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江青等批斗周恩来以及可能的公报私仇问题

远航一号

林林大姐询问1973年周恩来被批斗等问题。这里转载一些资料。这些资料当然都是右派的，其中必然有大量诬蔑文革、毛主席、毛主席战友的内容，但是其中有一些内容，可以判断，是有事实基础的。比如，当时政治局专门开过批评周总理的会，不可能是假的。再比如孙维世之死，孙是革命烈士、周养女，死在文革初期，死在北京市公安局，这都不会是假的。

这里仅选取相对“严肃”的一些材料，除摘抄少量段落外，提供网址请读者自行查阅辨别。提供这些材料的目的，不是为了挑革命前辈的是非（有人给我写信这样说），而是客观总结历史上经验教训。文革失败，除了客观力量对比不利外，江青等同志有没有路线错误（左倾机会主义、左倾关门主义，没有团结好周总理，没有利用好华国锋等中间投机势力）？除了路线错误以外，有没有性质上更严重的，个别问题上的公报私仇问题？比如，孙维世之死。

这些问题，左派如有条件，应设法澄清。暂时澄清不了的，如从大的方面合理解释其背景、阶级斗争因素，也可以。如果二者都做不到，恐怕就要总结经验教训。坦率地说，这里所讲的情况，除非有充分证据证明，周总理是反文革的，如邓小平所说，是走资派实际上的总后台，否则是不好解释的。我是不相信邓小平的，所以批周的问题，不好解释。

如果确实发现了严重问题，在纪念江青等同志时，就要留有余地；对于文革，主要从大的方面，从总的阶级斗争的角度给与肯定和正确认识，而未必要百分之百地维护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再有就是在现实的左派工作中，引为经验教训，避免犯同类错误。

这里是当代中国研究所的一篇文章
http://www.iccs.cn/contents/301/8168.html

其中有这样一段：
“会议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周恩来主持变为王洪文主持，改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行。外地的政治局委员也连夜赶来参加。会议中，江青和张春桥等人肆无忌惮地批判周恩来“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给美国人下跪”。范围已经扩大到从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以来的所有外交活动，继而上升到权力之争。江青说，这是继林彪事件之后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是“错误路线的头子”。与会者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对周恩来进行了批评。周恩来本人进行了过分的自我检查，痛苦地流下了眼泪。他“单独坐在大厅的一个角上，前面搁个茶几，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中。其它人围成一个圈，完全是一个批斗的架势”。叶剑英尽管解释自己不管外交，与美国人谈判是被拉进来的，也没有逃脱批判矛头。有一次，叶剑英坐在后面，江青大声叫他坐到前头来。叶回答：“坐前头就前头，怕什么！”周恩来因为手颤抖，请乔冠华帮忙整理记录，谁知遭到喝止，规定周的检查只准自己写，不准秘书帮忙。会议结束，第一个让周恩来出来，会议再继续进行，商量下一次怎么批判。周恩来“每次走出会议厅，总是面色灰白，紧抿双唇，眼神悲凉，步履踉跄”，卫士赶紧用双手架着他上电梯。”

这篇文章似是某老革命写的，载于人民网：
http://www.people.com.cn/GB/198221/198307/12590033.html
”后来听说，是江青派人搞了份孙维世是特务的文件，送到周总理那儿。过后总理批捕了维世。维世死后，邓颖超曾跟维世的妹妹孙新世谈过这件事。她对新世说：“当时想，放在里面也许比在外面更安全。而且你们(指江青她们)说是特务，抓了起来，你们得给个交待。”谁都没想到，维世直接给害死了。邓颖超和周总理曾索取孙维世的骨灰，得到的回答是，作为反革命处理了——大概就是当垃圾扔了吧。”

http://history.huanqiu.com/miwen/2013-01/3482746.html
“文革”初期，江青曾经和叶群说过：“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江青在这里提到的她的那个仇人就是孙维世。
江青截获了孙维世给周恩来及给毛泽东的信。江青拿了信去找周恩来，愤怒指责周恩来纵容自己的干女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江青为此打了周恩来的耳光。

