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派人士谈2023年

傑瑞米柯賓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三年

中國：從“清零宗”變“隨陽帝”

隨著農歷新年的到來，中國再次成為全球疫情的震中。盡管完全的消息封鎖，但很明顯，在突然放棄了歷時三年的清零與強硬管控政策之後，中國正出現新冠病毒的爆炸性傳播。取而代之的，是溷亂的“自由放任”政策，當局的介入降到最低，而每個人只能依靠自己。我們無疑正在目睹一場，自疫情爆發以來最令人震驚和厭惡的事件之一，當然我們在這期間已經經歷過太多令人震驚和厭惡的事情。獨裁者習近平作為當前危機的總設計師，他在兔年的統治比一年前脆弱得多。在國內外，習近平的威望均已大不如前。

中共獨裁政權已經完全失去對其疫情管控政策的控制。這是由於長期經濟危機惡化的壓力，尤其是加上中國三十年來最重大的反政府抗議。去年11月下旬，39個城市和160個大學校園爆發了抗議（目前已知是如此），中共政權被這些抗議逼得驚慌失措，習近平號稱全球最優越的清零政策頓然土崩瓦解。無論中共政權如何試圖將這一政策轉變說成是有控制、有準備的“優化”，也騙不了任何人，因為人們可以親眼看到這一系列動蕩。

隨著新冠在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肆虐，這場慘敗在社會、經濟和健康方面的代價，正由中國大眾承擔，特別是窮人（超過6億人）和老人（65歲以上人口有2億人）。習近平本人也將在某個時候對此付出政治代價。我們以前曾談到過他的政權危機，現在由於抗議的爆發和這次政策逆轉的溷亂而被極大地放大。我們可以預見，中共高層會發生分裂，而政權內部也會爆發新一波的激烈權鬥。

雖然11月的抗議浪潮一如預料地在幾天內就被鎮壓了，但未來爆發新的、更大的浪潮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我們已經在1月初重慶的抗議中看到的那樣，數千名被解雇的醫療設備供應工作者（而他們更是從習近平的防疫政策逆轉中受害）進行抗議，工人階級——中共最害怕的力量——將投入到新的鬥爭中。正如我們在11月的抗議時所說的，這些抗議改變了中國。這就仿佛是堤壩崩塌，更是突破了14億人口腦子里的心理關口。中國的青年、婦女和工人現在有了更多的政治思考，接受了一種新的意識，就是中國眾多群眾不滿現狀、我們可以起身挑戰現在的這個獨裁政權。這種認知包括認知到局勢是不可逆轉的。無論官媒和國家的宣傳機器如何否認真相，也無補於事。

“生命至上”

中共清零政策的逆轉，甚至可以說是自爆，使中國陷入了重大的公共衛生危機和更大的經濟困境。這可謂對習近平吹捧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嘲弄，他在電視新年賀詞中重覆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這一說法。在迄今為止的新冠疫情史上，我們還沒有見過如此規模的爆發。在全球範圍內，經過三年多的疫情大流行，截止1月13日，感染者總數為6.7億。但是現在單是中國的病例總數很可能已經超過了這個數字。在中共獨裁政權的審查制度下，我們得不到任何數據。但是僅在河南省，根據該省衛健委官員闞全程在1月10日的新聞發布會上所說，感染人數已經達到8850萬。相較之下，中共官方宣稱全國只有12萬名感染者。

盡管奧密克戎（Omicron）變種相對溫和，似乎每天都有數以千計的人死亡。Airfinity是英國的一家健康數據公司，它基於中國各省在最近改變病例報告方式之前的數據進行建模，並估計12月份有10萬名中國人死於新冠。其模型預測，到1月底，中國累計死亡人數將達到58.4萬。

我們很難不同意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成員黃延中(音譯)的觀點,即｢清零｣政策的崩潰已經造成了｢最大限度的病毒傳播｣,中共現在正推動｢民眾盡快實現群體免疫｣｡大部分人都震驚於中共重新開放的做法——甚至沒有通過重新開展大規模疫苗接種,或增加醫院的資源,來進行最起碼的準備｡｢為什麼要等三年後才開始準備?｣這是許多人的質疑｡

在《南華早報》采訪中，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的研究人員馬格納斯（George Magnus）說，中共“白白浪費了三年的清零投入，最終帶來的成本和傷痕將持續很長時間”。習近平在新冠防疫政策上搞得一團亂、災難幾乎深不見底，根源在於中共威權黨國體制的局限性，以及其內部巨大的矛盾。許多觀察家認為中國的資本主義獨裁政權是一個有效的（縱然是殘暴的）技術官僚國家。但實際上，中共的控制能力並沒有像它看來那樣強。

中共的政策傾向於在一個方向上走極端，然後突然倒向另一方。地方和地區政府在中國的政治制度和經濟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而它們的運作方式靠著猜測中央的意圖，卻不敢公開質疑或承認問題。這就產生了一種難以多工作業（哪怕是很簡單的事情）的治理模式。在嚴重的危機和壓力下，這些矛盾會幹擾整個制度，最終導致整個制度癱瘓。

清零政策意外結束

《外交官》雜志的李卓然認為，習近平政權無意中結束了清零政策的決定是場“意外”。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宣布將“毫不動搖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習近平更強勢（其實正如我們所言，只是表面上得以強化）的新團隊似乎打算逐步取消這一政策，並計畫在今年第二季度的某個時候實現中國經濟的全面重新開放。這個可能的時間表，聯系到政權希望有一款或多款中國制造的mRNA疫苗問世。據報道，至少有六家中國公司正在研發mRNA疫苗，但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家公司獲得批準。

這一計劃反映了習近平政權所面臨的來自經濟方面的巨大壓力，盡管GDP官方數據虛高，但中國經濟實質上沒有增長、並明顯呈現衰退。這反過來又影響了中美的地緣政治鬥爭，這是中共的生存鬥爭，現在中國在經濟上已經不再能追趕上美國。中西脫鉤雖然仍處於初期階段，但這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習近平關於發展國內經濟（所謂的雙循環）的誇誇其談，現在被外界認為比他所聲稱的要困難得多。

11月11日，北京公布了一份關於疫情防控的“二十條優化措施”，其旨在減少過度封城，這是新政的其中一個征兆。但這與二十大傳達的信息相矛盾，因為二十大將“動態清零”描繪成一個半永久性的措施，而中共的地方行政機關則陷入了溷亂。11月，隨著奧密克戎病例激增，封城鎖數量急劇增加。北京的意圖與地方政府的解讀之間的落差越來越大。一些城市政府雖宣布結束封城，但實際仍在繼續。

11月底爆發的大規模抗議使中共從上到下都陷入了恐慌。情況變得緊急起來。抗議只是一個警號，顯示爆炸性社會局面只是冰山一角。由於擔心會有更多的抗議，北京加大了對地方政府的壓力，要求他們執行“二十條”措施。但結果是溷亂的清零政策崩塌，而不是習近平的統治集團所設想的循序漸進過程。甚至在12月7日，當中央政府發布其補充的“新十條”時，發言人堅稱新政策並不意味著中國將“完全放開”，而是將通過“邊防控、邊調整”逐步改變。

然而，正如李卓然所言：“匆忙放開的做法並非源於北京，而是來自於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信號的解讀，卻在政策執行方面走得比北京更前。”

李卓然在2023年1月7日於《外交家》雜志上提到：“面對地方上的突然開放，北京意識到木已成舟，它現在所能做的就是接受現實。”

主要原因還是群眾壓力，以及當局害怕會引發更多抗議。這次事件產生的後續影響，是使得中共黨國機器內部、地區和中央之間的裂痕更大。事件的發展過程對下一階段其他政治和經濟危機的發展提供了借鏡以及教訓。這也是中共獨裁政權，特別是習近平領導下的獨裁政權如此反對放松其鎮壓權力或獨裁控制的（非常重要的）其中一個原因。它不僅害怕群眾，害怕小退讓會演變成大退讓，也害怕會失去對自己龐大國家機器的控制。

《南華早報》2022年12月27日報導稱，澳門大學和哈佛大學醫學院的研究人員於12月22日發表的一項研究警告說，中國未來六個月將有150萬人因新冠死亡。這項研究稱，在一個模型中，90%的人口接受了三劑mRNA疫苗，75%的新冠疫情感染者服用了Paxlovid（一種針對高度脆弱患者的抗病毒藥物，可降低嚴重癥狀的幾率），預計死亡人數將降至19萬人。但目前當局政策意味著這個較低的死亡數字不太可能實現。

保護資本

習近平政權已經禁止了外國mRNA疫苗的進口，這些疫苗比中國使用陳舊技術的國產疫苗有效得多。禁令是出於政治原因，源自受了傷的民族主義自豪感，這意味著即使歐盟在1月份通過其衛生專員基里亞齊迪斯（Stella Kyriakides）提出向中國免費贈送mRNA疫苗，也被外交部拒絕，說不需要這些疫苗，中國的情況 “可控”——這種說法很是可笑。

針對外國mRNA疫苗的禁令也是由經濟保護主義驅動的。代表中國資本家利益的中共，擔心對外國疫苗開綠燈會加強他們在中國醫療市場的地位，而犧牲國內資本家的利潤。這就是所謂的“生命至上”，而中共的企業利益才是被保護的。動態清零意味著中國醫藥行業將迎來長達3年的繁榮，2022年的總利潤將達到人民幣7000億元。北京則希望向莫德納（Moderna）這樣的西方公司施壓，讓他們把技術轉移給中國公司，而這是出了名霸道的西方制藥公司當然不會做的事情，原因顯而易見，美國和其他國家政府也正在越來越多地強制執行科技限制措施，而這構成了中美冷戰的一部分。

中國目前可用的疫苗（科興、國藥）效用低下，已成為抗擊疫情的主要障礙。這些疫苗是為防護舊的病毒變種而開發的，而今天，即使有加強針，對高傳染性的奧密克戎變種的效果也大打折扣。

這又激化了關鍵人群——老年人對疫苗的普遍抵觸情緒，即使奧密克戎死亡率低得多，老年人仍然面臨嚴重疾病或死亡的風險。由於中共在2021年推動疫苗接種的方式，與大多數國家相反——將重點放在工作年齡人口的疫苗接種上，外界普遍認為，中國的疫苗對65歲以上的人口不安全。

中共的黨政高層——大部分是老年人，不願以身作則接種疫苗，而這無助於緩解社會上這些恐懼。這現在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九千萬60歲以上的人口沒有完全接種疫苗。其中有2380萬人還沒有接受第一次疫苗接種。許多中國老年人拒絕接種疫苗的現象根深蒂固，而政府至今還不敢實行強制接種，擔心會引發抗議。

在國內出現輝瑞公司生產的抗病毒藥物Paxlovid的猖狂炒賣行為，暴露了民族主義者在西方疫苗問題上的虛偽。據中國當地媒體報道，一包含三片的Paxlovid，目前網上售價高達人民幣5萬元，而原價約為人民幣2,000元。富人正在囤積這種藥物，在當前的危機中，這款藥物是名副其實的救星。鑒於Paxlovid在中國極度短缺，據報道，它已經取代了奢侈品牌茅台酒，成為賄賂中共官員的最佳方式。

當這一波新冠疫情席卷全國時，等待中國人民的恐將是慘劇，而這將加劇對習近平政權的廣泛憤怒。這種憤怒現在有了一個在11月的抗議活動之前所缺乏的參照物——開始思考如何組織起來反對獨裁政權。社會主義者需要把握這些新的可能性，指出組織獨立的工人階級組織、戰鬥的工會和工人政黨的必要性，而目的是要將普遍反對壓迫和不平等的情緒與結束資本主義和獨裁統治的需要聯系起來。

武漢大連上萬民眾抗議醫保改革　跨省市鬥爭趨勢正在萌芽

二月八日及十五日，武漢兩度爆發了大規模群眾示威。特別在十五日，示威群眾從上午起就在武漢中山公園集會，高唱《國際歌》，要求政府撤回醫保改革，甚至有人喊出“打倒反動政府”的口號。據現場消息指人數可能高達三四萬人，由於這次醫保改革受影響的主要為老齡人士，因此示威群眾主要以退休老人為主。示威遭到警察的暴力鎮壓。同日，大連也有數千民眾響應武漢的示威，在政府大樓前集會，反對醫保改革，同樣遭受到了當地警察的打壓，多人被逮捕帶上警車。

事實上經過二月八日的示威後，武漢政府與警察如臨大敵。十五日一早就派出大批警力在市內“維穩”，封鎖了市內多個居民小區，禁止民眾外出。市內公車改道，繞過集會地區，地鐵關閉了中山公園附近數個地鐵站，警察也封閉了市內多個路口，阻止群眾進一步集結。有當日原本打算參與示威被封鎖在小區內無法外出的民眾在網上表示，假如不是這些鎮壓伎倆，當日示威人數可能高達十萬人。

觸發這次大規模民眾抗爭的導火索是2023年元旦日起開始在全國範圍內逐步推行的醫保改革，其中武漢市在2月1日起開始實施。當中對民眾影響最大的主要是個人醫保帳戶上的醫藥補貼金額，從改革前的每月286元人民幣，改革後被大幅削減至83元，削減規模高達七成。官方的說法是將原本個人醫保帳戶上，由個人支配管理的錢撥歸到官方管理的統籌帳戶上，讓民眾能“享受門診費用報銷”。

然而對於老年人口特別是患有長期慢性疾病的老人而言，每個月最大最恒常的醫療支出就是購藥。過去可以直接以醫保卡用個人帳戶上的錢到藥店購藥以應付日常所需，但現在個人帳戶上金額大減，如果再要購藥只能自掏腰包，大大加重了開支負擔。而根據台灣媒體《上報》報導，“靈活就業”的人口甚至直接不建立個人醫保帳戶，購藥費用只能全數自理。

至於所謂的“門診費用報銷”只不過是鏡花水月。“門診費用報銷”設有最低門檻，全年500元以內的享受不了報銷，同時政府也設置了最高上限，最高報銷金額為4000元，超出上限的費用仍需自理。

武漢市有著兩百萬退休人員，對於這批廣大的退休老人而言，這樣的改革完全了設置了層層關卡以阻撓他們享用醫保福利。雖說“門診費用報銷”，但實際上就是迫使他們每次購藥都不得不前往醫院進行一堆不必要的檢查，再由醫生開藥然後再去“報銷”。然而對中國醫療系統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國不管公營還是私人醫院，營運和斂財手段都相當腐敗下作。哪怕是“公立”醫院，醫院的管理層也會對醫護人員下達財政指標，這讓醫護人員在治療病患時並不以病人的健康為依歸，而往往會想方設法讓病人進行一些不必要的檢查，開藥時醫生也會少開醫保範圍內的藥物，故意署方一些不受保的藥物讓病人多費錢。這也是中國的老人和長期病患者更傾向於自行購藥而避免前往醫院的一個重要原因。而這次改革卻是迫使他們不得不前往毫無信譽的醫院，冒著不必要的健康風險去進行不必要的檢查和治療，花上不必要的高額醫療費用。

而更令群眾氣憤的，是政府公務員不受醫保改革影響，可全額報銷所有的醫療費用。

這樣的醫保改革並不單單在武漢實施，在全國範圍內也開始逐步推行，因此大連市也爆發了抗議醫保改革的示威。而在廣州，政府早前也試圖推行類似的醫保改革，但在實施前就在地方政府內部遭到激烈反對而被迫擱置。經過了去年的“反清零、反威權”的抗爭，地方政府更害怕大規模抗爭將會爆發，只能把打擊工人階級的任務互相推卸。

這場關於醫保改革的抗爭實際上是反映了中國嚴重的經濟和財政危機，過去三年的清零政策和全民核酸早已掏空了各地醫保，以致中央政府不得不三令五申禁止地方政府以醫保基金支付核酸檢測費用。這樣的緊縮政策就是為了應對全國性的醫保枯竭，而同類的抗爭在今後的中國將爆發得更多更激烈。而因為緊縮政策往往是跨省市的政策，將會使抗爭更有可能跨省市共同爆發，甚至通過網絡聯系起來。即使當前嚴峻鎮壓下跨省市的組織是舉步維艱的，但即使網絡審查下群眾還是可以共同消息，並自然發展為跨省市的聯合行動。這再次證明去年的全國抗爭會在方方面面烙印在群眾記憶中，即使未有一個有意識的左翼力量作為政治領導，群眾鬥爭還是會在波折中向前發展。

只有將銀行和公共財政置於工人民主監督，並把整個藥劑行業民主公有化，作為化解財政危機的第一步，並建設一個高效優質免費的公共醫療系統，以病人的健康而非利潤為本。這樣的鬥爭當然打倒獨裁專政，建立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

中共獨裁恐懼更多抗議　針對打壓年輕女示威者

中國強硬的清零政策在去年引發的抗議勉強持續了兩周，但中共高官們還清楚記得抗議的場景，因此恐懼抗議再起。整個事態發展——從40座城市、100所大學的抗議，到混亂地放棄清零政策，再到隨後的疫情大爆發（恐將導致逾百萬人死亡）——暴露了習近平政權正身陷多麽嚴重的危機，而這些也反過來進一步削弱習近平政權。

當局正進行秋後算帳。被捕者中有數人近年留學海外，包括倫敦大學金匠學院應屆畢業生李思琪、威斯敏斯特大學的辛賞，以及芝加哥大學的秦梓奕。許多人被指控犯有“尋釁滋事”罪，最高可被判五年徒刑。其他人已獲保釋，但在來年會受到嚴密監視。盡管中共試圖秘密地進行鎮壓，但在北京大學出版社的一名編輯曹芷馨的自拍視頻流出後，這些案件更為受到外界關注。在她被捕前幾天，她錄下視頻記錄事件，她說她的幾個朋友已經被捕，她知道她將會是下一個被捕。海外中國留學生和海外其他社運人士的群體正充滿著要求釋放被捕者的呼聲。

中共現在進退兩難，他們越來越不知如何是好。中共慣常的做法，是嚴厲、公開鎮壓異見人士。但他們知道，如果他們對抗議者鎮壓太狠，則可能觸發進一步動蕩。近年來，國家鎮壓為世界各地的抗議運動火上加油，增強了抗議者的決心，而不是平息抗議，因此各國領袖明白他們必須慎重行事。另一方面，如果他們的反應不夠強硬，他們就有可能釋出抗議和異議是可以容忍的訊號，這對於危機四伏的獨裁政權來說會是致命的。

傑瑞米柯賓

三八婦女節行動： 釋放被捕者！

在去年底的抗議浪潮中，全球數十個城市、大學校園和中國大使館外都有聲援中國抗議的示威。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參加了在台北、紐約、慕尼黑、西雅圖、都柏林、波士頓等地的抗議。在倫敦，ISA與中國學生一起，在中國大使館外組織了一場近200人的示威，並將終結獨裁、反對資本主義作為最重要的訴求提出。

我們需要發起更多抗議，要求釋放被捕的抗議者，並號召工人和學生繼續反抗中共的資本主義獨裁統治。鑒於中共政權尤其針對年輕女性，各組織網絡應該將今年三八國際婦女變成為這個議題的“全球行動日”。中國勞工論壇與ISA在中港台的力量，呼籲世界各地的同志們和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團體在國際婦女節行動中，特別聲援被捕的中國女性抗爭者。

