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江青等批斗周恩来以及可能的公报私仇问题

远航一号

林林大姐询问1973年周恩来被批斗等问题。这里转载一些资料。这些资料当然都是右派的，其中必然有大量诬蔑文革、毛主席、毛主席战友的内容，但是其中有一些内容，可以判断，是有事实基础的。比如，当时政治局专门开过批评周总理的会，不可能是假的。再比如孙维世之死，孙是革命烈士、周养女，死在文革初期，死在北京市公安局，这都不会是假的。

这里仅选取相对“严肃”的一些材料，除摘抄少量段落外，提供网址请读者自行查阅辨别。提供这些材料的目的，不是为了挑革命前辈的是非（有人给我写信这样说），而是客观总结历史上经验教训。文革失败，除了客观力量对比不利外，江青等同志有没有路线错误（左倾机会主义、左倾关门主义，没有团结好周总理，没有利用好华国锋等中间投机势力）？除了路线错误以外，有没有性质上更严重的，个别问题上的公报私仇问题？比如，孙维世之死。

这些问题，左派如有条件，应设法澄清。暂时澄清不了的，如从大的方面合理解释其背景、阶级斗争因素，也可以。如果二者都做不到，恐怕就要总结经验教训。坦率地说，这里所讲的情况，除非有充分证据证明，周总理是反文革的，如邓小平所说，是走资派实际上的总后台，否则是不好解释的。我是不相信邓小平的，所以批周的问题，不好解释。

如果确实发现了严重问题，在纪念江青等同志时，就要留有余地；对于文革，主要从大的方面，从总的阶级斗争的角度给与肯定和正确认识，而未必要百分之百地维护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再有就是在现实的左派工作中，引为经验教训，避免犯同类错误。

这里是当代中国研究所的一篇文章
http://www.iccs.cn/contents/301/8168.html

其中有这样一段：
“会议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周恩来主持变为王洪文主持，改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行。外地的政治局委员也连夜赶来参加。会议中，江青和张春桥等人肆无忌惮地批判周恩来“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给美国人下跪”。范围已经扩大到从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以来的所有外交活动，继而上升到权力之争。江青说，这是继林彪事件之后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是“错误路线的头子”。与会者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对周恩来进行了批评。周恩来本人进行了过分的自我检查，痛苦地流下了眼泪。他“单独坐在大厅的一个角上，前面搁个茶几，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中。其它人围成一个圈，完全是一个批斗的架势”。叶剑英尽管解释自己不管外交，与美国人谈判是被拉进来的，也没有逃脱批判矛头。有一次，叶剑英坐在后面，江青大声叫他坐到前头来。叶回答：“坐前头就前头，怕什么！”周恩来因为手颤抖，请乔冠华帮忙整理记录，谁知遭到喝止，规定周的检查只准自己写，不准秘书帮忙。会议结束，第一个让周恩来出来，会议再继续进行，商量下一次怎么批判。周恩来“每次走出会议厅，总是面色灰白，紧抿双唇，眼神悲凉，步履踉跄”，卫士赶紧用双手架着他上电梯。”

这篇文章似是某老革命写的，载于人民网：
http://www.people.com.cn/GB/198221/198307/12590033.html
”后来听说，是江青派人搞了份孙维世是特务的文件，送到周总理那儿。过后总理批捕了维世。维世死后，邓颖超曾跟维世的妹妹孙新世谈过这件事。她对新世说：“当时想，放在里面也许比在外面更安全。而且你们(指江青她们)说是特务，抓了起来，你们得给个交待。”谁都没想到，维世直接给害死了。邓颖超和周总理曾索取孙维世的骨灰，得到的回答是，作为反革命处理了——大概就是当垃圾扔了吧。”

http://history.huanqiu.com/miwen/2013-01/3482746.html
“文革”初期，江青曾经和叶群说过：“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江青在这里提到的她的那个仇人就是孙维世。
江青截获了孙维世给周恩来及给毛泽东的信。江青拿了信去找周恩来，愤怒指责周恩来纵容自己的干女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江青为此打了周恩来的耳光。

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4017182.html
可江青一伙却公然违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强行将死后的孙维世定为“反革命”，将尸体火化，不留骨灰……40年前，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被蒋介石密令腰斩于上海，临刑前高呼“我今就义亦从容”，任锐忍着悲痛嘱咐孩子：“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秋风！”40年后，惨绝人寰的悲剧再次在烈士的女儿身上上演，只是凶手早已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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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xt 发表于 2015-5-15 07:39
1973年11月，中国政坛上出现了一件大事：从11月17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政治局委员全部 ...