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4017182.html
可江青一伙却公然违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强行将死后的孙维世定为“反革命”，将尸体火化，不留骨灰……40年前，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被蒋介石密令腰斩于上海，临刑前高呼“我今就义亦从容”，任锐忍着悲痛嘱咐孩子：“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秋风！”40年后，惨绝人寰的悲剧再次在烈士的女儿身上上演，只是凶手早已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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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航所说大体有的,不然就不会出现四五, 从总结教训看.左倾关门主义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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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1月，中国政坛上出现了一件大事：从11月17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政治局委员全部出席，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这次会议的气氛极为紧张，可以用如临大敌来形容。令人奇怪的是，这次会议的议题竟是：批判周恩来。也就是说，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批判自己。
　　文革中的周恩来
　　会前，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讲话，为会议定了调子：“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
　　“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它就不投降。”
　　“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排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提出，要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会谈时的“右倾软弱”，合称“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于是，与会人员按照这个调子火力齐下。江青更是咄咄逼人，一会说周恩来“左”了，“是霍查主义，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没有好好执行毛泽东的联美整苏方针；一会又逼问周恩来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并指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
　　会议之始，周恩来并没有预料到火力如此猛烈，还做了一些自我批评，期待检讨完事。为了保险，周恩来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承认自己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并完全接受对他的批评。然而，会议不但没有降温，上纲反而越来越高，江青的指责不断升级，什么“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等等，根本不由周恩来分辩。在忍无可忍可际，周恩来当场拍了桌子：“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这下惹了大祸。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从11月25日起，会议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政治局委员外，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和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全部参加，再加上中联部长耿飚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会议地点从钓鱼台搬到了人民大会堂。会议主持人也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毛泽东指定王海容、唐闻生两位小姐为联络员，随时向他报告会议情况。
　　1973年8月24日在党的十大上作政治报告
　　扩大会议一开始，就由唐闻生介绍情况，并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泽东在最近一个时期对周恩来及外交工作的批评，上纲非常之高，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入，水泼不入”，等于文革前的北京市委；外交部不执行毛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因此要对外交部“甩石头”。这些用语相当多的是毛当年打倒刘少奇、林彪集团时所用过的。更有甚者，毛泽东还说“有人对苏联怕得不得了，一旦打进来，他就要当儿皇帝呢！”等等。如此火药味十足的指示足足传达了八个小时，刚参加会议的许多人都非常震惊，有不寒而栗之感。
　　然而，在政治高压下，人人都必须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划清界限，人人要表示态度，人人要过关。于是，会场上出现了对周恩来围攻批斗的场面。什么“卖国”、“屈膝投降”、“目无中央”、“蒙骗主席”，一时间拳脚棍棒齐下，墙倒众人推。江青更是高声叫骂，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危言耸听地说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弄得举座哗然。
