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左派女性主义的批判 —— 20世纪作为劳动机器的妇女

风不止

     原视频链接：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80383ae0cf7e7a46e39

    阿芙洛尔号的炮声撕破静谧的夜空，红旗飘扬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妇女却不仅仅只是顶着半边天空。传统左派不断的宣称他们在解放妇女方面取得了成就，为女性指明了解放政党。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作为本系列的第三期视频，我们将回顾苏联和中国前30年的妇女生活状况，并讨论传统左派的理论，从而检验他们的说法。

     沙俄时期的妇女们被囚禁在家庭中，做着日复一日的家务劳动。对于他们来说，苏联于1928年启动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不仅是解放的标志，而且也是经济上的需要。消灭家务劳动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的。当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男性劳动力已经消耗殆尽。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新增了大约400万工人，其中有82%是女性，女性在工业中的总占比达到了42%。为了进行工业化，苏联需要大量的人口，而安置这些人又需要修建大量的私家住房。但苏联很快遇到了一个难题，修建私家住房的速度低于人口增长的速度，结果导致了人均居住面积的下降，远低于理论上的每人9㎡。苏联政治家拉林认为，不能再继续修建私家住房了。人均居住面积下降导致的这种拥挤的居住环静是有害的。《当代建筑》报道，在家中，工人得不到休息，他的妻子得不到生活必需品，他不可避免的受到压迫，失去了所有的社会关系。红旗报道，酗酒、纵欲、殴打妻子是工人的日常。这种拥挤的居住环境还导致了地下的生产效率，很多人把时间消耗在生活琐事上，无法彻底的发挥他们的劳动潜力。拉林认为，为了一次性解决上述问题，必须改造私家住房，例如把私人淋浴间从私家住房中移出去，建立公共淋浴间。也有人可能会提到，将资产阶级公寓分配给共用浴室和厨房的诸多家庭，由地方企业和政府机构分配食物和稀缺的工业产品，以分配实物来代替支付工资、义务劳动等等。这一想法和苏联政府一拍即合，毕竟，苏联政府早已决定要把私人厨房拆除。企图让一半的国民在公共食堂中就餐，志愿食堂正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在1931年的莫斯科，拉林统计出了64家志愿食堂在为12000人提供饮食，工人们也自发组成了很多5人小组，其中4人去就职，第5名成员则处理家务。拉林认为，如果能够推广这些尝试，那么不需要修建昂贵的公寓，也能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应该充分利用已有的物质条件来达到这个目的。同时还必须成立集体组织，用沙俄的术语来说就是合作社。这种组织非常简朴，可以建立在一户集体居住的公寓房、一栋公寓楼、一个社区中，同时集中配给卡在以前被当作厨房的房间里，建立起生活必需的一些设施，剩余的空间要么分配给居住者们，要么改造成日托所。

虽然这种集体生活表面上欣欣向荣，但是渐渐的，公共浴室、公共卫生间和公共餐厅前排起了拥挤的长队，工人的居住空间也被挪用作走廊和暖气管道，使得工人在家只能睡觉。这种剥夺了工人的私人空间和生活便利的行为激起了公愤。苏联忙于工业化，无法拨出额外的资金改善工人的居住环境，结果过度拥挤的问题再次出现，需要更多的新住房。这种集体化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不大，恰恰相反，它们更像是苏联在20年代实行军事共产主义这一应急措施的延续。这仅仅只是将家务劳动流水线化，但在30年代的社会主义设计师们心目中，他们却被认为是摆脱了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一种新生活方式。苏联于1927年规定离婚自由，但当时很多男性与不同女性多次结婚，生育，然后离婚。这些男性千方百计的逃避支付抚养费，他们的雇主也会庇护他们。由于政府和男性对于抚养问题的相互推脱，很多儿童得不到足够的抚养费和照顾，最后成为流浪儿童。在1928年，当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苏联政府设置了托儿所，收容了大约19万名儿童，但仍有大约95000~125000名左右儿童在流浪。于是苏联政府就把他们交给工厂农民或他们的父母抚养，并给予部分补贴。结果并不理想，很多被交给农民抚养的儿童立刻成了该家庭的奴工，其中有些孩子逃走了，宁愿流浪街头。苏联无法忍受流浪儿童犯罪的问题，进行了整治，结果儿童之家马上被塞满了。例如，在苏联的一处国力抚养机构中，300名儿童生活在300m2的空间中。他们紧挨着睡在潮湿的泥地上，儿童之家急需维修，缺少盘子、桌椅、床，传统家庭被破坏，而托儿所又没能很好的照顾孩子们，结果大量儿童无人照看。因此，苏联放弃了拆散传统家庭，转而去巩固他。斯大林开始减少对女性的就业支持，鼓励女性重返家庭，剥夺女性的身体自主权，禁止堕胎。宣传机构也大力渲染男性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女性应当成为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在1978年，一位名叫索尼娅的苏联女性在接受采访时语出惊人，他认为女性医生太多了，应该由男性来当医生，因为男性有更多时间学习专业技能，而女性因为要做家务，总是很劳累。索尼娅认为，苏联的兼职岗位很少，苏联女性常常由于要做家务劳动，不能全职工作。而能做全职主妇。


