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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挺薄盟友以个人名义积极声援讨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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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龙翔五洲 2013-5-4 23:43: 挺薄降温联盟其实是一个爱国民主联盟，在大家还在讨论要不要声讨汉奸茅于轼之际，看看人家湖南当地的爱国民主运动是如何讨伐汉奸茅于轼们的，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讽刺和教育。

引用茅矛 2013-5-4 11:29: 我们支持广龙同志的意见。

引用沙丘 2013-5-4 11:07: 我不支持讨伐茅于轼。
其一、从没听说薄熙来反对茅于轼。
其二、茅于轼有他的自由宣扬他的观念。与茅于轼辩论，需要的是批判他的思想。而不是去和他打群架。
其三、茅于轼代表的一批小资产阶级是我们团结的对象，对其应采取统战的方式，而不能一棍子打死。否则中国革命就会停滞不前。

引用龙翔五洲 2013-5-4 08:23: xiaoliwencai: 习近平老师揭秘习对薄案的想法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孙立平是习近平于清华大学就读时的论文指导教授，他在博客上发表了对薄熙来事件的想法。由于他与习近平师生关 ...
不是说薄的问题是刑事问题吗？怎么说的都是薄是改革的倒退“罪”。这些能构成审判的理由吗？

引用龙翔五洲 2013-5-4 08:14: 我个人支持广龙同志的“ 挺薄联盟声讨汉奸茅于轼义不容辞”意见。

引用 xiaoliwencai 2013-5-4 06:43: 习近平老师揭秘习对薄案的想法

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孙立平是习近平于清华大学就读时的论文指导教授，他在博客上发表了对薄熙来事件的想法。由于他与习近平师生关系，《亚洲时报在线》的彼得·李（Peter Li）表示，他因此象徵了改革派对新共产党领导者有影响的希望。

孙立平：“（十八大）会后审结才是更大的手笔”

孙立平在博客表示，尽管在十八大前审结薄熙来案有利于十八大顺利开会和习近平接班这种说法有道理，但“会后审结才是更大的手笔。理由：会后从容审结此案，政治功利性的色彩会更淡，可以更多地从为未来10年打下好的法治基础进行通盘考虑，作为以法治国的良好开端，甚至更有利于形成改革的“势”，成为重启一系列重大改革的契机。”

孙立平也表示，虽然舆论认为薄熙来的极左或红色路线是阻碍改革的典型代表，而薄的倒台有利于重启改革，但他却不完全同意。孙说“薄并非是阻碍改革势力的典型代表…主张倒退的力量是存在的，但其力量有限。”孙的这种说法在中国人普遍认为改革开放后生活品质大有改善的情况下是不难理解的。

他更认为，“真正阻碍改革的力量是既不主张前进也不主张倒退的维持现状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在改革中获得了巨大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

孙立平在另一文章《转型陷阱不仅仅是对现状的一种解释，更是认识现状的一种框架》中，针对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碍做了说明，表示现在中国是身陷既得利益集团力量比改革力量和倒退力量都强的“转型陷阱”。

孙说“在‘转型陷阱’观点看来，中国的基本力量是‘一强二弱’。一强：既得利益集团。二弱：前进的力量与倒退的力量。二弱都是现在中国的边缘性力量。”

孙并表示，一般的改革困境会是社会上只有两股力量，一改革一倒退，因此“在‘改革困境’的观点看来，现在是不进则退，不退则进，关键看前进与倒退的谁压倒谁。”但孙强调他认为中国面对的是“转型陷阱”。在转型陷阱中有三种力量，“最大的可能性是不进不退，维护现状。进一步说，前进与倒退的，都是对现状不满，都想突破现状，但方向不同，一个主张往前走，一个主张往后退；但由于两者都是边缘性力量，可能都不大。”

也就是说，假使情况是只有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大、改革派力量和主张倒退的力量皆小时，维持现状就会成为主要的力量。

在中国，以转型陷阱的观点来看，对薄熙来代表的倒退路线痛加挞伐并不一定会有理想的结果。孙立平说，以转型陷阱的观点来看，打倒倒退路线可能会有两种结果：“一种可能是增强了前进的力量，走向真正的改革；另一种可能性是增强了维护现状的力量，变革更不可能。”他更强调更有另一种可能是，“前进与倒退互博，最后两败俱伤，威胁现状的可能性消除。”

《亚洲时报在线》的李表示，孙立平所分析的“转型陷阱”是政治的转型陷阱。相对于许多发展经济学家所在意的”收入转型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一种无法从劳工密集的工业转型因此也无法将国民平均收入提昇到中等收入层次的困境），这种政治的转型陷阱才是中国需要面对的真正陷阱。

李认为孙立平的分析没说出口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既得利益集团在中国现有的状况下是佔了上风的。李认为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干部工业复合体”。这个说法是参考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对“军事工业复合体”的警告而来的。

中国真正的问题：“干部工业复合体”

薄熙来事件是否可以形成中国多方面改革的契机其实是有待观察。但是如果轻易地将薄熙来事件所代表的问题错当成改革的真正阻力，孙立平认为反而会“误导对实质性问题的判断”。

按照孙立平的说法，中国的真正问题不是疯狂的新毛主义者；真正的问题是共产党干部和商人即使知道这样的行为会导致整个国家毁坏的情况下，还是吸光了银行的贷款以装进自己口袋和图利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几乎毫无法律、行政和金融权责性，而这个问题正是中国无可避免的危机核心。

税改后，地方政府脱离中央政府的管制并被鼓励去开发自己的经济。地方政府们之后便到处发展房地产事业：以低价徵收郊外的土地，而后将它们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和投机商人。当中国中央政府于2008-09年推行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时，地方政府和国有事业们拿走了大笔的银行贷款并将它们投入收益性可疑的地方建设和房地产投资。

现下世界和中国的经济皆趋缓，国际需求也急速下降，中国经济也已因过度经营和准备不足而无法在不制造浪费且不引起通膨的情况下，接受另一次刺激计划。中国真正的挑战——以适当消除负债来策划经济软着陆，以及遏止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的过渡开销——是急需中央政府的主导来面对的。

然而在现有制度下，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是中央政府发放资金到经济体主要且必要的管道，因此它们并没有改变现有制度的动机。

单单经济改革无法改变现有困境

李认为，中央领导人、理论家和媒体的挫折可以从一连串唿吁改革的文章看出。但李认为重点是这些唿吁是对政治改革的要求；或许提倡的改革手法模煳，但这也表示他们明白，仅靠经济改革并不能解决现有的困境。

希望维持现有状况的既得利益集团在问题的周围打转，它们给的建议都没有指向核心。它们的建议皆是这类：为银行纾困、谨慎地将房地产贬值、发放补助给予弱势者、或是选择性地给予能有效利用资金的工业部门经济刺激。

但是真正的改革者希望更多：将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整合至市场制度里、以及建立起法律和公共的监督，这样的监督的主旨是减少贪污和增加经济效能和合理性。这些改革者要求的也就是民主、法治、以及增强市场经济的力量。

李认为或许这些手法在面对地方政府与国有事业的时候，是激烈的、痛苦且具有风险的。

为了进行这样具有政治难度且风险的路线，政治改革者需要一种撼动现有制度的改变；而薄熙来事件似乎并没有为中共领导者提供这种改变。到目前为止，也并没有发生其他使得领导层必须马上进行这种彻底改革的大事件。

李表示这种改变现状的外在力量何时发生是要持续观察的。但李也认为，期望封闭的、拥有特权的、亟欲避开政治风险的中国党干部正视这种外力和改变，或许也是有其困难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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