中共針對去年抗議者的鎮壓行徑，展現的並非其自信和實力。到了2023年，大規模抗議仍在持續。1月初，因裁員及克扣工資的問題，重慶一家新冠核酸檢測試劑廠的2萬名工人爆發抗議。2月8日，武漢數千名退休鋼鐵工人和其他退休人員，抗議武漢市政府將他們每月的醫保費從260元削減到不到100元，與此同時，數以億計的老年人剛感染了新冠病毒。示威者表示，如果政府不進行讓步，他們將在2月15日再次發起抗議。

中共最害怕的就是圍繞工資、裁員、工作條件、退休福利的工人鬥爭，以及反對鎮壓和審查、爭取包括婦女權利在內的基本自由的民主鬥爭。反對清零政策的抗議，始於全球最大的iPhone生產基地的工人要求討回被拖欠的工資、反對封城與不安全工作條件的鬥爭。爾後，鬥爭蔓延到多座大城市、多所大學，在這些地方的抗議則首要反對審查制度、要求民主權利。這是自1989年以來，我們首次見到全國範圍的抗議。

即將到來的更多抗議

與拜登等西方資產階級政客所言相反，民主與資本主義不相容，也永遠不會相容——其實只需看看拜登所執政的美國就能明白這一點，當地的墮胎權剛剛在全國一半地區被撤銷。實現真正民主的唯一途徑，包括確保婦女能夠自主決定自己身體和命運，是要終結中國與全球的資本主義，並以將人類的需要和福祉置於利潤之上的民主社會主義代之。只有工人階級，而非東方或西方的資本家，才能領導這樣的鬥爭。習近平的獨裁統治可以通過國家的殘酷鎮壓和嚴密審查來試圖延後鬥爭，但他們無法無限期阻擋革命爆發。

間諜氣球事件加劇中美冷戰

中美兩國圍繞著中國間諜氣球事件爆發了外交沖突，直接導致了原本打算緩和的兩國關系再次陷入了低谷。

2月4日，美國空軍擊落飛越其領空的中國高空氣球，“氣球危機”成為現實。隨後中國方面承認氣球屬於自己，並稱氣球只是民用氣象氣球“誤入”美國領空。拜登政府憤然拒絕拒絕中方聲稱事件是“意外情況”的解釋，並拒絕為擊落氣球道歉。後來，在美加領土上空，另外三個不明物體被美國噴氣式飛機擊落。但隨後美國官員表示，這些被擊落的物體與中國無關。

擊落

在此提供一個背景資料：全球每日有1800個氣象氣球升空。美軍意識到他們不能繼續把美國空域內每一個不明物體都擊落。幾乎可以肯定，中國氣球與中共的軍事間諜計劃有關。但是普羅大眾不能相信中美任何一方的說詞——他們是為了滿足他們自己的階級（帝國主義）利益而進行宣傳。中國當然正在監視美國，反過來美國也在監視中國。這對2023年的任何人來說都不是新鮮事了。2013年，美國吹哨人斯諾登披露的機密文件顯示，美國情報部門監聽了35位外國領導人的電話，據稱其中包括美國的關鍵盟友默克爾（時任德國總理）。間諜氣球則是如今正持續的互相監聽行動中，比較沒有技術含量的手段。

很多人也看到了事態發展鬧劇的一面。美國高級官員讓-皮埃爾（Karine Jean-Pierre）甚至不得不向媒體保證，這些氣球“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出外星人或外星活動相關跡象”。

冷戰背後的因素

美方極力利用氣球事件來增加對習近平政權施加的壓力。華盛頓明白習近平政權更急於緩和冷戰緊張局勢，以便在日益加深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中松一口氣。中共二十大後中國外交政策發生轉變，至少在短期內遏制戰狼外交，是出於戰術考量，並不代表其政策根本上發生轉變。習近平旨在爭取時間，特別是嘗試修覆他的強硬政策（例如支持普京）對中國在歐洲資產階級政府中的地位造成的一些損害。如此戰術上的轉變，不太可能讓習近平有實質受益。中美冷戰終究不是“強硬”或“軟弱”外交政策造成的，也不是由習近平或拜登（甚至是特朗普）等高層領導人起的作用造成的。如今冷戰是由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階段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引起的——即兩個正在衰敗且危機四伏的帝國主義超級大國之間的生死鬥爭。

美方借氣球事件發動新一波反華攻擊。對於習近平政權來說，這是又一次代價甚鉅的政治挫敗。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更是立即推遲了原定在數個小時後就出發前往中國訪問的行程。拜登政府與另外40國政府分享中國“氣球威脅”情報，進一步把這些國家拉入美國主導的陣營。

中國的困境

事件發生的背景，是習近平與中共在2022年遭遇的一場嚴重挫折。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野蠻行徑為借口，美國強化了北約及其他親美軍事聯盟，並就台灣、供應鏈、技術問題，加大對於中共的壓力。美國也通過加強軍事科技的連系，令盟友變得更加依賴美國。去年10月，拜登政府宣布了非常嚴格的對中國的半導體出口管制，年底更拉攏了日本與荷蘭，再收緊芯片對華出口限制。這無疑令中國產業升級和科技業發展的計劃（包括軍事現代化）遭受重挫，而這正是美方采取這些手段的目的。中美脫鉤也使中國經濟雪上加霜。在內部消費不振、一直作為經濟支柱的房地產市場衰退、以及出口轉弱的大背景下，習近平正面臨越來越大壓力，要去放軟姿態，讓雙方停戰，在這些實質性的制裁政策上打開一個缺口或至少求得一些松動，以重新在國內實現經濟增長，從而避免觸發新一波群眾抗議這個定時炸彈。

而美國資本主義體制也有著緩和關系的壓力，要避免中俄聯合反攻，因此現在美方警告中方不要向俄方提供軍事支持。特別是在冬季結束後，俄烏兩軍很可能會再次爆發激戰，美國方面想在進一步升級與中國的沖突之前，爭取更多的自身處於上風的時間，使自己盡可能處於最有利的地位，以準備未來進一步與中國的沖突升級。烏克蘭方面可能遭遇的挫敗，或將加深支持烏克蘭的西方國家之間的分歧，拜登的一些歐洲盟友會更傾向於尋求與俄方妥協，以及可能的談判來作為解決方案。布林肯訪華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為了建立中美兩國的溝通渠道與行動的“防護欄”，嘗試對於一場或將走向失控的沖突施加一些管控與抑制。出於這些緣故，可能的情況是，中美雙方在未來幾個月會采取新方法，重新安排兩國官員直接會談。2月18日，布林肯的確在慕尼黑安全會議期間會見了王毅。拜登暗示即將與習近平通電話。這些交流可以從表面上，使這兩個帝國主義超級大國之間的關系穩定下來，但在我們身處的資本主義無序時代，不可能有真正的穩定，因此任何這樣的沖突間歇期，都可能隨著新的危機爆發而中斷。

突如其來的氣球事件令拜登和習近平政權都措手不及。新加坡資深外交官許通美在一次外交研討會上質問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陳東曉：“你們怎麽會放出這個‘笨氣球’，去搞砸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就要啟程的訪華？”

雙方無路可退

北京似乎試圖盡可能淡化氣球事件。中共在經歷過去年年底的全國性民眾抗爭後，在相當多的民眾的心目中已威信掃地，失去了對他的信心以及畏懼。甚至有人猜測，這次氣球事件是否是解放軍內的強硬派所主導，目的就是為了破壞中美關系緩和的進程，推動加強軍備競賽。在中美兩國，統治階級內都存在重大分裂。在美國，拜登受到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的壓力，眾議院指責他對中國“軟弱”。眾議院領袖麥卡錫（Kevin McCarthy）追隨佩洛西的作法，計劃在未來數月訪問台灣。拜登與民主黨人認為他們在中美沖突中占據上風（尤其是通過加強科技制裁），因此從仍可能升溫的緊張局勢、或越來越可能發生的軍事危機（比如台海戰爭）中見到戰術價值。

氣球危機凸顯了全球關系何其脆弱，以及帝國主義緊張局勢失控的風險。工人階級運動需要認識到，這個新的警鐘清楚證明了我們需要革命性的變革，終結帝國主義與軍國主義。我們不能相信美、中或其他地方的資產階級政客會保護我們的性命和地球的未來。我們需要在國際範圍進行社會主義變革，以使我們的世界去軍事化，克服民族主義分裂和鼓吹開戰的行徑，並將人類從獨裁統治和資本主義剝削中解放出來。

中國：從「人礦」看群眾意識的向前發展

「人礦」一詞走紅中國網絡。「人礦」說的是，人們被當作沒有感情的礦產資源，作為消耗品利用，「讀20年書，還30年房貸，養20年醫院」。眾多網民都對於「人礦」一詞發表自己的見解，例如「人礦的一生，分為三個階段——開采，使用，殘渣及廢氣處理」，以及「沙特油，澳洲鐵，中國人」。這個新詞匯無處不展現中國的社會憤怒，「人礦」一詞很快就被全網封殺。

審查機器失效　群眾自信提高

從出生開始，「人礦」們很快面對競爭極度激烈的應試教育，爭取被視為「可以使用的礦」而被「開采」出來。新的教育改革制度已經意味著，很多班級上成績不好的學生被勸說放棄中考，準備當「廉價勞動力」，淪為「礦渣」拋棄掉。已經通過高考被篩選出來的「中間階層」「人礦」，也要面對極重的還房貸經濟負擔和超長工時。極少數富裕家庭出身的學生 則完全可以留學海外避開高考，但他們絕對算不得「人礦」，而大多會在日後成為壓榨「人礦」的「礦主」。

諷刺時弊的網絡詞匯不斷出現。群眾為了規避網路政治審查而產生反抗本能，並且形成了一個潮流。沒有任何審查機器可以應付群眾無限的創意。

不但在「軟實力」方面，中共輿論機器在「硬實力」上也開始無法控制輿論。過去在五毛和小粉紅的海量洗版，加上審查機器的迅速刪帖，反對聲音在網上往往被壓倒性掩蓋。但去年網民反對聲音之多，以及回應速度之快，使中共輿論機器多次陷入失效，甚至連政權的民族主義宣傳都淪為嘲笑對象。群眾因為看到輿情轉變，開始打破了防火墻下的孤立，讓他們感受到原來自己的意見並不是少數，使他們更有自信在十一月至十二月的抗議中提出言論自由的訴求。

背後的群眾意識

「躺平主義」反映出青年消極抵抗資本剝削和家庭壓迫，但還寄望逃避現實而躲在自己的小烏托邦。但「人礦」一詞更表明更殘酷的現實——勞苦大眾實際上沒有出路，只能淪為礦渣和廢氣。然而，這些都只是憤怒、無力感和消極抵抗的代名詞，並沒有體現鬥爭的意志，繼而得到「我們是最後一代」這種末日結論。這不是說這種意識本身不會對統治構成危機，例如罷生孩子、抵制消費主義等都是這種意識下的產物，只是未能上升到清晰挑戰體制，或尋求新的政治出路。

但這並不意味著，工人階級的意識就只會停留在當下這個水平，也不意味著主張民主權利和階級鬥爭的群眾運動就在現階段不會得到多數支持。去年十二月的抗爭就是例子，開始有群眾提出言論自由甚至中共下台的口號，哪怕具有民主意識的群眾仍是社會的少數，當他們發起的運動將會帶領整個社會意識的發展。

如果不明白這個群眾意識發展的動態關系，只會作出機械的分析，就會得出「當前大多數青年只想躺平，不想鬥爭；大多數工人不想成為人礦，但不想反抗」這種俗庸、悲觀的結論。這種結論除了被自由派和左翼改良分子拿來貶低群眾運動——例如說去年的全國抗議只是要求清零，而不是一場民主抗爭——之外，甚至連小粉紅也會利用這種借口來否定去年的抗議。

群眾運動的進程

群眾運動往往是先進少數人的意識去塑造和帶領多數人的意識向前走。那些嘲諷政權「挖人礦」、「割韭菜」的較廣泛群眾中，會有部分人看到去年少數人的抗議（估計全國總結約二萬人）而覺醒起來。日後的群眾反抗面對言論打壓和政治檢控時，將會有一個歷史依據去賦予群眾要求基本民主權利（例如言論自由、工會權利甚至中共下台）的信心，而且促進群眾明白到小修小補的改革是不會成事的，而需要一個制度的徹底革命。沒有人說意識會暢通無阻地向前發展，鎮壓和民族主義將會拖累這一進程。但十二月的全國抗議絕對是群眾意識的轉折點，它也與不滿「內卷」、淪為「幹電池」、「耗材」和「人礦」的群眾情緒是相互發展的。

中共在嚴峻危機下並沒有空間作出舒緩民怨的有效措施，因此群眾憤怒注定積累起來。即使十二月的抗爭暫時消退，不但今年有多場工人反抗爆發，未來群眾運動將更有可能針對中央政府的政策和體制問題。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就是為這股不滿的情緒和鬥爭行動賦予一個對體制變革的可能性，一個社會主義的綱領。

中國：疫癥見聞　守靈三天，葬禮不止

隨著中共毫無準備的突然放開，相當多人都感染了新冠，隨後他們立馬遭遇了諸如藥品短缺、醫院人手不足等各種問題，只能在發燒中艱難度日。

我所在的這個小縣城里，人們完全買不到退燒藥，而想要打退燒針需要排很久的隊伍，例如我在晚上的時候發燒到了39.5攝氏度，去到醫院卻被告知問診的隊伍已經排到了明天，他們只能給我一張紙條，表示我預約了明天靠前的位置，因為很多醫生也感染了新冠而不能工作。

雖然中青年人的抵抗力較強而且疫苗接種率很高，這樣的災難在他們身上還算不上明顯，但仍然有一些人出現了肺炎等嚴重的情況得不到及時的治療，中共的錯誤是集中體現在老年人的遭遇上。自這樣突然放開以來的日子里，光是我所在的小區就已經死亡了四名老人，其中還有一位是我樓下的鄰居，我和他關系親密，他每次都會拉著我一起嘮家常，而在我印象里他平時的身體和精神都很健康。我們這里的習俗是人死後要就地辦葬禮，而且需要守靈三天，所以往往是這個人的葬禮剛辦完，那個人的葬禮又開始，哀樂不絕於耳，好像每個人的臉上都蒙上了一層陰霾。

觸目驚心的死亡氣氛

不僅是活著很難，想要死得體面也不容易。由於死亡人口激增再加上其實工作人員也大都感染新冠買不到藥物，本地的火葬場運作不過來，常常需要將屍體運到周邊城市火化，但周邊城市依舊是爆滿，中共一貫僵化腐敗的官僚系統， 甚至出現了需要托關系和賄賂相關人員優先火化的情況。這並不是某個城市或極少城市偶然出現的情況，我詢問了許多的朋友，他們在江西、重慶、湖北、河南、山西…遇到了類似的情況，大家都活在恐慌和悲傷中，時刻擔心家人會不會離自己而去。

全中國人正在受苦，尤其是老年人，他們在這個年紀本應該是頤享天年的，結果卻感染新冠而亡。中共有足夠多的時間采取措施做好準備，例如預先準備藥品、建設簡易的ICU病房、進口疫苗…但他們卻坐視了這樣的災難發生。與他們宣傳的口號不同，我們的政府不在乎我們的生命！我們要站起來反抗這樣一個獨裁的資本主義政府，只有工人階級組織起來，奪取經濟及政治權力，才可以有效民主組織抗疫行動！

中國新冠死亡人數估計已達130萬

總部位於英國的健康數據公司Airfinity表示，中國的新冠死亡總人數累計現已達到130萬。這份報告於2023年2月6日發表，估計了自2022年12月1日以來，當局混亂地放棄強硬的清零政策後，中國的新冠死亡個案。Airfinity基於中國地方政府在12月突然停止公布新冠肺炎報告之前的消息為基礎，進行電腦模擬。

Airfinity的估計並不異乎尋常，並且與其他許多獨立機構的研究結果相吻合。比如澳門大學去年12月發表的一項研究，預測在當前這一波感染中，中國將有多達170萬人死亡。中共當局1月下旬公布的最新官方數據稱僅有8萬人死於新冠。這數字顯然被嚴重低估。

如果Airfinity的估算是準確的，這意味著僅兩個月的時間，中國死於新冠疫情的人數就超過了美國3年來的總死亡數字。在中國最近期一波大爆發之前，美國的新冠死亡人數為110萬，居世界第一。因此，從這些數字看，中國將成為新的「全球第一」。這或許是中共獨裁政權打算向中國人民和全世界隱瞞真實情況的原因。

傑瑞米柯賓

藥物短缺民怨載道下　中國政府卻在為自己洗地

自從中國突然放寬疫情政策以來，中國的絕大部分城市縣城甚至人口數量不是很多的鄉村都出現了大規模感染潮，隨之而來的是退燒藥等藥物短缺的問題。中國政府在疫情開放情況下的準備不周在網絡上引起大量聲討，但從中央到地方，中國大大小小的各類媒體都在宣傳著“藥物緊張下的溫情”但實質上這是借著中國政府掌控的媒體霸權來轉移民眾視線。

面對短缺政府做了什麽

對藥品的瘋搶和存量不足導致市場上藥品的數量急劇下降，很多藥店表示已經沒貨。不少民眾表示難以買到退燒藥和止疼藥等緩解新冠癥狀的藥物。以布洛芬為例，由於很多人買不到藥，不得不在網上求助，有些時候還要用超過五倍的價格才能從私人渠道買到。

在京東，原價20多一盒的布洛芬甚至漲到了80，而且還需要預約。這種搶購的趨勢甚至蔓延到香港和澳洲。一些報導稱民眾郵寄在網上花高價搶購的藥物被偷。甚至一些專家開始宣傳“維生素C可以治療新冠”導致超市的高維生素C類水果比如說檸檬等被一搶而空。

根據BBC報道，香港的部分藥房已經開始對感冒藥進行限購。路透社報道，澳洲最大的華人社區之一博士山（Box Hill）幾家藥房的止痛藥已經賣完了。盡管中國政府報道正在要求藥廠盡快增產，但是根據相關從業人員的介紹，藥廠從準備原材料到投入生產至少需要六周時間。

除了藥品以外，抗原試劑，未經證實而謠傳對緩解新冠有幫助的黃桃罐頭和電解質水也被搶購一空。根據《環球時報》報道，新冠病毒檢測試劑盒的銷售量在一周內增長了300%。

而中國官方並未承認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周三（12月21日）的記者會上表示，中國的“藥品和檢測試劑總體可以滿足需求”。但實際上如果真的可以滿足需求就不會出現目前的藥荒的現象了。

有很多網友在新浪微博留言：“不是說中國的制藥業是全世界最強的嗎？為什麽現在藥品公司不去生產藥物？也有人這樣提問“為什麽政府選擇突然開放？為什麽不事先做好準備？”多如這樣的提問，但官網並沒有給出正面解釋，反而利用媒體霸權去刻意轉移主要矛盾。

宣傳機器馬力全開

以輝瑞的新冠特效藥為例，一盒要賣2000元以上，相當於很多底層勞動者一個月的工資。當一些網民開始在網上聲討進口“臨期輝瑞神藥”的時候，很多人的微博遭到封禁，在微信朋友圈以及微信群討論的民眾甚至有接到警察的威脅電話。這一切的原因是因為中國的壟斷資本家已經入股了美國的多家制藥公司，中國老百姓成為了藥品行業的韭菜。