　　这次扩大会议的形式也很特别，会议开始就成立了一个对周恩来的“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六人组成。每次开会前，帮助小组连同王海容、唐闻生一起先在钓鱼台开小会，商量如何贯彻毛泽东的意图批判周恩来。以往政治局开会时周恩来都是提前到场，这次周只能在家等待会议通知。散会时，周就要即刻离开大会堂回家。而帮助小组一干人又要继续开会，商量如何向毛泽东汇报。
　　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的处境是极为险恶的，会议气氛已完全呈现出了要将他彻底打倒的趋势。因此，周恩来内心的沉重和苦闷是前所未有的。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后来回忆了当时的情况：“……我见他整日紧绷着脸，沉默少语，郁郁寡欢地思考问题。在那些日子里，他很少到户外散步，乒乓球也不打了。身边人员常提醒他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活动身子，他均未予理睬。一向很注意修饰的周恩来，这期间，不理发，也不刮胡子。往日，周恩来起床后必定要正规地穿上中山装，不单要扣好每一个扣子，连领口也扣紧。即使不外出，在家里办公也如此。可是，他在这段日子里，成天穿着那种淡蓝色条子的睡袍坐在办公室里，这种不修边幅的样子是我来到西花厅后没有见过的。他不再神采奕奕、精神矍铄、步履矫健，而是失去了往日周恩来特有的风范……”
　　1973年11月，周恩来设宴款待基辛格
　　这场大批判的起因到底是为什么呢？说起来并不复杂。1973年11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第六次访华，周恩来和叶剑英受命出面接待。按照预定日程，基辛格将于11月4日晨结束访问，启程回国。然而，在11月3日的告别晚宴结束时，基辛格突然提议，希望再和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继续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按照以往的贯例，周恩来都会先向毛泽东作请示。可偏巧这次周被告知“主席正在睡觉”。因时间紧急，在思来想去后，周恩来拍板答复基辛格：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双方今后可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应该说，周恩来的话说得很活，并没有做出什么具体的承诺。然而，这件事随后就经外交部的王海容和唐闻生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于是，一场扑天盖地的风暴呼啸而来。
　　毛泽东为什么对这件事看得如此严重？周恩来的错误又到底在哪里呢？一切说来话长。
　　林彪事件之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实质上已经破产，毛泽东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受到了重创，不得不退居幕后。周恩来基本主持了国家日常事务。他利用批林整风之机，在全国发起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并积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各行各业进行了政策调整，同时解放了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然而，毛泽东可以容忍周恩来对现行政策做一些有限度的调整，也可以为收拢人心而解放一批人，但毛泽东不能容忍对文革本身的质疑和改弦更张。在观察了一段时间后，毛泽东确信周恩来就是要系统地纠正文革，最后将毛本人架空。于是，毛开始反击。
　　1972年12月，毛泽东借批王若水来信之机，发出了批极右的指示，并借助他的权威一举扭转了形势。1973年元旦，中央“两报一刊”发出社论，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此后，批左成了政治上的禁区，而反右则成了宣传的主流。
　　与此同时，毛又授命成立了中央宣传小组，组长是康生，组员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主管中共的宣传、组织、政法大权。这等于是将九大后解散的中央文革小组又立了起来，成为了另一个“政治局”。周恩来的一大部分权力被分走，实际上成为了一个会议召集人。毛又看中了上海的王洪文，调到北京，委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之职，当作接班人培养。毛还任命张春桥为中央常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从而限制了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属于周恩来阵营的叶剑英的权力。
　　1972年对于周恩来是很重要的一年。他不仅在这一年进行了批极左的文革抗争，成功主持了中美接触，还在这一年查出了身患癌症。
　　中美接触是周恩来晚年的一件大事，周恩来为此掸精竭虑，费尽了心血。而中美的成功和解也使周恩来成为西方各国交口称赞的人物，中国外交也被说成了“周恩来外交”。然而，在此期间毛泽东对他并不满意，归根结底在于认为周恩来始终不是真心拥护文革，而是存有异心。加上毛泽东晚年对于功高震主者极为敏感，无论是刘少奇还是林彪都在这上面摔了跤，如今轮到了周恩来。
　　1973年6月，美国和苏联签订了关于防止核战争和限制进攻性武器等协定，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鲁斯面见周恩来，向中国通报了有关情况。外交部据此起草了周恩来会见布鲁斯的谈话要点。报请毛泽东审阅时，毛认为周恩来在会谈时口气太软，是右倾表现，批示道：“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斗争”。这是毛对周的第一次敲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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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xt 发表于 2015-5-15 07:39
1973年11月，中国政坛上出现了一件大事：从11月17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政治局委员全部 ...

