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俞聂 于 2023-3-18 13:31 编辑
代表的产生、监督和保护
组织罢工一个重要环节是代表的产生。珠三角的很多罢工,代表的产生都很简单。
比如说,2014年珠三角某韩资厂的韩籍管理打了一名女班长。消息传到车间后,一个中年男工喊了一声:“我们连基本的人权都没有,大家不要做了!”工人停工后聚集到了操场,资方出来道歉,但不提工资待遇的问题。工人很不满,冲出厂门堵路。很快,警察带着两车机训队员赶到现场,要工人找代表出来谈。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了那个“发动”罢工的中年男工身上——第一个代表就这样产生了。
那么D厂工人代表是怎样产生的?罢工开始后,资方和政府部门天天催工人选代表,但是工人们坚持说没有代表,每个人只能代表自己。实际上,罢工的当天下午,工人就选出了代表。过程也很简单。大家聚集在工厂内某处,几个组长往大家面前一站,有人问大伙:“他们做代表,大家同不同意?”一致通过。全部过程也就几分钟。
D厂的组长为罢工做了准备,当了代表,却对工人说:“(要是政府问起,)不要说谁是代表,我们每个人都代表自己。”但是,当劳动部门要求工人选出代表与资方谈判时,工人的说辞有点不同。几个大姐回忆说:“他们(政府)让我们选代表,我们就说我们哪里敢选代表啊,选出来被收买了怎么办呀,代表们拿钱跑掉了,我们可怎么办呀。”
代表不愿意被资方和政府当作带头闹事的人,更愿意表现得像个倒霉蛋,被工人强迫推出来的。除此之外,因为害怕老板报复,代表之间商量好,租一辆车,等赔钱的那一天,代表先拿钱,等大家都拿了钱之后保护着代表上车逃掉。这个有点天真的谋略没用上,因为最后打人的是政府。
工人理解代表的担忧,但是也有自己的担心,因为他们知道不少罢工是因为代表被收买而失败的。大姐们总是爱拿老乡当例子,这次也不例外。一个大姐说:“我有个老乡的厂里罢工,几个代表拿了老板的钱就跑啦,其他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啦,最后一分钱都没赔到喔!”
担心归担心,工人没想过监督代表,也不知道要是代表真的逃跑或被收买了,该怎么办。同时,工人也没有认真考虑过保护代表。在D厂罢工中,一直喊着要去堵路的工人,成天骂代表“胆小怕事”。罢工最后一天,对于代表们的“贪生怕死”,一些女工很生气,在厂门口大骂他们是“汉奸”,是“叛徒”,“赔了钱没有他的份”。但是女工们恐怕从没想过,如果代表真的被抓了,她们该怎么保护代表。这一点,在罢工失败后表现得非常明显。一个罢工积极分子事后说,代表们被抓以后,很多工人怕了,拿了钱就走了。另一个积极参与罢工的大姐有点内疚地说:“我们还后悔呢,当时真不应该走路去市政府,害了他(那天被抓的工人代表老吴)。可是我们以前两次出来都没人管,以为这次也没人管。一次是在厂门口的路上堵了十几分钟,另一次是拉着横幅围厂转了一圈,都没人管,这次不知道为什么会抓人。……代表都是政府的那些人让我们选的,现在他们又把代表抓起来……。”
大部分被抓的工人第二天就放了出来。有些工人非常害怕,连工资都没要就走掉了。其他工人觉得只要不再闹事,大家很快就会被放出来。当时的情况,代表不是被抓,就是缩了回去,没有人出来组织。结果,一两天之内,D厂的工人斗争集体就不复存在了。
趁着工人被打垮,老板立刻宣布解雇所有的工人代表,同时“请”其他工人回厂上班。对不愿意复工的人,老板依然愿意支付每年400元的象征性离职补偿。工人无可奈何接受了这个结果。但是,让工人意外的是,最积极的一个代表老吴,一直被关押了一年零九天。
在这几年政府处置沿海工人罢工的案例中,这个“一年零九天”破了纪录。
被释放后,老吴开始反思代表的保护问题。他认为:目前工人代表的主要作用就是把工人意见传达给资方和政府;代表不是组织者,这一点与“工人领袖”不同;工人领袖有可能鼓动,联络,甚至在厂与厂之间串联,这样“百分之百是要被打压的”。当然,他认为现在还不存在这种工人领袖。
