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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文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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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zxt 2015-12-15 14:46: 《民主课》作者曹征路2015年11月28日在韩国圣公会大学的罗莎·卢森堡研讨会上的演讲
中国的文革有没有合理性必然性?红卫兵运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研究的人很多，结论也五花八门。作为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我要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告诉世人真相是什么。简单的一句话：“文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句话是写在中共中央文件中的，也是发生在中国“文革”中的实际情况，是贯穿文革的一条基本线索。现在很多的“文革”研究者回避或者故意隐瞒这个核心问题，离开这条主线，把文革的历史过程碎片化，怎么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中国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有没有“走资派”?了解当今中国情况的人是不难做出判断的。贫富分化，资本横行，精神糜烂，环境破坏，社会溃败，这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无法否认的客观现实。
　　《民主课》说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它是一个普通女中学生成长的故事，不普通的地方是这个女孩子经历了文革，参加了造反，认识了社会，成为一个女红卫兵。对韩国的读者而言，我相信很少有人知道那段历史。现在很多中国年轻人也不清楚，以为红卫兵就是身穿军装腰扎皮带抬手就打人张口就骂人的野蛮人，而且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是野蛮人。这个形象是被中国的主流媒体反复营造出来的。我告诉大家一个基本事实：那些打人抄家，动用私刑，宣扬“血统论”的人，大都是高级干部的子女，而且发生在文革的初期。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很少这么做。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只有社会地位优越、自视高人一等的人才敢目无法纪横行霸道，蔑视别人的人格。去年韩国一家航空公司董事长的女儿在飞机上胡闹，也是这个道理。相反普通家庭的孩子，谁敢这么张狂?这些贵族红卫兵随便打人，即使在文革的当时也是受谴责的。有趣的是，这样一批人如今正是反对文革的人，他们摇身一变成了资本家大老板，或者是资本家的代言人。今天谁害怕文化大革命?就是他们这些人，不是普通老百姓。而主流媒体却把他们的恶行栽赃给了全体年轻人，把文革妖魔化。我要说的故事就是这一段有趣的历史，一个改变了很多青年人生道路的群众运动。
　　我想告诉大家什么?历史是复杂的，很多时候并不像你们听说的那样。你是相信自己的眼睛还是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觉得还是眼睛比较可靠。那些无权无势的，没有话语权的，受侮辱受损害的普通劳动者，没有机会说出历史真相。其实他们心里最清楚谁为他们说话，谁最彻底地实践了为人民服务的承诺，谁背叛了工人农民。

引用 zxt 2015-12-15 12:09: 北京六中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
　　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北京六中)
　　六中遵义战斗团
　　附件1
　　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西纠写给周荣鑫一封信中说：
　　周荣鑫同志：
　　汽车我们半轮也不追，中央文革要我们解散，必须把原因讲清楚，否则一切后果由中央文革负责!!!望周同志把这些话转达给陈伯达同志，并告诉他，我们全体西城纠察队员找他。
　　兰小兵路小峰王向荣
　　按语
　　这是何等猖狂!但周荣鑫对西城纠察队恶毒攻击和反对中央文革的反动言行，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纵容包庇听之任之，根本不向上反映!
　　附件2
　　据不完全统计经周荣鑫批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拨给西纠的各种物质有：大卡车两辆，吉普车两辆，摩托车一辆，棉大衣六十件，棉被一百八十条，扩音器四台，大小沙发八座。还替他们印刷了四百合纸的通令和宣传品，共计用了五千五百元，另外从九月九日到十一月二十七日共为他们报销了各种经费达八千一百二十元。
　　按语
　　西纠之所以敢行凶杀人，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因为有他们的后台在给他们撑腰打气!这些统计是最有力的揭发。　　结束语
　　为什么在短短的二三个月中，北京六中乌云密布，出现了这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惨案呢？为什么六中的革命群众受到压制，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动不起来？其万恶之源就是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存在。刘、邓的资产阶段反动路线主要表现在他们压制群众，扼杀群众的首创精神，他们转移斗争目标，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而北京六中红卫兵一小撮人正是不折不扣地拆行了这条反动路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放手发动群众去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北京六中红卫兵一小撮人地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捧为至宝，声嘶力竭地喊：“这就是党的阶级路线”。他们拿出身证明自己为英雄，别人是混蛋、狗崽子、小反革命、小邓拓，他们以贵族自居血统高贵。他们直接把矛头指向很大一部分群众，更谈不上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他们用出身压制民主，压制群众，用出身挑起武斗。难道这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是坚持文斗不用武斗。而北京六中红卫兵一小撮人反其道而行之。坚持所谓的文斗与武斗相结合，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制造了白色恐怖，严重地压制了群众。这是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针锋相对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与发展，其表现形式随着也更加隐蔽，滑头，他们利用红卫兵热情、敢闯、幼稚有意识地把红卫兵在运动中的偏差扩大，以达到保护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用形“左”实右的卑劣手段，蒙蔽了红卫兵。这样一些被蒙蔽的红卫兵便成了他们的得力工具。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何其毒也。
　　今天乌云已经消散，被压制的革命群众已逐渐抬起头来，一个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正在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就要到来了，就像一轮红日欲喷薄而出。曙光就在前面，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引导，我们一定能绕过险滩，渡过激流胜利前进。一发革命的同志，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红旗报》1967年1月22日；编者单位不详，但注明地址为：地安门东吉祥胡同29号）

引用 zxt 2015-12-15 11:57: 　　北京六中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
　　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北京六中)
　　六中遵义战斗团　　三、宣判反动对联的死刑
　　最高指示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基本如此”这幅对联，流毒全国，危害甚大。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中，革命群众宣判了他的死刑!