1949年，新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口从事农业，生活贫困。中国政府逐渐把农民组织成集体劳动的人民公社，希望借此提高农产品的产量，供养工业。为了增加劳动力，人民公社要求不论男女社员都要参加生产劳动，干多少就记多少工分。尽管政府宣称多劳多得，1956年全国妇联却重申要把工分计算给个人，而不是户主。这表明，仍然存在很多农村女性的公分被计算到他们的丈夫或父亲的情况。1950年，中国政府颁布了允许男女自由结婚和离婚的新婚姻法。这本是一件好事，饱受奴役虐待的女性终于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离开压迫者。可是，当他们想运用这项权利时，招来的却常常是丈夫的殴打，甚至被丈夫杀害。全国各地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1950年至1952年间，大约有100万件。约80%的离婚是因为包办强迫买卖婚姻、虐待妇女、早婚、重婚以及遗弃等，其中大约有77%是女方提出离婚。根据中南区各地的报告汇总，该区从1950年5月至1951年5月，一年之内因婚姻问题被杀和自杀的达1万人以上。其中河南省截至1951年6月就有2042个妇女死亡。中国传统左派掌握着政权，却没有及时介入这种暴行。在50年代互助组刚建立时，陕西省妇联指出，要把妇女带到田里去劳作，有组织的对孩子进行托管是关键，而保娃组应该自力更生，只有在必要时才向当地政府寻求少量帮助，最好能够动员人民群众提供房屋、床垫子、玩具和其他花费。虽然官方大力号召农民组建产院。改善了解放前产妇得不到良好护理的状况，但却没有提供专项资金支撑。产院由于点油灯等开支无法解决，接生员就采取给附近养路工人洗衣、做针线、抽空到山上拾桐子等办法赚一些钱贴补产院。他们又提出每个产妇住院收1.5元，以便添置接生用具及药品。产院的卫生很差，房子墙壁很黑，尘土很厚，接生用具乱放，没有现成的敷料，齐卷、扎脐绳等药品也不齐全，消毒用的蒸笼放在床下不用以多食了。最大的困难是没有被子，不少户都是一家人一条被子，产妇要带走，全家就没有被子盖了。陕西有两个产院，在建院时由妇女群众集资给各置了一块公被，如果有两个产妇住院，就得盖接生员的被子，妇女们还需要自费付工分给帮助自己照顾孩子的工作人员。