同時中國政府開動媒體機器大力為自己洗地，就如《人民日報》報導稱，北京一位醫生將診所里的備用退燒藥貼在診所玻璃上供市民免費拿取。新華社也報導了沈陽一家藥店免費發放1.8萬片退燒藥給民眾。《環球時報》讚揚了上海一位市民將自家退燒藥掛在窗外供鄰居選用的例子。中國新聞網報導了西安一名村醫將退燒藥免費發給村民的故事。同時還有部分網絡主播也開始進行了捐藥的活動。

民眾不滿突然放開重新封控被百姓重提

除了官方喉舌外，各地方媒體和以新聞報導為主的機構，例如《新京報》、澎湃新聞、鳳凰網、以及地方的專屬頻道等，也加入了媒體宣傳。

但在這樣的輿論攻勢下，睿智的網民們指出了此類報導方式的荒謬。短視頻平台“抖音”報導上上海一位女子為了防止寄給父母的布洛芬被偷，特別將藥藏在了衣服里寄出。報導稱其父母家在拿到藥後，表示“覺得女兒非常聰明，才防止了藥被偷”。

一條高點讚的回覆卻批評說：“不要再搞低智新聞了，這種所謂的娛樂大眾是無恥的，大家要思考一藥難求的局面是怎麽造成的。大多數普通人被逼無奈藥物互助這本是心酸和無奈的，現在卻被官老爺拿出來炒作娛樂這是無恥的。”

自從放開以來，中國政府尚未給出一套能應用於當下疫情的明確官方敘事模式。引用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方可成的話說：“我還沒有看到計劃周詳或精心策劃的宣傳計劃。更要緊在於大方向變了，宣傳必須立馬跟上。”

這篇報導還說，沒有明確的官方敘事模式意味著網絡審查機構也不清楚應該審查什麽樣的言論。就在不久前，封控還是所謂的“主旋律”。而現在，放開卻成了官方政策。封控就成了反面教材。這造成了審核機關的猶豫不決，同時突然放開也導致社會輿論沒辦法及時轉變才造成這種現象。

目前在中國互聯網上出現支持放開的群體和支持管控的群體極端對立的情況。支持放開的群體質疑政府為何不準備好足夠的物資後再放開。而支持管控的網民們則開始懷念起了“清零”時代。

有網友表示：“我們不是懷念封控，我們是懷念過去兩年可以到處浪不用擔心感染的日子，也有網民直接呼籲政府重啟“清零”。並且之前封控期間大喊“新冠就是小感冒，我不怕感染我要自由”的網友卻在自己確診陽性之後發出了“支持防控，我後悔了，”的文字，被大量網友調侃翻臉比翻書還快。

政治報覆

不論是那種言論，都是對於目前政府突然放開之後造成的疫情災難的無奈，在沒有工人階級民主管理抗疫的出路下不免群眾感到焦慮。從實際的角度上中國是完全可以進行準備的，但政府確沒有這樣做，我們可以認為這是對於在去年12月發生的“白紙抵抗運動”的一種政治報覆。

我們社會主義者主張認為，中共獨裁資本主義的任何改革都不能解決新冠疫情。要保障廣大群眾的生命安全，要使藥廠公有化，並由無產階級的組織來管理生產，停止藥廠從災難中牟利，保障所有人的用藥需求。而要完成這項任務，就必須要以工人階級為基礎的群眾性運動，要求言論和新聞自由，停止官媒散播假消息，並且社區居民獨立組織和管理物資，民主規劃救災行動。這也需要挑戰獨裁體制和資本主義才成功。

中共秋後算帳　監控技術無孔不入　白色恐怖肆意漫延

在經濟困境、專制統治和嚴厲鎮壓的背景下，不可理喻的清零政策成為了導火線，使中國去年11月爆發了歷史性的抗爭運動。然而，一如外界所料中共獨裁政權對於這種挑戰自己專制權威的運動不會善罷甘休。據報導，過百人因參與運動而被秘密逮捕，其本人及家屬亦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和折磨。

據《華盛頓郵報》報導，中共當局逮捕了四十到六十名抗爭者；而彭博社則指已有超過一百人被捕，當然，由於逮捕行動都是秘密進行，實際被捕者可能遠遠多於這一數字。但可以肯定的是，被捕者大多數為二十多歲、教育程度良好的青年人。很多被捕者為女性亦非偶然。過去幾年女性激進化起來，在群眾抗爭中發揮顯著作用。中共策略上並非逮捕所有人，以免激起民情反彈，而是打壓部分領頭人物，以起殺雞儆猴之效。

《華盛頓郵報》訪問了一名女性被捕者，她表示自己在11月28日晚上參與了北京亮馬河大橋的抗議活動。她自己曾在中國的社交媒體行業工作過，這警察的偵察監控和追蹤手段有一定的了解，因此在過程中注意保護自己的身份，避開攝像頭，但在兩日後仍收到警察的“傳喚”電話，同時她的母親也收到了警察的恐嚇電話，指她的女兒因參加“非法暴亂”而將被拘留。

而在整個12月，網上亦不時傳出有參與者被恐嚇、被秘密逮捕（綁架）等消息。在1月16日，網上流傳一段北京抗議青年的求救視頻。片段中當事人稱自己名為曹芷馨，任職北京大學出版社的編輯，視頻拍攝時時與她一同參與過運動的5名朋友已相繼失蹤，因此她事先拍下視頻希望一旦“被消失”後向外界求救。

她指，警察在“拘捕”她們時，強迫她們在拘捕令上簽名，但拘捕令上顯示“罪名”的一欄中卻是空白的。警察也拒絕告知她們和她們的家人拘捕的理由、關押的地點、以及拘留的時間。她們在被拘留其間也受到不人道的酷刑對待，女性被迫全裸搜身，以及被長時間審訊。

科技白色恐怖

據各方估計，中共警方最有可能的監控手段主要是手機定位。眾所周知，中國早在2010年已開始實行手機號碼實名登記制度，而在過去三年中共更是以防疫為名大舉加強對個人的行程跟蹤系統，這套系統早已相當成熟，每個在中國生活的人個人所持有的手機“健康碼”已能被精確定位，當時甚至有大量民眾僅僅因為其手機訊號與確診病人共用同一個手機發射站而為稱為“時空伴隨者”而被隔離或限制出行。因此《紐約時報》亦報導了當晚有示威者即使在出發前關閉了手機的GPS和面容ID系統，故意繞遠路躲避追蹤，但仍被警察鎖定身份。

同時中國的攝像頭數量和監控識別技術也非常發達。根據一份2018年北京朝陽區警方采購文件顯示，警方當時采購了一批近20000萬先進攝像頭及其識別系統。要求系統必須能夠記錄行人的姓名、性別、年齡、種族等。其中更要求系統能夠識別出戴口罩或太陽眼鏡者的身份。

中共已建成世界最大的警察國家，每年的維穩費比軍費更高。雖然在中美沖突中拜登打扮成民主捍衛者來對抗專制，但據《自由亞洲電台》2021年8月的報道指，美國的科技企業仍然為中國國家監控系統供應設備及軟件報道點名七家美國企業，包括微軟和HP。在2019年，蘋果與中共合作將總共194個程序從商品下架，包括同年10月將HKmap.live移除，因為專制當局抱怨香港民主示威者利用該程序來追縱警察布防。

中共通過這些技術營造並散播“老大哥正看著你”的白色恐怖氛圍。但同時，我們也看到了中共忌憚於民憤而不敢像六四天安門屠殺後大張旗鼓地“通緝”參與者。群眾運動發展至沸騰點時，國家機器部分人員會受到感染，拒絕執行國家機器的任務，就如1989年的情況那樣，而審查機器也可以就此崩潰。中共獨裁體制被11月的抗爭嚇得瑟縮發抖，不是因為其規模之大，而是因為抗議竟能在巨額投資的鎮壓科技下成事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這些技術恐嚇挽救不了專制政權的命運。

中國：宣傳的荒謬造成信譽的破產

在過去三年，為證明大規模隔離、全員核酸檢測，以及對14億人進行流調追蹤的正當性，中共的宣傳機器馬力全開，為其「動態清零」政策保駕護航。中共一方面大力煽動民眾對疫情的恐懼，一方面利用各種民族主義的宣傳伎倆來轉移視線、論證體制優越性。但是，失敗的防疫政策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不計其數的次生災難並不是塗脂抹粉的宣傳所能掩蓋的，各地工人抗爭、白紙革命把所謂體制優越、人民至上的謊言撕的千瘡百孔。12月初突然的疫情政策轉變所帶來的亂象更是給了宣傳機器的信譽以致命一擊。

「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

10月二十大再次強調的「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總路線過了不到兩個月立刻動搖：12月7日，衛健委發布了疫情防控「新十條」，基本停止之前的防控措施並激進轉向共存。伴隨「動態清零」銷聲匿跡的是各種「醫學專家」的鼓譟：新冠毒性很弱、重癥率低。同時中共也極力掩蓋疫情感染的慘狀。例如12月23日是衛健委發布疫情通告的最後一日，該日通報新增確診4128例、無死亡病例！但現實是每天醫院、火葬場爆滿，無數人買不到抗原和藥物。

中國工程院在其官網上披露，12月15日至1月4日之間，總共有20名工程院院士逝世；一個月內死亡人數比往常一年還要多，有著優渥醫療條件的院士尚且因為疫情密集死亡，普通群眾的處境可想而知。根據流出的一份《衛健委會議紀要》內部估算結果顯示：僅12月1日至20日的二十天內，全國就已累計感染2.5億人！荒謬的對比讓不少網友想起了電影《一九四二》里面的場面：蔣介石問河南饑荒死了多少人？李培基答政府統計一千人。實際上呢？三百萬！

從疫情爆發以來，中共依賴所謂「專家」來向民眾傳遞信息。而對於防火墻內中國群眾來說，在過去往往只能選擇這唯一的消息來源。但是這些衛生專家的說法在短短幾個月中大相逕庭，有意思的是之前鼓吹清零和12月建議共存的專家大體上是同一批人，當這些專家的前後不一的言行被截圖放在一起的時候，不少網友譏諷到：「人民日報句句真理，但不能看合訂本。」只要翻開這些專家的醫書一看，大家就會發現里面其實都是政治內容，因為這些禦用專家與親資獨裁政權緊密結合，無法發出自己獨立的、科學的見解，只能為後者背書並把他們的意志包裝成科學。再加之專家們經常推薦一些未經證實的、有爭議的偏方，例如張伯禮院士推薦用冰鹽水漱口防疫，廣西政府推薦橘子皮和羅漢果泡茶以預防感染。使得群眾對於中共的防疫宣傳越來越不信任和反感，整個12月的疫情應對都在民眾的緊張、猜疑中度過。

失信於民

中國疫情毫無準備的極端共存政策帶來的災難讓中共的口號「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淪為一句笑話，越來越多的群眾看清了這首鼠兩端防疫政策的實質是「獨裁政權至上、官僚資本至上」。中共自己不斷消耗自己的權威，官方消息和言論失信於民，使未來更多民族主義宣傳都會遭遇反彈。當下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的加劇下也使得工人階級的鬥爭意識、階級意識不斷高漲：從白紙革命到一月初的河南的抗議、重慶的罷工都可見到。社會主義者主張解除一切網禁報禁，容許新聞及言論自由。我們主張踢走國有媒體的官方，由底層新聞工作者及社區居民民主控制媒體。國家停止幹預學院的運作，由學院的科研人員、教育工作者、學生民主控制，停止政權對於學術自由的幹預。這只有在結束獨裁政制和資本主義下才可以實現。

2023年中國財政危機有多嚴重？

隨著2022年結束，中國經濟在一片慘淡哀號中也結束了一個年度周期，中國的財政情況更是引起了外界的廣泛關注。特別是有不少外界報導指出，中共放棄清零政策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於財政枯竭，地方政府紛紛向中央表示無以為繼，加上全國性民眾抗爭的壓力，最終迫使習近平不得不放棄清零政策並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急促轉向全面開放。

那麽現時中國的財政情況到底處於一個甚麽樣的狀態？過去的土地財政在房地產市場寒冬的情況下早已崩潰，據中國房地產分析機構「克而瑞」的統計，2022年中國國有土地出讓成交總金額為4.73萬億元人民幣，較2021年大幅下跌31%。

這筆資金本身就是地方政府極為重要的收入來源，據中國財政部資料所指，過去10年間，土地出讓的收入占地方財政總收入約30-40%，2020年更高達44%。但隨著房地產市場低迷，全國各大房地產企業陸續出現危機，民眾對前景失去信心，購房意欲大減，政府出讓的土地也開始乏人問津。2022年土地出讓面積下降了53%，低於1999年最初發布該項數據時的水平。

城投債

為了創造地產市場交投熱烈的氣氛和假像，不少地方政府通過設立各種「城市建設投資」公司參與土地競標，用政府自己的資金去競投自己出讓的土地。不少城市通過這種「把左手的錢交給右手」的競投土地金額占比超過50%，而沈陽、無錫等更超過90%。然而這種把戲卻對地方財政沒有任何實際的幫助，甚至會增加額外的借貸成本。

而這種「城市建設投資公司」的債務簡稱「城投債」的主要特點是，它理論上並非由政府直接借款，而是由政府設立的「城市建設投資公司」作為借款人，表面上並不屬政府債務，但實際上卻是由地方政府提供100%的擔保，只不過是利用了資本主義的財務伎倆隱藏起地方政府的債務。

自2019年以來，各地政府赤字嚴重，部分已達借貸上限，因此只能依靠「城投債」苦苦支撐。據中國華安證劵統計，全國城投債在2018年總額約6.8萬億元人民幣，到2022年中已暴增至14.7萬億，估計大多款項都用於核酸檢測、聘請防疫人員等支出上。而事實上這一統計估算仍然相當保守，外界大多認為，中國的城投債總額高達60萬億元人民幣。

傑瑞米柯賓

債務爆雷

財政部在去年年底的數字，也指出了全國地方政府表內債務達35.2萬億元人民幣。據澎湃新聞報導，去年的地方債務利息支出首之突破1萬億元人民幣，高達1.12萬億，年增20.8%。貴州省遵義市城投公司「遵義道橋」首先爆雷，「遵義道橋」曾為全國四強城投公司，卻在最近出現債務違約而宣布把債務延期20年，還款利息更由7.5%降至3.5%。這使得債權人和持債銀行直接面臨一筆巨額壞帳以及超過100億人民幣的賬面利息損失。事實上除了貴州之外，陜西、蘭州、雲南等地也出現了政府擔保的城投債務違約，假如這種情況繼續出現在其他城市，中國的銀行系統將面對嚴重的壞帳沖擊。

在這個背景下，地方政府紛紛推出自己的各項緊縮政策割肉補瘡。公務員減薪從去年開始已成為了全國普遍現像。包括像淅江、上海等發達地區，公務員減薪幅度也達到三成。在其他經濟惡劣的省份比如像東北三省，情況更是嚴重，遼寧的公共醫療體系欠薪已超過6個月，黑龍江部分地區更傳出警察部門已連續整整16個月沒有發放薪金，在冬季寒潮襲擊下地方政府也沒有足夠的資金購買燃料供暖。2022年底到2023年1月，河北省多個城市出現天然氣不足情況，餐廳無法營業，老人、小孩晚上都被凍醒。湖南、廣東部分城市因預算不足而一度暫停公車服務。武漢更在2月8日因削減退休人員的醫保和其他福利，觸發了上萬人在市政府門前集會抗爭。而全國也正在延遲退休年齡，甚至鼓吹「60多歲仍算是中年，依然可以工作」等說法，試圖在將近油盡燈枯的老年人群體身上榨出最後一滴油水。

但面對這日漸失控的地方債務違約局面，中共中央卻沒有任何出手相救的意思。原因一如李克強所坦言：中央也已經沒錢了。根據中國財政部的官方報告，去年1－11月中央赤字高達7.75萬億元人民幣。一般公共收入下降了3%，其中房地產買賣稅暴跌了23.8%。因此，財政部長劉昆在接受媒體訪問時直言將執行「中央不救助原則」，「誰家的孩子誰抱」。

現在中共將希望寄托於放棄清零後，經濟環境能快速覆蘇以緩和財政壓力。各大金融機構預測2023年中國的GDP增長約為5%左右，但這個估算是建立在2022年的低增長（更有可能是零增長）的基礎上。不能排除中國經濟可能會迎來短暫的回覆性增長，但這很可能只能通過提高債務水平實現，因此中期至長期而言必然處於無可挽回的下行狀態。且地方財政的結構受經濟環境的實際影響有限，更多是受制於房地產資本市場的情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關中國的最新報告警示，房地產危機仍未結束，仍然對於中國經濟構成嚴重風險。

因此在政策層面上，中共試圖為房地產企業提供更多支持。1月17日，劉鶴在瑞士達沃斯論壇上就公開宣稱，房地產是中國經濟的「支柱」。但在去年，中國新建住它的銷售額卻大跌28%，銷售面積降至近十年來新低。《華盛頓郵報》預測，今年上半年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最好的情況是得到小幅度反彈，但更大的可能性是持續下跌。中國百強房企在1月的銷售操盤金額，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32.5%。去年數字本已很差，因此衰退還在持續。中共也試圖進一步放寬所有借貸限制，拉動市場信貸和流動性以刺激房地產市場和經濟。然而，中國房地產行業的主要問題，在於龐大的過度生產，以及需求的暴跌，而這不能單靠出手拯救負債累累的房地產企業來解決。

基層困苦

但同時，基層的情況卻截然相反，出現了存款增長，消費和借貸意願下降的情況。中國人民銀行數據顯示，至2022年10月，全年居民存款余額增加12.7萬億人民幣，創下歷史新高，相當於過去十年居民凈存款增加的總額。這表明了民眾的消費和投資信心大幅下降，全年消費品零售總額自2020年疫情爆發初期後再度陷入萎縮。央行調查指，2022年第四季傾向於「更多消費」的居民占比為22.8%，傾向於「更多儲蓄」的占比大升至61.8%，兩者分化創有統計以來新高。

這也折射出現時中國的基層民眾處於一個困苦的情況，失業、欠薪等等的問題困擾著每一個基層民眾，但同時，富豪卻仍在疫情下發災難財，貧富差距仍在擴大。去年，全國最富有的1.8億人的存款總額突破10萬億元人民幣，而最窮的5.9億人的存款只有0.89萬億元。

毫無疑問，資本主義的中國面對的是一個環環相扣的死局，不可能通過自我改革打破困境，因此中共必須向工人階級發動鬥爭。因此必需組織起工人階級，建設獨立工會抵抗攻擊，並將金融銀行體系全面民主公有化，打倒專制與資本主義體制，建立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結束資本主義危機的死循環。

重慶藥廠工人抗議顯示鬥爭情緒並未平息

一月七日，重慶一藥廠中元匯吉裁員導致萬人上街抗議。該家藥廠主要生產新冠病毒檢測包以及相關配套儀器。由於抗原試紙的利潤逐漸降低且訂單減少，於是取消生產線，並裁員兩萬名工人中近一萬人。

而此前由勞務中介承諾的工資，補貼，補償並未到位，於是工人們被逼無奈，開始進行集合遊行抗議。工人與防暴警察爆發沖突，一度使警察防線後退，勞動中介的老板與藥廠的部門領導被打傷至送院。目前當地防暴警察已到場進行鎮壓，而廠內生產機器和產品被砸。

在1月8日，工人與市政府談判後接受了條件。一名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訪問的工人李華（化名）表示：“工人們對這個方案並不滿意，雖然這個方案所提供的工資比他們按勞務合同的工資要高，因為勞務合同提供的實際工資是20元/小時，但其中提供的穩崗補貼低於他們此前預期的3000元，也低於工人們和勞務公司自行談判獲承諾的6000元補貼。