　　这幅反动对联大肆地宣扬了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制造和宣扬反动对联的人企图用血统论代替阶级论，企图混淆阶级阵线，孤立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一句话：这种血统论就是自己不革命，也不准别人革命。这幅对联真是罪该万死!
　　在六中，西纠一小撮人是靠对联吃饭的，“对联”是他们镇压群众运动，残害革命群众的“万能根据”；对联是阻碍革命大串联的绊脚石；对联是他们抓“反革命”的“逮捕证”；对联是他们不学毛主席著作，拒绝思想改造的“依据”。
　　一句话，这些人的命根子不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而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
　　在学校，西纠一小撮人排挤“非红五类子弟”，打击辱骂“黑五类子弟”。(其实根本无红五类、黑几类之称)，他们用血统论来压制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他们公然叫嚣：“出身好的反工作组就是革命的，出身不好的反工作组就是反革命!”
　　在红卫兵内部，他们执行的是一条“高干政策”，他们鄙视工农子弟，看不起他们，排挤他们。他们反对毛主席的阶级路线，以血统高贵而自居，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原则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六中一小撮人靠对联而青云直上，飞黄腾达。也正是这一小撮人在对联的影响下，总是以“当然左派”自居，根本不学毛著，不进行思想改造。因此，久而久之，他们就变了，有的逐渐走上与党对立的道路上去，有的开始蜕化变质，堕落腐化。看，反动对联害人何其深也!
　　更反动的是六中“砍变节”事件，鲍陕安是革命烈士子弟，当他得知耿小西[高三(二)学生，与鲍同班]的父亲曾当过叛徒时，马上就在上午成立了“砍变节”战斗组，紧跟宣言，下午就对耿小西行刺，耿小西身中八刀，血流满身。这就是反动对联的血淋淋的罪证。
　　西纠一小撮人是对联的吹鼓手，是刘邓反动路线的忠实打手。但他们至今没有诚意站出来承认错误，可见，他们受的毒是很深的了。我们警告这一小撮顽固分子：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向真理投降，才是你们唯一出路。
　　我们每个革命者都必须牢牢记住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
　　让我们彻底肃清对联的反动影响，使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队伍，浩浩荡荡地向前进，冲破一个一个的阻碍，夺取一个一个的胜利。
　　四、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
　　最高指示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
　　编者按
　　陈伯达同志茌第一次来我校时就明确指出：“武斗是与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背道而驰的。”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种种表现形式，而武斗则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执行刘邓反动路线已到穷途末路的象征。他们企图用武力来镇压群众，压制四大民主，封住群众的嘴，用以保护自己。我校红卫兵一小撮人(均为西纠队员)充当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推行反动路线的驯服工具，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校贯彻执行的疯狂打手。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广大革命师生没有被疯狂的武斗所压服，所吓倒，他们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更加勇敢地战斗了。正象毛主席所说的：“……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
　　下面所介绍的血淋淋的镇压群众的三件反革命事件，就是西纠一小撮人制造白色恐怖，残害革命群众的铁证，就是刘邓反动路线在六中犯下的滔天罪行的铁证!