不过,在D厂案例中,最初是组长们负起了组织、联络的任务,最初的代表,也是从他们中产生的。这些代表并不只是谈判代表。换句话说,在这场斗争中,他们是事实上的“工人领袖”。此外,工人代表毕竟不是录音机,不可能只是机械地“背诵”工人的要求。集体维权一旦深入,只要工人不愿轻易屈服,就不得不加强组织。工人代表也好,谈判代表也好,积极分子也好,不管叫什么名字,都不得不承担起组织任务,否则罢工和谈判都坚持不下去。就算代表处处“遵纪守法”,向老板和政府不停地“释放善意”,只要他们不愿出卖工人,就难免被视作眼中钉。
罢工中工人的不同表现
上面说了,在罢工中,吴代表自始至终扮演了很积极的角色。最后一天,当准备去市府的大姐们,想把“那些人”(指躲开的代表们)骂出来的时候,组长们劝老吴不要跟着去。老吴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自己虽然也担心(镇压),但是看到工友那么激动,感到自己有责任跟着大家一起去。后来在上访途中,一个制服警员指着老吴,高喊“快!就是他!”,紧接着一群“黑皮”就冲了过去。虽说那场面让工人很害怕,但刚刚还“骂人”的女工们这时却抢先围住了老吴,试图阻止警察抓人。
女工在集体行动时经常冲在前面,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某厂男工提到集体行动中“女孩子”的表现时说:“我们跟政府部门冲突的时候,女孩子冲在最前面。去市里那天,打人、抓人的时候都是女人冲在最前面。我们都说,现在的男人都不如女人,还要靠女人去冲锋陷阵,让女人在那里和防暴队对峙。”
至今为止,珠三角的维权工人并没有打算同政府“斗”,但却多少做了挨打的准备。罢工时,女工往往冲在前面,希望多少缓冲一下国家暴力的程度。这种时候,男工呆在后面并不一定是“怕死”,而是工人集体本能地意识到:男工往前“冲”更容易挨打;一旦被打得七零八落,后面的抗争就更难坚持。
有个代表提到这次罢工中的女工时,觉得这些没文化的妇女除了爱冲动之外,没啥用。实际上,正是这些女工本能的“冲动”推动了罢工的发展。反倒是有些代表在罢工遇到波折时,立即往后缩了。
有人害怕,但是也有“不怕事”的顶上来。第一次谈判破裂后,一个男工主动出来做代表,他原来是厂里食堂的大师傅,很多工人都认识他。后来食堂外包,他被派到了包装部开机器。罢工开始后的一两天他没参与,但是看到谈判破裂后有代表退缩,他主动站了出来,要求做代表,还说“我不怕”。
还有一个中年男工,虽然不是代表,但是自始至终都很积极。每次集体行动都冲在前面。最后一天上访的路上,他因为站在队伍前面举横幅而被打了一顿,关押了一个多礼拜。放出来后,因为没人继续组织,他也没了主意,否则“要是有人组织,我还跟着干”。后来回忆起在罢工中的表现,他感觉“自己就像根棍子”,代表们指哪儿,他就打哪儿。
有积极的,自然也有不积极的。D厂罢工后,有些工人去找事做,不怎么参加大家的集体行动。对于积极的人来说,也有热情减退的时候。吴代表说,开始几天,每次开会代表们都来,后来就懈怠了,开会人都凑不齐。
政府的态度
政府的处置手法,最能表现它对罢工的态度,在老板坚决不让步的案例中,政府的所作所为充分的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总的来讲,政府在尽力压制工人,帮助老板省钱并顺利搬厂。有些案例中,对于“不知好歹”(有点习惯了近几年的加薪、补偿)的工人,政府使出了各种手段,包括拖延、推诿、欺骗、恐吓,以及诱使工人去仲裁、出动武力震慑等等。如果这样工人还不就范,政府就恼火了,瞬间露出几颗獠牙,咬工人两口;但也很会拿捏分寸,既不会让工人不痛不痒地越闹越长脸,也不会把工人打急了要拼命。
上文提到的某电子厂工人,他们才罢工守厂一天,就遭到暴打,而D厂工人闹了半个多月才被压了下去。某钣金厂的工人断断续续地从1月一直闹到8月,到市政府上访受挫后,回到厂里,在驻厂黑社会的恐吓下,“兵败如山倒”,被逼着签了离职协议。在不同的罢工之中,政府如何把握“最后出手”的时机?这个不得而知。但有一点要指出,政府不是专门为单个资本家服务的,它要站在整个统治秩序的高度,通盘考虑如何应对搬厂罢工潮,分出轻重缓急,避免手忙脚乱,四处出击。