这篇文章当然是诬蔑毛主席的。但是1973年前后政治舞台上肯定有重大变故。这里有几个方面的问题：

1）周总理对文革的态度
2）与西方缓和关系的决策，肯定是毛主席做出的；在缓和关系程度上，毛主席与周总理可能有分歧；与西方缓和关系是否经得住长远的历史考验（客观上后来被走资派利用；间接导致苏联垮台）；如果当时中国咬紧牙关，或者与苏联缓和，是否对世界革命更加有利？我前段时间，与美国的一个毛派交换意见，他也认为，请尼克松访华，是重大失误。
3）周总理养病后，几次重大摇摆；先是由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再是邓小平复出，最后把邓赶下台（但是不开除党籍，这可是毛主席亲口决定的），扶华上台。
4）从大的方面来说，由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因。中国被世界资本主义包围，在没有世界革命形势的条件下，只有改善与西方关系，请尼克松、用邓，都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把邓赶下台，但是又不用四人帮，说明主席对现实力量对比有个估计。但是如果当初不与林彪闹僵，下决心与苏联缓和关系，美帝已经在衰落，坚持10年以上，是否可以迎来世界革命转机？即使变修，中国是否今天至少得以维持类似古巴的局面？
5）与美缓和关系，是主席下的决心，又不希望任由邓变修。最后只剩下一个办法。用华国锋，拉拢中间派，暂时稳住局面，拖几年再说。此计，又因为华的野心，因为江张等政治上无谋，与邓（可谓不惜学韩信胯下之辱）相比简直如小儿，终于失败。


马列毛左派应该了解这些情况，正视历史问题

远航一号

林林 发表于 2015-5-15 09:48
【比如，当时政治局专门开过批评周总理的会，不可能是假的。】为什麽不会是假的？有什麽事实根据吗？在整个 ...

政治局会议，不可能是假的。1973年，江青等批总理，当然是在搞路线斗争，但是路线斗争是不是找错了对象？找错了对象，就是路线错误了。

至于孙维世，有些材料是直接来自邓颖超的。邓颖超后来追随走资派，但是从其一生人品来说，公然说谎造假，应该不至于。

我们要全面理解毛主席关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论断。人无完人，伟人也可能犯错误。从大的方面来说，犯错误的革命者还是革命者，不能与反革命混为一谈。但是，犯错误，还是有个度的问题，超过一定的度，就丧失政治原则了。比如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后来右倾机会主义）危害极大，但还算是一个营垒内部的问题。但是王明在上海，为了清除党内政敌，在得知国民党军警即将抓捕同志的时候，竟然阻挠通知这些同志及时转移。这就严重丧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原则了。

江青等批斗周恩来，再大的错误，还可以说是出以“公心”，但我们也要引以为戒。但是，有些事，如果属于公报私仇的话，就太出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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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某老同志来信（见头条），思之有道理。该文从头条撤下，可在社区继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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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林 发表于 2015-5-15 08:59
如果这些材料来自改开之后，没有什麽好看的。因为邓搞的历史决议已经否定文革，所以以后能出版的东西都是否 ...

正是因为我坚信周总理与毛主席在一起，所以才说，没有团结好周总理、被走资派利用，是重大路线错误

远航一号

林林 发表于 2015-5-15 12:14
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不是过家家的。怎会因团结问题被走资派利用？这种说法把周总理革命老一辈看成什麽了？ ...