这篇文章当然是诬蔑毛主席的。但是1973年前后政治舞台上肯定有重大变故。这里有几个方面的问题：

1）周总理对文革的态度
2）与西方缓和关系的决策，肯定是毛主席做出的；在缓和关系程度上，毛主席与周总理可能有分歧；与西方缓和关系是否经得住长远的历史考验（客观上后来被走资派利用；间接导致苏联垮台）；如果当时中国咬紧牙关，或者与苏联缓和，是否对世界革命更加有利？我前段时间，与美国的一个毛派交换意见，他也认为，请尼克松访华，是重大失误。
3）周总理养病后，几次重大摇摆；先是由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再是邓小平复出，最后把邓赶下台（但是不开除党籍，这可是毛主席亲口决定的），扶华上台。
4）从大的方面来说，由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因。中国被世界资本主义包围，在没有世界革命形势的条件下，只有改善与西方关系，请尼克松、用邓，都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把邓赶下台，但是又不用四人帮，说明主席对现实力量对比有个估计。但是如果当初不与林彪闹僵，下决心与苏联缓和关系，美帝已经在衰落，坚持10年以上，是否可以迎来世界革命转机？即使变修，中国是否今天至少得以维持类似古巴的局面？
5）与美缓和关系，是主席下的决心，又不希望任由邓变修。最后只剩下一个办法。用华国锋，拉拢中间派，暂时稳住局面，拖几年再说。此计，又因为华的野心，因为江张等政治上无谋，与邓（可谓不惜学韩信胯下之辱）相比简直如小儿，终于失败。


