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雨伞革命”的重要教训 （上）

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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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闻回顾

群众运动需要真正的内部民主，需要战斗性工人阶级纲领，以打倒中共独裁政权

中国劳工论坛

创造历史的“雨伞革命”已持续了七星期，时间比八九六四更长。今次这场运动更是自25年前的天安门事件以来，对中共独裁和香港的资本主义精英所构成的最严峻挑战。示威者大多数为年轻人，提出争取真普选的诉求，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支持。同时，这场运动反映了香港作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群众不满情绪的一次爆发。《路透社》十月份进行的一份民调显示，问到三个占领区的示威者加入抗争的主因，有38%的占领者是因为“财富分配不均”。媒体粗疏地定性这场运动为“学运”，但事实并非如此。该调查发现，占领区30岁以下人群中仅有五分之一是学生。

本文撰稿时，港府仍在酝酿新一轮的打压，而警方亦即将进行清场。7,000名警员严阵以待，高等法院法官字斟句酌，颁布法院禁令，随时准备清除占领区障碍物。三星期以来，政府采取拖延战术，加强对付示威者的心理战。而下令将事件冷却处理的，无疑是习近平。他绝不想在有包括奥巴马在内的22国政府首脑出席的APEC会议期间出任何差错。随着与会者陆续离开，当局对香港发出讯号，开始磨拳擦掌。

之前警方尝试在占领区清场，引发了强大的民意反弹。数千名示威者动员起来迫使警察让步。然而，鉴于现在运动内部明显分裂，又领导层又出现危机，如今形势发展愈发不明朗。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一如既往批判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客及其民间团体盟友，他们主导了民主运动的政治路线。政治上，这些群体依附于资产阶级，并且鉴于如今在中国独裁制度下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他们祗提出一种非常局部的改革方案，小心地避免触及推翻中共独裁，以及将这场民主革命传播到中国。不幸的是，尽管这些主张妥协的领袖在如今这场运动中的控制权受到了严重威胁和质疑，学生等其他团体开始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但这些新生力量祗是继续沿用泛民政客的错误策略，而非将其彻底抛弃，并以阶级斗争的方向取而代之，力图在中国内部引发一场更大的运动，推翻中共独裁。

我们重登《社会主义者》杂志2013年第5-6月期的一篇文章，解释马克思主义者如何介入香港的群众斗争，指出泛民领袖的角色。此文写于“占领中环”提出不久之后，虽然我们欢迎占领的提议，但也指出占中领袖的抗争概念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缺陷。正如我们当初警告，“温和的泛民党派想利用“占中”议题去确保自己与中共谈判的权力代理人地位…泛民领袖害怕群众抗争，因为害怕会被迫走得太远，甚至群众会在斗争过程中踢开泛民，选择更坚定的抗争力量。”事实上，这正是九月份爆发“雨伞革命”时的状况。占中领袖因为多次拖延运动而受到惩罚，在运动里被晾在一旁，将这个纸上谈兵的“和平占中”扫进历史垃圾堆。现在，占中领袖间的主要争论是，如何及何时去警局自首，因为自己支持了一场“非法的”运动！

正如该文所警告的：“温和泛民领袖脱离现实，低估争取普选所需要的力量…单靠占领行动并不足够迫使中共妥协。”从最开始，社会主义行动就呼吁使占领运动“应该是一个平台发动更有力的抗争方式，包括罢课／罢工，以及呼吁跨越香港边境的团结行动”。

最重要的是，此文作出解释“如果香港的民主斗争被孤立在香港（如今天泛民领袖希望），拒绝积极连系并支持中国的反专制斗争，将不能够成功。”

随着这场运动陷入一个更加复杂和艰难的阶段，甚至有一定的危险存在，我们需要讨论并汲取许多重要的教训，才能走得更远。

社义行动于2014年七一游行为宣传领运动

香港：激辩“占领中环”怎么样的斗争可以击倒独裁政权？

抵抗　社会主义行动

香港的民主斗争正迈向关键的阶段。中共发言人证实了所谓的2017普选承诺不过是空头支票，《社会主义者》的警告不幸言中。中共独裁者要掌握特首人选的最后控制权，将选举降格为“谘询性”的仪式，任何与北京“对着干”的候选人都不会有机会成为特首候选人。