前30年的农村男性相当反对计划生育，农村妇女则相对赞同计划生育，因为生养孩子太辛苦了，一些农村妇女会瞒着丈夫偷偷的接受节育措施。虽然妇女在人民公社中享有产前和产后各一个月的休假资格，但是这样他们就会欠下公分，得到的口粮将因此减少。结果他们中大多数人为了让自己和儿女们吃饱，在经期还是下地劳动了，其中一些人患上了子宫脱垂。在陕西，一位名叫淑萍的女性在宫缩时还要下地挖土豆，直到她的女同伴注意到她的羊水破了，并急忙把她搀扶走。除了在生产队内的劳动，妇女们还要在生产队外承担无偿的家务劳动，生孩子、做饭、纺织衣物，照顾小孩和老人。既然女性的劳动力在这些活动中消耗了。那么他们夏天时做的就很难和男人做的一样多。女性自己在种植棉花时，也偏好招募不太需要做家务劳动的未婚女性，就说明了这一点。在1956年，一份有关陕南四个县的报告谈到妇女们的一些评论，社会主义咋带来幸福，人变成牲畜，咱每天都翻土，这就叫妇女翻身。如果妇女要辛苦干活，为啥还嫁给男人？报告中还提到，两名妇女由于过度劳动而流产了，还有两名则在山上的地里分娩了。领导需要对妇女的健康投以更多的关注。
  在1958年，政府为了急速工业化发动大跃进，提出吃饭食堂化、劳动军事化、穿衣缝纫化的口号。在苏联发生的悲剧终于成了在中国发生的闹剧。苏联为了将更多劳动力投入工业，以轻率的态度执行了废除家务劳动和抚养儿童社会化的政策。在遇到挫折，发现维持压迫女性的传统家庭更方便后，苏联逐渐放弃了自己所谓的妇女解放政策。在中国男女同工同酬政策得以十施之后，全国男性在农业集体化17的平均工分为14.74分，女性的平均工分为9:01，男性公分比女性公分高出了63.60%，即5.73分。大部分地区包括陕西在内，仍存在着同工不同酬的情况，但即使同工同酬了，实际上仍然是不平等的，因为工分制度没有为女性额外付出的家务劳动支付工资。传统左派要求女性承担半边天的社会义务，才有半边天的社会权利。实际上是说，女性自己做完所有女性的工作，还要跟男性平分男性的工作，才能拥有和男性平等的权利。



传统左派对解放女性不感兴趣，他们面临着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同样困境。女性在哪里更富有生产效率？在生产上还是在生育上？传统左派为了追求生产效率，不惜在家庭里开设更多的工厂，为了培养个人责任感和对工作的认同感，不惜在工厂里组建更多的家庭。在传统左派所建立的生产者社会中，一切都为生产服务。资本主义和苏联的目的都是追求更高的生产效率，这不是巧合。（注：歪打误撞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了，既然苏联在作者眼中非人道的生产竞赛失败，难道不是先进的体现吗？） 马克思指出，当资本主义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转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最关键的就是技术效率。提高生产效率可以在同等的劳动时间内提高剥削道的剩余价值，和19世纪资本家所进行的家务劳动改革如出一辙。随后，苏联也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将核心家庭作为约束工人和确保劳动力供应最有效的有机体。而在中国，尽管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化，国家也支持核心家庭。苏联从落后的资本主义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虽然飞跃了马克思晚年所说的卡夫丁峡谷，但是却没能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吸纳资本主义所发展的一切工业成果。（注：资本主义国家会让苏联吸纳吗？）结果，苏联重蹈了西欧发展资本主义的覆辙。西欧通过圈地运动、殖民主义、女巫狩猎和农奴制再版进行原始积累，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吸纳大量妇女和儿童劳动力进入工厂，又通过第二次工业革命把妇女赶回家庭。而苏联通过剥削农民，把女性和男性都当成单纯的劳动力而进行原始积累，通过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吸纳大量妇女进入工厂，又通过斯大林随后的政策把妇女赶回家庭。结合上一期视频，从女工到家庭奴隶19。到20世纪的家务劳动近代史，不难看出苏联的政策与西欧资产阶级曾经的做法有多么相似。当家务劳动被传统左派视为低效率时，我们不要忘记马克思所描绘的低效率的共产主义理想，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家务劳动是人对象化自身本质力量的一个过程，并且这种再生产劳动对于工厂劳动是必不可少的。在剥削的社会中应当予以工资承认，在非剥削的社会中，应当承认妇女们有选择做或者不做这种劳动的权利。当家务劳动被传统左派视为与工厂中的斗争无关时，我们不要忘记19世纪资本家和20世纪斯大林政府的所作所为。家务劳动对于生产健康强壮的工人和士兵至关重要，并且也为他们提供大量的情感支持。


