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7日,红军袭占遵义,获得了短暂的休整的机会。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李德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谈到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等观点,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指出秦邦宪和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从而被敌人以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使红军招致失败;强调这一路线同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42页。)毛主席的意见得到了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会议主要根据毛主席的发言内容作出了调整党和军队领导的几项重要决定:“(1)毛主席选为常委。(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査后,发到支部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传(1893-1949)》,第342-343页。)这次会议解决了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面临的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结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由“左”倾机会主义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以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机而召开的。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成功地解决了军事领导权交接问题。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党走向成熟党的重要标志。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充分、集中地显示了毛主席无与伦比的政治智慧和胆略。正如1972年6月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说:“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是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7-68页。)从此,中国革命就在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三.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遵义会议在敌人40万大军围追堵截的态势下结束了,开启了红军新的征程。在毛主席的指挥下,中央红军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大胆穿插,机动作战”,(《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52页。)“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事走小路,有时走新路,有时走老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47页。)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积极寻找战机,四渡赤水出奇兵,有效地调动和歼灭敌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等反动派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 再占遵义巧设战场歼灭吴奇伟纵队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取得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佯攻贵阳威逼昆明,打得蒋介石心惊胆颤,疲于应付,调虎离山取得先机巧渡金沙江,中央红军终于跳出敌人的重围。 接着中央红军按照毛主席“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54页。)的指示精神顺利通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打破了蒋介石要把中央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狂妄计划,一举突破敌军天全、芦山、宝兴防线,占领天全,翻越夹金山到达懋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利令智昏,拥兵自重,个人野心膨胀,毛主席在团结张国焘北上的同时,对其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斗争,避免了红军的分裂。在芦花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张国焘提出,要提拔新干部,都有的‘可到军委’。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需要人。”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62页。)由于张国焘借口“组织问题”未圆满解决而一再贻误战机,造成《松潘战役计划》无法执行,红一、四方面军腹背受敌,不得不改经草地北上,遂制定《夏洮战役计划》,“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63页。)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但张国焘自持兵多将广,竟然“另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70页。)鉴于此紧急情况,毛主席“同张闻天、秦邦宪等紧急磋商,一致认为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决定迅速脱离险境,率红一、三军立即北上。”(《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70页。)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从而避免了严重事件的发生。9月17日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突破腊子口进入甘肃,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在吴起镇击溃尾追的国民党骑兵2000余人,并会见先期到达前来联系的红15军团的同志。11月21日毛主席亲自指挥了直罗镇战役,歼灭东北军1个师又1个团,俘敌5300余人,缴枪3500余支,打破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奠基西北。 四.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新的局面就开始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篇章。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很快全部沦陷,几千万同胞沦亡于日寇铁蹄之下。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提出抗日救国主张,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东北军张学良在直罗镇战役的失败,使其认识到同红军作战没有出路,毛主席利用东北军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内在矛盾,对东北军做了大量的工作,争取张学良站在抗日救亡民族大义的立场上,同红军暗中停战。 为“到外线打击卖国贼阎锡山,并调动同在陕北的四个旅的兵力,借以粉碎敌人对陕甘边区的新的‘围剿’。”(《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11页。)“为执行党中央争取迅速对日作战的决定,将第一方面军全部改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抗日先锋军以华北五省为作战范围,第一阶段以在山西创造对日作战根据地为基本方针,以山西为方针下,可以全部或一部跃入绥远或河北或河南之一部,作为临时步骤。”(《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504页。)1936年2月20日晚,毛主席率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主力发起东征战役,强渡黄河,一举粉碎阎锡山晋绥军的防线,占领黄河以东数百里地区,“所向皆捷,全国响应”。(《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526页。)经75天战斗,消灭国民党军7个团,俘敌4000余人,扩红8000余人,筹款30余万元,取得了江河作战经验,提高了战斗力,迫使晋绥军的4个旅全部由陕西撤回山西,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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