马列毛左派应该了解这些情况，正视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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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的周恩来
　　不久，外交部在内部刊物《新情况》上登了一篇文章，分析了美、苏之间既勾结又争夺，但趋势是联合起来企图主宰世界。应该说，这种分析只是一种内部参考，也不违反外交纪律。然而毛泽东得知后大为光火。他认为该文观点与他常说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不合，根本不提他的“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论断，因此是在和他唱对台戏。而外交部的后台就是周恩来，这事绝脱不了干系。毛当即召王海容、唐闻生来，严厉批评了《新情况》的这篇文章，指责为“放屁一通”。随即，又召见张春桥和王洪文谈话，再次严厉批评了周恩来主抓的外交工作：“都说此文不错（《新情况》的文章），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
　　“你们年纪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欺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第二次敲打，如此露骨的讽刺和挖苦，充分显示出了毛泽东的极度不满和不耐烦。
　　文革时期的周恩来
　　这次对于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的自行其是，毛更是怒火中烧，认为周已发展到了公然不听招呼，遂决定新账老账一块算，狠狠地打掉他的威风。政治局扩大会议一直开到12月5号，会议火力空前猛烈，周恩来被烧得焦头烂额。会上会下，以往谁见了周恩来都会主动热情的打招呼，而这时人们都尽力回避他，即使迎面相遇也表现冷淡，以示划清界限。会议后期，周恩来的膀胱癌已很严重，常常在厕所里半天出不来。会议只好暂时休会等待。江青和张春桥不但不予以谅解，反而斥责周是故意耽误时间，对抗会议批判。
　　按照会上的调子，周恩来已必然要被打倒，只是时间问题了。然而，毛泽东此举只是为了重挫一下周恩来，并不是真的想打倒他。那样的话政治上的代价未免太大，刚刚安定下来的局面恐怕又要反复。于是，毛又发出指示，提出“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给会议降了温。他又针对江青的讲话，指出：“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毛一石二鸟，既给周定了性，又敲打了江青：不要自行其是铲除异己，只能在毛划定的圈子内行事。
　　在这样的情况下，会议最后责成周恩来做检讨。周恩来起初想求见毛泽东，当面做检讨，被毛一口回绝：要检讨就在会上做。江青更是以“帮助小组”的名义，要周必须自己动手写检讨，其他任何人不能插手。周恩来只好自己关起门来写检讨，对照着毛泽东定的调子和会上的批判发言往自己身上泼脏水。此时周老病交加，眼睛也花了，写字手发抖，记不全会上对他的批判发言。他想请唐闻生和王海容帮助一下，却遭到了训斥，说他想企图通过她们摸毛泽东的底。
　　最后，周恩来照单全收，承认了会议强加的所有罪名，总算完成了检讨。毛泽东阅后，觉得差不多了，便批示道：“可以了。”一场滔天风波总算过去了。事后，毛泽东下令在外交部和军委传达讨论了这次会议的内容，彻底批判了周恩来所谓的“错误外交路线。”12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故意用说反话的方式，将这一情况透露给外界。毛谈笑风声地说：“总理啊，你挨整了，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
　　12月9日，毛泽东在讨论关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政治局会议上，仍然旁敲侧击地说：“我还可以打一仗呢。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乱，包括中国嘛！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一打下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对周恩来的耿耿于怀，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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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年谱
　　【1973年7月3日】
　　△从王海容处得知毛泽东对外交部第一五三期《新情况》〔注〕[]的批评意见后，致信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及美大组负责人一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检讨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挥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
　　【1973年7月4日】
　　△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等谈话，再次批评外交部第一五三期《新情况》中对世界形势的看法，指出：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又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谈话中，毛泽东还讲到批孔（丘）问题，表示不赞成骂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当晚，张春桥通知周恩来，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谈话内容。
　　△到玉泉山做治疗。
　　【1973年7月5日】
　　△将三日写给外交部核心小组成员及美大组负责人的信和四日外交部核心小组就一五三期《新情况》问题写给周恩来并报毛泽东的检讨报告，一并送毛泽东阅，并附信说：“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毛泽东在周恩来三日写给外交部的信上批：“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独有，宜研究改正方法。”十二日，约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起草批评并纠正第一五三期《新情况》观点的文章。之后，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此事。十四日，周恩来审阅、修改由外交部起草的《〈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在该文分析美苏两霸既争夺又勾结处增写：“（美苏）争夺是长期目的，是实质，勾结是表面现象，互相利用为自己利益服务，而且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同时，也会从反面教育出更多的人民觉悟起来，反对两霸。”十五日，将此文送毛泽东审定，并传部分政治局成员校阅，同时附信提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当日，毛泽东阅后将外交部文章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句内“严厉”二字删去，并批：“检讨不要写了。”根据毛泽东意见，周恩来批告外交部：将《〈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及《新情况》一五三号除发原单位外，加发各驻外使领馆，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部门。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张春桥传达毛泽东四日谈话内容后，详述六月下旬以来毛泽东对外交部工作的批评、批示内容，作了检讨并承担责任。会议还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问题的多次指示精神，对十大政治报告草稿中国际形势和任务部分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
　　【1973年9月12日】
　　△陪同蓬皮杜出席专场文艺晚会。晚会结束时，外交部礼宾司经请示周恩来，将原拟奏乐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临时改奏由李劫夫谱曲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对此，在场的江青大为不满，责令参加文艺晚会演出的中国舞剧团作出检讨。次日，中国舞剧团负责人刘庆棠等写信给江青，说明“总理指示”的经过。十四日，江青写一长信给张春桥、姚文元和吴德，提出：“在这样场合下犯这样的错误，实在令人气愤”，“这是为林彪一伙翻案的行为”。
　　【1973年11月17日】
　　△毛泽东依据不可靠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说了错话。今日，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它有关人员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谈了对不久前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他的意见。
　　△晚，根据毛泽东指示，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介绍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会上，江青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起而与之争辩。十八日，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1973年11月21日－12月初】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所谓“错误”。会上，江青等人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斥责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周恩来违心地作了检查。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之后，江青将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报告毛泽东。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提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江青所提增补常委的意见，毛泽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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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年谱 1973年