這類大公司都使用勞務中介聘用工人。由於政府勞動部門的無能，求職的工人們只能從數量龐大的勞務中介中獲得勞務信息與資源，當中存在數不勝數的對工人的騙局，同時與企業合作拒絕向工人提供簽署勞動合同。

一位抗爭工人接受《紅色中國網》訪問說：“（工資）17-22一小時居多。一天10小時。早上8點30-11點30休息一個小時一直做到7點半，我是第一次在廠區上班，真不是人幹的活，班組長每天拿個喇叭在旁邊喊你做快點 。”

勞務中介

大公司利用中介分開聘用工人，使他們同工不同酬並且制造分化。然而工人在抗爭中團結起來克服這一障礙。正如受訪工人表示：“現在我們的訴求是同工同酬，要遣散費和合同違約金，報銷回家的路費。”

“我們穿的無塵服都是集體的，每次穿的都不一樣，半個月洗一次，員工通道天天漏水，消防設施都不過關，重慶之前不是建了很多方艙嗎？這里面的臨時工大部分都是住在那個方艙的，有些人打的都是地鋪。餐食的話開始是不提供的，後面是免費提供的，就是兩菜一湯。”

中國勞工通訊研究員艾丹·周（Aiden Chau）向傳媒表示：“2020-2022年連拿三年的五一勞動獎，而工會在此次事件中，沒有組織基層工會，也未代表工人與企業談判。”

同時，杭州市千島湖伊斯特塑料制品公司因拖欠工資以及大規模裁員引起工人們的激奮，東莞市某制衣廠工人因為被拖欠工資而進行集體維權。這揭示了中共面臨的危機只是開始，即使去年全國抗議隨著停止清零而結束，但經濟危機將驅使工人階級繼續鬥爭。有工人在抗議期間在網上快手直播，很快被網絡封鎖，然後又再不斷啟動新的直播。雖然工人鬥爭並沒有像全國抗議那樣明確提出言論自由的訴求，但在行動中卻與這一訴求呼應。國際社會主義道路支持這場鬥爭，組建獨立工會權利及言論自由，為工人準備更大規模的鬥爭來迎接未來危機中的打壓。

ChatGPT與中國專制統治

自去年11月底，美國公司OpenAI的人工智能實驗室發布了全新的聊天機器人模型ChatGPT後，憑籍其自然得近乎完美的語言能力（尤其是英語）、對話的內容的邏輯性、理論能力、訊息檢索、綜合、以及文本生成能力迅速成為網絡關注的焦點。

自從ChatGPT上線後，國內信息科技公司及研究機構急忙跟進。據彭博社報道，中國已有數個“微信版ChatGPT”公眾號、小程序，將ChatGPT接入自己的應用程式。2月20日覆旦大學自然語言實驗室就推出了一款聊天機器人 MOSS，但在一天內就崩潰下線。3月16日，百度也發布了聊天AI“文心一言”。但根據公眾反映，“文心一言”跟ChatGPT的差距非常巨大，雖然可以進行一些邏輯推算的對話，但沒有回答追問的能力。對其他語言的理解（特別是英語）更是非常不足，即使對於中文也偶然出現理解錯誤，口答風馬牛不相及的情況。百度沒有信心對文心一言進行現場演示，而是選擇了播放預先錄制的視頻。百度首席執行官李彥宏主持的一小時演講卻變成了一場公關災難，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內，百度的股票在香港下跌了10%。

這顯示了中國資本家和中共政權即使在過去多年，豪擲千金投資人工智能科技，特別是在人臉識別，訊息自動過濾等能直接應用於政權對人民監控的領域上更是得到重點資助。特別是在現時冷戰的格局下，科技、芯片、AI都成為了中美角力的主要戰場之一，中共自然不甘落後。

但在整體訊息技術和人工智能領域而然，與世界先進水平仍存在非常大的鴻溝。根據清華大學科技情報大數據挖掘與服務系統平台AMiner《2022年人工智能最具影響力的學者》名單中，21個人工智能領域的首10位學者，中國只占約11%，其余絕大部分出自美國。美國在AI領域的基礎性技術更先進，如神經網絡和深度學習，得益於這些基礎美國才能構建起大型AI語言工程。而中國政府的研究則集中在應用技術上，這使得中國訊息技術只能對別人的創新進行應用性跟進，但嚴重缺乏創新能力。就像在國內被廣泛流傳和認同的一句說話所說：中國的技術發展能很快的從1走到100，但就是從來沒有從0走到1。

而兩個新興的冷戰陣營之間研究方向的差異更是決定了中國“無法從0走到1”。相對而言，歐美世界的科研團隊對於研究方向有著更高的自由度。而在中國，各個研究團隊往往都必須要依照國家政策所主導的方向，而這些政策肯定不會指向一個可行性、應用性和收益回報完全未知的創新方向，而只會指向已有一定研究成果和基礎，以及應用性高度明確領域。而中國的學術人員和團隊如果不跟從這些方向，就無法獲得足夠的資金和技術支持。這是有限的“資產階級民主”和中共的“資產階級專制”間差異所造成的必然結果。因此中共的政策方向往往是滯後性的。

以ChatGPT技術為例，當中一個關鍵點是，它是在開放源碼的模式下開發的，在這種模式下，科技創新被自由分享，不受資本主義知識產權制度的保護，以更多合作的方式去發展。這種方法在資本主義下無法得到充分的利用，因為它最終挑戰了大型壟斷企業的利潤。這一點從微軟與OpenAI（制造ChatGPT的公司）簽訂的獨家財務協議中體現了出來，這份協議使得微軟可以控制其未來的使用。在ChatGPT發布之前，沒有人能想到它能帶來如此變革性的效果和應用需求，因此中共自然不能把這作為一個研究方向。只能直到ChatGPT發布上線，才急忙跟進這個課題。因此從科研制度上就注定了中共自上而下的模式在科技角力的戰場上處於下風。

此外，中國的言論監控和審查自然也對科研，尤其是對話AI的發展造成了極大的限制。在ChatGPT上線後不久，就有大量中國民眾翻墻使用，並提出各種被中共視為禁忌的政治性問題，或單純是想方設法的嘲諷羞辱習近平。中共對內可以通過殺雞儆猴威嚇中國民眾，令他們自我審查，知道哪些是禁忌話題不敢討論從而鉗制言論自由。實在不行還可以把所有相關話題從網絡上全面清洗了事。這語言AI卻“不吃這一套”，要讓AI進行自然而合乎邏輯且有意義的語言交流，與讓它要自我審查同時只能給出有利於政權的對話內容，兩者本身就是一個互相矛盾的指標。對科研人員而言這也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任務，產品稍有失言就會引火燒身。

在政治因素以外，中文訊息的有限本身也是中國開發聊天AI一大瓶頸。現時所有的聊天AI都非常依賴對網絡公開訊息的抓取、自我學習和訓練。而根據Internet World Stats的報告，截至2020年3月，全球互聯網內容中英語內容所占的比例高達59.3%，而漢語內容則只占1.3%，排名第10。盡管就用戶數量而言，漢語使用者占19.4%，僅次於英語。但由於“網絡長城”的存在，他們與世界互聯網的接入度不高，這也限制了有意義的漢語訊息的產生。

因此，盡管中國政府已經在科技領域花費了數千億人民幣，而且看上去還將繼續揮金如土，但在先天和後天方面都存在巨大的缺陷。而這些缺陷涉及中共政權和中國資本主義的專制性質。不僅是中國，美國的資本主義體系也存在著深刻的危機，但中國資本主義的官僚主義和專制主義枷鎖意味著中共政權即使一直全力追趕，也只不過是為了不被美國拋離。在全球範圍內，無論是所謂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還是專制國家資本主義，目前的經濟體系都是對技術創新潛力的巨大束縛。這是一個政治問題。只有通過國際社會主義革命，掃除資本主義和令人窒息的國家鎮壓，人類的全部創造潛力才能得以釋放。

傑瑞米柯賓

中國：群眾抗議在中國留下了印記

我們看到中共政權從清零政策轉向放寬限制。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現在是否又回到了疫情之前的正常狀態？

習近平政權以瘋狂、無序的方式放棄清零政策，造成100萬到200萬人死亡。在一個完全控制媒體、並對醫生使用恐怖手段來掩蓋死亡原因的殘酷獨裁政權之下，大規模隱瞞災難的是完全有可能的。但這一經歷已經烙印在大眾的意識中。它進一步激起了人們對習近平獨裁統治的憤怒。

憤怒程度在去年的抗議中得以體現。去年底抗議的重要意義在於，自1989年以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大規模抗議。我的意思不是說它與1989年運動類似——那場運動規模更大，層次也不同。但2022年的運動此前數十年的抗議往往都是孤立在地方的。

抗議僅在一周後就平息了。對鎮壓的恐懼當然是一個重要因素。但這次抗議在中國留下了痕跡。中共獨裁陷入恐慌，並拋棄了習近平的清零政策。我們現在知道黨政高層出現了分裂，改變路線的決定並不順利，而是非常混亂。在經濟可以回升，但沒有信心實現強勁反彈。經濟狀況看起來非常不穩定。

2021年，恒大集團出現了嚴重問題。房地產危機是否仍在繼續？是否有新的大幅增長的前景？

是的，房地產危機仍然存在，它將阻礙中國經濟的發展很多年。這與日本類似，日本的房地產泡沫破裂，30年後日本經濟仍未恢覆。

自恒大在2021年爆發危機以來，共有26家中國房地產公司出現債務違約，也就是無法償付債務。2月，中國最大的房地產公司碧桂園首次申明約9億歐元的年度損失。

房地產公司的債務危機反映了更大的問題，那就是生產過剩。中國有1.3億套空房子，多年來市場是由金融投機驅動的：富人購買幾套房子作為賺錢的機會，而不是為普通工人提供住房。與2021年相比，去年的住房銷售總量下降了24%。工人們仍然負擔不起瘋狂的高昂價格，但現在也把富人嚇跑了，因為房產不再是一個好的投資。

樓市崩盤可以緩和，也許今年可能會有很弱的回升，不過這是基於2022年的低基線。而之前的房地產熱潮不可能重新啟動。

歐洲的一些左翼認為中國不是資本主義，或者至少不像美帝國主義那麽糟糕。他們會把中共政權說成是“較進步”的一方。中國政權促成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間達成協議，並試圖在烏克蘭戰爭的可能談判中發揮作用。中共政權是帝國主義嗎？社會主義者應該采取什麽態度？

中國是一個規模巨大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由於它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關鍵地位，它也是帝國主義的。列寧解釋說，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成長為帝國主義，是其“最高階段”。認為中國“只是”資本主義，而非帝國主義的想法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分析。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其對其他國家的貸款占全球GDP的6%。它利用“一帶一路”使得較貧窮的國家對中國資本主義形成依賴。那些認為這是協助窮國“發展”而不是帝國主義表現的人，需要看看目前斯里蘭卡、巴基斯坦、讚比亞和其他國家的債務危機，以及中國資本在這些國家所扮演的角色。

習近平政權現在正大力開展外交活動，以顯示它能在新的冷戰中挑戰美帝國主義。包括有非常空洞的烏克蘭“和平計劃”，然後是伊朗和沙特的協議－－後者是中國公關的勝利。但所有這些交易和計劃都非常不穩定，它們沒有什麽實質內容。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是一個注定要失敗的制度，北京不可能比華盛頓更好地使其運作。

在國際上，我們談論的是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新冷戰。新冷戰的升級有多危險？台灣會不會成為一個新的烏克蘭？

台灣局勢越來越危險。西方媒體只關注沖突的單一方面：中國入侵的威脅。這只是其中一個因素，而且中國似乎並不急著要開戰。

其他可能引發台灣戰爭的因素是美帝國主義的政策，它想利用台灣問題來顯示其對抗中國的實力。還有台灣、中國和美國當地的群眾鬥爭。政權可能會感到恐慌，這可能會引發沖突。

美國今天不希望發生戰爭，特別是當它的力量全部集結在對付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時。但美國正在武裝和軍事化台灣，並建立新的軍事聯盟，如澳英美（AUKUS）條約，這都是為了未來與中國的戰爭。其目的是將中國困在其中。這種危險的戰略本身就會引起戰爭。美國同時還試圖在經濟上擠壓中國，特別是在科技領域。

我們支持台灣人民的獨立權利。但是，除非中國、台灣和區內其他人民建立一個團結的工人階級運動，以對抗資本主義和軍國主義，那麽資本主義的“解決方案”恐將是可怕的戰爭。

中國勞工論壇認為目前取代中共政權的替代方案有什麽？如何才能實現？

中共政權正面臨著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去年的抗議是一個警號，是接下來會發生的事件的預演。經濟深陷危機，這意味著習近平無法提供更大的經濟保障作為“胡蘿卜”來減少群眾的不滿情緒。他剩下的就是更多的警察鎮壓和反動的民族主義相結合的“大棒”。可能的前景是未來更大規模的群眾鬥爭。

獨裁政權不可能被“改革”掉。這在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群眾鬥爭，特別是工人通過罷工和占領進行的大規模鬥爭，一直是反對獨裁政權的關鍵力量——就像在韓國和南非那樣。但這種鬥爭需要領導、組織和政黨，而這在中國是缺乏的。習近平政權不允許任何政治活動。它禁止所有的工會。

對社會主義者來說，爭取言論自由等基本民主權利的民主鬥爭，與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是密不可分的。俄羅斯布爾什維克就是這樣對待這個問題的。中國有1133個億萬富翁，而美國只有716個，但反對獨裁的鬥爭並不是來自資產階級。反對獨裁的鬥爭必須發展到反對資產階級，以及代表他們利益的中共獨裁政權。

中共“三胎政策”=女性身上的新枷鎖

因應勞動人口縮減、人口老齡化加劇，中共政權急劇拋棄1980至2015年的“一胎政策”，近兩年大力推動“三胎政策”。該政策旨在讓女性負擔更重，而在我們身處的高度不平等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她們已經面臨最大壓力（性別歧視、低薪、托兒服務的匱乏及高昂成本）。不出所料，“三胎政策”完全沒有起到當局期望的作用。今年1月初，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顯示，2022年中國出生人口956萬，延續了多年來的下跌趨勢，並且自1950年來首次年出生人口跌破1000萬、1960年代以來人口首次減少，出生率則是同年世界倒數第五。如今中國生育率低迷，反映的不單是高昂養育成本等經濟問題，也折射女權意識提升、對於父權“傳統價值觀”的反彈。

在如今中國，生育養育子女的成本已是太高。育媧人口研究智庫今年1月報告指出，光是學齡前兒童養育花費，就要接近人民幣20萬元。公辦幼兒園名額少、民辦的則太貴，造成嬰幼兒入托難、年輕父母也大多需要在工作之余花精力養育幼兒，或被迫承擔愈加高昂的保姆費用。在高考被視作絕大多數人改變人生的途徑之時，中國家長拼命投資子女教育，平均花費已達29.5萬元人民幣（育媧人口研究報告數字為42892美元）、超過許多發達國家。上述經濟重壓，外加趨於停滯的薪資、極為欠缺的福利保障，都很大程度挫傷生育積極性。

看到新的“三胎政策”尷尬的失敗，又想要自己治理的地方能有些改善，各地紛紛出台措施，刺激群眾生育意願。但大部分情況下，推出的“支持措施”不過是杯水車薪。陜西漢中、湖南長沙等城市有針對第三胎的一次性補貼10000元（全國最高），四川攀枝花、陜西寧陜等地則對於生育第三胎提供不超過每月1200元的分期補貼，一直到孩子滿3周歲。但現實是，養育子女往往是十幾年甚至20年以上的事情，絕非不到萬元的單次補貼、或3年分期補貼能應付。山東濰坊在今年3月公布，家庭中第三個孩子未來可免費就讀公立高中，但這意味著孩子出生後需要等15年才能享受這一待遇，因此遭到很多網民抨擊。

為何“三胎政策”無效？這與中國資本主義制度愈發深化的危機，以及相應的，近年來女權、反父權意識高漲緊密相關。即使中共強化“傳統價值觀”，升級對於女權主義的打壓，以繁冗步驟變相限制墮胎，越來越多女性（哪怕沒有清晰認定自己是女權人士）也開始有了女權相關的意識，比如熱切希望實現自身價值、而非被家庭束縛；更為拒絕“傳宗接代”、“相夫教子”等保守父權思想，不再將婚姻、生育視為到了一定年齡必須做的事；對於徐州鐵鏈女、唐山燒烤店打人事件——僅舉兩個廣為人知的事件，也都深感憤慨、同情事件中的受害者。

中共的三胎政策進一步令女性因為生育問題，在就業方面處於更不利的地位。中國招聘網站智聯招聘2022年一項調查顯示，61%的女性求職時被問過生育狀況、超過38%的女性職業前景更可能因為生育受到負面影響，而受訪男性在這兩個問題上的比例分別為32%和18%。新修訂的《婦女權益保障法》不準企業以個人婚育情況為錄用條件，然而資本主義制度的邏輯——為了追逐利潤而犧牲社會利益，意味著官方延長產假的政策只會讓雇主更排斥生育子女的女性，讓她們失去晉升機會、降職乃至被迫辭職，更把女性推回家庭。此時此刻，必然更多女性不願意生育，遑論三胎——前述智聯招聘調查也揭露，只有0.8%的就業女性想要第三胎。

資本主義覆辟以來，中國女權就持續遭遇腐蝕。世界經濟論壇匯編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中，中國的排位從2006年的63名持續下降到去年的102名。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自從1990年的73%降至2019年的61%，女性平均薪酬低於男性的比率從1988年的16%擴大到近年的25%。中共獨裁及其右翼網絡水軍直接打擊女權主義、將其貼上“境外勢力”等標簽的同時，“女德班”、“傳統家庭美德”等父權遺毒也卷土重來。其實，正是中共威權資本主義打造的經濟民生慘狀，抑制了群眾生育欲望，而中共獨裁卻要繼續操控女性身體、讓女性（特別是工人階級女性）承擔代價。我們迫切需要一個有組織的、有清晰的女權意識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取代中共父權資本主義獨裁，讓生育權和身體自主權真正得到保障。

傑瑞米柯賓

資本主義釀成北京奪命醫院大火

4月18日，北京長峰醫院發生大火。根據官方消息，火災導致了最少29人死亡，其中26人是住院長者，1名患者家屬，以及2名院方工人。這是北京20多年來傷亡最慘重的事故之一，而這個死亡人數也備受質疑，這主要是因為根據中國的《生產安全事故報告和調查處理條例》，死亡人數達到30人或以上就會被定義為最嚴重的特別重大事故，需由國務院成立調查組進行調查追責。同時，在事故發生後整整一天北京市政府才發出官方新聞通告，網上相關消息也被全面刪除，讓人懷疑中共方面是否擔心令人聯想到去年十一月底觸發全國性民眾反抗的烏魯木齊大火。即使以習近平「新時代」的標準來看，如此的媒體消息封鎖也相當罕見。此事展現當今中共獨裁對可能危及「穩定」的事件的極度緊張情緒——在2022年底，致命的烏魯木齊大火引發了前所未有的全國抗議浪潮，在那次群眾抗議後尤其如此。