当马克思女性主义被传统左派纳入他们的阿尔都塞体系，并被视为一种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时，我们不要忘记贯穿于马克思一生的研究方式，在破坏事物现状的运动中看到共产主义的实现。传统左派不理解这一点，因而也不理解反抗无偿家务劳动的马克思女性主义正在破坏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体系，进而破坏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我们不要忘记，当女性在20世纪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中成群结队的离开左派团体时，左派不得不转而支持女性主义自主权的正当性，他们无可奈何的承认女性也是运动的一部分，甚至为自己新发现的对女性的性别歧视而感到捶胸顿足。尽管传统左派四分五裂，老左派、新左派、西马、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脱洛茨基主义争斗不休。但是只要面对女性问题，他们就会在理论和实践上结成神圣同盟。如同《共产党宣言》开头所提到的那样，当封建势力在围剿左派时，传统左派在围剿女性。一些自称女性主义者的传统左派声称女性也需要社会主义运动，任何仅由女性组成的运动都无法取代这一点，同时又借助关于主次矛盾，矛盾主次方面的理论，于是便将性别斗争置于阶级斗争之下，因此建立的实际上是以工厂斗争为中心的白人、男性、异性恋的无产阶级专政，在以阶级斗争的名义下，可以牺牲农民、其他族裔、女性和性少数群体。整个传统左派都认同家务劳动对于资本在生产的边缘性，以及家庭主妇对于工厂斗争的边缘性。而当我们发现家务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片段时，女性在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中的作用以及必须采取的与之。斗争的具体形式就澄清了。当我们拒绝无偿将自己和他人再生产为工人劳动力和商品时，家务劳动就成为一项有工资的劳动。不能说获得工资就是革命，但这却是一个革命性的策略，因为它破坏了我们在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中被赋予的进行无偿奴隶劳动的角色，改变了工人阶级内部的权力关系，这样更有利于阶级团结。我们不应该限制自己的力量，不应该用货币来衡量自己的价值。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成为无价之宝，把自己从市场上拿出来，把在家、工厂和办公室的劳动变成非经济的。

乐不眠

永远批苏的热情大于批资，我看应该奖励这些“好批判”的中国“新左派”下海

远航一号

从西方哪个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学术论文中抄来的

乐不眠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6D421W7Nc
相比之下叶利钦可能是他们爹

越梓流

远航一号 发表于 2024-4-19 21:01
从西方哪个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学术论文中抄来的

这篇文章的举例懒澡的杰基也提过，但态度比较温和，不是很理解为什么本文作者“火气”这么大？另外作者造谣当劳动妇女的合法权益遭到侵犯时，“传统”左翼没有作为，这是瞎说！“面对农民的抵制，党中央和政务院在1953年开展“贯彻《婚姻法》运动”，对干涉妇女婚姻自由和侵害妇女人身安全的行为大加纠正，但仍有不少干部在宣传贯彻运动的过程中遭到农民的暴力对抗。”

寻死或生

各位都得好好思考现在的性别问题了，一味的归结于阶级矛盾属于是掩耳盗铃了，还坚持老左翼的那一套真的可以把自己埋了。不承认性别问题的那些老左翼，都很巧的是，都不能生（当然不排除个别女性）。如果当下性别问题都解决不了，还想去找一个审判日式的革命去给自己当爹，那就真的是还处在幻想中了

远航一号

寻死或生 发表于 2024-4-20 00:41
各位都得好好思考现在的性别问题了，一味的归结于阶级矛盾属于是掩耳盗铃了，还坚持老左翼的那一套真的可以 ...

不要说什么“老”啊“新”啊。“老”不一定落后，“新”不一定进步。

目睹过去几十年西方“左派”的堕落，才让我们更加充分地认识到包括夸大性别问题在内的“身份政治”已经走上了反动的不归路。而在中国，脱离阶级去夸大性别问题，归根结底也是资产阶级分裂劳动群众服务。

所谓性别问题，也不仅仅意味着“女性”或“性少数”被压迫，无产阶级男性与无产阶级妇女同样被压迫，资产阶级女性与资产阶级男性同属压迫者。

无产阶级男女之间的矛盾属于非对抗性矛盾，阶级矛盾才是对抗性矛盾。

980135117

远航编主的思维还是比较老左的，更时髦一点应该直接说现在性别问题已经进步过头了

真红ReinerRubin

980135117 发表于 2024-4-20 01:05
远航编主的思维还是比较老左的，更时髦一点应该直接说现在性别问题已经进步过头了 ...