　　徐霈田事件
　　徐霈田这个刘邓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今年八十六岁，六中退休老工友。一九三七年以前在戏院当茶房，一九三七一一九四零年在北师大当工友，一九四零年一一九五六年在六中当工友，工作一贯认真负责。一九五六年退休，他孤身一人，就住在六中，由国家抚养，受到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照顾，他曾几次得病，都是国家给治好的，对党对毛主席非常热爱，他常说：“要是在旧社会，我早就死了，我感谢毛主席，我感谢共产党。”“没有共产党我的老命就早没了。”
　　就这样一个无辜的老人也惨遭西纠一小撮人的杀害，他们无视党的政策，用法西斯酷刑来镇压群众。
　　王光华事件
六月三日，他和其它同学贴出了六月三日以来的我校第一张揭发党内走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字报。可见，王光华不愧为一个革命青年。
　　但是西纠一小撮人为了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了达到压制不同意见，镇压群众运动的目的，竟对王光华下了毒手，将他残害死了。
　　王明瑚事件
　　王明瑚，(其父当过伪县长)男，二十六岁，六中俄语教师。平时对工作认真负责，有些教学方法是不正确的。六四年我校四清时没有什么问题。文化大革命以来，能较正确处理家庭问题，投入运动，他和教研组内的同志一起管理揭发学校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材料。并积极为外地来京串联革命师生服务。在串联问题的辩论会上，对于红卫兵一小撮人执行的刘邓反动路线，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正是因为这样，触怒了西纠一小撮人，这些“血统高贵者”们抓住王明瑚的某些弱点，对王明瑚进行疯狂武斗，企图把他的革命造反精神彻底的扼杀，把教师完全服服贴贴地置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控制之下。
　　六六年十一月白色恐怖仍然笼罩着整个六中。十一月七日王明瑚值夜班，上班后即失踪。直至十一月十九号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同志来我校后，才从劳改所内救出王明瑚。这时王明瑚浑身上下，伤痕累累，精神失常，目前仍在治疗中。
　　五、“劳改所”内幕
　　私设刑堂、愈演愈烈
　　六六年八月初，朱支前(西纠队员，其父朱理治为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犯过路线错误)对已定案的反革命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未定案的黑帮宣布：“你们这些人由我管起来。”便成了“劳改所”的雏形。在“劳改所”里被扣押过的人员，除上述人员之外，还有教师、学生，所谓流氓及从外边弄来的八岁的小孩。
　　在这“劳改所”里，不分男女老幼统统关押在一起。由开始的拳打脚踢发展到后来的种种法西斯暴行，由原来的能回家发展到失去人身自由，发展到完全失去了生命保证。
　　在这“劳改所”里，曾经打死我校学生一人，退休老工友一人，打伤王明瑚、宋士琦等老师、学生二、三十名。
　　在这“劳改所”里还曾准备关进、拷打更多上了黑名单的工友、学生、教师。
　　戒备森严、恐怖异常
　　“劳改所”设在六中后院东北角，后面有一丈多高的墙，墙与“劳改所”之间有夹道。夹道的东端是一个小厕所，厕所的上面修设了一个方形岗楼。岗楼上装有一盏能四周转动的聚光灯，设有射击孔，里面有火炉、躺椅、汽枪……。“劳改所”内装有多只电铃。日夜有人值班，守备森严。夜间，只要一有情况，便警铃四起，强光环射，一片恐怖。
　　为了严密封锁，“劳改所”正面的门窗严严封死。必须从侧面通过厕所的两道门，然后跃窗出入。厕所的门想由电控制。夹道的西端筑一墙，以防别人看见。朱支前还要顺后墙挖一个地下刑讯室，因土质过松，没能挖成。还想修电网、房上道，也没来得及。
　　“看守所”设在“劳改所”东边隔壁，这里也是刑讯室。
　　“劳改所”内经常放着木枪、木棍、指挥刀、短刀、皮鞭、弹簧鞭等刑具。墙上，有几个刺目的红漆大字“红色恐怖万岁!”，字下滴着血滴，他们让被打者把血抹到“红色恐怖万岁!”几个字下。
　　被幕后者指挥着的一小撮暴徒，就是在这阴森恐怖的“劳改所”里干尽了令人发指的法西斯暴行，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同志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来到我校，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陈伯达同志气愤地说：“这样搞是非常残酷的，无论对什么人都不行!!”但他们根本不听，仍然十分嚣张。对向陈伯达同志反映的人进行威胁。他们在这以后不但不改，反而越来越凶。于是，陈伯达同志又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再次来到六中，当晚就拆除了“劳改所”。并带走了王冒明、朱支前，给革命师生以极大的鼓舞。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他们人还在，心不死，继续磨造杀人凶器。十二月二日发生了刺杀耿小西事件(耿身受八刀)，十二月九日姜晋南又打伤红卫兵战士马××。朱支前被放出后，仍非常疯狂。十二月中旬还威胁人说：“你别狂!你小心点!”“我就是要杀你……”。臭名远扬的西城纠察队，在群众的压力下被迫解散。但是，随之而来的又是一个新的反革命组织一一“联合行动委员会”。