当然不是过家家。说的就是四人帮不知道该斗争谁，该团结谁，结果被走资派利用。包括后来邓可以造谣，说周总理与他们走资派是一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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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列托主义者 发表于 2015-5-15 13:15
一党独裁，终身制，接班人制，个人崇拜这些东西真的过时了
远航一号 不必抱着毛的错误的历史包袱。毛的一套 ...

毛主席也不是想搞一党独裁、接班人制；文革就是要发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但是历史条件所限，运去英雄不自由。还是要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

远航一号

这里所说的半步桥K字楼，我住过

孙维世的故事
张郎郎 《 书摘 》（ 2014年01月01日）
    女犯夜半歌声

    1968年八九月份，我从北京看守所的“Ｋ字楼”搬到了五角楼。

    这段时期，在我们楼下的牢房里有个女犯不断地喊口号：“打倒野心家，保卫毛主席！”或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日夜不停。

    为这她没少挨打。听声音就知道：不一会儿还给她套上胶皮防毒面具，那东西不能戴得太久，一会儿就憋得喘不出气了。刚给她摘下来，她又喊：“真理是不可战胜的，野心家爬得再高，总有一天会被戳穿。”“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她又被折腾、毒打，每天都是这一套。有时候，半夜里看守都折腾累了，跟她同屋住的犯人也没劲再打她了。这时，她就小声地唱歌。有时会唱很久，直到哪个打手缓过劲来，再接着收拾她。她唱许多俄罗斯名歌，也唱中国歌曲。至今我还记得她那远去的歌声。

    当时和我关一个牢房的是外交部的造反派头头小刘（信使）、小李（机要员）。小李是四川的高干子弟，揪斗陈毅元帅的时候，小李在后台负责看守。

    陈老总还和他聊了聊天，好像还知道他爸爸……

    有天晚上，那女犯又唱起歌来，我悄悄地问小李：“你猜她是什么人？”小李说：“肯定是干部子弟，或者是个干部家属。一般的人不会说这样的话，唱这样的歌。”我说：“这咱们早就这样讨论过，我是让你猜她是谁？”

    他想了想，说：“现在抓了那么多人，咱们怎么猜啊？”我说：“会不会是孙维世？”

    人们都听说她让江青给抓起来了。小李想了想说：“不会吧，如果是她，应该关到更高级的地方。”他是指至少得关到秦城。当时我想他说得有道理。

    十年以后，我刚从监狱放出来，就去上海看受我连累也关进监狱十年的郑安磐，他父亲是作曲家郑沙梅先生。

    在安磐家见到了孙维世的侄女孙冰，我们自然地谈到孙维世之死，我就告诉她，我在五角楼的那段故事。她和小李子的想法一样：“不会吧？我想姑姑准是关在秦城监狱。”  

    我在五角楼的时候，有一次放茅，由于犯人太多，看守忙不过来，把另外一个号子的犯人也放进卫生间来，见到我在外语学院附中的同学夏书林，他指着旁边一个愁眉苦脸的中年人，说这是冯基平（北京公安局局长）的秘书。当时我问这干部：“那个唱歌的女的是不是孙维世？”

    他说：“也可能是。她三月份才进来，我们早就被打倒了。根本没权力去过问。我自己也觉着像。”叹了口气，接着说：“她这么闹，在这地方就活不长了。”

    在监狱里，这么折腾的人，被看守说成是“属家雀的”——这种鸟气性大，进笼子就扑腾，就撞杆，不是找死吗？没听说谁养得活家雀。

    此后，我们在监狱里的十年见过许多这样的真疯假疯的人，最后都死得很惨。

    《保尔·柯察金》女导演

    我小时候，老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去玩，可是对孙维世的印象却很模糊，因为她和青艺延安来的那拨人，关系不是很密切。

    我们家和青艺的关系源远流长，一来爸爸在延安，有一度在青艺工作，所以青艺的领导和明星都是他的老朋友；二来我的姐姐乔乔自幼就酷爱戏剧艺术，在延安刚会走路就登台给第一个演白毛女的王昆配戏，她演“小白毛”。当时我家离青艺很近，一到周末，就把我带去玩，我见过孙维世很多次，在我印象中她很高大，也很爽朗。我那时才六七岁，看所有的大人都很高大。