进步过头：指女拳爆男人金币，LGBTQ爆父母金币

Drascension

现在反而有一种倒错感，仿佛女性的地位（尤其在城市的中等或中下的社会层级上）高于了男性一样。然而这种女性地位的“提升”其实是一场幻梦，对于底层男性就是反复无常的受“打拳”之苦，甚至在民事司法层面上都开始受到一定的侵害（比如最近出现的婚姻法修正意见草案的部分内容）这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女性其实也只会是饮鸩止渴——因为这并非一种彻底的解放，而是一种被另外一些真正的“父权压迫者”豢养着的“虚假自由”。其实这种就不得不要求阶级叙事去详细分析新的、被创生出来的性别矛盾套皮的内在社会矛盾基础，而不是仅仅停留在“阶级矛盾是真实的，性别矛盾是虚假的”——空口大白话人人都会说，但是说到什么程度才能让听众意识到这与自己就是休戚相关的这很重要（否则即使观点正确，和学院派也没有什么两样了）。之前我在别的论坛里面发过一小段粗浅的见解，放在这里抛砖引玉罢（原文没写在左派网站上，所以采取了以性别切入阶级分析的行文逻辑，而且由于男性用户数量更多，所以会从当下性别矛盾最明显的“女拳”问题切入，通过对应对“女拳”问题的行动建议分析来叙事阶级问题）。

原文如下：不针对目标对象社会阶级属性的分类讨论去聊性别矛盾是得不到有意义的结果的。

无论男女，想从现实中找到针对本性别的不公案例，那都是能找到的。可是为何极端的男女拳那般遭人厌恶，问题出在了哪里？出在了这些男女拳师自己发声的时候是慷他人之慨的，可以将并不属于自己这一社会阶级（或者说的具体点，社会身份和周遭小环境）的同性别的人受到的压迫和不公放大到自己身上，并且用自己的这一社会阶级的利益出发点将之表述出来。这就形成了一种“倒错”：举个例子就是，“我明知道有‘铁链女’这种社会事件，我也会为那件事情而感到愤怒，但是我看那群‘女拳’下场后仍然说不出来的膈应”，原因就出现在了“女拳”压根不在乎真正的“铁链女”怎么样了，所谓的“女拳”只是需要有个“铁链女”存在，说白了“铁链女”和“女拳”压根就不处于一个社会阶级，她们最相似的东西可能就是生物学上的染色体都是XX而已。同理，性别反转一下，有点脑子的男性当面对货拉拉、川大地铁女事件等事情的时候没人会觉得女方当事人有什么道理，但真说现实中，也并不会有人真正转头去在说气话之外身体力行支持类似“为劲夫喝彩”、“上桌吃饭导致的”这种为家暴和封建礼教张目的烂梗。而真正骨子里奉行男尊女卑的那些男性，现在普通底层男性所受到的那些侵害也只不过是他们在现在或者未来用来压迫整个女性群体的肥料罢了。不仅是肥料，而且更甚一筹，女拳把底层女性受到的苦难会套个girls help girls的皮麻痹后者，而男性的压迫者在追求自己的特权时，对于底层的“肥料”们恐怕只有冷冷的一句“思想配得上苦难”了