　　由西城区纠察队变为“联合行动委员会”表明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十分顽固的。尽管他们这样、那样地伪装，这样、那样地猖狂，这样、那样地顽固，还是跑不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的锐利眼睛。也正象毛主席指出的：“……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今天的“联动”也是这样，他们在变，并且已经变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中央宣布“联动”为反革命组织正表明这一点，革命群众纷纷起来反击“联动”也同样表明了这一点。
　　西纠一小撮人为什么敢明目张胆地打人、杀人呢?这就是因为他们有后台。这些后台，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就是周荣鑫，就是原西城区公安分局及现在仍在负隅顽抗的更阴险的家伙。
　　这些后台在物质上支持他们，行动上纵容他们，指使他们，思想上毒害他们。使得他们当中的某些人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同志们，这都是些什么问题!难道这不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难道这不是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吗?他们完全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背道而驰。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无产阶级大民主；而他们却不相信群众，不发动群众，压制群众，制造白色恐怖，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毛主席要我们掌握斗争的主要目标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他们却把矛头对准群众，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毛主席要我们坚持文斗不准武斗，而他们却疯狂武斗，制造混乱，制造白色恐怖；毛主席要我们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而他们却大肆宣传反动的血统论；毛主席最支持革命大串联。而他们却不准同学、老师出外串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何其毒也，我们必须与其作坚决彻底的斗争，不打垮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不罢休。
　　我们呼吁：一切受蒙蔽的红卫兵战士们，快些觉醒过来，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

引用 zxt 2015-12-15 11:35: 文革亲历者不得不说的史实--读红卫兵道歉文章有感作者：高扬
　　近期不少媒体(报纸、网络、期刊)争先恐后连续刊登文革造反派红卫兵向被打被斗的老师、领导痛心忏悔、道歉的文章，读之倍感疑惑：是不是第二次文革又要来了?我是一个文革亲历者，已年近古稀，特别感到揪心的是文中很多历史事实被严重掩盖和歪曲，须予以澄清，以免被后人曲解和误读。
　　一、文革初期谁操纵、误导学生去批斗老师
　　中国从古至今就有尊老敬师的良好传统，文革中老三届的学生更是如此。师生关系融洽，互尊互爱，学生均像追星族一样把老师当成自己崇拜和模仿的偶像(女同学毕业后嫁给老师者频频出现)。而文革一来，一切完全颠倒了。现在不少人把批斗老师的学生比喻成六亲不认、翻脸不认人、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简直是天良尽丧的恶魔。这真是冤哉!枉哉!痛哉!老三届参加文革的学生空背了几十年的骂名，至今仍是跳进黄河难以洗清。
　　事实是：一九六六年六月中旬，全国文化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我所在的x县第一中学开始停课闹革命。学校师生均写大字报批判“三家村”资产阶级文艺黑线(开始并未有学生批斗老师)。七月下旬，县委副书记带领以宣传部长为首的工作组进学校，县团委书记任副组长，代行学校党政职务。工作组进校后，立即紧锣密鼓地部署三件事：
　　1、废除各班级原班委，推行“血统论”，建立以红五类，特别是干部子女为核心的学校及各班级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受到冷落和歧视。
　　2、通过各“文革领导我们把材料抄成大字报，大标题是：《请看工作组、校团委是如何耍阴谋，破坏我校文化大革命的》(材料一--未完待续)，署名仍是：团支书战斗队。