據查證，長峰醫院是一家牟利的私人醫療集團，2017年上市，在火災發生後被停牌。發生火災的北京長峰醫院前身是由北京市衛生局管理的北京豐台長峰醫院，2009年後被私有化併購改組為北京長峰醫院。除北京外，上海、廣州、成都、長沙等地都有開設有20家私人醫院。然而自2020年起，與許多其他醫院集團一樣，這家私人醫院集團就陷入了財政危機之中，連續多年虧損。2022年上半年虧損了3264萬元人民幣，較前年同期擴大了約2.5倍，累計債務達人民幣4.62億元。

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由於過去三年疫情期間，中共政府要求大部分私人醫院停業，就診人數急降。這本身就是一個弔詭的現象，證明了這些所謂的「醫院」在面對真正的社會公共衛生危機時毫無作用，甚至連被臨時徵用的價值都沒有，只能在疫情大流行期間當看客。

據初步調查，事故起因源於醫院內部正在進行改建工程，在施工期間無視安全規定，產生火花引燃了現場易燃物料的揮發物。因此，有猜測認為，事故是由於院方為節省開支，僱用了不合安全規範的廉價工程公司偷工減料所致，承接該工程的工程公司老闆亦已被逮捕。然而即使沒有這一次事故，這家私人醫療集團本身就已經前科累累。今年2月，同一集團下的貴陽長峰醫院就因消防設備保養不良而被罰款。而自2016年起，事發的北京長峰醫院就因各項安全違規問題共被處罰過15次。2019年，這家醫療集團更被中共官媒中央電視台揭露涉及「醫托」騙局，胡亂診治及開藥予求診的病患，以詐騙巨額醫療費用。這些私人「醫療集團」事實上更像是一個詐騙犯罪團夥、寄生於患者和公眾來賺取利潤。

在中國資本主義復辟後，醫療早已成為了一個利潤極其龐大的領域。中國的私人醫療資本臭名昭著，當中最為著名的「莆田系」掌握了全中國80%以上的私人醫療資源，而他們更多的服務對象是廣大的基層民眾，特別是那些教育程度稍低，信息獲取渠道單一的農民工及其親屬。而私人資本在中共各級官僚包庇下以私人醫療服務為名大肆儉財，甚至到達了謀財害命的地步。這些私人醫療集團幾乎不在乎病患的健康，每年最大的支出就是用於宣傳，2015年它們的廣告費用支出就接近200億元，當中120億用於購買百度的搜索結果，佔了百度的廣告總收入近一半。鍾南山就曾概嘆，當他問及一家私人醫院老闆發展情況時，老闆第一句話說的是營業額和利潤，而不是發展了什麼新技術或解決了哪些困難病例，但鍾南山本人其實也是這些私人醫療的「老闆」之一，在疫情期間牟取了不少利益。

在資本主義的規則下，謀取利潤就是主要目標。中共的資本主義體制正不斷推動醫療私有化，縱容私人資本以病人的健康謀利。那怕是所謂的公立醫院也由於撥款不足，要達到各項收入目標，讓病人進行大量不必要的檢查，開出不必要且昂貴的藥物。只有實現真正的醫療工作者、病患、更廣泛的工人階級的民主公有制和控制權，才能確保民眾能享受優質、廉價、以他們的健康而非利潤為出發點的醫療服務。社會主義者反對一切私有化和外包措施，並警告說資本主義致命破壞公共衛生。同樣，我們主張建立獨立的工人工會，捍衛工人權利、對工作場所的健康和安全進行日常的民主監督。否則，只靠中共惺惺作態地逮捕每一次事故的罪犯，只不過是個障眼法、同樣的事故根源還會持續存在並出現。

中國經濟反彈是怎麽一回事？

中國經濟在2022年遭受了災難性打擊。因此，在其史無前例地開啟第三任期全面統治數月後，習近平迫切希望經濟覆蘇，以驅散籠罩在中國和全球資本家頭上的陰霾、重振“信心”。今年早些時候，全球資本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中國回來了”的說法，希望中國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強勁增長能夠抵消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體陷入衰退的風險。但在疫情後見到的經濟反彈已經在消退。

在考察經濟數據之前，我們先回顧一下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支持者從討論經濟狀況中得出的一些結論。我們一直對今年經濟強勁覆蘇的預測持懷疑態度。

當全國人大在3月將今年GDP增長目標正式定為“5%左右”時，我們對這個數字之低感到震驚（這是中國自1991年以來定下的最低GDP增長目標）。許多全球預測者預測中國經濟增長6%或更高數字——習近平政權是知道什麽其他人不知道的東西嗎？

從我們過去的討論中，認知到中國經濟實現5%目標有兩種方式：進一步大幅增加中國已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或者偽造數據。或許這兩種方法會同時用到。在許多篇文章中，我們馬克思主義者解釋道，中國過去幾年的經濟萎靡不像一些評論員認為的那樣，是習近平超高壓的清零政策的結果（盡管清零肯定惡化了經濟）。

當前深重危機的根源，在於中國由債務驅動的國家資本主義增長模式已經耗盡。它已經走到窮途末路。這種增長模式基於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包括浪費數萬億在大白象工程）及房地產價格的大幅上漲，與日本以前的泡沫經濟相似，但中國的情況更為惡劣。

債務發動機

這一方式在過去20年拉動了中國經濟，特別是自2008-2009年全球危機以來，中國歷史性、可一不可再的刺激計劃震驚了世界（有說“中國拯救了世界資本主義”）。這背後潛藏的，是一切債務問題爆發的來源，而這正是我們今天的處境。這是我們預料到的情況，但連一些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否認這一點，因為無論是否因為被中共的宣傳所迷惑，他們都聲稱“中國國家機器有獨特的能力”。

中共獨裁政權對銀行系統的控制，外加媒體、互聯網、司法、其他關鍵的金融和政治控制手段——特別是廣泛的審查制度，能夠讓所有吹哨人或提出令政權尷尬的問題的人“被消失”，確實讓他們擁有一些“正常”資產階級政權所沒有的掌控力。但中共並沒有推翻一條通則——具體說來，沒能推翻價值規律。

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增長一直依靠快速增長的債務。當政府將重點轉向“去杠桿”，從而遏制不斷攀升的債務水平時，經濟已經急轉直下。我們在房地產業債務被收緊中清楚看到這一點，而這引發了過去兩年房地產行業的陷落狀況。2023年所謂覆蘇只是在同一發展路徑上繼續行進。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數據，中國債務占GDP的比率在2023年第一季度飆升7.7%，達到創紀錄的290%。

中共多年來一直在推遲其歷史性的債務危機，其作法是在一場大型的捉迷藏活動中，將定時炸彈從金融系統的一部分轉移到另一個部分。但目前中國地方政府的金融風暴———通過舉債興建基礎設施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的經濟增長機房———或將成為中共政權面臨的一大挑戰。貴州正在出現的債務暴雷，以及其他負債累累的多個省份也行將面對類似情況，對於北京來說，通過又一輪的金融“煉金術”擺脫困境恐怕並不那麽容易。

官方數據顯示，今年第一季度GDP相比2022年同期增長4.5%，給大家派了一顆定心丸。但現實真的如此嗎？一如既往，中國官方數據的準確度並不可信。這是一次脆弱的覆蘇，極度依賴以債務融資、更由國家來主導的基礎設施項目為形式的“維生”措施。

據《環球時報》2023年2月28日報道，18個省份明確2023年重大項目年度投資近10萬億元人民幣。該報道提及，其余13個省份尚未公布其投資相關數據。

地方政府受到擠壓

但是省政府及地方政府的錢快用完了。根據官方數據，在31個省份中，有22個省份在2022年財政收入下降。數萬億元的償債成本讓地方政府預算出現了一個缺口，而在一些城市，這個缺口占市政府總支出逾1/3。由於房地產危機的副作用，傳統上占地方政府收入1/4的土地銷售去年暴跌23.3%。這意味著地方政府總損失約2萬億元人民幣（約合2880億美元）。

這最終帶來的，便是全國範圍裁員、減薪和削減公共服務浪潮。 20多個城市的公交服務已關閉或部分暫停，公交公司無法購買燃油或支付工資。河北省取消冬季取暖燃料補貼。學校、醫院、政府大樓和其他地方政府資產已變成賺錢工具、並出售給私營部門，從而讓這些地方政府籌集現金。 “我的很多同事的工資都被拖欠了，這讓我們處境很艱難，因為我們要養家糊口，”江西省的一名政府雇員受《半島電視台》采訪時如是表示， “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中共的經濟戰略是開啟再一場大興基建狂潮，冀望這將刺激經濟增長、並刺激消費者支出，讓消費支出成為經濟驅動力。但近年來的趨勢表明，這一冀望並未成真，出現的恰恰是相反的情況。

今年的覆蘇受到家庭消費低迷，以及寧願儲蓄而不消費的阻礙。這一情況不應令人感到驚訝。中國工人和中產階級對他們的經濟穩定——工作、工資、養老金和房地產低迷帶來的損失（所謂的負面財富效應）——感到極度焦慮。4月，青年失業率達到創紀錄的20.4%，這意味著逾2000萬25歲以下人口失業。現在，56%的勞動力就業於所謂的非正規部門，即處於去管制、不穩定就業，高於2004年的33%。

資本家也沒有安全感。私企不願承諾新的投資，因為對經濟覆蘇、及對習近平獨裁政權治理經濟的信心已接近谷底。 社會仍未擺脫2022年的“地獄之年”景況。

這種情緒反映在第一季度的數據中，國有部門投資增長10%，而私營部門僅增長0.6%。私營部門貢獻中國60%的GDP、80%的城鎮就業、90%的新增就業崗位。這一事實有助於解釋居高不下、連續一年處於16%以上的青年失業率。

去年12月，習近平混亂地終結清零政策，最終讓大家回到某種“常態”，對此經濟學家們預測會有一波“報覆性消費”。但令人注目的是，預期的消費狂潮卻沒有出現。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8日的會議上承認了這一點，會中承認存在“內部動力”和需求不足的問題。

取而代之的是，銀行存款增長幅度創下新高。即使是最有熱情的外國投資者也注意到了這一點。雅詩蘭黛、星巴克和高通（Qualcomm）都將中國視為自身最大市場之一，並已對銷售額下降提出警告。野村證券首席中國經濟學家陸挺告訴路透社： “2022年超額儲蓄（現今住戶存款增加額相比去年同期的增長）達到8萬億人民幣，引發了市場上的一些樂觀展望，認為這……將在疫情後大量釋放被壓抑的需求……然而，2023 年第一季度超額儲蓄進一步增加。”

“報覆性消費”？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數據，第一季度住戶存款增加9.9萬億元人民幣（約合1.4萬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27%。

因此，經濟學家特別質疑中國第一季度零售總額增長5.8%的數字。除了服務業外（因為大家慶祝3年清零完結，而外出旅行、就餐），家庭消費仍然低迷，而中國的通通貨膨脹率全球最低也證實了這一點。

中國4月份的消費者價格指數（CPI）下降至僅0.1%。這種“無通貨膨脹覆蘇”，正如《經濟學人》雜志所稱，意味著企業面臨著因需求疲軟而不願提價的壓力。

生產者價格指數（PPI）顯示的出廠價格處於通貨緊縮區域。4月份的PPI跌至三年來的最低水平，為-3.5%。與通貨膨脹一樣，通貨緊縮或價格下跌也可以破壞穩定。在中國等債務水平高的經濟體中尤其如此。通貨膨脹通過讓貨幣貶值來消減債務，而通貨緊縮具有相反效果、使償還債務的成本相對更高。

日本與通貨緊縮纏鬥了30多年——這段時期被稱為“失去的十年”，以及隨後的“失去的二十年”、“失去的三十年”。在此期間，該國經濟停滯不前，占全球GDP的比重從1995年的17.7%縮減到如今的6%。中國的債務積累遠遠超過日本，隨後中國房地產泡沫在2021年爆破，現在更嚴重的債務危機爆發在占90%政府部門支出的地方政府上，讓中國受到走向“日本病”的威脅。

貴州的求救訊號

盡管政府去年底采取了援助措施，但房地產市場仍在萎縮。雖然房地產銷售的下降速度在去年房地產暴跌後似乎已經穩定下來，但繼2022年下降 10% 之後，該行業的投資額在1-4月又下降6.2%。按建築面積計算，今年第一季度新開工面積相比去年同期下跌19.2%。要知道去年的基數已經很低。

以貴州發生的事件為標志的地方政府債務危機，標志著中國在防止金融崩潰的鬥爭中開辟了一條可怕的新戰線。看起來，某種形式的中央政府對於貴州的變相救助正在進行。貴州是一個擁有 3800萬人口的省份，累計欠下1.31萬億元人民幣的“隱性債務”（是通過資產負債表外的渠道交易）。這主要是主要通過重覆的基建項目欠下的。

4月，貴州省政府向北京發出求救信號。其官方網站上的一篇文章稱，“債務問題已成為擺在各地政府面前重大而又亟需解決的問題”，並承認“僅依靠（地方政府）自身能力已無法有效解決（問題）”。該文章在數小時內就被刪除。

貴州之於地方政府債務危機，就像恒大之於房地產危機——只是冰山一角。盡管如此，化解地方政府債務危機將遠比應對房地產市場陷落困難得多。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地方政府官方債務在過去5年中幾乎翻了一番，達到35.3萬億元人民幣（5.14萬億美元）。這相當於地方政府所有收入的120%多。

但隨之而來的是地方政府金融工具積累的債務。地方政府金融工具是地方政府在建設項目和基礎設施支出的主要表外交易渠道。2008-2009年大規模刺激計劃下造成了數以千計監管不力的國有企業，而這鞏固了國有企業在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核心的地位。根據IMF數據，到2022年，地方政府金融工具債務增至57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中國GDP的48%。

中國的內債危機與中共政策促成的外債危機有許多相似之處，北京被迫向其“一帶一路”倡議在亞非拉的參與國家“大家庭”提供多次救助。旨在推動增長和增強中國資本主義及其獨裁統治的經濟實力的項目，反而成為難以挽回的資源消耗。

內外交困

習近平政權承受著來自帝國主義冷戰的巨大壓力，這場冷戰是中美兩個正衰落的超級大國之間的全球地緣政治鬥爭，雙方都深受經濟和政治危機的困擾。這場爭鬥正推動去全球化進程，這反過來加劇了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困境和與日具增的軍事威脅。鑒於這種國際環境，中共正在回歸其刺激GDP增長的老辦法：強迫缺錢的地方政府承擔更多債務。

與此同時，它對民眾施加了更多的緊縮政策，削減了政府指出，並對養老金進行打擊。中國擺脫疫情夢魘，恐怕不會帶來資本主義盼望的“報覆性消費”，而是會讓我們看到工人和青年發起另一種報覆。

五名青年一名失業：中國資本主義下失落的一代

相當一段時間以來，青年失業率的增高不下已成為國內最熱門的話題。2023年3月，16-24歲城鎮青年人失業率高達19.6%，這也是有記錄以來的次高數字。在進一步考慮到學生被視為非就業人口，農村統計信息存疑，政府可靠性的情況，恐怕真實數據會更高。這意味著青年失業率已經有一整年時間超過16%。而在青年就業前景爭論不休的背後，實則暴露出中國資本主義統治日漸失控的危機。

冰封三尺

中國青年的就業危機不是偶然出現的，而是作為社會現象早已存在，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非但沒有解決反而愈發嚴重。如今青年失業率相比習近平剛上台時幾乎翻倍（2012年這一數字為11%），這與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息息相關。自習近平時代以來，中國的制造業便受國際市場影響，一直不景氣，長期呈現衰退態勢；而近幾年，政府通過種種管制，對科技企業和民辦教育進行了打壓；新冠疫情的爆發，使得具有支柱地位的房地產行業和娛樂業陷入蕭條。這些對科技企業和其他行業的打壓旨在加強中共的控制，因為當局擔心“資本無序擴張”會破壞自身獨裁統治對於權力的控制。但資本主義本質上就是無序的，中共終究是沒有辦法擺脫這個矛盾。種種狀況，彼此作用，加劇了資源的緊張和崗位競爭的壓力。（請見我們對中國的總體經濟分析）

除此之外，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也難以跟上大學生湧入的步伐。在過去的二十年里，中國的大學畢業生人數增加了七倍。預計今年畢業季將會迎來1160萬求職高校生。

中共正在采用虛假“解決方案”，只是為了掩蓋就業危機之規模。覆蘇“上山下鄉”便是其中一項政策。本月，廣東省政府發布一項方案，號召30萬失業青年下鄉、為期2至3年。此前，習近平在去年12月一次講話中，敦促年輕人下鄉務工“推進鄉村振興”。與20世紀60年代毛時期一樣，該政策還有一個目標：將有不滿情緒的青年分散派到中國農村偏遠地區，防止城市爆發抗議。近幾周，官媒加大宣傳力度，大意是受過教育的年輕人應該做好“擼起袖子”幹粗活的準備，不要對從事哪些工作過於“挑剔”。這些官媒暗示，只要年輕人放低眼光，就不會有失業問題。不出所料，這在社交媒體上激起了憤怒的回應。

傑瑞米柯賓

“躺平”

現實情況是，崗位的不斷減少與需求的持續增加直接導致了對勞動者不利的就業現狀。根據中國求職網站智聯招聘的一項調查顯示，2022年找到工作的大學畢業生的平均月薪比2021年畢業生低12%。但是另一方面，“996”或者“007”式的加班卻成為工作常態。

在前幾年，“躺平”口號曾一度甚囂塵上，反映出青年群體試圖消極抵抗資本剝削和家庭壓迫的願景。但在市場擺布的惡劣就業環境下，“內卷”顯然才是更多青年人無可奈何的選擇。這個教訓警醒了我們，不能幻想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能夠獨善其身，一切反抗統治階級的行動都需要在工人階級基礎上聯合起來才有出路可言。

面對畢業即失業，求職“內卷”化，工作996，以及薪資福利待遇的不斷下降，中國的青年一代正在陷入困境。想要改變這一切，我們需要打造一場勞工運動。中國勞工要有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反對資本主義治下的低薪水及欠缺勞動合同保障。資本家為了牟利，需要越來越多的廉價勞動力，資本主義政權對此只會聽之任之。但是工人階級並非無能為力，他們是社會中最有潛在力量的群體，我們迫切需要建立一個以強大的工會和一個工人階級政黨為基礎的運動。

愈發嚴重的就業危機將更有可能使群眾運動針對中央政府的政策和體制問題。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就是為這股不滿的情緒和鬥爭行動賦予一個對體制變革的可能性，一個社會主義的綱領。只有打倒資本主義，實施工人階級民主控制的計劃經濟，勞動者才能過上穩定有保障的生活。

我們的主張：

為青年提供全面失業補助
要直聘合同，終結不穩定就業和零工經濟，不要外包
落實八小時工作制，減工時不減薪；分攤工作量至全體勞動大軍、創工作崗位
建立工人民主控制的獨立工會，團結工人鬥爭
國有化一切宣布裁員的公司，交由工人民主控制及重組
建立公有、民主管理的計劃經濟，打倒資本主義獨裁統治

為不做孔乙己而奮鬥，還是為社會主義而戰鬥？

最近青年在“孔乙己文學”中自嘲為孔乙己，反諷自己得到學歷後卻找不到理想工作，卻又不甘心投身於從事基層勞動。其中金句包括“學歷是我下不來的高台、孔乙己脫不掉的長衫”。魯迅筆下的孔乙己，刻畫迂腐的知識分子，他自恃擁有文化知識，嘴邊掛著“知乎者也”，卻沒有謀生技能，又放不下身段，以至生活潦倒。

