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乌坎抗争及其教训 （中）

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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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乌坎抗争及其教训 (上)

中国乌坎抗争及其教训 (下)

混淆的意识、幻想

在乌坎斗争的高峰期，当地人显示了他们比被赶走的领高工资的中共代理人能更够有效地管理社区。 “我们发现我们更擅长管理，”薛健堤（薛健婉的19岁的弟弟）说，“前政府官员被发现没有在他们的办公室留下任何帐目，所以他们一定是骗了我们。现在我们晚上有巡逻确保村子的安全。我们都紧密地站在一起。”（《每日电讯》，2012年12月13日）

在这个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群众进行民主化地自我组织的可能性。正如列宁所说，不需要寄生性的官僚，但基于选举产生的可以随时召回和没有经济特权的代表。

然而。尽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组织，乌坎运动在政治模糊不清。由于运动是以农民为基础，农民既包括受超额剥削的阶层，也包括那些剥削者，所以他们有提出许多不同和自相矛盾的主张。尽管指责中共的基层代表，但仍然存在相当对中共省级政府和中央的的幻想。因为一些要的抗争领导者同样是共产党员，所以认为中央和省级领导人值得信赖的观点被进一步加强。这些幻想会被很快击碎。正如薛健婉在一月时，在她的微薄上写道：“我有一个可怕的想法。如果所有的官员都是腐败的呢？那我们该怎么做？”

混乱的意识解释了看似矛盾的现象——横幅上面写着“反对独裁”，但同时高喊“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运动没有一个统一的立场，运动中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激进。一个重要的抗争领导者，林祖銮，自从12月谈判结束后，被推上乌坎党支部书记的位置（曾担任中共东海镇支部书记）。他和其他中共党员成为乌坎村运动和政府之间的中间人，他们也强调要采用更为小心和温和的方法和限制更为激进的阶层。这同时是人们熟悉的中共手法：在反抗运动中物色一个阶层，用来控制这个运动。很明显这一过程已经在乌坎发生并威胁将摧毁他们的抗争，除非有群众组织和新的抗议来克服它。

在运动的高峰期，境外记者报导在临时的媒体中心有一个英文公告呼吁他们不要把这次事件描述为一场起义：“我们不是在进行反叛。我们支持共产党。我们爱我们的国家。

这种尖锐的矛盾显示了在中国存在着使人回避“政治”和政府政策方面的要求的巨大压力，以避免或者减缓镇压。类似的现象也可以在许多工人罢工中发现。这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一些阶层仍然相信中央政府是更好的，更清廉而且大量忽视了地方官员的腐败。其他人私下反对一党专政但又不敢公开说。我们可以确信在乌坎，这些原因都在发挥作用。而且如果把这看作是乌坎事件“和平解决”的关键因素是巨大的错误。

与之相类似，群众抗争中组织的模式反映了矛盾的倾向。选举临时村领导层的主要方式是宗族组织，其是封建主义的残余。一些发起这场抗争的乌坎青年活动者，对宗族起到核心作用感到不安。有报导称在乌坎有40个宗族组织，它们看起来——在群众抗争中——以不同寻常的民主方式运作。但是宗族组织的固有特性就是排外（基于血缘）和等级化的。它们不能为团结广大贫农和其他受压迫阶层建立组织和为真正民主地运动提供阶级基础。

在乌坎的例子中，一些早先离开村子的商人被宗族首领要求回到村子以便在斗争中起到领导的作用。其中一些返乡者对“在明确的指引下的“私有化土地作为解决方案表示支援。这场运动就不是一场统一的运动，而包含了不同的阶级利益，对如何解决土地问题有不同的观点。

在中国农村的许多地方，宗族组织为了争夺村子及其土地资源的控制权有时会引发暴力冲突。尽管像乌坎这样的群众抗争，围绕着“民主诉求”，倾向于把群众团结在一起，也无法长期维持。除非提出改变经济和政治基础的纲领，并且有工人阶级作为有组织的力量决定性地介入这一问题。诸如宗族组织这样的集团利益在未来会成为联合斗争的巨大障碍。并为政府提供了运用经典的“分而治之”手法的机会，使其能够用一个宗族去对抗另一个宗族。有充足的理由让人相信，如果政府无法满足运动的诉求变得日益明显的话，其会在乌坎在用这一手法。

春华

十二月协议的结果意味着什么？

12月21日，村民计画发起一场游行到10公里之外的镇政府办公大楼的示威。这使当局陷入两难选择，退缩或者暴力镇压示威都有风险。广东省政府同时受到了另外的压力，在乌坎北方仅仅数小时车程之外的海门爆发了一场甚至更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活动。