亲政府阵营甘为应声虫，竭力宣传“真普选是乌托邦”的论调。

法律系教授戴耀庭提出以“占领中环”与中共一决雌雄，得到主流泛民主派的支持。建制阵营担忧，这主意会发展起来，并得到更多支持。各大媒体则以陈腔滥调铺天盖地的警告，“占中”会令香港陷入政治混沌和经济自杀。

“占领”并非新的主意，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可以对此有专利权。在2011年突尼斯和埃及革命的鼓舞后，“占领华尔街”以及欧洲类似的大动员成为世界新闻的头条。如果“占领中环”以动员大量群众为目标，不加人数设限；如果占领和游行以公开和民主的方式进行（而不是像2012年占领添马舰反洗脑行动那样的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可以是群众运动迈向重要的一步。

春华

集体占领的目标是什么？

集体占领的行动可以作为跳板，将为真民主而斗争的行动升级。但要达致目标，我们需要更有效的群众斗争方法，例如罢工／罢课，以基层工人和青年为基础建立群众组织。不幸的是，温和泛民主派领袖并非采取这方法，而是将“占中”设想为有限度的、象征性的占领，其目标并非重重打击中共独裁，而只是向选民有所向待。若不打击中共，全面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战略之前已经失败过，在未来也不见得会成功。依靠与独裁者谈判，承认政府继续统治，从而换取独裁政权赐予民主权利，在历史上是从未出现过的。

近年温和泛民政党支持率下降，今次想利用“占中”议题去确保自己与中共谈判的权力代理人地位。尤其是民主党，在2010年投票支持不民主的政改方案后，其犬儒和背叛的角色仍未被公众原谅。泛民领袖害怕群众抗争，因为害怕会被迫走得太远，甚至群众会在斗争过程中踢开泛民，选择更坚定的抗争力量。但他们又明白到，2017年的选举将至，如果自己无所作为，便会名誉扫地。虽然很多普通工人和青年视占中行动为斗争的机会，但对民主党而言，这不过是捧自己做领袖的平台，并尝试控制运动，避免其演变成为挑战现行权力架构的全面抗争。

戴耀庭最初提出，限制占领和堵塞中环的人数为一万人。在组织手法和政治纲领来看，这想法有几个弱点。事先限定斗争的规模，或者强加组织上的限制，是完全反效果和不现实的。戴耀庭又表示他想由“中产阶级”甚至是“中年人士”主导运动，因此贬低两个斗争成功的关键元素 – 工人阶级和青年。不幸的是，戴耀庭愈展述其主意，就愈知道这些主意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完全脱离真正的斗争经验。远的先不谈，就算在香港，近五年来政治运动的潮流是由九十后带起的，但戴耀廷及其泛民盟友似乎对此一无所知。


资产阶级泛民未有预计到“雨伞革命”会发生，也不想其发生

怎么样的斗争可以击倒独裁政权？

温和泛民领袖脱离现实，低估争取普选所需要的力量，对未来的斗争是相当危险的。例如，戴耀廷发表了难以置信的声明：“理论上，在我们要发动占领中环前，北京就会先妥协。”（HK Weekend, 2013年4月18日）。这看法完全错误，低估中央政府态度的天真想法，是泛民领导的先天缺陷。李柱铭回顾三十年前中英谈判开始时，坦白地说：“那时形势不同，我们那时相信只要多等十年就会有民主。”（《华尔街日报》，2012年4月9日）。

单靠占领行动并不足够迫使中共妥协。再者，参看其他国家的运动，如果没有清晰的纲领和民主的架构，长期的动员只会消耗参与者的能量，达不到政治上的变革。虽然如此，占领行动可以作为开始，以动员群众，并升级至其他模式的集体行动，最后不可或缺的，是将运动蔓延至中国内地。因此，社会主义行动不同意泛民以“占领中环”为最后手段 (正如梁家杰所言)，而应该是一个平台发动更有力的抗争方式，包括罢课／罢工，以及呼吁跨越香港边境的团结行动。最近，有泛民领袖又改变了立场，指如果“占中”被警察暴力驱散，可以以其他形式的集体公民抗命延续。这反映泛民开始了解真相的端倪，知道单靠占领根本不足以令中共退让。但即使如此，新的立场仍然欠缺赢得胜利的对策，而占领仅仅是群众挑战极权的政治抗争的其中一步。

