出来法，无论怎么强调，强制，也常常行不通。

既然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那末，自然免不了要产生一个问题，这就是，被统治阶级的意志又如何才能表现出来？实践的回答是，被统治阶级的意志如果没有表达的渠道，就会以非法的形式表现出来，对抗就不可避免。这时候，依法治国直接表现为激烈的政治斗争，结果是一个阶级胜利了，一个阶级失败了；原来的法还能不能继续用来治国，要看统治者能否在斗争中获得胜利。

美国的政治家比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更懂得“马克思主义”些，他们发明了“颜色革命”、“花儿革命”，教唆被统治者用“非法立国”来斗垮现在统治者的“依法治国”，或曰用“民主”来对抗“专政”。香港“占中”就是这样的斗争，核心筹划者要的是“港独”，而不是表面上喊的“民主”。有人说，香港“占中”是要“真民主”，是吗？那么，“反占中”的人的民主还要不要？所以，还是毛泽东说的对，没有什么“真民主”“假民主”，只有什么阶级的民主。民主就是阶级斗争，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

无产阶级执政时间很短，说句左翼不愿意听的话：依法治国有许多方面还得向资产阶级学习。聚议圈可以说是最早关注四中全会的十几个网民，我们没有对四中全会高谈阔论，只提出一件具体的事，恢复罢工权入宪。这件事在中国，首先是毛泽东主席提出来的，他说：“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我们在9月12日的25人上书和9月27日的95人上书中，都引了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官方网站的审查人可能没有感到这个问题太敏感，或者就是不懂得，毛主席这句话就是关于依法治国的重要指示，是四中全会必须学习思考的马克思主义的依法治国观点。无产阶级专政下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就是要解决好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吗？给工人罢工权，是给工人以民主权利，来“同这个国家的官僚主义弊病，同它的错误和缺点，同资本家力图逃避国家监督的阶级野心等等作斗争，来巩固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列宁）这就是通过法律授予工人群众治理国家的法权。

须要指出，这两封信都通过快件专递寄交政治局和习近平，但是至今没有回消，不知道交到谁的手里，如何处理。人民群众对于向党中央提出关于制度建设的信，竟然不按信访条例告知处理情况，中央机关就有一个依法办事的问题！这应当是四中全会研究依法治国须要解决的问题，怎么能够保障人民与领导人零距离，至少不被阻隔。应该看到，各地发生的闹事事件，大多是不让人说话、或者言路不畅的结果。

聚议圈发了多篇文章，几次讲道：“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上一个很长的时期，法律都规定罢工为非法，要受法律的惩罚，然而无济于事，罢工还是不断发生，使资本主义社会愈来愈不稳定，这才承认罢工合法，承认了‘劳动三权’。整个资本主义罢工史说明什么呢？”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分裂为阶级，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后，“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力量就是国家，民主。资产阶级积几百年治国之经验，深知必须给被统治的绝大多数人表现他们意见的地方，他们现在已经娴熟地利用言论、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罢工自由等形式民主，使民意能经常地宣泄而不至堵塞最终造成堤防崩溃。列宁、毛泽东之所以是革命导师，就在于他们不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之精髓，而且继承了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言论、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罢工自由等这些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利用来帮助无产阶级学习民主管理国家。我们在上书中，向中央领导人重提列宁、毛泽东关于罢工的指示，不知道看见了没有，懂得没有？

现在，香港非法“占中”，考验着党和政府。有一句流行语是“新常态”。香港数以万计的“群体事件”，在内地也屡见不鲜，只是规模较小，持续时间较短，不像“占中”那样有很高的目的性组织性。但是，应当看到这是阶级社会的总趋势；如果四中全会对此熟视无睹，不认真考虑，极可能要在全国泛滥成灾，不可收拾。所以，党中央应该理解我们提出回复罢工权入宪对依法治国的意义，切实实行宪法第三十五条，使人民群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自不要非法化造成破坏性结果，而要合法化起到建设性作用。

我同意、也认为“占中”者也不会否认，香港“占中”是非法的，是以破坏现在秩序来迫使当局满足他们的要求。本与四中全会无关，但是事情发生在四中全会开会期间，这种非法的“占中”，就成为对中共中央依法治国的挑战。

香港的非法“占中”长时间不能解决，已经说明了“法”决不是精英们所说的那样至高无上，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常常会是“法不制众”。如果这件事在四中全会不研究，会后也没有解决香港的非法“占中”，那末，四中全会就失败了，现在党和政府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就会被怀疑。

我认为，香港非法“占中”与四中全会的博弈，比理论界的民主法制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博弈，现实得多，直接得多，党可以回避理论界的争论，但无法回避香港非法“占中”对党“依法治国”的挑战。希望党中央现在能够理解我们提出恢复罢工权入宪，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提出罢工自由写进宪法的意义。这不是简单地入宪，而是切切实实的依法治国问题，即如何解决好国家、企业和群众的矛盾，把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