超过三万人，占领海门的主要十字路口长达4天——明显地模仿了乌坎抗争以及美国的“占领”运动。他们抗议的物件是建设新的燃煤电站的计画，而当地环境已经遭到现有的一座电站的严重污染。海门“第二战场”的开辟，以及发生在广东制造业中心（深圳、东莞、广州）的多场罢工迫使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省里的最高官员）被迫让步。他派出他的副手（省委副书记）朱明国与乌坎选举产生的代表进行斡旋。而在海门，抗争更大但较为缺乏组织，（当局）采用了“更传统的”应对方式：催泪弹和警棍；虽然也承诺暂停新的发电厂的修建，但是根据以前的经验，这一承诺实在值得怀疑的。

12月21日的谈判结果在一些圈子里被称赞为开创性的，特别是中共内部的残存的一小撮改良主义自由派，他们把这事件视为可以实现改良和共识的新“乌坎模式”。但是对朱明国的工作组有哪些让步和哪些又未让步进行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事实上，如果乌坎的领导层能够坚持更久一点，而不是立即同意取消12月21日的示威，那末他们可能已经得到了更加明确的让步。所有人都会欢迎薛昌和陈顺义被双双解除乌坎中共支部委员会和村委会的最高职务。但这同样是司空见惯的平息群众抗议的手法。只有3%被解除职务的腐败中共官员被显示曾经面对犯罪指控。其中很多人稍后会在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中其他地方被重新任用。

广东省领导层牺牲薛昌和陈顺义应当被看作一种迂回战术。在群众抗争使他们的职位不稳定之前，这两人得到了来自中共上级任何可以想像的嘉奖。在2008年，省最高官员汪洋到乌坎视察并称其为“模范村”。薛昌被第四次“选为”广东省人大代表。薛昌曾被授予“国家级劳动模范”的称号。 1993年以来，虽然村里的土地被薛昌和陈顺义盗取，他们领导的乌坎党组织多次被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

乌坎村民提出了四项诉求。其中那些被接受了呢？第一，要求归还薛锦波的遗体，并允许进行独立的尸检。这曾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正如当时薛锦波的儿子说：“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唯一的要求，就是他们归还我父亲的遗体。他属于我们而不是政府。”正如之前提到的，当局残酷地拖延了两个月之后才最终将遗体交给薛锦波的家人，但遗体仍然被严格控制以防止独立的调查。

在抗争领袖林祖銮领导下的中共乌坎新的“改良主义“管理机构，看起来同样对薛锦波的家人施加了压力，让其接受这些不公平的条件。 2月17日，超过一千的乌坎居民不顾官方的协议，聚集在一起对薛锦波进行悼念。这反映了在乌坎那些鼓吹和当局达成协议和那些正确地认识到需要继续进行斗争的人之间的紧张和萌发的冲突。

第二，要求取消对其他四名被捕的抗议领袖(和薛锦波一起在12月9日被捕）指控的要求没有落实。四人（庄烈宏 张建城 洪锐潮 曾昭亮）的释放拖延了数天。员警一直拒绝释放他们，直到他们签字承认有罪。他们不是作为一个无罪的自由人释放的，而是以“取保候审”的方式得到释放，并且必须接受不发表公开声明的条件。这一司空见惯的警方手法在他们头上悬挂了达摩克里斯剑，以防他们在未来给当局“制造麻烦”。

第三，抗议者要求（当局）承认他们选举产生的代表理事会。朱明国当时作出了模糊的陈诺，但是后来理事会被要求自我解散以便进行新的村委选举（目前正在进行）。当前分三个阶段的选举过程（首先是选举出一个较大的选举监事会，然后选出新的村委会）被广泛描述为公平的，村民抗争组织在组织选举过程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是选举被当局严格监视，防暴员警被派到村里并对新闻媒体进行控制。这些限制令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感到不满。

过去20年村级选举在中国的成千上万的村中举行，而“开放”程度不相同（从相对公平到完全预先确定）。但这些村委会至多只能起到监察当地政权的基础——中共官员的作用，因此也部分阻碍了能够衍生出新的政党的抗争组织的形成。

最后，关于村民要求中止并调查所有土地买卖——抗争的核心问题——现在前景仍然并不明朗。谁主导这些调查，这个过程会有多民主和透明？这会在草根组织的监督和控制之下进行吗？这是非常可能不会发生的，除非出现更多的压力。这会达成什么效果，接受旧的买卖合同，但更公平地分配赔偿；还是要求把土地归还给村民（这是不是太晚）？

仅仅列出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出乌坎运动还没有赢得一个明确的和胜利的结局。事实上，官方地承诺将流于纸面。这是一场还没有结束的抗争，为了夺取最终的胜利需要对策略、纲领和组织方式进行进一步的讨论。这场斗争所缺乏的非常关键的因素是一个新的、活动的、民主的抗争政党。这一政党必须基于工人阶级和青年，以一个明确反对资本主义和反对专制统治的社会主义纲领赢得贫农的支持。这样的党目前只能在地下发展，但它会在即将到来的更多甚至更大的斗争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