但是如果只言至于此，还是显得很空泛，这也是为什么“以阶级叙事讨论性别矛盾”不仅被“女拳”所不齿，甚至也开始逐渐为男性所唾弃的一个缘故：因为上面的言论没有解释为何现在会显得“女拳”更加猖獗。而不搞清楚现在“女拳”猖獗的历史使然性，阶级叙事便只能是没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正确的废话，就更不可能被广大底层男性所接受，更遑论受该思潮迷惑程度更高的女性群体了。其实想解答这个问题也不难，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原因在于社会金字塔内各层级的性别分布不均匀。受限于即兴码字，我也只能从较粗泛的定性角度去讲，如下简单概述之：
       1. 金字塔顶层是男性群体占绝大多数，仅有少数（社会属性男性化的）女性可以跻身其中。这个社会层级属于统治阶级，是大资产阶级和带有官僚属性的特权资产阶级所在的位置。他们往往是社会不公中的加害者，而加害于谁、为何要加害、这种加害是主观的“人性之恶”还是客观的“阶级与历史的必然”，我会在后面讨论到以“女拳”为典型的群体的发生学时一同论述。
       2. 金字塔底层，也是男性群体站多数。这些群体一般是社会中底层的体力劳动者、偏理工科方向的低回报脑力无产者（包括中低级技术工种）、小本经营的半无产者以及一些社会底层的失业者和投入灰色产业链最底层换口饭吃的人。这里面，体力劳动者和低回报脑力劳动者基本上都是男性性别比例占据主流的（这里包括农村地区的农民、流水线工厂的工人、建筑工地的农民工、物流行业的快递/外卖员、小公司理工类脑力劳动者、各种低端技术工人等，如果该个体工作地区与原家庭不同城，则情况更甚），半无产者和失业/灰色产业底层男女比例应该相对均衡——这个社会层级其实占据了现实社会中的大多数，因为其囊括了一大半的无产/半无产阶级群体，因此大多数社会不公其实就发生在这一个社会层级中。当代性别矛盾中最大的受害者其实就是这类人（实际上无关性别，货拉拉司机和铁链女的遭遇都主要发生在在此社会层级内）。只不过因为男性比例要更多，所以宏观表现就呈现出“男性受到了压迫”，再加上“女拳”运动架起的性别叙事大旗确实会在运动初期具有一定收买底层女性情绪价值（以及很少一部分现实利益）的作用，也就将本身公认且已经初具男女比例失衡的“阶级压迫”强化了“性别压迫”的色彩——你别管这种性别压迫实际被放大了多少，但奈何老百姓们能一眼看出男女有别但是讨论贫富和阶级往往是两眼一擦黑（系统阶级分析是任何时候都相当难做的大课题，我在这里这么粗暴地划分其实也只是骑在巨人的肩膀上搞拿来主义满足一个最基本的框架描述，实际现实中的阶级分析和阶级叙事行动指导要复杂且准备工作难做的多。毕竟要真的那么好做，咱们一个世纪内的某小段历史上就不可能有一段不主动查资料了解就近乎空白的存在、咱们现在也更不会活在一个对社会形式存在认知倒错和迷惑的时代里了），所以写这一段文字我的主要面向对象也是一批人，而写给这一批人，就必须要“以社会阶级为基础、从性别差异在社会生产和社会地位的决定要素出发、最终把一个宏观的性别矛盾细化成不同阶级对比之间下的，以性别为叙事载体的子矛盾逐个区别分析”，强调的就是性别矛盾没有男女某一方永远正确或者是永远错误，而是一个复杂系统，对错的社会认知必然要将男女双方放入社会要素中实地考察具体分析，只不过具体分析之余还是能依照社会阶级分化总结出一些大致的规律而已——没错，它不短平快，甚至真的分析起来后，语言为了表意准确是会带有几分“书生气”的佶屈聱牙。但是身为社会中的弱势势力，如果想有资本与比自己强势的群体斗争，那自然不能天上等馅饼，有时候“为了自己而克服一些惰性和惯性”其实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3. 抛开上述两种明显社会层级的，处于不稳定态的金字塔中层：这里面的阶级成分其实比较复杂，包括学生、普通脑力工作者、服务业从业者、大型企业内非外包员工或者事业单位内人员、具有若干房产的城市土著等——说白了就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包括所谓的中产者）和从业行业性质导致的社会曝光度较高、受小资产阶级思潮浸润频率较高的无产阶级，而这一层级内，其实才是“女拳”问题最高发的频段（2中所述的社会层级内，体力劳动者和低级理工类脑力劳动者女性比例很少，半无产者内，小本经营的摊贩老板或者小店店主这种低级服务业也需要大量的劳动投入，就我的观察无论男女其实相对而言都是比较朴实和和善的）。这一层级内从男女比例角度来讲，是唯一可能女性人数要超过男性的一个社会层级。非理工类的脑力劳动（包括设计类、文史类）的女性从业比例要高于男性、服务业更是许多女性步入社会之后的一个从业归宿，为何我将服务业的无产者提升到这一个社会层级，原因就在于得益于其相对较高的向上曝光度（而这种向上曝光度的增加也就更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在当今这个全民意识形态接近零设防的时代背景下是有现实逻辑凭据的），这一部分人对于权利收侵害时的维权成本，从个体方面相比其他无产者要低一点点，而且他们与更上层阶级打交道的频率要比其它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更高。至于社会层级更高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学生、大型企事业单位内部员工、小管理者、因房产、拆迁导致财富大量积累的城市土著等），总体而言性别比例相对而言均衡一些。但是这两类人相比金字塔底层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在金字塔顶层的统治阶级眼中，“收买价值”会更高一些。