中共不能容忍被嘲諷，連自嘲也不容忍，故再執起家長的鞭子教訓青年。在《脫不掉的長衫？我為什麽不喜歡“孔乙己文學”》中，“共”青團中央宣稱“孔乙己文學” 是自暴自棄自甘墮落，並表示職業無高低貴賤，所以無論找到的工作多麽不合期望，青年都應該主動去接受歷練，否則就是自暴自棄不奮鬥。

為誰奮鬥？

長期以來，團中央都表示“大部分青年是不斷奮鬥不躺平的”，而他們的論據是青年的周均工時比城鎮就業人員總均值更高，在2019年16~19歲年齡組的周均工時就達到了48.1小時！

那麽到底誰會從青年如此辛苦的奮鬥中受益呢？在資本主義下，勞動者被剝削被壓迫，勞動產品為資本家所占有；在這種情況下，奮鬥的定義就是加倍努力地接受剝削，無論“職業無高低貴賤”還是“奮鬥能帶來成功”都不現實——階級分化的鴻溝使職業間的不平等成為了客觀事實，階級固化使得奮鬥跨越階級變成了彩票大獎般的小概率事件。

在資本主義中國鼓勵奮鬥，就是要求無產階級安於當牛做馬的命運，讓資產階級更好地享用無產階級的血汗。一句廣為流傳的諷刺“只要我們好好幹，老板就可以換新車了”，就是對它的形象描述。 中共的批判看似是尊重勞動，實則是在維護既有的剝削秩序。事實是，中國資本主義無能力創造更高階的就業崗位，讓青年發揮所能並獲取合理回報，浪費了創造經濟的勞動潛力。統治者現在更要剝奪更多青年的教育機會，迫使他們投身基層勞動市場。

“孔乙己文學”反映出青年對奪走他們未來的資本主義的消極抵制，表達的並不是青年不願投身勞動，而是青年不願投身收入不高、既沒有尊嚴又沒有保障的勞動。

網絡歌曲創作者“鬼山歌”因失業、母親住院耗完積蓄，生活窘迫，創作了了一首《陽光開朗孔乙己》。歌曲訊速被網路屏蔽。其中一句歌詞“你開著蘭博基尼 卻笑我不夠努力”，表達出青年的階級憤怒，而另一句“勞動力倒掉河里 我也不便宜賣給你”，也反映這場次文化浪潮與躺平思想同出一轍。

團中央對“孔乙己”的拙劣批判使自己淪為了笑柄，以至於官方不得不通過嚴厲的言論管制來阻止青年的嘲笑。在群眾被不斷噤聲的同時，反動營壘也作出了對“孔乙己文學”的回答。

青年無能？

自媒體“遠方青木”宣稱社會永遠只有5%的精英，所以“沒有能力“的大學生自然會在內卷中因為不夠努力和無能而淪落成為廉價勞動力；“人民”大學的聶輝華則宣稱年輕人對資本家的批判惡化了營商環境，所以他們失去了資本家賜予的飯碗、成了孔乙己。他進而推論，因為民企就業人數最多，所以民企才是失業的救星，“保護雇主就是守護工作”。

但顯然，中國青年就業難不是因為能力不足或者說了太多話。失業現象根植於資本主義，在經濟危機中愈發嚴重，而青年則深受其害。今年二月中國官方，失業率高達18.1%五個青年之中有一個失業，比兩年前高5%。

將孔乙己的悲劇歸咎於孔乙己個人，而忽略魯迅所批判的“吃人的社會”，就是在掩蓋舊社會的黑暗；同樣，指責青年因為自己的能力、言論而陷入困局就是在否認資產階級反動統治的惡果。資本主義的“磨練”並不能讓青年實現更加全面的發展，青年不可能通過保護雇主或努力奮鬥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自我實現，這些“出路”只會通向更嚴重的內卷和更差的境遇。如果想要實現職業無高低貴賤，工作有尊嚴有保障，就要結束獨裁統治、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回生產資料，為了社會主義而戰鬥！

湖南凱盛鞋業有限公司工人罷工——工人需要獨立工會

據中國社交媒體“抖音”上流傳的一則短視頻顯示，2023年2月16日位於湖南省永州祁陽市的祁陽凱盛鞋業有限公司廠區內發生工人罷工。視頻中，數百名員工聚集在廠區內，同時現場亦有數名中共警員在場與罷工工人對峙。

據該視頻發布者，亦即凱盛鞋業工人在社交媒體下的評論介紹，該廠老板由於生產成本增加，而決定將該廠撤離內地往境外搬遷，同時該廠老板在能夠支付工資的情況下拒絕支付工人工資。因而，工人們唯有拒絕工作，在廠區內聚集，要求企業主支付工資。

“十佳企業”

據公開資料顯示，湖南祁陽凱盛鞋業有限公司為台資企業，主要為世界級運動類商品品牌商NIKE生產運動鞋。另根據中共湖南省委台灣事務辦公室官方網站報道，該公司剛剛於罷工事件發生的十幾天前的1月31日被中共地方當局評為祁陽市十佳企業。當局說該公司“激勵全市上下”，但我們認為大部分凱盛工人對此不敢茍同。

湖南凱盛工人的鬥爭是當今中國工人苦況的典型案例——過去一年幾乎所有的勞資糾紛都起因於工人沒有拿到薪水。凱盛員工中絕大多數（約3/4）是女工，公司大量聘用每月工資只有1000到2000元的“實習生”。相比之下，工廠普通員工的工資約為4000元（含加班費）。位於香港的非政府組織（NGO）中國勞工通訊報道說，罷工後，當地中共官員和官方的所謂工會多次訪問工廠，但沒有提及裁員和拖欠薪資的問題。中國勞工通訊形容，官方工會是“在平行時空運作”、組織工人代表開會討論“中共二十大精神”、但再次未提及工人的實際問題。

中國勞工通訊在2023年3月28日提到：“今年國際婦女節，市工會組織了排球比賽和牙齒清潔活動。同時，凱盛的很多女工面臨減薪或失業，但當時沒人為她們發聲。”

中國勞工通訊作出如此批評是有理的，而且很不尋常。中國勞工通訊，及其創始人、六四事件參與者韓東方，在發布有關工人鬥爭的翔實報道的同時，反對建立獨立工會、稱其“不現實”。他們的立場是，中國官方工會可以由工人階級改革、重新“奪回”。中國勞工通訊遵從中國勞工NGO的典型路線，拒絕一切“政治”性的方法或訴求（包括呼籲成立獨立工會），認為非政治、純“經濟”的活動是唯一“現實”的前進方向。但通過這樣的做法，這些NGO不由自主地成為中共獨裁額外的支持網絡，鞏固了工人不滿情緒只能在“體制內”解決的想法。中國勞工通訊采取自由派改良主義的NGO立場，但矛盾的是，一些毛派也反對獨立工會訴求，卻聲稱這是“左翼”的立場，認為獨立工會將是“反動”、親資的（說得好像中共官方工會不親資一樣！）。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不認同這種觀點，認為中國勞工通訊的改革路線是“不切實際”的。凱盛工人遭遇粗暴的對待進一步證明，官方工會只是獨裁政權破壞罷工的工具，它從來沒有支持過工人的鬥爭，而且在許多情況下還積極支持資本家鎮壓罷工。我們需要的是真正由工人自己控制、完全不受公司和國家幹預及控制的新的獨立工會。

工人鬥爭

隨著中國經濟危機深化，裁員和關廠的步伐加快，工人階級自我組織的問題變得更加緊迫。中共大肆宣傳的經濟覆蘇（聲稱第一季度經濟增長4.5%）極其不穩，而且是建立在更多債務的基礎上。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也嚴重打擊了中國的出口行業，其中最關鍵的是打擊了工人的工資水平和就業。以農民工為主的制造業工人極為依賴加班來維持生活。如今，出口行業的許多工人的工資，僅為疫情前的2/3甚至一半。

中共政權害怕未來爆發的工人鬥爭會以“燎原”之勢蔓延全國，從一個行業和公司蔓延到許多其他行業、公司，而在這種情況下，對獨立工會的訴求，與提高薪酬、提供工作保障和改善工作條件等訴求聯系起來，或將成為一場勢不可擋的運動。正是出於這個原因，習近平政權在去年12月迅速退讓，以平息群眾抗議。雖然不是工人的鬥爭、罷工，但2022年的運動開創了一個新的先例，抗議蔓延到40多個城市，也顯示工人鬥爭在下一個時期的潛力。

中國新冠疫情災難性的死亡人數與當局的隱瞞

中國自12月初突然解除清零政策以來，疫情在全國大爆發，然而真實的死亡數值卻眾說紛紜。縱使還在處於疫情爆發高峰，中國國家衛健委在12月25日宣布不再每日公布感染和死亡數據，改為由疾控中心每月公布資訊。

然而根據中國政府官方公布資料，由去年12月8日至今年1月12日，新冠感染死亡數字僅為6萬人。而到2月8日，死亡病例也僅為8萬多。我們可以肯定這個數字之低不可能是真實的，但真實的數字究竟是多少呢?

死因的定義

中國政府嚴重低估疫情程度，對於新冠死亡的定義非常狹窄，只計算在醫院死亡的病人而排除中家中離世的。而且只要不是因呼吸衰竭而過身的病人，而是死於其他並發癥的，又或者未經核算檢測的病人，均不被納入新冠死亡的數字。

不過縱使面對中國的消息封鎖和對於疫情的隱瞞，要推斷中國新冠的死亡人數，世界各地的研究學者還是有不同的方法進行估算。

哥倫比亞大學流行病學家兼環境健康科學教授沙曼認為，保守估計如果中國有40-65%人口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率與美國相若的話，死亡人數會是90萬到140萬人。中國政府在早前宣布全國已經有80%人口感染了新冠病毒，並且宣布抗疫獲得“重大勝利”。

而一項德州大學與香港大學的學者共同進行的研究，依照中國疾控中心在12月到1月對全國的檢測數據，推斷中國感染新冠的人口甚至高達90%。

不但是外國的專家這樣估算，連中國大學的科學家也得出類似結果。

香港大學流行病學家高本恩的研究，統計了新一波疫情爆發前60歲以上的未接種足夠疫苗的人口，並表示如果該群組感染率達80%，預計死亡人口會超過100萬。

上海覆旦大學科學家去年在科學期刊《自然》發表的一份研究，利用上海奧米克戎爆發的數據作為估算，認為解除“清零”後導致醫療系統不堪負荷，將造成高達160萬人死亡。

香港大學另外三位科學家最近一篇論文，以人口統計和出行模式數據作分析（包括春運），並對比其他國家的疫情，推斷全國至1月底有約97萬人染疫死亡。

對於中國如此龐大的國家，在消息如此不透明的情況下，許多因素都可以左右全國的真實感染數字的確切性。然而，中外的科學家們以各種不同方式估算中國的疫情，得出的結果均比中國官方數字高出一個數量級。這也顯示對於中國疫情嚴重性的報道，並非西方資產階級媒體的抹黑，而是合理、可信的。

非必要的災難

社會主義者過去也揭露並反抗大部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於疫情犯罪般的處理。幾十年來新自由主義的緊縮、私有化政策摧毀了公共醫療系統，這是災難的主要元兇。但是資產階級民主相對透明且公開的信息（這終究還是工人階級民主權利鬥爭的成果），對比資本主義獨裁的中國，還是能有更準確、獨立來源的科學數據。

無論中國真正的新冠死亡數字是100萬還是150萬，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的抗疫政策完全是失敗的。經歷了近3年嚴苛的“清零”政策，中共卻毫無預備地“躺平”，最終還是造成了與西方同等（甚至更嚴重）的不必要傷亡，這無論如何都是犯罪的。

傑瑞米柯賓

習近平對俄外交證實全球分裂成兩個陣營

伴隨著3月11日兩會的結束，習近平開啟了其第三個任期。通過這次毫無懸念的政府換屆，中共最高領導層全部換成了“習家軍”。這代表習在混亂地結束清零政策後，重新執掌了中共黨內大權。隨後，在3月20日，習近平對俄進行為期3天的國事訪問，與普京於莫斯科會面。

習近平這次出訪傳遞出混雜、甚至彼此矛盾的訊息。他宣稱這次訪問是一場“和平之旅”。這是習與普京會晤的其中一個主題。訪問前，中國政府公布了關於烏克蘭戰爭的所謂“12點和平計劃”。這不是一個真正的和平計劃，而是一種外交策略，將習近平定位為“和平使者”，與支持戰爭、向烏克蘭澤連斯基政權提供更多軍備的西方形成顯著對比。這個12點計劃沒有用“入侵”一詞，也沒有要求俄軍撤出烏克蘭領土——換句話說，只有空話。普京禮節性地對中國的提議表示“歡迎”，但現階段他對和平談判並無真正興趣。

外交行動

這一實例說明了，中共在新冷戰中通過傳達外交訊息試圖增強其影響力，但其外交訊息在大部分情況下並沒有實質內容。中國最近在中東取得的進展，似乎令其更能撮合全球交易。在3月10日，在習近平的調停下，中東互為宿敵的沙特和伊朗兩國政權重新建立了外交關系。這是習近平外交的一次重大公關勝利，但這個覆交協議源自於有利中國介入該地區局勢的特定因素；如果認為習近平可以在全球沖突的其他領域再獲得這樣的成果，則是異想天開。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覆交一事，無疑揭示了美帝國主義的衰落，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帝國主義強大到可以在中東乃至全球取代美帝。

但此次訪俄，習並沒有期待能夠把斡旋的經驗帶到俄烏之間。一方面，俄烏尚處血腥的戰爭之中，雙方都希望在戰場上鞏固自身地位，而非開始談判、走向停火。這場戰爭給習近平添了很大的麻煩，美國和歐洲借此空前團結並大肆擴充武力，中美新冷戰格局和去全球化突飛迅速進入新的階段——這正是中國在極力避免的。中國經濟正因在經濟上與歐美脫鉤而受很大沖擊。

另一方面，中共政權雖然不想這場戰爭爆發，但現在正因應現狀調整自身、以充分利用當前局勢。習近平政權正利用俄烏戰爭的持續，主導規模比中國小得多的俄羅斯經濟，比如中國向俄羅斯購買廉價能源；但更重要的是，中國利用中俄聯盟嘗試展現一股強大的反美軸心，對抗美國冷戰攻勢。對中共而言，在台海戰爭未來或將爆發的情況下，來自俄羅斯的支持至關重要，而俄羅斯的支持也可以有效震攝如今想正式拋棄“一個中國”政策的美帝國主義鷹派。

習近平的另一個關鍵戰場，便是所謂“南方世界”（非洲、東南亞和拉美），這些地區很多國家政權反對美國對烏克蘭的軍事支持。因此，習普會晤旨在傳遞一個訊息，即有著一個取代西方陣營的“強大”替代方案，以吸引更多這些立場搖擺、左右逢源的政權加入中國陣營。

對於普京而言，邀請習的訪俄之行，主要目的是索求來自中國更多的經濟、軍事上的援助，為戰爭前線和國內經濟糟糕的狀況輸血。盡管習近平曾強調中俄“合作無上限”，但為了避免與美國、北約的沖突升級，習近平仍未公開對俄羅斯進行軍事援助。與此同時，盡管事態終究不在習的掌控範圍內，習近平下決心不讓普京倒台。對於中共來說，俄羅斯在烏克蘭的全面挫敗，將造成重大的負面影響，讓中國更加被孤立，並（至少在短期內）強化美國領導的陣營。中共希望、並且可能期待的是，烏克蘭戰爭最終走向朝鮮半島的終局，即烏克蘭被劃為分別由俄方和西方控制的兩部分，而這或將成為烏克蘭戰爭的結局。

許多報道稱，普京對沒有得到習近平更堅實的支持感到失望。毫無疑問，他們的聯盟內存在緊張情緒，正如西方陣營內也存在摩擦一樣（了解過馬克龍的言論便知）。俄羅斯精英階層被中國的實力嚇到，迫使他們擔當中國的“小夥伴”。但現實是，普京處境非常艱難，不能指望得到更多好處。

中俄間的小算盤

為表現他的憤慨，在3月25日，普京宣布將在白俄羅斯部署戰術核武。這違反了普京與習近平在3月22日簽署的聯合聲明內容：“所有核武器國家都不應在境外部署核武器，並應撤出在境外部署的核武器”。此舉讓習的行為無比尷尬。

習上台後，除了不斷煽動民族主義，官方喉舌也有意為民眾灌輸親俄情緒，把普京塑造成反美親中的“硬漢”形象。在俄烏戰爭前，習近平與普京在冬奧的會面，似乎將中俄關系推向了高潮。但短短20天後，俄羅斯便發動了對烏克蘭的入侵。這是個出乎北京意料的行為：外交部甚至曾聲稱“北約的情報(俄羅斯即將入侵烏克蘭)就是個笑話”。

因此，習近平講出表示“中立”的漂亮話，並選擇扮演和平使者，旨在向歐洲示好，緩和歐洲對中國維護普京、假中立的警惕。習近平並不是真的呼籲和平，而是嘗試在俄國與歐洲之間做平衡遊戲，但求取平衡的希望已然落空。歐洲各國政府可能會嘴上說習近平是烏克蘭戰爭可能的調解者，但我們不能把這種說法當真。正如馬克龍訪華所表現的那樣，如此外交禮節只是為了在冷戰愈演愈烈的情勢下保護某些商業利益而已。

新冷戰的因素

新冷戰格局不是哪個或哪些戰爭狂人、野心家與獨裁者能夠造成的，而是達到資本主義最高階段、不可避免地走向衰敗的帝國主義政權們，為了垂死掙紮而不得不共同塑造的局面。中美這兩個主要超級大國分別主導的兩個帝國主義陣營的形成，正是新冷戰的殘酷邏輯。雖然法國總統馬克龍大談所謂“第三極”，但這只存在於他自己的設想中。

習近平尷尬的“和平之旅”彰顯了在新冷戰局面下，“和平”是多麽的觸不可及。在俄烏戰爭這個中美帝國主義勢力為生存對抗的序幕中，習的和平口號顯得無比虛偽。我們需要團結中、美、俄、歐洲——全球的青年和工人階級，通過社會主義的解決方案，掌控自己的命運，將我們從鬥爭犧牲品的身份解救出來，將戰爭與國與國之間一切形式的對抗，徹底掃入人類歷史的垃圾堆。

中國礦工在中非共和國被殺

在3月19日，在中非共和國南部班巴里鎮附近，一座由中國私人資本經營和管理的欽博洛金礦遭到武裝組織襲擊。事件造成9名中國工人死亡、2人重傷。現場照片所見，遇害的中國工人俯伏在地上，疑似是在沒有還手之力的情況下被襲擊者行刑式處決。這種殘忍的行徑令人感覺事件不單純是土匪團夥劫財。

中非共和國是全球第八貧困的國家。該國血淋淋地向世人展示，資源豐富的非洲國家是如何在經濟上被外來帝國主義勢力束縛的，而中國如今也加入到對非洲的帝國主義經濟控制中。中非共和國長期處於內戰之中，伴隨著殘酷的種族清洗——特別是基督徒為支持基礎的親當局民兵屠殺身為穆斯林的少數族群。50萬穆斯林（該國約十分之一人口）如今已是難民。俄羅斯帝國主義在過去5年中在經濟和政治上大舉侵蝕該國，挑戰前宗主國法國的地位。