　　当时正好党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十六条也发布了，我们的大字报一贴出，全校师生争相围观(连伙房工人和一些校外人员都吸引过来了)。当时由于工作组、文革委员会主宰着学校的一切，看大字报的人，有的喜笑颜开，向我们投来赞许的目光;有的疑惑不解，半信半疑;有的赶紧去向工作组报告;胆小怕事者看两眼就赶紧走开了，生怕受到连累。
　　三、红卫兵也分“官办”和“民办”
　　1、我们上当了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身穿绿军装，在天安门接见北京红卫兵代表，鼓励他们要敢字当头，勇于造反。我们听到广播很受鼓舞，和班内几个支持我的同学，秘密商量成立革命造反的红卫兵组织，公开和听命于工作组的校文革委员会作斗争(工作组撤了，学校文革活动由文革委员会领导)。
　　经过一番准备(无任何经验可供参考)，我们的红卫兵终于在9月初宣告成立了，名称是：“XX一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穷学生没有红布，就用多层红纸糊成纸袖章戴在胳膊上，当时仅有5个人(家庭出身：3个贫农，2个中农)。当我们戴着红袖章激动万分地把《XX一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宣言》写在大红纸上贴出时，满校师生争相观看，围得水泄不通。但刚贴完，还没等我们离开现场，学校文革委员会的XX主任就急匆匆赶了过来，大惊失色的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连招呼也不打一声，这样不把学校运动搞乱套了吗!”然后又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学校最近也准备组建红卫兵，你先把宣言收起来，咱们一块搞吧。”我觉得五个人是有点势单力孤，人多力量大嘛，联合起来一块搞，也许是件好事。于是，趁着浆糊未干，又把“宣言”揭了下来，摘下红袖章，等着和他们联合组建红卫兵。
　　2、县委书记当了官办红卫兵的“红政委”
　　终于，在1966年9月上旬的一天，全校师生大集合，到县剧场参加“XX一中红卫兵成立大会”，县直各单位都派代表参加。只见会场上红旗招展，主席台上布置得庄严隆重：台子两边各有4个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学生垂手挺立，县委第一书记XXX也学着毛主席的样子身穿崭新绿军装，由一中红卫兵恭恭敬敬的给他戴上红袖章。红卫兵代表发言表忠心：“XXX书记是我们的红政委，我们一定要在红政委的带领下，把我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但等到各班级宣布红卫兵名单时，却没有我们造反派的名字，我们这才恍然大悟：上当了，受骗了。看着佩戴“XX一中红卫兵”袖章的学生摇头晃脑、神气活现的样子，真是愤怒至极。于是当即又把揭下来的《XX一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宣言》用特大号字又重抄一遍贴了出去。从此，XX一中开始了有2个红卫兵组织并存的局面。再以后(大约10-12月份)，全校一下涌现出几十个红卫兵组织，局面更加热闹了。
　　3、红政委指挥官办红卫兵“破四旧”
　　红卫兵虽然成立了，但仍然在校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下搞运动，县委仍然遥控指挥，已撤走的工作组成员仍然时不时地回到学校指导工作，被打成“黑帮”的老师依然在一中红卫兵的棍棒下被监督劳动。但随着全国“破四旧”活动的开展，“xx一中红卫兵”又在“红政委”指挥下披挂上阵，大出风头了。
　　成就-：砸教堂
　　xx一中官办红卫兵成立后的第一大功绩是1966年9月中旬在县委授意下，浩浩荡荡开赴城南一座规模特大的天主教堂(德国传教士建造，中国著名)，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砸烂黑教堂”的口号，和当地团支部、民兵连汇合，他们早就接到通知，主动配合搜缴教堂内一些圣经、壁画、祭器、挂毯及神父、修女所用一些器物，在教堂门口焚烧(我们也跟着看热闹)。记得当时有个白发苍苍的老信徒拿着棍子冲出来要跟红卫兵拼命，被民兵扭住胳膊按在地上，口吐白沫，昏死过去。红卫兵则喊了一阵打倒帝国主义走狗一类的口号，凯旋而归了。这真是“红卫兵破四旧，民兵团员在前头，因为有个红政委，谁要反对砸狗头。”
　　成就二：毁掉明代“阁老林”
　　1966年9月下旬的一天，中共平阴县委为了赶超全国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的大形势，红政委一声令下，一中红卫兵又乘坐县委派来的一辆辆大汽车，开赴我县x乡林地去挖掘“明朝万历年间东阁大学士xx”的大坟。实施方式同砸教堂一样，当地出动基干民兵为主力，红卫兵则摇旗呐喊助威。大概从上午九点开挖直到傍晚才找到棺材。我看见民兵们从棺材内起出一些官袍、官印、乌纱帽、圣旨、锦缎之类的东西。红卫兵如获至宝，带回来交到县文革办公室报功领赏。
　　成就三：挖出民国大帅坟