　　7月4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十大准备工作的报告。报告说：各地各单位代表选举已全部结束，不日将在政治局讨论。接受许多下乡知识青年党员要求，增选了一名下乡上山青年党员作十大代表。报告在谈到政治报告草稿和党章修改稿的讨论、修改情况时说，在讨论党章时董老、朱德两同志参加了讨论。
　　同日 晚上，同张春桥、王洪文谈话。毛泽东说：你们两位是负责起草十大报告和修改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大概你们也知道吧？美、苏两家开了两次会。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对于越南问题，有人说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我就提出重点西移。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在讲到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时说：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就说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毛泽东最后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7月5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七月四日给毛泽东、周恩来的检讨报告和周恩来三日关于《新情况》问题给外交部的信，批示：“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独有，宜研究改正方法。”周恩来给外交部的信中说：你们和美大组没能认真研究，在六月二十八日写了那个不对头的《新情况》（一五三号）。我应对此事负主要责任。在美苏会谈后，我们没认真研究讨论一次。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挥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外交部的检讨报告说：这次错误地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导世界的气氛更浓”，说明我们对形势的看法是右的。对如此大事，核心小组既没有认真讨论，也未向中央报告。核心小组进行了几次讨论，决心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一定要紧抓大事，认真研究问题，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同日 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张春桥传达毛泽东七月四日谈话内容，周恩来详述六月下旬以来毛泽东对外交部工作的批评、批示内容。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问题的多次指示精神，对十大政治报告草稿中国际形势和任务部分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
　　7月15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外交部《＜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删去文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句中的“严厉”二字。周恩来在附信中说：“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毛泽东批示：“检讨不要写了。”
　　11月17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乔冠华、王海容、章含之、沈若芸[1]、唐闻生等谈对这次中美会谈的看法。毛泽东说：美国说苏联要打我们，才不要信他的话呢！我那篇谈话[2]，意思就是把他的球踢回去。当心！北极熊要咬你们，要向西，到欧洲、中东和美国，对付他的“当心！北极熊要整中国”。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我看不跟它搞什么军事同盟一套。什么不称霸！什么不对付第三国！就是反对苏联。这回不提台湾，不提尼克松访华。台湾，我们必须提，一百年也要提。这回这个公报，我就欣赏一句话“世界是在激烈的变动中”，美国人起草的。帝国主义自己承认世界是在激烈地变动。世界上的事要看嘛，一百年。建交，意思无非是推迟。美国人甚至于可以承认不称霸呢！今天在座的，有年老的同志、中年的同志，青年同志占多数，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个事要用点脑筋，有所分析。但是乱战一气，也不行。苏联的日子就那么好过？它野心很大，力量不够。切忌不要忘记凤姐讲的话：大有大的难处。谈到《红楼梦》时，毛泽东说：是部政治小说。从康熙到乾隆年间，有两大派，一派胜利者即雍正皇帝，抄另一派失败者的家。写的是从兴盛到灭亡，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亡史。“坐山观虎斗”也是凤姐的话。“大有大的难处”，特别对我们有用。“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美国、苏联就是“千里搭长棚”。“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出自林黛玉，没有调和的余地。这也是路线斗争呢！你们这些娃娃（指在座的年轻人——编者注）要读一点古代的东西。
　　11月18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十七日谈话的报告。周恩来说：昨晚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了主席对中美这次会谈的意见和指示。十九日晚再开政治局会议讨论。
　　11月21日-12月初 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十一月十七日的谈话，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毛泽东十七日的谈话，是根据不可靠的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十一月中旬同基辛格会谈时讲错了话。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姚文元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斥责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之后，江青将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报告毛泽东。对此，毛泽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十二月九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毛泽东说：这次会开得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编者注）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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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  在周恩来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及美大组的一封信上的批语〔１〕
     （一九七三年七月五日）
　　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有，宜研究改正办法。
　　毛　泽　东
　　７３，７，５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时提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中国政府仍坚持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历史表明，签订这类条约是靠不住的，现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我们不怕孤立，首先我们不丧失立场，同时我们又是现实主义者。说许多空话，不如做一件实事。二十六日，毛泽东在看了周恩来这个谈话的纪要后说：“这下腰杆硬了，布鲁斯就舒服了。”
     二十八日，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第一五三期刊登一篇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文章。该文分析、评论了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的世界形势，认为美苏会谈所表现出的特点是“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这篇文章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七月三日，周恩来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各同志及美大组负责人写信，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扬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不要怕我忙，为大事而撇开小事，应该学习主席的工作方式”。七月四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等谈话，再次批评《新情况》上这篇文章对世界形势的看法，指出：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
　　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七月五日，他又在周恩来给外交部的信上，写了这个批语。七月十五日，周恩来将外交部起草的《〈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提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当日，毛泽东阅后将外交部文章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句中的“严厉”二字删去，并批示：“检讨不要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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