俄國的涉足

中非共和國總統圖瓦德拉（Faustin-Archange Touadéra）的現任政府得到了俄羅斯和華格納集團的支持。華格納集團是來自俄羅斯的私人雇傭兵，估計在中非共和國有派約千名士兵，他們與基督教民兵一起對抗穆斯林叛亂組織。這是一場腐敗的教派軍閥之間的鬥爭，雙方都沒有為貧困群眾提供向前的道路。包括中國在內的外國勢力幹涉該國局勢，盡可能從中掠奪資源。在這種情況下，報名前去工作的中國工人不可避免地會陷入交火之中。

對於這次金礦慘案，圖瓦德拉政府與反政府武裝互相指控對方是這一宗屠殺的元兇。叛亂民兵組織更指襲擊者是華格納集團。而由於中國政府在事件發生後僅輕描淡寫地發表了一個呼籲所有在中非首都班吉以外的公民撤離，淡化處理事件，這令很多人猜測中共是否試圖避免損害與俄羅斯普京政權的關系。華格納集團過往曾多次襲擊中非與蘇丹邊境的金礦，殺害礦工。

雖然中非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但境內卻有著豐富的黃金和鉆石礦產儲備。中非政府在內戰中雇傭了華格納集團為其作戰，但根本無力支付相關費用，因此便向華格納集團許諾一些名義上由政府所擁有，實際上並不受其控制的礦產或其他原材料產區轉交予華格納集團以抵償費用，其中便包括中資開采的金礦。華格納集團也逐步將其在中非的經濟活動擴大到包括啤酒、煙草、木材、以及物流等領域。

由於中非經濟條件過於落後，市場消費力極低，因此中國對中非的直接投資和出口仍然非常有限。但作為中非第二大的貿易出口夥伴，中非在2021年簽署加入了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中國的資本愈來愈多地尋求在當地直接控制原材料的生產，以穩定原料成本及保證產能。在2018年中非合作論壇在北京召開時，中國對中非直接投資一舉達到了4632萬美元，相當於2017年的10倍。這也正正符合了列寧對帝國主義“爭奪原料產地、爭奪資本輸出、爭奪勢力範圍直到爭奪一般經濟領土。”的定義。毫不意外，圖瓦德拉政府治下的中非，正是在聯合國投票擁護香港國安法的53國之一。

非洲的市場

中共也將之作為一個輸出國內過剩產能的地區，尤其是在建築與能源領域。去年中國在中非建成了一座全國最大的太陽能電站，供電量占首都班吉的30%。類似的基建項目在非洲多達數百個，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22年上半年，非洲進口了1.6GW(百萬千瓦)的中國光伏組件，同比增長41%，緩解了中國光伏的過剩產能。但運往非洲的光伏組件損壞後能否得到有效回收處理成疑，造成了重金屬下滲大面積污染土壤的潛在危機。自然這些國家根本無力支付這些工程費用，中共則向他們提供貸款以開展工程，而這些工程由中國國內的公司所承包。因此往往最後的結果是，當地背負了一筆巨額債務，並得到一些華而不實的大白象基建。比如，中國正在班吉興建一個足球場，但聯合國數據顯示，中非有半數孩童未有就學。同時，中國資本與當地人的沖突也越發嚴重。2019年更由於中資采金企業在中非非法開采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破壞了當地居民賴以為生的河流，引發當地民眾不滿，進而爆發沖突，多輛中國企業車輛被焚毀。中非共和國僅有37%人口可以使用幹凈水。

而由於中非政府及反政府武裝的腐敗和殘暴，中國企業往往通過賄賂當地的實際統治者以控制更多的礦區。在內戰中這些地區的反覆易手，當地的自然資源可能早已被不同軍閥許予不同帝國主義方的資本，或者為運輸路線易手而出現爭議，這就為沖突埋下了致命隱患。

作為美國和西方帝國主義的主要競爭對手，中國帝國主義越來越深入非洲。現階段這主要體現在經濟關系上，即中國資本的輸出，但也逐步擴大到地緣政治和軍事作用。中共政府曾為了保護石油產出和運送管道，介入了南蘇丹的內戰，逾千名解放軍作為聯合國部隊一分子駐紮在該國。而在2017年，中共也在東非吉布提建立了首個境外軍事基地。

帝國主義沒有出路

可以預期，隨著冷戰的深化，歐美帝國主義與中俄帝國主義之間的沖突將在非洲激化。歐美帝國主義勢力往往道貌岸然地指責中國在非洲施加債務枷鎖、破壞環境、無視人權。雖然這些指控有其事實基礎，但西方帝國主義也是極其虛偽，他們在非洲照樣將債務強加於當地人民、壓低原材料價格、縱容獨裁者和軍閥恐布統治、乃至發動赤裸裸的軍事政變以維護他們的利益。從這一點看，西方帝國主義可謂“導師”，而中國帝國主義可謂西方帝國主義的“學生”。工人階級和左翼必須對於兩個帝國主義陣營都采取反對立場，只有團結的群眾運動、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勢力和資本主義、打造工人階級社會主義替代方案，才能為非洲乃至全世界被剝削和壓迫的人民帶來出路。

傑瑞米柯賓

馬克龍訪華沒有解決習近平在歐洲面臨的問題

習近平和法國總統馬克龍之間，有些許共通之處，以下僅舉幾例：依靠民族主義和警察鎮壓、面對群眾抗議的問題。今年4月5日至7日，馬克龍訪華期間，法國爆發了近30年來最大規模的群眾抗議，反對政府攻擊法國工人養老金權利。習近平政權已經宣布對於養老金權利更嚴重的攻擊（如果全面實施這一改惡）。中共無疑正在擔憂同類抗議會在中國爆發，正密切關注法國的鬥爭。

訪華行程

馬克龍在中國傳達的訊息，看似凸顯法國政府與其西方盟友之間（特別是美國）在中美冷戰行動上的分歧。這為習近平和中共政權在宣傳“西方陣營分裂”主題上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出發點，但他們不應過於得意忘形，或將言與行混為一談。不管馬克龍是不是真心實意，在當前的全球關系狀況下，他實踐自己言論的空間是極其有限的。

比如，馬克龍大談擺脫“集團”、跳脫“冷戰思維”。其回國途中接受媒體采訪時則聲稱，歐洲需要通過實施“戰略自主”（馬克龍最愛用的口號）成為“第三極”、不做美國附庸。談到台灣問題時，他說歐洲應該避免“陷入不屬於我們的危機”，暗示一種對於台海戰爭的中立姿態。他說，歐洲需要建立自己的軍事力量，而不是過於依賴美國的武器。馬克龍這些話意在展現法國和歐盟想要采取更獨立於美國的立場。但首先，無論采取什麽立場，這都必然不是站在工人階級和民主權利一方的。其次，中美冷戰的殘酷邏輯，意味著全球存在的是兩個陣營；法國這樣一個“中等強國”，甚至是歐盟，想要獨自挑戰中美兩國的野心也不現實。法國/歐盟必須選擇其中一個陣營，也已經作出選擇了。2022年2月爆發的烏克蘭戰爭表明，歐洲資本主義列強完全依賴美國的“領導”。

在馬克龍訪華之際，他在本國已經面對持續3個月的群眾抗議。馬克龍政府的養老金改惡將退休年齡從62歲提高到64歲，並且需要最少工作43年才能獲得全額養老金（原本的年限是41年）。民調顯示，這一改惡受到全法七成民眾反對。馬克龍讓不民主的波拿巴主義手段死灰覆燃，在3月16日繞過議會，強渡關山推進改惡。
這是法國自1995年以來最大規模的一系列群眾抗議及罷工。罷工和遊行已在300座城市爆發。示威人數在3月7日和3月23日兩次打破最高紀錄（350萬）。5月1日，運動仍在持續，有230萬人走上街頭。工會成員組織了“羅賓漢”行動，比如電力部門為遭斷電的低收入家庭重新供電。

作為尚小的一支力量，我們國際社會主義道路在法國介入抗議，不僅指出需要無限期罷工，也提出了退休年齡降低到60歲、2000歐元（約合1.5萬元人民幣）最低每月工資與養老金、征收億萬富翁資產、建立真正民主的革命制憲會議、建立民主公有和環保的計劃經濟等“十點致勝方案”。

警察暴行

馬克龍政府依靠警暴，企圖擊垮抵抗情緒。數千人被捕，大部分後來被無罪釋放。警方越來越多地使用催淚瓦斯乃至橡皮子彈，不禁令人想到2019年香港的場景。國際特赦組織等人權非政府組織指責法國警方“過度使用武力”。

威權手段不斷升級，暴露西方陣營只是在利用“民主”作為幌子罷了。與此同時，馬克龍也因為訪華期間受到的高級禮遇，及其本人各種表現，被眾多中國網民在Twitter等墻外平台諷刺，說馬克龍造訪中國是因為內心深處羨慕向往獨裁、向習近平取經如何當“皇帝”，從而更能鎮壓國內抗議。由此可見，反對中共政權的中國民眾，即使尚未形成完整的反帝反資意識，也越來越多明白西方“民主”政府的虛偽。

在烏克蘭戰爭當中，法國政府一直比起英國、東歐國家采取更謹慎的態度。如此謹慎的態度不單是因為法國對於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俄國天然氣占全法天然氣消費量17%），也是因為馬克龍捍衛的是法國資本主義的利益，而法資並不必然與美資的利益一致。和多屆前任法國總統一樣，馬克龍試圖煽動法國民族主義、爭取民粹支持、以戴高樂的形象打造自己。戴高樂曾經讓法國退出北約、展現其對於美國的憤慨。但在舊冷戰中，毫無疑問，法國資產階級政府紮根於西方陣營，反對斯大林主義的蘇聯。那場冷戰是資本主義與斯大林主義（建立在國有經濟基礎上的官僚專制）之間、相互競爭的不同社會制度之間的爭鬥，而今天的冷戰是以中、美資本主義這兩個最大強權為首，不同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爭鬥。

在馬克龍請求下，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馬克龍訪華時隨行，而馮德萊恩以其“大西洋主義”立場聞名，在烏克蘭戰爭問題上比馬克龍持更為強硬的態度、也反映了德國統治階級的觀點。主流媒體認為馬克龍想要向北京展現歐洲團結，但現實完全相反。馮德萊恩強調西歐和北美的合作，未對於中歐雙邊合作做出積極表態；而在其個人新聞發布會上，馮德萊恩公開警告中共不要向俄羅斯運送武器，否則會“會極大地損害歐盟和中國之間的關系”。以上歐洲國家、歐盟領導人之間的不同意見，再次顯示了西方陣營內部的分裂。習近平自然也樂見如此的分裂的跡象，但他不應對此過度解讀。從歐洲媒體和當政政客（尤其是德國的當政者）對馬克龍就中國問題所作評論的憤怒反應，我們就可以看出這一點。

兩派陣營的內部不穩

兩個冷戰陣營各自都有著肉眼可見的內部緊張情勢，以及未來深刻危機的跡象（普京顯然不喜歡做習近平的“小”夥伴），但現階段來自軍事升級和經濟脫鉤的外部壓力，迫使這兩個陣營內部各個資產階級為了自身陣營“統一”的利益，而壓制他們內部彼此的不滿情緒。馬克龍等歐洲國家領導人接連訪問中國，對習近平和中共來說是一場宣傳上的勝利。

但這並沒有任何實際意義。法、德兩國政府沒有改變新冷戰的根本方向。不幸的是，可怕的烏克蘭戰爭或將還會進行很多個月，鑒於習近平對普京的支持，這可能會加劇歐盟與中國之間的緊張關系。中美沖突正朝著升級方向發展，歐洲不能偏離美國立場太遠。習近平已經意識到這一點，他2023年外交政策的主要焦點，是在存在地緣政治真空的所謂“南方世界”（非洲、東南亞、拉丁美洲）建立中國資本主義的影響力。

馬克龍此次出訪觸發了中歐投資協定是否重啟這個問題。然而重啟是不太可能，因為歐盟許多成員國對該協定強烈抵制。重啟該協議的商討更像是禮節性的晚餐閒談，雙方都沒有真的期望協議能夠重啟。

在新的一年，英法德等歐洲大國和美國總的來講都在互相靠攏，而不是更加分化，但隨著烏克蘭戰爭、與中國的帝國主義沖突發展，歐洲和美國之間、歐洲各國之間的關系可能會基於爆炸性的局勢變化和危機的爆發（比如，明年的美國大選會發生什麽）而再有改變。如今中美兩個陣營之間的沖突，本質上是多重危機的局勢下，兩個資本主義集團之間的沖突。兩個陣營的政權都在打擊工人權利，並企圖讓我們去承受資本主義失敗的惡果。工人群眾與真正的左翼不應站在其中任何一方，而應站在起身反對壓迫者政權的人士一方（比如法國工人，以及中國“白紙”抗議者）。工人階級國際主義是唯一的前進道路。

中國出生人口數60年來首次下降

2023年1月17日 中國國家統計局周二（1月17日）公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出生人口956萬人，死亡人口1041萬人，比上年末減少85萬人。根據官方數據，這是自 1960 年以來人口首次下降，中國人口目前為 14.18 億。中國的生育率多年以來一直在下降。這促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試圖減緩這一趨勢。但在實施了兩年的“三孩”政策之後，並沒有像社會主義者和許多人口專家預測的那樣會對人口下降起到很大的作用，政策的效果收效甚微。

聯合國去年預測，到今年 4 月中旬，印度將超過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與此同時，日本、韓國等其他東亞國家也面臨這人口危機。中國的情況並不是獨一無二的，但中國有一些特別嚴重的因素在起作用，這使得向老齡化和人口萎縮的轉變比其他地方更快。聯合國之前就預測過，2030的中國人口將開始下降。現在看來，這個過程已經開始了。

中國的人口危機和即將到來的養老金危機（與勞動力迅速萎縮的問題有關）植根於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其中父權制權力結構和對婦女生育權的控制是內在的原因。在中國，獨裁統治加劇了這種情況。在中國有著資本主義、性別歧視和專制統治的混合情況，這種情況毫無疑問是可怕的，獨生子女政策是一個代表的例子，該政策在 2015 年之前實施了 35 年。這導致女性人口比例減少（當今男性比女性多 3500 萬），尤其是育齡婦女的重點人群。即使在放棄獨生子女政策後，政府對資本主義的堅持也意味著人口危機繼續加深。（請參閱我們在本期中關於三胎政策作為對婦女權利的攻擊的文章）。

中國的戶口制度也加劇了人口危機，給農村婦女兒童帶來了更大的壓力。自 1980 年代以來，戶口制度一直被中共用作支持資本主義覆辟的工具，它創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廉價勞動力群體，但這些廉價勞動力無法在他們用勞動力建設的城市定居或使用他們本應該享受的稅收自助政策。這將舊“社會主義時代”福利保障遭到破壞的最大負擔推給了農村人口，那里的男女比例嚴重失調，中國農村更是女性最為稀缺和嚴重的地區，這種情況導致了泯滅人性的“新娘”交易和像豐縣鐵鏈女那樣的人口買賣醜聞。

印度人口正在迅速趕上

2021年，印度35歲以下人口將達到8億，占全國總人口的65%。因此，印度將在未來幾十年享受日益增長的“人口紅利”，即快速增長的年輕勞動力，而中國正在出現相反的趨勢。中國勞動力規模在2012年達到頂峰，那一年習近平上台。根據彭博社根據中國政府官方數據的報導，在過去三年中，中國的勞動力減少了超過 4100 萬（從 2019 年的 7.747 億減少到 2022 年的 7.335 億）。這一損失幾乎相當於德國的全部勞動力（4400 萬）。

這也是為什麽中共現在決心開始提高退休年齡，從 2025 年開始針對女工，然後擴大到男性，直到他們都達到 65 歲退休年齡（根據中信證券的一份報告，引用 黑龍江日報 2023 年 2 月 3 日）。習近平在給中共二十大的報告中證實了這次襲擊，當時他表示政府將“逐步推遲法定退休年齡”。中共決心管理資本主義危機，正準備面對公眾對其竊取養老金權利的強烈反對，以減緩勞動力下降的速度，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競爭，避免經濟崩潰。

當前半破產的養老金制度，隨著“養老金戰爭”升溫，武漢和至少其他三個城市反對削減醫療福利的“白發”抗議活動可能會在未來幾年以更大的規模重演。

資本主義政客（當然包括中共）試圖讓我們相信，人口危機和人口下降必然導致對養老金權利的攻擊、延遲退休、年輕人和老年人求職者之間更激烈的競爭，以及對“家庭價值觀”的更多宣傳。以及要求女性“履行職責”生孩子的壓力。所有這一切都被描述為一場自然災害，超出了社會的控制範圍。

但這是一個謊言。這些問題是資本主義造成的，而且只能是資本主義造成的。人口下降本身不應導致經濟緊縮或衰退。在利用全社會的資源和人才的民主社會主義生產計劃下，有可能縮短每周工作時間，保障所有人的工作，使教育和所有公共服務非營利和免費，同時顯著提高工業技術水平。婦女將從父權制的枷鎖中解放出來。生育孩子的決定將與所有經濟和社會壓力分開。建立在根除殘酷的不民主資本主義制度基礎上的真正民主將使技術和科學蓬勃發展。社會主義不能局限於一個國家或經濟體（正如中共在其“社會主義”時期所相信的那樣），而是具有國際性的，由世界各地的工人階級聯合起來推翻他們自己的資本主義壓迫者。並結束瘋狂的美中帝國主義沖突導致的世界經濟萎靡。

中國學生成為“東廠密探”？

三月份的時候，中國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陳賽彬被學生舉報在課堂上發表“不當言論”，遭學校停職調查，引起了廣泛關注。加上最近，中國高校教師接二連三因其在課堂上被告密，並被校方處分。這令人留意到近年中共進一步加強了對言論自由的鉗制，特別是在校園大興文字獄，廣招所謂“學生信息員”以監視並告發老師“不當言論”，一時間大學校園人人自危，連正常的課堂討論、觀點交流也被全面扼殺。

“學生信息員”

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後，中共通過在高等院校設置“學生信息員”制度，加強在學校的監控，通過一些經審查後被認為“可靠”和“忠誠”的學生作為安插在教室內的密探。在言論鉗制相對較寬松的年代，學生信息員一般只負責反映自己和同學對於老師的教學意見，以及課堂和學生之間的學習氣氛等情況。然而自習近平上任以來，特別是2013年起提出要“加強高校青年教師思想政治工作”後，學生信息員的活動範圍開始變得愈來愈廣泛。

中國著名物理學家阮耀鐘曾在2019年公開表示中共當局會對學生信息員發放報酬，在大學其間擔任滿三年更可獲免試保送研究生，條件非常優厚。雖然無從得知具體的學生信息員人數，但從各大學乃至中學愈來愈頻繁且公開地招募學生信息員的情況來看，人數肯定是節節上升，宛如在學校內設立了一個又一個的“小東廠”，過去數年，全國多間大學都不斷傳出有老師在課堂被指發表“不當言論”而遭處分的消息。據《紐約時報》報導，這些學生密探不僅收集老師的言論，更會關注老師的私人生活，包括閱讀什麽書籍，看什麽電影等等。

而所謂的“不當言論”，大多數情況下都不過是老師的個人見解或觀點。比如南京航大的陳賽彬教授被指控的言論，包括像是“中國經濟70%靠出口，如果外國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一大半中國人將餓死”或是“美國人的持槍權是自由文明的標志，可以保護婦女權益”等。固然這些言論可能與事實有出入或片面偏頗，但理應仍在言論和學術自由的保護範圍內。作為民主權利的一部分，大學乃至整個社會都應該讓這些觀點能夠公開地辯論，而非用專制權力處罰提出這些觀點的人。