　　1966年10月上旬一天的晚饭后，学校文革办突然通知各班紧急集合，任务是去“X大帅坟”(X大帅是民国初年和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等人齐名的风云人物)破四旧。我当时很纳闷，这破四旧都是大白天搞，今天为什么改成晚上了?但是破四旧嘛，咱总不能落后吧!赶紧跟着去了。走到一看，坟地上灯火通明，县农具制修厂的工人已带着工具等候多时了。这次“破四旧”一反常态，不同以往：既不许喊口号，也不用学生们动手，我们就在那儿看着工人们汗流浃背地破开坟，挖出棺。但见棺材密封极好，特坚固，工人用大锤敲了好一阵也没砸开。后来还是厂长有办法，拿来大型千斤顶，终于从棺材尾部撬开了。这次收获颇丰硕，据说从棺材内清出了金项链、钻石、金壳怀表，大洋也很多。
　　事后，从“xx一中红卫兵”头头处传出消息说，县农具制修厂文革前就准备搞扩建，无奈大帅坟地处工程关键位置，X大帅家族人多势众，坚决不迁。还是县委领导英明决断，由红卫兵一出面，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果然，不多久，在大帅坟地上一座新的生产车间就顺利建成了。
　　这次行动我虽然只是一个围观者，但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挖人祖坟的事算什么造反行动?嗨，嗨!红卫兵真丢脸，偷偷摸摸去“造反”。挖坟盗墓人不耻，县长、书记笑开颜。
　　2、谁是文革中的“造反派”？
　　目前一些在相关媒体上发表文革“道歉”、“忏悔”文章的人，自称自己在文革中曾是“红卫兵”、“造反派”，这真是荒谬至极。所谓“造反派”是那些同情受迫害老师，因反对工作组挑动群众斗群众，并和受残害的老师一样，遭到工作组残酷斗争并划入“小右派”或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人。那些紧跟工作组部署迫害老师，积极批斗打击造工作组反的学生的人，有什么资格自称是“造反派”呢?他们造谁的反了?打老师斗学生有工作组、县党委在背后撑腰，还用造反吗?当文革中执行资反路线的人把“造反派”打成“小右派”、“现行反革命”而加以逮捕镇压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敢站出来，称自己是“造反派”呢?后来追随工作组的学生绝大部分(99.99%)都幡然悔悟，也早已向老师和同学道过歉了。难道只有像他们那样登报、照相才算道歉吗?才算彻底肃清文革流毒了吗?
　　3、官办“红卫兵”和“造反红卫兵”走的不是一条道
　　很多不明真相和虽心知肚明但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故意混淆文革初期“官办红卫兵”和“造反红卫兵”的区别。一提红卫兵，就是如何造反，破坏文物，迫害老师，打、砸、抢之魔鬼形象。
　　实际上，运动初期，凡是由当地党委和工作组一手包办，以干部子弟、红五类学生为主体，听命于当地党政领导，执行资反路线。打老师、斗学生，破坏文物的所谓“红卫兵”，我们称之为官办御用红卫兵。就如我们“XX一中红卫兵”干脆就由县委书记挂帅指挥了。文革中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前七次我县被接见的红卫兵代表都是由官办红卫兵选派的(有县委干部带队，专车接送)。受到如此之高的荣宠，这些赴京代表能不感激涕零，誓死效忠当地党委吗?后来这支打老师、斗学生的 “御用红卫兵”，也成了挑动两派武斗的中坚力量。而等我们造反派的红卫兵冲破层层封锁，步行赶到北京时，仅仅登上了末班车--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的红卫兵，我们这些和受迫害的老师同呼吸共命运的造反红卫兵，后来就成了批判资反路线，造当地党委反的骨干队伍。

引用 zxt 2015-12-15 11:21: 　　1966年：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摘录）《1》　王友琴
　　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 1995年八月号
1966年8月19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的第二天，北京第四中学、第六中学和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开"斗争大会"。中山音乐堂位于紧靠天安门的中山公园中。在音乐堂的舞台上，在上千观众面前，二十多个来自这三所学校以及北京市教育局的"黑帮分子"跪成一排，红卫兵对他们拳打脚踢，用铜头军用皮带抽打。孙国栋，北京市教育局长，被打断了三根肋骨。温寒江，北京第八中学的副校长，浑身是血，昏厥在舞台上。温寒江是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从两公里外的学校一路跑到中山公园去的。绳子的另一端牵在一个骑自行车的红卫兵手里。一个在"斗争会"后见到被斗者的学生说，那些人的形象极其吓人，因为他们都被打得"不象人样"了。
　　1966年8月22日，，在北京第八中学，学校负责人华锦被打死。副校长化学老师韩九芳背上被打出两个大洞，引起严重败血症。她的家人设法救活了她，但是留下严重后遗症，终身残废。历史老师申先哲被打后自杀身死。

引用 zxt 2015-12-15 11:13: 　　李东民：我是毛主席最喜欢的红卫兵领袖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2期
