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卡斯特罗：人人都说革命好，只有强权忘不了( 转）

马列托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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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卡斯特罗：人人都说革命好，只有强权忘不了

刘松萝


演说家兼政治家，被不少中国人称为卡爷的卡斯特罗同志终于要退休了。与其说卡斯特罗有着传奇般的经历，不如说他的经历就是传奇。


1.“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卡斯特罗年轻的时候，世界正处在革命成为时尚的年代。尽管有人提出了“告别革命”，基于对革命的研究，我不赞成否定一切革命。现在我们质问卡斯特罗当年为什么不走和平的道路，为什么不参加选举，就好像和中国的晋惠帝问饥民为什么不吃肉糜，法国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问饥民为什么不吃蛋糕，一些专家问低收入者为什么不买商品房是一样的。


年轻的卡斯特罗是不折不扣的英雄。1952年，卡斯特罗准备参加国会议员的选举，而选举却被通过政变上台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取消了。卡斯特罗曾正式起诉巴蒂斯塔政权违宪，但宪法法院没有经过听证就驳回了这一起诉。1953年，他带领130多人攻打蒙卡达兵营，失败后被捕。在法庭上，卡斯特罗发表了长达4个小时的著名辩护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坚信暴政永远无法窒息真理的声音，并富有预见性地宣告：“我警告你们，我才刚刚开始！”在辩护词的结尾，他说：


至于我自己，我知道我在狱中将同任何人一样备受折磨，狱中的生活充满着卑怯的威胁和残暴的拷打，但是我不怕，就像我不怕夺去了我70个兄弟的生命的可鄙的暴君的狂怒一样。


判决我吧！没有关系。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毫无疑问，“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将会成为人类文化遗产。不少人在面对诬陷的时候，都引用过卡斯特罗这句名言。


2.革命者与统治者，角色的转变

卡斯特罗被判15年有期徒刑。在服刑不到两年的时候，他在大赦中被释放。以后，卡斯特罗继续从事反政府的武装斗争，终于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权。


按照政治学的常识，革命者在成为统治者之后不应该拥有更多的特权。他们也必须履行统治者的责任，并且接受国民的监督。


而按照革命的观念，革命领袖推翻前独裁者的功绩证明了他们与众不同，是当然的统治者，应该无限期地执政。国家和人民首先要考虑的，是防止旧的独裁者复辟。为了这一目的，再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正是这种革命政治，造就了新的专制。


对比一下巴蒂斯塔的专制和卡斯特罗的专制，古巴革命立刻就失去了光彩。卡斯特罗犯下攻打兵营的大罪，只被判处15年，并且可以赦免。此外，他还可以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被审判的卡斯特罗成为英雄，而以后被卡斯特罗审判的人却变成了可怜虫。应该怎样评价执政以后的卡斯特罗？是英雄，还是懦夫呢？


还有一个相似的例子。1933年，德国首都柏林发生了“国会纵火案”。随后，共产国际和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被逮捕。在法庭上，他不仅据理力争，还借此宣传自己的主张，斥责纳粹的阴谋。柏林法庭没有遵从纳粹的意志，宣判季米特洛夫无罪。战争结束以后，季米特洛夫成为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在他的领导下，保加利亚背离了民主的道路。


巴蒂斯塔的专制是不稳固的，是可以去除的。与此相比，卡斯特罗的专制天长地久。也许，这就是最重要的区别。


3. 拉丁美洲，革命与浪漫


与欧洲和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卡斯特罗的统治是相对温和的。卡斯特罗有很强的个人魅力，常常表现出激情和活力，和苏联集团的领导人的乏味和刻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古巴感到骄傲的，是为人民提供了完善的医疗和教育保障。与诸如伊拉克等国家相比，古巴的统治者在与美国对抗的时候表现得较为节制，避免了美国的入侵。应该说，这体现出理性和责任感。


尼加拉瓜革命几乎是古巴革命的翻版。值得庆幸的是，在尼加拉瓜，革命者没有成为权力的奴隶。


1979年7月，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推翻了索摩查独裁政权。以后，丹尼尔•奥尔特加成为尼加拉瓜总统。由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左派性质，夺取政权以后引进了苏联模式，出现了侵犯人权和压制反对派的现象。


此时，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美国的支持下，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不断地制造动荡，苏联的解体让左派政府更加孤立无援。重重压力之下，奥尔特加走上了实现民族和解，接受世界潮流的道路。有一次与反对派谈判之后，奥尔特加与他们拥抱、合影，一起高唱国歌。在以后的民主选举中，奥尔特加落选了。在新总统就职仪式上，他亲手为反对派领袖查莫罗夫人戴上总统绶带。在2006年的选举中，奥尔特加以微弱多数获胜，再一次成为尼加拉瓜总统。


我认为，作为革命家，丹尼尔•奥尔特加放弃独裁权力的举动，比他以往的革命生涯更加伟大。


我想，研究宪政和政治学的学者，不妨深入探讨尼加拉瓜的民主进程，探讨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在这一进程中的表现，以及奥尔特加重新当选以后民主是否遇到了危险。这样的研究，将会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还有，阿根廷左翼总统胡安•多明戈•庇隆以及夫人埃维塔•庇隆的爱民形象，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面对军事政变英勇不屈，以身殉职，都为左派赢得了荣誉。


有人会说，拉丁美洲的左派做出了不少错误的举动。我还看到一篇文章，讲述埃维塔•庇隆在帮助穷人的同时，也在为自己牟取私利。从政治学的意义来说，他们的做法有可商榷之处。


拉丁美洲的左派人士具有崇高的理想和浪漫的气质，有牺牲精神和责任感，除了卡斯特罗之外，很少有人把个人的权力置于人民的利益之上。拉丁美洲左派有着自己的特点：首先是没有完全接受苏联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其次是左派仍然具有天主教信仰，天主教会中也有很多左翼的教士。与拉丁美洲的左派人士相比，中国的左派应该感到惭愧。


总的来说，拉丁美洲人有不少缺点，以至于在民主和市场经济的运作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在政治上，曾经出现过文人和军人政权的反复交替，现在又出现了从右到左的大幅度摇摆。但是，理想和责任感让他们没有把错误的事情做到极端，让他们能够勇敢地改正错误。这是人性之中光辉的一面，是中国人需要学习的。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人“无高尚之目的”。


2008.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