即使不涉及政治觀點或西方社會的相關言論，在大學也同樣遭到嚴厲打壓。2018年浙江傳媒學院文學院副院長趙思運在開學致辭時發言道：“只有對國家民族滿懷深沈摯愛的人，才會批評社會的陰暗面；只有懷揣光明的人，才會去發現和揭露生活中的齷齪。”這樣本來無可挑剔的文學用語和社會觀點，也被指為“不當用辭”而被處分。

與此同時，中共也將這種告密和監視之風延伸到國外。3月，德國媒體CORRECTIV的調查報導指，在德留學的中國公派留學生實際上受到中共嚴密監控，獲中國獎學金的學生需要與中共簽署協議，負責向中國大使館匯報情況，匯報的內容包括課堂上是否存在對中共不利的內容（特別是人文社科），以及刺探其他中國留學生的思想、課堂上的發言、特別是是否有參與政治活動等。這些學生密探有時甚至會出面恐嚇在課堂上發表他們視之為“不當言論”的中國留學生，威脅要向大使館告發他們，或者混入一些政治活動中進行刺探和破壞。這些報導和消息的內容正好與去年12月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及中國同情者在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CL）舉行“中國群眾反抗：我們如何才能擊敗獨裁統治”公開會議時，所遭遇到疑似“小粉紅”的破壞行動不謀而合，間接地證明了我們的懷疑。（詳情可參閱我們的文章：《關於中國群眾起義的會議遭遇疑似“小粉紅”的破壞》）

阻礙發展

中共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地位，對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的打壓，實際上是進一步地摧毀自身科研進步的根基。因此阮耀鐘在揭露“學生信息員”的待遇同時也呼籲學生不要受到利誘就去充當中共的密探。固然我們也看到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利潤至上以及所謂的知識產權制度同樣也在窒礙技術的全面探索和發展，但是極權統治打造的窒息環境則是對於進步的更大阻礙。因此只有通過民主規劃的公共資金去資助學術研究，全面打破資本主義和專制壓迫的枷鎖，才能真正實現言論和學術自由、確保人類文明的進步。

傑瑞米柯賓

中國養老金危機：中共推出新的緊縮政策

中共顯然準備就養老金進行猛烈攻擊。前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2月25日的“第五屆全球財富管理論壇”上直指中國養老金危機已迫在眉睫，應從個人養老金帳戶上將資金劃歸國家中央統籌以填補缺口，這個建議與醫保改革如出一轍，但規模恐將更大，而醫保改革已經觸發了2月武漢、大連的大規模群眾抗議。

早有報道指出中國將逐步推行延遲退休，直至2055年實現男女65歲同齡退休。3月的全國人大更確認了這會得以推行。在去年，根據中國社科院的《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9-2050》指出，中國養老金的結余將於2035年耗盡。而根據同一份報告的估計，即使實施延遲退休，養老金也將於2042年耗盡，僅僅只是把問題拖延了7年，局面似乎已不可挽回。

人口老化

許多國家都在面臨養老金危機，根源在於身處危機的資本主義利潤制度。在中國，這一危機則特別嚴重。在人口結構上，由於早年殘酷的一胎政策，加上目前由於經濟和生活壓力造成的低生育意願，中國人口正以驚人的速度老化。2022年，中國人口出現60年來首次下降；2023年，印度將超過中國、成為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十幾年前大批青壯年廉價勞動力帶來所謂的“人口紅利”，現時急速轉變成一個觸目驚心的養老“負擔”。

據中國社會保障學會的《中國老齡化研究報告2022》數據，中國只用了21年時間就從老齡化社會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相比之下，法國用了126年，英國和德國也用了40多年。而這些發達國家有著相對較長的緩沖時間卻仍然因退休問題而觸發過大規模的抗爭——最近的例子便是法國今年的大罷工，350萬工人上街抗議。難以想像中國因此將爆發多大的危機。

另一方面，冷戰格局下，中國與歐美的經濟脫鉤造成的經濟和財政危機也加速著各種社會保障基金的瓦解。

為了讓資本家享受國民經濟中更多的部分（即獲取更多利潤），中國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的稅收減免優惠政策。在養老金的環節，2022年5月開始，企業繳納的員工養老金工資比例從20%下調至16%。但這正正加速了養老金耗盡的時間，按社科院的計算，這種情況下到了2028年，養老金就會入不敷出，只能“吃老本”發放存量金。在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下，這就是一個無解的死局。

因此，不難理解周小川為何一再強調“不要認為養老問題還有拖延機會”。這暗示著對工人階級采取一大波緊縮政策。但周小川的發言令人感覺這是政府準備對養老金個人帳戶動刀的事前“放風”，測試輿論反應，加上早前多地的醫保改革令個人帳戶的可支配資金大減，嚴重的打擊了民眾對養老金乃至對整個社保基金的信心。延遲退休的消息一傳出，民眾擔心社保繳納年限再次被延長，因此近日多個地區的社保局外出現大批民眾排隊集體退保的現象。

有民眾在網上計算，假如一個人從25歲開始工作並繳納社保，到65歲退休，40年間最少共繳40萬。按退休金每月2000元計算，最少要17年才算“回本”，換言之要活到82歲才“不虧”。但大多數人都對自己是否能如此“高壽”沒有多大的信心。抱有這種想法的特別以年輕人為主，因此他們寧可自己存款，到了退休能對存款完全自行支配，也不願把錢交到政府手上任其魚肉。

中共還想利用這個危機加快私人養老金的發展，這一基金於去年11月推出，推出時規模仍然有限。私人養老金在其他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養老金制度里都十分普遍。中共則視之為給缺錢的國家養老金體系緩解壓力的辦法，同時也為銀行和保險公司銷售其養老金“產品”創造了一個有利可圖的市場。財新網4月22日報道稱，截至目前，這些私人養老繳存資金已達200億元人民幣。

全民養老金

中國勞工論壇呼籲建立完全由國家出資的全民養老金制度。我們反對中共延遲退休的計劃。中國工人需要以戰鬥的法國工人為榜樣，法國工人多次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抗議及罷工，反對政府計劃提高退休年齡。抵禦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資產階級政府發動的海量攻擊，需要的是群眾鬥爭，至關重要的是獨立工會等工人階級組織。

中國學生面臨學費劇增

教育經費的持續削減正推高多地的學費。學費上漲將從今秋新學年開始生效。

在某些地區，這是多年來的首次學費調漲。上海的大學學費到目前為止已經有20年沒有調整。

這些離譜的調漲揭示了中國的債務和金融危機有多嚴重。中國的教育經費主要由地方政府支出，而地方政府也是債務問題最嚴重的地方。

借由學費調漲，習近平政權發出意識形態上的訊號，懲罰去年參與抗議的學生，並“遊說”他們在青年就業危機下接受低薪工作——本文撰寫之時，25歲以下青年的官方失業率為20.4%。

據報道，學費調漲幅度最高的是位於上海的華東理工大學，該校宣布將學費提高54%，達到每年7700元人民幣。

上海電機學院也將理工科（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學費提高40%，其它科目的學費則提高30%。

四川和吉林的大學也在大幅提高學費，最高達40%。然而中國人民的平均月收入僅約3850元。

除此之外，還有更昂貴的宿舍費，以及大學前私人補習的巨大費用。對於來自較貧困地區的學生來說，他們本來在考進大學已經面臨嚴重的不平等，而如今學費調漲將是一個更大的負擔。

雖然如此的費用調漲對於人們生活成本來說令人震撼，但是中共獨裁對整個教育削減開支並不是新鮮事。在新冠疫情高峰期間，中央政府的教育經費減少了137億元。

今年對高等教育開支的3.7%幅度削減並非事態全貌，因為大學的大部分經費是來自於缺錢的地方政府。

抗議浪潮

對學生和他們生計的持續沖擊，只會加強即將到來的政治抗爭。在疫情期間，我們已經見到了大學和高中爆發的一波抗議浪潮。

學生的意識已經從反對封控、緊縮和糟糕的衛生條件的訴求，轉變為上海街頭成百上千的大學生高呼“共產黨下台”。

為了抗議學費調漲，學生應該發動罷課，並且應該與大學的員工聯系起來，號召他們加入鬥爭。

肥上瘦下的大學管理層絕不會減少自己豐厚的薪金，而是選擇削減員工的工資、惡化工作條件。要求改善工人的工作條件的訴求不僅會強化潛在的反抗，而且也是對學生高質量教育的最好保證。

目前，許多學者為了提高大學的引文數量而忙於發表論文，犧牲了備課和與學生接觸的寶貴時間。

當然，我們要問的最終問題是：大學到底有什麽用？每五個年輕人中就有一個失業。河南中煙工業的報告指出，他們的新工廠車間有1/3的人擁有研究生學位。

由於還沒有宣布從根本上解決青年失業危機的政策，官媒今年加大了宣傳的力度。

他們居然說年輕人“不願意從事比自己預期低的工作”。習近平公開告訴學生，他們應該“走進鄉土”。

廣東省已經制定了組織30萬名畢業生回鄉工作的計劃。然而在鄉村地區能找到的工作更少。

一位博主指出了這種荒謬：“這邊有2.93億人從農村出來打工，那邊安排30萬人‘下鄉返鄉興鄉’。”

這是失敗的資本主義制度帶來的結果，同時也是國家鎮壓下的大學教學帶來的結果。

沒有討論、研究和辯論的基本民主自由，難怪學生無法獲得先進工業所需的必要技能。

學生和工人階級家庭正被迫為當局的危機買單。在一些抗議行動中保持“非政治性”將使學生對當局的重大鎮壓毫無準備。

政權的巨大債務危機，意味著他們沒有什麽手段來出台經濟上的優惠政策。因此，現在的裁員和學費上漲只是一個開始。

當然，中共政權不會有任何以社會主義方法處理教育和就業市場危機的想法。

只有打破資產階級（包括體制內部）的經濟權力，將主要企業民主公有，並實行全面民主控制和政治自由，建立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生產計劃。

這樣的替代方案顯然永遠不會由中共資本主義政權實行，而必須由群眾性工人階級鬥爭贏得。

最終，為了反擊學費上漲和教育制度的總體腐敗，這場鬥爭必須作為全面反抗資本主義和獨裁統治的鬥爭一部分。

習近平與俄羅斯的聯盟有多牢靠？

6月24日俄羅斯發生了短暫的瓦格納兵變後，習近平政權重申了對普京的支持，稱俄羅斯是中國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但瓦格納兵變顯然震撼了習近平政權。在普里戈津（Yevgeny Prigozhin）的雇傭軍向莫斯科進軍的將近24小時里，中國媒體一言不發。

自這場歐洲從1945年以來最大規模的戰爭打了一年半之後，中共政權對其“強人”盟友岌岌可危的處理並非視而不見。它眼看著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中正在付出愈來愈高昂的政治代價。但顯然習近平同樣別無選擇，只能堅持重申兩國的“夥伴關系”。這位中國獨裁者在這段聯盟關系中砸下血本，因此不會輕易的放棄。俄羅斯雖明顯處於下風，但卻是中國的盟友當中，唯一一個軍事大國、核大國，並且是在聯合國安理會擁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美帝國主義一系列聯盟現在被普京的戰爭重新激活；而中國在與美帝這個仍然主導全球的軍事強權的較量中，需要盡可能多的盟友。

虛假訊號

因此，中俄軸心是新冷戰國際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中國政權對抗以美國為主對的軍事經濟遏制戰略的決定性組成部分。然而，與俄羅斯結盟的重要性有時候卻被低估了，尤其是因為習近平政權有意采用虛假訊號作為其外交工具的一部分。當然，中國這種外交手段並非獨一無二的──所有資產階級政府都會利用這種伎倆來掩蓋自己的真實目的。

習近平和普京之間的“合作無上限”夥伴關系並非正式的軍事聯盟，也不可能成為正式的軍事聯盟。這不符合中共的一貫作風。然而這並不代表在這一聯盟里頭沒有軍事因素。習近平政權的一個重要考慮因素，是俄羅斯在未來台海戰爭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在2022年2月中俄宣布建立“無上限”夥伴關系之前多年，中俄緊密關系所帶來最重要的戰略利益之一，是確保了中國北方與俄羅斯所接壤4200公里邊界的安全。這使中共得以將重點轉移到南方，特別是海軍的建設和現代化──目前已經發展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海軍──以抗衡美國主導的在南海和台海軍事建設，並在邊境和海上爭端方面震懾印度和越南（兩國都得到了美國的支持）。作為交換條件，俄羅斯得以將其絕大部分軍事資源投向了烏克蘭。

親俄宣傳

中共政權提出的所謂的解決烏克蘭戰爭和平方案（中共甚至沒有將之稱為戰爭）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反映中共運用含混其辭的藝術。中國提出了和平提議，以及派遣“和平特使”李輝前往基輔和其他歐洲國家首都，是否表明習近平政權的轉向，或者是否與普京之間出現了分歧令聯盟遭受到破壞？答案是否定的。這只是表明中國政權有混淆視聽的能力。

ISA中國支持者吳先生發表了如下評論：“外交部門永遠都在聲稱自己站在正義一邊、和平一邊、積極勸和促談雲雲。這種乍一看並沒有傾向性的表態有時很具有迷惑性，甚至讓人誤認為cp在試圖將自己從中俄聯盟中抽身出來；但相較於外交辭令，國內媒體的內宣更好地表現了cp在沖突中的立場。”

吳先生解釋，在戰爭問題上，中國國家機器控制的媒體完全站在俄羅斯一方。它們在重覆中俄兩個政權都在鼓吹的觀點：北約和美國對俄羅斯的安全威脅導致了這場戰爭，烏克蘭是西方的傀儡、聯同西方一起對抗俄羅斯。他還引用了中國主要官媒新華社對瓦格納雇傭兵兵變的評論。這評論的用字很少會傳到外國，因為中國政權希望外界看到不同的形象。

官方評論稱：“這起事件證明了普京的控局能力……大敵當前，在俄羅斯還在和整個西方鏖戰的艱難時期，無論普里戈任的訴求有多少合理性，也是犯下了不合時宜的大錯……俄羅斯各方的高度共識——當前應對西方挑釁是主攻方向”

因此，即使中共試圖解釋這場令人尷尬的危機，但也強調反對“西方挑釁”是根本。習近平政權可以覆讀普京的宣傳，因為這與其自身反對美國為首陣營的冷戰議程不謀而合，同時也可以使冷戰議程得到加強。中共需要動員中國廣大民意支持習近平的政治路線，即擺脫對美國和西方資本主義經濟依賴，這是中國版的“去風險化”。習近平政權確信冷戰只會升級（在這一點，他是正確的），因此試圖使中國經濟能“免疫”於制裁。正在對中國實施的貿易、金融和技術限制，雖與烏克蘭戰爭無關，但也已經對中國經濟造成嚴重損害。而在未來，不排除中美之間會發生公開的軍事對抗。這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災難性邏輯。

災難性的逆轉

自戰爭第一天起，中國國內媒體的報導就在親俄和親普京的立場上堅定不移。觀乎俄方在軍事上遭到一系列災難性的挫敗，而且這也正中美帝國主義下懷，乍看之下，中國的親俄立場令人難以置信。但北京的“不可理喻”是有章法的。中共的目的就是利用俄羅斯與西方帝國主義的沖突，來為應對自身即將到來的沖突做準備。

“中國媒體幾乎是俄羅斯媒體的傳聲筒。”ISA在中國的另一位同志林先生解釋道：“有關戰爭的所有消息都來自俄國衛星網（Sputnik）與今日俄羅斯（RT）……中國的網絡審查幾乎只針對烏克蘭方信息，縱容親俄媒體制造謠言。”

林先生指，中國國家媒體在戰區只有一名記者，這突顯了中國完全依賴俄羅斯媒體的報導。他告訴我們：“中國在俄烏前線的唯一一名記者是鳳凰衛視的盧宇光，此人去年還參與造假，將外國修車愛好者視頻編輯成“海瑪斯被俄軍擊毀”的視頻，制造假新聞。“

由此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中國政權的內宣與外宣形象截然不同，其立場完全是偏袒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的問題上，習近平政權與其他帝國主義政府一樣，故弄玄虛來掩飾其真實的目標，並更有效地捍衛自身利益。

當然，社會主義者的分析不能建基於資產階級政府的言論，更不能基於媒體作出的猜測性報導，或基於盟友之間可能分裂的流言。我們必須研究實際的國際力量對比，以及統治階級在各種情況下的戰略利益。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正確定位，開拓視野，並警示前方的危險。

習近平到訪莫斯科

一些評論人士誤判了習近平今年3月對莫斯科的訪問，主要看到的是當時中國對普京的不滿跡象，並由此得出中俄聯盟面臨壓力的結論。中俄之間的關系有可能變得緊張，但這並不會改變基本的事態發展趨勢。習近平政權對普京軍隊在戰爭中狼狽不堪的表現感到不滿。事實上俄軍的表現令北京感到驚訝，因為北京一向高估俄羅斯的軍事實力。這甚至使中共重新評估了之前對於“武統”台灣的一些盤算。當然，習近平絕對沒有放棄這一長期目標。

但由於疫情，習近平今年對莫斯科的訪問成為了他自2020年來的首次外訪。他有意識地釋出一個訊號，即習近平將普京看得比其他國家政府更重要（習普已會晤40次），表明了兩國聯盟的重要性。面對西方不斷增加的壓力，習近平利用莫斯科之行重申了中國對普京政權的支持。這種支持涉及廣泛範圍，但並非直接軍事支持或公開對抗西方制裁，否則這將有可能招致對中國的經濟制裁。

戰爭和以美國為首的對俄制裁，對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出乎意料的動力。2023年頭五個月，中俄兩國雙邊貿易額與同比增長了40.7%。其中，中國對俄出口增長75.6%。對於普京政權而言，中國成為了他的生命線，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何原先預測的俄羅斯經濟全面崩潰並未發生。2022年俄羅斯GDP下降了2.1%，而非世界銀行預測的衰退12%。

而在同期（2023年1月至5月），中美貿易萎縮了12.3%，中國對台貿易萎縮了25%以上。這一經濟轉變並非無足輕重，當然，中國以折扣價獲得俄羅斯天然氣也並非無關緊要，因為這降低了中國對海運的依賴，而海運在軍事沖突中可能會被封鎖。但對習近平政權而言，與莫斯科的戰略聯盟超越了經濟範疇。是以美國為首的陣營，所施加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壓力，推動著中俄聯盟。

保衛普京

這意味著，只要這兩個政權繼續執政，它們之間的聯盟就幾乎牢不可破。中共總結出的結論是，華盛頓現在以尋求在中國實現政權更叠作為冷戰的關鍵目標。因此，俄羅斯對中共的價值在於通過“統一戰線”來破壞美國領導的冷戰戰略。當然，這樣的統一戰線可能會在重大事件、軍事失敗和革命的影響下崩潰，就如同西方的統一戰線一樣。但它不太可能會被次要的挫折所擊垮。

習近平顯然在這一關系中處在最上風，而普京和俄羅斯則隨著烏克蘭戰爭的曠日持久而日漸衰弱。當然，中國也在利用這種不平衡來為自己謀利，比如蠶食俄羅斯在中亞的傳統主導地位，以攫取更多的經濟利益。但與此同時，習近平也不得不在經濟和外交方面竭盡全力去保護普京政權，哪怕現階段還沒有直接的軍事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