　　口述人李东民：
　　1947年12月出生，河北唐县人，父亲是一名老革命。
　　文革时，李东民是北京第25中的高中生，发起并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
　　1967年，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后，李东民当选市委常委。
　　贴大字报，是为了释放压抑
　　1960年，我进入北京25中读书，25中是当时北京较好的学校之一。我当时觉得，教育，也就是课程内的那些东西，实在和现实生活相差太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教育对于学生天性的压抑是很大的。把我一个学生的感受，放大到全社会，就可以看出来。从1949年建国到1966年这17年建立了一套官僚体制，说是一种社会管理，实际上也是一种专政。形成了许多新的压迫，这些禁锢了人民，而人民无法抗拒这种制度上的压迫和禁锢。实际的许多利益被剥夺，天生的创造力被压抑，这些负面的东西都在积累。忽然，毛主席会为人民鸣不平，告诉大家，你可以贴大字报，用大字报的形式诉说自己和身边的不平。当毛主席号召的时候，尤其是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出来的时候，全国的老百姓都沸腾了。
　　我至今觉得红卫兵的很多诉求，不是错的，而是一种天性的释放。不要总觉得我们是被利用了、上了当。而后来造反派，有功利的一面。
　　面对工作组，我拿出了《宪法》
　　1966年，社会上已经开始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革”已经初现端倪。我便积极活动，到校外串联。1966年6月7日，学生夺了学校领导的权，开始宣传我们对教育改革的看法，那时，我干脆就不回家了，晚上就在课桌上睡3－4个小时。6月8日，工作组来到了25中，两天后学校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工作组要求每天上课8小时，同学们的热情一下子就下去了。这时侯工作组支持一些干部子弟当权。谁家官大，谁家的孩子就当权。
　　我写了一份《教育革命呼吁书》，这份“呼吁书”就成了斗争的导火索。文章写好之后，同学们凑了钢板、铁笔、蜡纸，可是没有油印机没法印，我们没有别的想法就是想用学校的油印机，而工作组就是不让。晚上在同学家里，我就随手翻了一个大家都不看的东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翻，正好翻到第三章第87条，“公民有出版的自由，并且国家应给予支持，并给予物质上的便利”。第二天，我们就拿着《宪法》和工作组再去要油印机。最后对工作组说：“你们不同意我也要印，你们必须支持我们的！”工作组很生气，也没有办法，吓唬我说“那你们就印去吧！但是责任你们自己负。”“当然是我们自己负责”，我回答。
　　工作组坐镇，把我打成“反革命”
　　这次冲突之后，工作组就开始用特务的办法对付我们，一方面是抓《呼吁书》的“尾巴”，一方面叫人盯梢，记下我们说了什么、甚至偷听我们的电话。到了6月16日，工作组突然发难，攻击我们是“反革命”。又过了一天，工作组召开了全校斗争大会，当时叫“辩论会”，学校几千人，斗4个学生，被斗的一个是团总支书记，两个班的团支部书记，还有我，是班主席。
　　早晨起来就开会，工作组坐镇，用他们收集的材料攻击我们，不让我们吃午饭，一直斗到太阳下山，晚上我们吃一点饭，又继续开会，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快上课了才散。这场 “辩论会”，还没有动手打人，但是有些学生向我们扔石头子，工作组故作文明地说：“不许破坏学校秩序”，其实我们知道，这都是工作组安排的。
　　团总支书记就低着脑袋不说话，另一个学生斗着斗着就哭了。而我这个人脖子硬，他们攻击我们的造谣言论，我就据理反驳，始终没有低头。
　　我建立了北京市最大的红卫兵组织
　　1966年7月29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各校师生代表。江青说了“革命不要保姆，工作组滚回去！”第二天，工作组被赶走了。工作组走了之后，25中的红卫兵当权派还是那些干部子弟，他们跟风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利用“血统论”，急于争夺学生中的领导权。而反对血统论，我是比较早的。9月16日，我召集了几十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正式打出旗号。
　　国庆节前，我到东北串联，直到11月回到北京。那时北京就很乱了，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提出反对工作组，反对血统论。一个叫秦希昌的同学，不遗余力地一个学校一个学校的跑，他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的名义刻了公章，成立了北京18区县的联络站，建立了一个有效的联络系统。我们就成了全北京市最大的组织。
　　江青对我印象深刻