中共之所以要最终控制香港的政制，不是担忧香港失去控制的本地后果，而是担忧对内地会产生的影响。中共最高领导愈来愈恐惧中国会爆发革命，习近平公开警告中共政权会在10年内灭亡。若要成功，香港的民主斗争一定要是群众运动，并必须连系至中国革命性的斗争。内地群众（尤其是受尽超额剥削的4亿工人）是击倒中共的核心力量。如果香港的民主斗争被孤立在香港（如今天泛民领袖希望），拒绝积极连系并支持中国的反专制斗争，将不能够成功。

同时，这场斗争并非单单反对中共独裁。香港由少数富有家族主导的资本家阶级同样坚决反对民主变革，确保可以继续榨取钜额利润。有大公司和大银行正在威胁，如果占领行动发生而造成“政局不稳”，它们将会撤出香港。可见，对资本家阶级来说，政治自由远远次于赚钱的“秩序”。因此，民主斗争必然走向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否则就会停滞不前。

运动应该有什么即时的诉求？

戴教授及泛民盟友至今对“民主选举”只有模糊的解释。没有详尽解释，只会让中央政府有空间玩弄细节，继续施展拖延、台底交易和小修小补的技俩。戴耀庭又指2017年的普选方案应该与西方体制看齐，但这是真民主吗？英国拥有上议院，美国的总统则由选举团产生，而非真正的一人一票。这种所谓“民主”不过是用以掩饰银行和大商家的统治。

戴耀庭又说，只要选委会由普选产生，他会接受特首候选人由1,200人组成的选委会筛选。但是，如果要由一场选举去决定谁有权决定谁有权参选，就连西方标准都不如了。如果这是泛民领袖的起点，当面对政府和商家反击时，他们会退到哪里去呢？李柱铭甚至说，只要五个候选人中有一个是泛民主派的，可以接受筛选机制由现时建制派主导的提名委员会把关。由于舆论强烈反弹，李柱铭其后在48小时内被迫撤回这一主张。从“香港民主之父”的“失误”，可见泛民领袖是何等脱离群众。

如果群众不愿再被出卖，一份争取真正民主变革的清晰纲领是必须的。必须要求梁振英政府下台，必须要清楚表明立即废除所有精英主义的小圈子架构，例如选举委员会和功能组别，而不是“逐步取消”或“改革”。绝不接受筛选机制（不民主政权的典型特色），所有政党和个人都应该有权参选。这运动一定要拒绝台底交易，例如所谓以普选换取廿三条。但是，只有这些低限度的条件，并不会带来真正的普选，因为中共独裁把持最终权力，决定谁去组成政府，因此任何选举最后都不过是“谘询性质”的！

因此，社会主义行动一方面站在群众身边奋斗，支持寸进的民主改革，但同时主张民主斗争必须连系至推翻中共独裁和中港两地的资本家。我们主张以真正的民主议会取代将跛脚的立法会，由16岁以上人士普选产生，议会有权力选出政府，并实施有迫切需要的社会改革 – 立即立法通过八小时工作制、调高最低工资、由公帑全数支付全民退休保障、大量增建廉价公屋、改善污染的政策，以及社会主义的纲领去打破资本权贵对经济权力的垄断。

再来一次“变相公投”呢？

在群众斗争里，各式各样的策略是需要的，辞去立法会职务并触发变相公投是其中一个方法。在2010年，社会主义行动积极参与在社民连等的516运动中，我们认为这场运动发挥了重大作用。516从激进化的群众中取了50万反建制的选票，这些选民大部分都永久地离弃背叛妥协的民主党等温和派。当时尚未分裂的社民连在运动中扮演领导角色，令运动有着反建制的性质，并将来自基层青年的忿怒反映出来。

现时有讨论指，未来“公投”会由民主党和何俊仁发动和主导，这将会和上次的运动差天共地。何俊仁在去年参与小圈子选举的闹剧里，可见民主党并无权自认为民运的唯一或主要发言人，包括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变相公投中。何俊仁反对2010年“公投”，并极尽所能减轻“公投”的影响，代之以支持和中共对话。如果变相公投的策略是在民主党领导层的组织和政治控制下，将只会产生一个口号和行动“温和”得多的运动，而和现时斗争所需完全脱节。

社会主义行动认为，未来的“公投”运动必须建基于民主和公开的运动架构，将不同组织容纳于民主斗争中，在关键议题上进行民主讨论和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