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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signal 2013-4-1 21:34
把市场交给商贩,财团;把社会交给社团,高级会所和黑社会;政府只管卖资产,卖地皮收红利,公款吃喝,吹鸡的屁。李大总管要延续的治国方略清晰可见了。
引用 signal 2013-4-1 18:51
,“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作为主管国家经济的总理,面对问题仍采用新自由主义经济观点是极端不负责任的。市场能办什么?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已,所以才有万头死猪被扔进河里的奇闻。何新先生总结的好,中国的乱象就是多年来党不管党,政府不管国家的结果。共产党的报刊上骂共产党,骂共产党的缔造者毛泽东,国土资源部能“批”出假开矿批文来,咄咄怪事。
引用 xiaoliwencai 2013-4-1 15:31
我看《张勤德看<李总理答记者问>遇到的九个难题 》


张勤德先生的《看<李总理答记者问>遇到的九个难题 》,我看了。有些想法,现写出来,与大家交流。不当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斧正。

1、“暴富者和老百姓的差距,阶级之间的差距,才是最大、最根本的差距,而城乡、区域之间的差距,只是它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缩小这种最根本的差距,应当把共富改革放在首位”,张勤德先生说的很对。但是,实现共富的手段或者根本措施究竟是什么呢?

我的回答是: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呢?

我的理解是:以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为经济基础、实行民主集中制与宪政完美结合的管理体制、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和在此基础之上的完备的法律制度和高尚的社会主义道德,这就是我对真正社会主义的理解。

2、李克强总理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这话不错。但红利不是人民的,而是骑在人民头上的。殊不知,正是这样的改革,让人民看病难、住房难、子女上学难。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我们的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轨道,变成了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结果,跑到极右的官僚资产阶级法西斯独裁统治的轨道上去了。显然,这是对人民的背叛,对社会主义的背叛,更是严重的违宪犯罪行为。

3、“‘三农’问题的核心是集体化,城镇化的前提和途径是以此为基础的农业现代化。这正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城镇化道路”,我完全赞同张勤德先生的这个意见。

4、立宪就要遵守。违宪就要追究。必须树立社会主义宪法的最高权威。这本身就是宪政的基本要求。所以,实行宪政并不错。关键是要搞清楚,是实行什么性质的宪政?是官僚资产阶级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以私有制为主体辅之以国有制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以公有制为主体辅之以非公有制的初级社会主义的和完全的无产阶级的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的?如果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实际是有宪法,无宪政,比如现在,就是这样,那是骗人。如果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或者以私有制为主体辅之以国有制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在中国,那是痴人说梦。因为中国自由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软弱性,由于国内外官僚资产阶级的强大,由于无产阶级的反抗,决定了这是一条决然行不通的死路。过去,国民党孙中山先生试过了,共产党的陈独秀先生也试过了,今天,自由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派也都试过了,都走不通。另外,即便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这样的宪政,在经过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自由竞争之后,必然进入到大资产阶级垄断阶段。现在,就是这样。美国华尔街之所以爆发99%对1%的斗争,体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看来,即便是在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由资产阶级的或者以私有制为主体辅之以国有制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宪政也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中国普世派却要拾起人家的牙慧当宝物,真是可怜之至,可悲之至。至于完全的无产阶级的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固然是好的。但是,那是将来下一步的事情。我们现在还不具备实现这样的宪政的条件。我们现在只能朝着以公有制为主体辅之以非公有制的初级社会主义的宪政目标前进。只有在这个目标完成以后,才能把更高级的完全的无产阶级的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宪政作为实现的目标,才能开启完全意义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张勤德先生不管三七二十一,笼统地反对宪政,显然,这是不对的。

5、张勤德先生质疑李克强总理“宣扬超阶级的‘平等’、‘公平’,是否带有普世价值的烙印呢?”以及之后的第六、七、八、九问,我看问得都好。显然,透过张勤德先生的质问和李克强总理的答问,可以看出,尽管李克强当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务院的总理,却并非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见得正确】。我想,这绝非是一个小问题。我衷心希望李克强总理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学习,尽快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以便在其指导下忠实地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为人民服好务。
引用 无忧仙人 2013-4-1 13:51
粗看了一下,张勤德先生不愧是政策研究方面的专家,问题问得大都非常中肯、非常犀利,希望这些问题能够激发大家踊跃思考与探讨有关中国未来的问题的积极性。

不过,文章的第九问好像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解有偏颇,这本应该是正面宣传中国文化与价值的代表性说法,但是张先生却把它用到了极端的战争情况;请注意,要想正确地把握语言文字的含义,就不可能不借助于上下文以及场合,脱离了具体的场合,恐怕要产生歧义、误解乃至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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