而在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本身的加持下，这类人维权的时候也会有着更加精明但又短视的算计，以及更少的“对弱势者同理心”——这其实是统治阶级相当看重的一个特质（可以粗略地认为是一种臭味相投罢），因为这样一来这一层级的人就更容易被统治阶级去豢养起来，作为让渡其一部分小的利益，实现压榨底层的大多数无产/半无产者的利用价值。由于小资产阶级的短视和阶级不稳定性（长期对上打交道的无产者也会或多或少在意识形态方面“小资产阶级化”），“利”字当头，哪怕是饮鸩止渴那也会要去争取的。那这样一来，还会呈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越低的社会层级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越会对眼前的利益“饥不择食”，这就导致了这一层级内地位最低的两个群体：出身普通的学生和普通服务业从业者是最容易受到来自统治者的诱饵捕获的。而恰好这个子集内女性比例更高，这就造成了一旦开启性别对立的潘多拉魔盒，“女拳”（包括零星与之对冲的如把“上桌吃饭导致的”这样烂梗的当真的前现代男拳，因为恰好这种“逆向小仙女”大多数都是年龄不大的学生）能够迅速“传播”的社会基础——注意这里说的是“传播基础”，因为这些人你让他们平地起风雷去毫无心理负担地第一个“挥刀向弱者”他们还是做不出来的，那这时候就需要这个社会层级内的另一种人构造“女拳”的“第一枪”——也就是“值得被资产化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及其过程中社会地位本身就不低、没有阶级滑落风险且值得被收买的资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男性——可以说当代“女拳”中那种“媚上”、“媚富”、“媚权”和“媚外”的特性，其主要推手就来自这两种人。而他们所做的，不外乎是一种“高级的卖淫”，二卖淫的对象，主要也都是金字塔顶端的资产阶级或者同一层级内较优渥的高级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女性资产化，其实就是对真正的社会统治者的大资产阶级表现出的物化和性化，要将这种性别资源化后成为高社会阶级的人的垄断财富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垄断”并不是因为统治者们“好色”，他们本来就有着极高比例的这类资源倾斜。他们如此做的原因和经济危机时“倒牛奶”的逻辑是类似的，是为了制造稀缺和制造底层的社会裂痕，恰好这里面被倒来倒去的“牛奶”还是会说话的女人）。既然要进行“向上垄断”，那对外也就必须要师出有名。而这里师出的“名”，就是非常简单的“包裹着一层性别伪装的阶级歧视”。其实从很多案例来看，国内“女拳”真正厌恶的，其实不是整个的男性群体。她们对真正的统治阶级和有权有势的男性个体是有概率变成“谄媚”态度的（对同样中层的男性可能会有“下克上”的，比如朱军案，但是面对再往上的男性可以说大部分的“女拳”是不会真正去反抗的），她们只不过是处于自己的阶级属性而“仇穷”罢了。而“仇穷”放到哪里都是明面上的政治不正确肯定不能明说，所以考虑套壳，发现大部分“穷”的都是“男人”，而且自己通过骂那些男人招惹仇恨后，上面的那些“有钱的男人”还会因为做了一件有利他们的事情而给予一定报酬，那就会变成“骂男人致富”，这对于小资产阶级女性来说是有利益驱动的。而在早期一旦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女性通过“自我资产化”变为咬人的“女拳”收到切实利益之后，那些处在阶级滑落边缘的女性学生和各种服务业内女性就很难不“东施效颦”，即使随着人数增多了“蓝海”变成“红海”了，也会自带干粮“打拳”，因为她们也意识到了在不可逆的阶级矛盾之下统治者一时半会也离不开他们，所以跟着老爷哪怕喝口汤也不愿“由奢入检”了。由是才有了女拳的拥趸基础——媚上而辱下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和一些社会中层的女性学生、趋于“独立”的职业女性或者受教育女性逐步走向合流的现象。再加上由于最近几年国内经济的不可逆恶化，国内的社会阶级矛盾迅速攀升，统治者也必须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用一种人造矛盾掩盖阶级矛盾的刚需，而一味地出让物质资源不划算，所以进行到下一步自然而然就是通过法律将性别议题进一步往高抬。所以才有了“女拳”的猖獗，而且是极其抽象、带有后现代色彩的“猖獗”（注：统治者维护统治与是否媚外不冲突。因为统治者是资产阶级属性，家国情怀这种东西在其眼里是可以标个价码卖掉的。而如果“为了国家我要牺牲个人权力”，且这个牺牲一旦超过了一个能够维持阶级统治的阈值后，资产阶级属性的统治者们会做的往往就是“出卖这个国家，然后凭借着自己的资源和人脉秽土转生换个皮继续做新的统治阶级”。所以不要奇怪为何明明国家对意识形态这些年抓得那么紧，而现在逐渐表现出“崇洋媚外”甚至“以当汉奸为荣”的部分“女拳”又能够做大做强，这其实是一种统治阶级基于现实情况“两头下注”的表现。虽说肯定不是所有的统治阶级的人都会这么糟糕透顶，甚至存有最低限度的底线良心的人也不至于如大熊猫那样珍惜，但是存有良心甚至背叛阶级的个人在客观的历史矛盾下展现的阶级意志面前其实仍然是很弱小无力的，因为阶级意志产生的“恶念”的本质不是主观的人性，而是客观矛盾导向让这个阶级采取这种行动的的历史使然）。