D厂罢工后,先是一个穿警服的人前来恐吓工人,然后又派了另一个警察跟工人代表套近乎,两种手法都无效了,就开始拖延。劳动站和派出所每天都来厂里“巡视”,发现工人老老实实待在厂里,还对工人“理性维权”大大称赞,承诺一定帮工人解决问题。可是工人不傻,他们罢工不是为了坐在那里听政府的表扬,所以没人当回事,听多了还反感。
第一次谈判的下午,老板和政府显然是唱了一出双簧。老板不承认搬厂,政府也否认厂里有违法行为,而且他们可能算准了工人会冲出厂门,因为防暴警察几乎是立即赶到的。但是这第一次大规模动用警力还不算是动真格,只是把工人赶回厂里。工人并没有害怕,回到厂里,又把二老板堵在办公楼里将近两个小时。
第二次谈判时,劳动部门出具了书面承诺,同时要求工人放车。到了第三次谈判,老板却不再露面,政府的基层工作人员也对工人抱怨,说“你们的老板太赖了,我们早晚要把他赶走”。老板是不是连政府都骗了,这个不得而知。但是工人们知道,不管基层政府人员是否对老板不满,反正政府没有让老板回到谈判桌上;在利益问题上,政府始终是站在老板一边的。
国家是一个强大的整体,早就预备了一整套应对工人维权的手段。在2013年的搬厂罢工潮中,国家频频出手,一是压制工人诉求,等于让工人勒紧裤腰带,帮助老板渡过经济“寒冬”,二是国家要掌控局面,不允许个别老板随意处置劳资纠纷,更没打算放弃劳资之间最高仲裁者的地位。还有一点也很明显,在处置搬厂罢工潮的时候,国家机器实际上还没有发力,因为工人以“轻快”的心态投入罢工,组织水平、抵抗意志和经验都不足,国家还没有大肆镇压的必要,只需敷衍一下,忽悠一下,拖两下,打两下,再哄一下,也就都解决了。
结语
罢工结束后的D厂工人,状况如何?有的进了新厂,有的给小业主亲友打工,有的暂时回老家,有的玩了几个月都不急着找工作,有的尝试着自己做小生意。总之,现在工人没那么容易陷入绝境。毕竟好工作不好找,烂工作一大把,而且这些年来,工人家庭多少有些积蓄。
近几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一直在调整中,以便早日走出萧条。搬厂罢工潮,是珠三角工人对这一经济调整的本能反应。工潮延续了多年来“就事论事”的特点,事后也没有留下固定的组织形式。工人在罢工中的手段,比如堵路、集体上访,几乎都没有什么自觉的总结,更不要说有意识的改进了。
整体上,珠三角工人不怕罢工,有需要的话,也不怕突破法律,采取堵路、阻拦出货、集体上访等手段。这些手段,好用的话,工人就用;不好用的话,先暂时搁置起来。就算被打了,被抓了,工人也只是害怕一会,愤怒一阵,就过去了,谈不上被吓破了胆,也谈不上对老板的深仇大恨。
无论搬厂罢工,还是其他的劳资纠纷,工人都比过去更加在意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但是工人行动起来,有时又并不把法律当作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只要他们觉得能达到维权目标,就敢想敢干。可以说,目前的工人处于“不愿违法,不怕违法”的矛盾心理中。这并不奇怪,单抠条文的话,20年来珠三角工人的无数罢工,一直在违反各种律条(破坏生产,损害财产,破坏公共秩序,寻衅滋事,等等)。只不过一直以来,国家并没有大规模地应用多如牛毛的镇压性条文罢了。至于网开一面的原因,无非是高度繁荣让老板和国家都以赚钱为第一要务,任何其他事都先搪塞一阵再说。
此外,对于混沌状态的劳资矛盾,如果一板一眼地开动镇压机器来压制懵懂的自发罢工,反而可能刺激工人,让局面复杂化。对此,政府心中有数。
经过了漫长的生存挣扎,珠三角的工人站稳了脚跟,比过去更有自信,也有了更高的生活追求。工人想得到更多,但老板比前几年更不愿让步。国家是全副武装的,时刻保护着资产阶级的全局利益,也还没打算把工人打击得不敢吭声。严酷的战斗尚未发生,在今后一段时间的集体抗争中,是否会涌现出一批从阶级的高度看待工人利益的积极分子?最敏锐的那部分工人,是否会产生学习如何对抗老板的需求?工人与代表是否会在集体行动中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总之,珠三角工人能否向前再迈一步?还要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