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远航一号 于 2024-2-10 23:50 编辑
红中之前很多文章多次提到未来社会主义要实现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去经济增长是必不可少的，记得主编之前还推荐了本书《The Return of Nature—Socialism and Ecology》JOHN BELLAMY FOSTER。最近在网上偶然看到这篇文章，特转来供各位讨论。
作者：公民伯里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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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完了斋藤氏的《人类世的资本论》一书，可以说是当代日本左翼学界的又一力作。虽然不少观点与皮凯蒂《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相似，纵然本书是面向大众的作品；但其中的一系列观点不可谓不引人深思。
如果总结此书的主要观点，那就是：
（1）新自由主义（或按作者自身的观点，资本主义本身）正在将人类拖向环境灾难的深渊；
（2）而只有马克思主义、或者更确切的说“弃增长的马克思主义”可以拯救人类，具体来说就是：“弃增长”即“放弃经济总量的增长”；
（3）重新建立平等的“公共财”。这样的方案不仅可以避免环境灾难还能使大多数人生活获得巨大改善。
《人类世的「资本论」》台版
这些观点十分有趣，从中也能得见当前的“时代精神”：其一便是后冷战传统左翼面对“新自由主义”的无力感；其二则是环境危机投下的巨大阴影、最后就是二十一世纪以来一系列提出的左翼新策略。因此，虽说此书的文献梳理之功多于其创新之处（也就是作者本人对于”弃增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考察），但依然值得一读。
不过，笔者并不赞同斋藤提出的所谓”弃增长“的马克思主义。当然，笔者的反驳并不源自于“斋藤对于马克思的文本解读有误”。毕竟，每一个生活在巨人阴影之下的左翼，都会为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而去“再解释”乃至发明马克思。笔者对再解释本身并不感兴趣，而是更为关心其背后的政治见解及其蕴含的希望。
那么接下来本文将从上文中的简短总结出发，探讨本书中的三个命题：（1）生态马克思主义、（2）弃增长、（3）公共财。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humanism)
读完整本书，我们必定会察觉出作者的“危机感”乃至恐惧意识：“大灾难即将到来，如果我们继续无所作为，人类就将坠入万劫不复之渊。”
这样的担忧是否言之有据呢？对此，作者给出了扎实的数据与论证，证明了“无所作为将是一场灾难”。当前局面的延长线——全球气温将在本世纪末上升3.5度到6度——并不仅仅会冲击全球经济使之“下降几个百分”（正如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在《气候大赌局》中的论证）。这种灾难会不平等地落在贫困国家的头上，而这对于非洲而言，恐将造成难以想象的人道主义灾难。
故而作者将这种“环境危机”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也不无道理（事实上，斋藤还试图考察了马克思晚期思想的”生态主义转向“）。事实上，马克思的思想中确实有生态主义的维度（如「自然代谢断裂理论」），也确有生态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学术动向。而这毫无疑问来源于事实：“自然环境与资本扩展”的关系确实与“人的境遇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有着同构之处。波兰尼在《巨变：当代经济与政治的起源》的分析可谓十分精当：
倘若容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类之命运、自然环境甚至购买力大小之唯一的主导者，它就会摧毁这个社会。所谓“劳动力”这种商品，并不能任意加以堆积，或无限制使用，或甚至不加使用，而不致影响到个人——后者乃是这种特殊商品的真正拥有人。在处理一
个人的劳动力时，这个制度也同时处置了这个“人”之生 理的、心理的及道德的本质。若将文化制度的保护罩从人类身上剥下，他们就会在社会裸露的影响下消失；他们会因沦落为罪恶、是非颠倒、犯罪及饥荒等社会动乱的牺牲者而死亡。自然被还原到其基本元素，街坊及风景被污损，河川被污染，军事安全受到威胁，生产食物及原料的动力被摧毁。
波兰尼观察到，资本主义秩序的扩张势必会达到将人类乃至“自然”商品化的程度，而这两者在根本上是不能够被商品化的。人的心理脆弱、精妙而复杂，其内核是无法再深入一步的本我；自然的秩序庞大但不存在任何外部，也就是说危机无法再次向外转 嫁。人的心理与自然秩序成为了资本扩张的边界，而资本并不会止步于边界。资本一旦突破了边界，危机诞生了。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工人的悲惨遭遇与全球碳排放量的迅速飙升，几乎同步上升。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随着“波兰尼式的抵抗”成功的孕育出了以福利国家、凯恩斯主义与社会民主为代表的所谓的“嵌合式资本主义”，人的悲惨遭遇有所缓解。但与此同时，人类的环境的污染却没有停下来，碳排放量依旧不断攀升。待到1972年罗马俱乐部报告发布之际，环保主义运动方兴未艾，但人类的命运却反而走向了不可遏制的衰颓。新自由主义时代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社会保障网的土崩瓦解，与各式环保主义的蓬勃发展似乎在同步进行。当然，讽刺的是：「环保少女」与「德国绿党」似乎并没有扭转全球变暖的大趋势，碳排放量依旧不断飙升。历史仿佛重新回到了十九世纪上半叶：越南或是墨西哥血汗工厂中的年轻工人早早夭亡，工厂外的热带丛林也落入了资本的野火之中。 