    印象最深的是，青艺举办《保尔·柯察金》的首场演出，由苏联留学回来的孙维世来导演，大明星金山扮演保尔，张瑞芳扮演女主角冬尼娅。

    灯光慢慢暗下来，奏起了俄罗斯音乐，音乐声音慢慢弱下来，大幕缓缓升起，舞台上是一个青年人坐在那儿钓鱼的剪影，随着音乐、灯光渐亮，金山一点点地变成一头金发，穿着俄罗斯的套头绣花、灯笼袖的白衬衫，还没说一句台词，这异国情调就把大伙震晕了，全场热烈鼓掌。

    孙维世在台下从容地边看边写笔记，非常认真和敬业。居然，台上出现了保尔和冬尼娅拥抱接吻的场景，虽然只有几秒钟，把观众全震糊涂了。

    全场鸦雀无声。多咱见过这个景？过去中国的话剧，尤其是八路军的戏里边怎么会有这样的景色，这也只有孙维世这个总导演才敢如此地出位。

    金山和张瑞芳又都是大红大紫的明星，给人们一个现场爱情表演。在当时绝对是震撼。也就是他们这个话剧界的艺术金三角，才可以在刚刚解放的新中国舞台上，就如此飞扬地张开艺术翅膀任意翱翔。

    延安“大小姐”

    孙维世是烈士孙炳文的大女儿，孙炳文在欧州留学时就和朱德是铁哥们，朱德又把他介绍给周恩来，据孙冰说，他们三个青年当时就拜把子结了兄弟，好比是桃园三结义。

    回国以后，孙炳文在广州，周恩来南下和他秘密接头，孙炳文抱着五岁的孙维世，让孙维世看后边有没有可疑的人跟踪，他们坐下来谈话，这机灵的小姑娘就给他们主动放哨，那时，她一直叫周恩来“周爸爸”，所以后来人们开玩笑说孙维世1926年就参加革命了。

    1927年国共分裂，孙炳文英勇就义。孙维世的母亲任锐女士带着四个孩子东躲西藏。1937年，16岁的孙维世和哥哥孙泱到了延安。孙维世去抗大党校读书，她活泼、大方、漂亮，又能歌善舞，在延安成焦点人物。

    同年，蓝苹也到了延安。

    1938年为纪念“一·二八”抗战，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演出了话剧《血祭上海》，江青在剧中扮演一个姨太太，孙维世扮演了一个小姐，从此以后人们就给她们起了绰号：叫江青为“二姨太太”，叫孙维世为“大小姐”。

    孙维世休息时候常去周恩来的窑洞，邓颖超也很喜欢她。孙维世叫她“小超妈妈”。邓颖超主动提出，既然孙维世天天往这儿跑，干脆正式过继她为契女。在大家都同意后，邓颖超给任锐女士写了一封信，说明这个意思。任锐当然喜出望外。

    1938年，孙维世入党。作为周恩来的女儿，她很自然地就和延安的上层有了密切的联系。

    这是孙维世的黄金时代。     

    以为所有的伟人都喜欢她

    1949年，毛泽东和周恩来要去莫斯科和斯大林会面，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江青要求一起去，毛泽东不许。而孙维世被任命为翻译组组长，还兼管中央的机要工作。火车一开，江青留在月台上，孙维世向她挥手告别，江青心里是什么滋味，没人体会得出来。

    孙维世当时的大红大紫，无形中就在不断结仇。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包括烈士在内）的子弟们，哪有一个比得上孙维世的才华、孙维世的风貌、孙维世的艺术成就：她翻译了外国名剧《一仆二主》、《女店主》，导演了《保尔·柯察金》、《文成公主》、《马兰花》等等；又和其他艺术家共同创建了实验话剧院……

    孙维世的横空出世，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可谓一代才女。许多党的领导人对她称赞不已。连罗瑞卿大将都说：