只有完成了这一段论述，“以社会阶级论性别矛盾”的骨架才算是真正的搭好了。也正因此，如果站在底层男性的视角而言，我们得到的结论也其实很悲观：不通过某种方法改变社会现有秩序，性别对立问题无解，甚至在这种阶级和性别分布下，不去以撼动社会秩序的底色而集体化采取行动，连同为无产阶级的女性都很难被团结。如果用封建社会的人身关系比方来讲这个道理，这其实就是一个“地主（统治阶级）养狗（“女拳”运动）去咬他们认为可能不听话的佃农（真正的社会底层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而且男性比例很高）”的故事，只不过“性别”这个概念足够直观、足够短平快足够能快速传播罢了。唯一不同的可能也就是现在我们处在的是一个套了块红布的原教旨资本主义社会，而非封建社会。所以只有当意识到了“女拳”只不过是被豢养的一条狗的时候，底层的男性才能意识到“如果一比一比例去仿照“女拳”魔法对轰，那肯定因为收买价值过低而走向自毁”（其实自毁到一定程度生产秩序就会崩溃，那时候上层阶级的社会权力就没有物质基础加以巩固了。但这只能算做成了一半事，因为你只是在与一条狗斗智斗勇，那其最终归宿可以参考日韩，最后也不过是从被咬但尚且还是个人的佃农变成另一条咬人的狗，和女拳一边互撕一边还要向统治阶级谄媚争宠罢了，那最后全员小资产阶级化，收益的永远是牵着狗链子的资产阶级，或者说真正的父权制贯彻者）。所以底层男性真正需要做的其实是“去性需求化”（或者说是淡化性别的情绪价值比重），既要保持对“女拳”污蔑时的一定攻击性，又要恪守不让自己变成“逆向小仙女”，而这种在性别问题上“文攻武卫”的处事尺度最终需要培养的，是要有一个做好“彻底掀桌子”的底线思维准备——因为从生产关系上来看，底层的劳动者是一切社会价值的生产来源，只有底层的人们（不仅仅包括男性，还包括了自己发不出太多声响，只能沦为一次性武器的“铁链女”们）在逐步加剧的社会矛盾中意识到“底层的所有人加起来是可以当一个‘釜底抽薪威慑’的执剑人，而执剑人只能是罗辑或者维德却不能是程心”的时候，才是得到了能真正葬送这场无聊透顶的性别矛盾问题的唯一可解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