全球二氧化碳排放 数据来源于GCP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历史，便会发现“自然”与“人”类确实是一对难兄难弟，似乎同样是无情的资本主义秩序之下的被剥削者。
但在这里，我必须指出自然与人的一个根本不同：人是“目的”，但自然并不是“目的”。作为一个坚定的人本主义者(humanist)，我认为没有必要将环境视作为目的。所谓的“环保”，依然应当出于一种人本主义的动机，其一系列努力与尝试，无非是为了保障人类的福祉乃至最终的全面发展。不论我们社会进步到什么程度，“自然”在国会中都没有必要有议席。
二．放弃“进步”的马克思主义？
除此之外，斋藤的批判并不仅仅在于当下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而是更多落在了一系列“折衷主义”方案上：气候凯恩斯主义、左翼加速主义、“永续增长模式”等等。作者一一考察了这些方案的可能性，并最终得出的结论：“持续的增长与遏制全球变暖并不兼容”。而这一系列批判的核心则在于“帝国模式”：发达世界所实现的“相对减排”，建立在对污染行业的转移之上。换言之，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真的变得更环保了，他们只是把污染环境的工业迁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已。
我们可以说，斋藤的这一系列批判非常精彩，但却并不够“强而有力”。毕竟，作为一个以思想史起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斋藤并没有能力就当前的技术潜力进行充分的论证、更放弃了探讨社会主义社会之中技术发展的全新可能性（参考道格拉斯·诺斯在《理解经济变迁历程》之中就制度、文化与技术发展潜力的探讨）。因此，我们可以说，斋藤所提出的持续增』与遏制全球变暖的不可兼容更多源自于一种他对人类之进步的失望、乃至想象力的匮乏。
当然，这种失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今天看二十世纪初的乐观主义，似乎是一种孩子般的天真。“科学”这个被阿瑟克拉克称之为魔法的东西，在今天似乎也丧失了法力，成为了新上市科技公司进行庞氏骗局的工具。我们也有充分的数据表明，当前的科技进步走入的死胡同，这无疑与新自由主义时代不合理的科技体系有关：
1970年左右，这一（IT)领域的投资差不多是投入到生产和物质基础设施的各自资产的25%；但是，到2000年，IT投资占了总投资中的45%左右，而生产投资和物质基础设施投资相对减少了。1990年代期间，这被认为预示着将兴起一种新的信息经济。[8]实际上，这一现象表征的是不幸的偏见：技术性变革远离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转入市场导向型金融化所要求的轨道，而这是新自由主义化的标志。信息技术是新自由主义的特权技术，它更适合用于投机行为和最大化短期市场合同，而不是用于提高生产。有趣的是，获益的主要生产领域都是一些新兴产业（电影、影视、电子游戏、音乐、广告、艺术展演），它们运用IT作为创新和推销新产品的平台。围绕这些新兴部门的大肆宣传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开了，使人们没有考虑到，基本的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投资缺失了。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
那么在这种局面之下，斋藤不再对所谓的“技术加速主义”报以厚望也就变得情有可原了。如笔者个人所见，身边的许多加速主义者往往把梦想寄托在某种人工智能之神的降临之上，祈求着这个新神灵可以创造新技术改变困境，这毫无疑问是痴心妄想。
然而，我并不能完全赞同斋藤的悲观主义（我们可以合理猜测，生于1987年、成长在"逝去的三十年"之中的斋藤，可以说是浸透着悲观而长大的一代）。首先，我并不认为当前的科技停滞是人类的宿命。我更愿意认为：当前的技术停滞源自于一种科学---社会体系的落后乃至反动，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话术来说，"生产关系的落后在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当前的科技行业金融化与劳动者工资的下降，阻止了资本密集型技术的发展甚至对于基础科学的投资量。一言以蔽之，硅谷英豪是造不出“可控核聚变的”。
1953年一季度到2014年四季度人均产出、人均工时和劳动生产率增长趋势
其次，也是更为重要而根本的一点：“放弃了进步的马克思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吗”。我个人认为，答案是清晰的——“否”。
这不仅仅关乎与马克思本人思想的转变，很难想象马克思在晚年会完全放弃自己一个“黑格尔主义者”的身份，变成一个如同汤因比、甚至卡莱尔一般，面对资本主义的扩张大喊回到过去黄金年代的悲观主义者。笔者想说的是：“如果马克思在晚年真的放弃了进步主义，那么卡尔·马克思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