    这是我党培养的第一位戏剧专家，红色专家！

    孙维世天真地以为，所有的伟人都了解她、喜欢她。

    “戏子”金山

    孙维世在苏联上学太久，学糊涂了，对中国几千年的官本位制，几乎完全不明白，因为在她的眼里，只有一个“戏子”金山──

    金山十几岁就混迹于上海十里洋场，虽然没条件读书，可是聪明过人。在蓝衣剧社混上个跑堂演员。他人高马大、漂亮，富于激情，头脑灵活，口齿便捷，黑白两道都吃得开，是典型成功的都市边缘人。

    金山入党后，李克农要他一定维持好和杜月笙的关系，因为蒋介石对杜月笙一直都毕恭毕敬。

    金山很快变成社会名流，和蒋介石都见过几面。这一切得到周恩来的激赏。

    金山本来想跟周恩来去延安，周恩来告诉他：

    你应该留在这里，争取到更多地方去演出，扩大知名度、扩大影响。

    周恩来很明白，这混世魔王要是去了延安，等于压在阴山背后，就失去了他特有的魔力。

    金山心领神会，和《鹿鼎记》里边的韦小宝一样，暗自窃喜：“两边都是俺的人”。很快他和李宗仁、白崇禧就关系密切了。

    日本投降后，金山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去长春接收日伪的电影制片厂，当了厂长，还拍了一部电影《松花江上》。回到南京后，解放军的炮火已经打到长江边上。国民党组织和平代表团到北平和共产党谈判，代表团的代表有：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和刘斐；顾问是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华。一个共产党员变成国民党谈判代表团的顾问，可见金山多么能混。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成立那天，院长廖承志向大家说：

    “我向大家介绍的这位副院长，就是共产党的大特务金山。”

    那天，看金山来参加这个开幕典礼，许多人都不以为然，认为也就是党的统战政策，让他来这儿混碗饭吃罢了

    廖承志这么一说，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金山是潜伏在敌营17年的共产党员。金山顿时身价百倍，成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实际领导人，达到人生曲线的最高点。后来张治中见到他，笑着说：

    “金山，你真是个好演员。”

    北京青年宫婚礼

    如今排练《保尔·科察金》，孙维世是总导演，金山是演员。经过共同的努力，认真的磨合，磨出了一台又大又洋的好戏。

    现在人们都不太清楚这磨合过程中的细节，也没有人会弄得清。总之，戏排好了，轰动北京；金山又离婚了，也轰动北京。人们不知道是首演式之前，金山和张瑞芳就分手了，还是后来的事。

    周恩来坚决反对孙维世想和金山结婚的事。他倒不是不喜欢金山这个人，可是他知道金山风流成性，孙维世跟他会吃苦。再说，她的条件在中国当时应该是第一号种子，嫁给金山就委屈了。可怎么也拗不过这个干女儿，周恩来终于明白，孙维世是个刀山火海也拦不住的人。金山是她非嫁不可的人。

    1950年10月14日，北京青年宫张灯结彩，金山和孙维世身着礼服在门口迎客，北京的各界名流纷纷来祝贺。

    当邓颖超出现的时候，孙维世很激动，也很失望。邓颖超解释说：总理今天有重要会议，实在不能脱身。其实谁都明白，周恩来对这个婚姻是有保留的。

    总理真是洞若观火，还有些幽默感，带来的结婚礼物使所有的人大吃一惊：邓颖超拿出一个薄薄的小包，让新婚夫妻一起打开。周围亲近的朋友都在静静围观，原来竟是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大家都明白这是观音菩萨给混世魔王上个紧箍……

    江青带着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讷四个孩子来了。

    许多导演和演员都是她当年的朋友或同事，可江青只和邓颖超打个招呼，然后跑去祝贺新人。好像其他人她都不认识。

    金山风流到朝鲜

    周恩来没有看错。

    1951年，金山和文化艺术慰问团到朝鲜战场去，他在那边名头也很响，金日成很高兴他的来访。相传金山表示他要好好采访，然后写一部描绘中朝抗美的电影。金日成大为赞赏，让自己的女秘书给金山当导游兼翻译。说不清谁先动了情，总之他们俩都“犯了错误”。彭德怀请示北京，周恩来连忙命令把金山押回北京处理。