马克思主义永远是服务于人类解放的哲学，不论不同的派系如何去定义解放本身，这场通向解放的长征都是一种优化、一种不为人类之可能性设限的长期进步。而倘若马克思真的如同斋藤所解读的那样，转变成了一种“弃增长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马克思的名言“我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有一种翻转性的讽刺意味：马克思成了自己思想的叛徒。
三．民间运动还是国家-社会的再联合？
当然，我并不认为斋藤乃至他笔下的马克思放弃了进步主义。斋藤依旧在书中反复提及「新的“弃增长马克思主义”将带来平等乃至普遍的繁荣」。那么不妨让我们退一步讲，先不在意斋藤本人的悲观主义，将这事作为一种进步主义的变革议程。我们依然会发现：斋藤所提供的一系列方法中所存在的巨大问题。
在《人类世的资本论》一书中，斋藤似乎将希望寄托在民间的社会运动之上，并谈到了所谓的“参与式民主”与法国“全国公民会议”这样的全新实践。他认为这样可以避免一种“气候OOO主义”（这样的表述在大陆正版书中应该是看不到的），（个人认为圆圈替代的是斯大林，网友们可以推理下）——类似于共同体财产的事物（斋藤的论述十分哲学化而缺乏具体办法）。
这个思路的后半部分完全没有问题：利用更充分的民主制度管理“公共财”，其实就是对马克思所谓的“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更精确的表述。但真正的问题其实在于前半段：靠零星的社会运动难道真的可以战胜新自由主义吗？显而易见是不可能的。这也是我认为斋藤以及一系列21世纪左翼所共有的问题：策略性地忽视斗争的残酷性。
事实上，这背后的确是一个力量对比的政治学问题。我们不妨用一个粗糙、但是有效的框架来探讨社会主义运动所面对的局面。如果说现代社会有三只势力：市场、国家与社会，而这三者往往会构成一种不平衡的稳态，而社会主义与市场毫无疑问是不两立的。那么社会主义运动之成功的前提便是：国家与社会的联合。换言之，强力的“中央政府”乃至计划调控、与活跃的产业民主、社会组织乃至所谓的“公民社会”，能够彼此联合去战胜自由市场的强横。
而这也便是上世纪二零年代到七零年代的历史。活跃的工人运动、社会团体乃至党派与不断扩张的政府相结合，在一些国家创造了苏维埃体制（而随后，国家组织迅速将公民社会彻底消灭）；在西方国家创造了“嵌入式资本主义”。这两者都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形态”(transformative pattern)，且都问题重重而不可维持；却诚然缔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平等而进步的一个年代。这点无论是在收入分配的统计上、还是在科技增长速度上，都显而易见是人类历史上的黄金年代。
而80年代以来的历史则呈现了另一种新联合的诞生："自由市场"与"公民社会"的联合。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资本市场"与零星散碎的"新社会运动联合"，用女权运动、环保主义乃至种族平权运动等等社会思潮拆解掉了高度与国家组织捆绑的工会体；在东欧和其他前社会主义地区，公民社会则成为自由市场的先头兵。不论是哈维尔还是瓦文萨，一系列东欧社会运动的领导人都拜倒在自由市场之下，拆解掉了此前社会主义的国家安全网。最讽刺的是，七十年代的一众左翼激进思想家将矛头指向了作为“控制系统”的国家、指责国家压制的公民社会。但八十年代以来的市场在利用公民社会冲击国家之后，却又很快将之丢在一旁。哈维尔等人所幻想的那种活跃的公民社会消失，只留下一片消费者网络上轰响的噪音。
因此，重新建立平等的“公共财”毫无疑问是必要的，但却不可能依赖势单力薄的社会团体。事实上，当前左翼需要思考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再联合。
这必须是一种平等的联合，我们必须避免苏联“国家吞没社会”的恶果，但左翼也绝对不可以因噎废食，放弃与国家联合的必要。毕竟，我们的敌人是残酷的：全球资本如同赛壬的歌声，迷住了各国政府，以至于他们投入了自由巿场的怀抱长达四十年之久，至今俨然发展成一种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
20世纪90年代上半叶，美国两大资本主义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进行了政治改革，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这10年里再次实现了扩张。这期间，在政治发展方面发生了两个标志性事件：第一，在美国后来被称为“红色州”的地方，激进的右翼草根共和党分子因为一项夺取美国众议院的战略团结在了一起；第二，民主党同时发生了变化，该党的企业派占据了上风，控制了该党的领导层和政策方向，从而使该党在1992年之后转向支持新自由主义政策。
而这种政治—经济上高度一体化的“财阀”，则有将我们的“人类世”拖向新封建主义的危险。
因此在这时，探讨什么所谓的“气候OOO主义”是有些奢侈的。而在不远的将来，当全球的危机到来之际，左翼必须拿出他们在上个世纪的气魄，平衡“国家组织”与“公民社会”的力量。既不让国家成为恐怖的怪物，也不让社会徒劳地激进。这一联合体在引导社会做出激进变革之时，也能防止新阶级的诞生。笔者希望，这既是“人本马克思主义”的希望所在，也同样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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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2-10 21: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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