    一到北京金山便被当众宣布：开除党籍、撤职查办。从中央到群众都等着孙维世的一句话，金山的命运就系于这一线。

    孙维世只说了一句话：

    “金山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我相信，这是他最后一次了！”

    在金山关押的几个月中，孙维世面无笑容，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到周末就去探监。最后，公安部长罗瑞卿发话：金山不用审查了，他就那么点生活问题，让他去劳动锻炼吧。

    这可能是当时中国最奇怪的一个家庭──通天的“红色公主”和一个在石景山钢铁厂劳动改造的“附马”。这段时间，他们和外人很少来往。孙维世去中南海也是独来独往。

    “孙伪士”：关死对象

    1967年9月，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时候，两人异口同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是坏人，是特务。江青补充说：他是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人们认为江青突然对孙泱发难，一是为了从他那儿挖朱老总的材料（从延安起孙泱就是朱德的机要秘书），二是围点打援，整孙泱，孙维世一定会跳出来。

    几天以后，孙泱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

    孙维世按捺不住悲愤，写了几封信。一封是给江青，一封是给周总理。这时候，孙维世不像过去那样可以随便去看周恩来，自己的哥哥突然惨死，若是往常，她一定立刻跑到中南海西花厅去，孙泱也是周恩来的义子。这时孙维世只能写信，一定是周恩来事先为了种种原因，不让孙维世经常往西花厅跑，可见周恩来当时的处境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孙维世给总理的信里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可是总理当时也没能及时作出有效的努力。

    江青步步紧逼，12月突然派人抄了金山的家，并把金山逮捕。

    据说抄家前后，江青截获了孙维世给周恩来或者是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孙维世希望毛泽东立刻制止江青的政治活动，因为被她迫害的人已经太多了。江青拿了这封信去找周恩来，愤怒指责周恩来纵容自己的干女儿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

    周恩来忍气吞声，在孙维世的逮捕证上违心地签下自己的姓名。

    孙维世这时已经预感到自己随时有危险，在和妹妹孙新世最后见面的时候，她说：“现在有人要陷害周总理，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我死了没关系，绝不能连累他，一定要保住他。……我不会自杀的，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就一定是被别人杀的。”

    江青借叶群之手，派空军现役军人逮捕孙维世，既没有把她送到秦城监狱，也没有送到军队的军法处，她不让周恩来能够保护孙维世。

    孙维世被捕以后，对中国情治系统了如指掌的周恩来，居然多方查询都找不到孙维世。因为他没想到江青把孙维世的名字改成“孙伪士”，并定为“关死对象”，那意思是：这种犯人由于特殊原因不审不判，慢慢关死。对这种犯人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来折磨，但“以不打死为限”，避免将来亲属的追究。

    大概也就是这个时候，我调到五角楼，和她成为上下楼邻居。

    我们也议论过那位不断叫喊的女犯为什么不老老实实，保持沉默也许还可以熬过去，何必要如此刚烈？也许她不断地找机会呼叫或唱歌，希望有人能透出消息，否则默默无声也一样会被折磨而死。

    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惨死在五角楼。人死之后，手铐脚镣都没有除下。

    孙维世被迅速火化了。

    金山出狱后，知道了孙维世的悲惨下场，痛不欲生。见到孙新世的时候竟误以为是妻子的亡灵。晚年他们二人相依为命……。

    孙维世死难日期是1968年10月14日，这天正是她和金山结婚18周年的纪念日。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孙维世的故事。至于在五角楼遇见的是不是孙维世，至今无法证实。

    （摘自《宁静的地平线》，中华书局2013年10月版，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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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在世的，有可能说清楚这个问题的，一个有可能是江青同志之女李讷，再一个是孙维世之妹孙新世，或者，老田同志又有办法详加考证？ （毛远新老人或许也了解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