　　1966年底，只有我建立了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中央文革就找我们，江青召集我们到人民大会堂开座谈会。那天下午，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的19个红卫兵，来到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别的同学都老老实实坐着等，我就满处溜达，看见中央文革的领导走过来，我就迎上去和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一起走进来。江青看我招呼大家，就主动问我：“你是谁家的孩子啊？我好像见过你？”我回答：“江青同志，您没见过我。”她问我为什么，我就回答：“首长，您是我们亿万群众的旗手，我要是见过您一定记忆犹新，可是您见过的群众成千上万，您可不一定记得住啊。”康生哈哈的笑了，戚本禹说：“这个人聪明”。后来，我就经常参加中央文革组织的座谈会。
　　第一次见江青之后，我们都各自回家。第二天，江青又叫我去，那天我实在走不开。于是，我就郑重其事地写了一个条子，说：江青同志，我今天有什么什么事情，其实我很想去见您，可是实在没办法，特和您请假。假条写得很诚恳。据说，江青看到假条之后还说：“李东民今天有事啊！那明天一定叫他过来啊！”其实，要是没有这个假条，江青也未必记得起我。不过这样一来，我和江青就好像挺熟悉了。还有一次，我们首都兵团的一个红卫兵被打了，我就向江青汇报。她马上就把谢富治叫来说：“小李反映的这个事情，你一定把这个事情解决好。”谢富治自然很重视，很快也就解决了。
　　12月16日，我们牵头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那天请了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的领导参加，江青在会上发言，支持我们。由于中央文革的支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更加壮大起来。
　　劳动节、国庆节，两次天安门上见毛主席
　　我第一次见毛主席是在1967年五一，白天的游行完了之后，晚上我们这些红卫兵的代表再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准备去观礼花。大约是晚上6点，我们就上了天安门，这时，中央领导还没有上城楼。我比较小、好动，就窜来窜去，正好撞见毛主席从楼梯往上走，我远远地看见毛主席，毛主席也看见我，可能是主席看我小，挺高兴的，微笑着主动伸出手来要和我握手，我也赶紧伸出手去迎，我和毛主席的眼神已经对上了，就在这一刹那，一个工人粗壮的手伸了过来，抢了我的位置，和毛主席握手了。这一举动弄得我和毛主席都有点尴尬。那天晚上，我心情激动，就跑到天安门城楼最上面一层去了，差点错过北京市革委会的代表和毛主席合影。
　　1967年国庆节，我再一次作为北京市革委会的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上午八九点钟我们就上了天安门城楼，那时候已经是秩序井然，完全不像1966年的时候，那么多红卫兵登上天安门。我和蒯大富、韩爱晶等几个学生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东侧的汉白玉栏杆上面坐着，群众游行之后，大约到10点或11点，周总理就引着毛主席走过来了，到了我们跟前的时候，我正好在最靠西的位置，周总理就拉着毛主席，第一个就介绍我：“这是中学的李东民”，1967年，周总理和我在工作上打过一些交道，在制止武斗、处理北京饭店事件时，都是我报的信儿。毛主席就伸出手说：“噢！你的兵多得很嘛！”这一刻我在上面，毛主席在下面。我没想到毛主席会和我开玩笑，灵机一动：“我们都是您的兵，没有解放军不行，没有毛泽东思想不行！我们都听您的话。”毛主席听了很高兴，我和毛主席说话的时候，好几个人都过来问，我就告诉他们刚才的对话，这时候主席就走远了。

引用 zxt 2015-12-15 11:09: 　　北京四中的红卫兵往事 .刘辉宣.
　　刘辉宣，笔名礼平，北京四中六八届高一（五）班学生。一九四八年九月生于张家口，一九五一年随部队进驻北京。一九六五年考入北京四中。一九六九年入伍，当过炮手、侦察兵、炊事员、报道员，历任班长、排长、宣传干事。一九八零年在北海舰队某部任职期间发表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引起争议与批评，翌年因之转业。回到北京，先后在市政府、工人日报社、光明日报社工作，当过教员、编辑、主编，获副编审职称。二零零八年从鲁迅文学院退休。
　　文化大革命中曾狂热流行过一个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有一首关于这"血统论"口号的歌曲，唱遍了全国。这首著名的红卫兵 "战歌"就是我谱写的。
　　我可不想夸大我的作用，但那歌还是难辞其咎的。说起来还是有点儿偶然。我校一个同学的哥哥在轻工学院被对立派围攻，我们赶去支援。当时这类争论很多，支持谁反对谁没什么理由，完全是瞎起哄。当时到底辩论什么连我们也没搞清，似乎并没有涉及出身问题，对立的两边不是以"红五类"和"黑五类"划分的。为了造声势，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给对方扣个帽子，骂他们出身不好，混淆视听，先声夺人，这一招往往很奏效，让对方一下乱了阵脚。战略方针定下来，大家想找个歌到会场上造声势，一时找不到，就撺掇我瞎编一个。我连词带曲，一挥而就，大家还七改八改，有意弄得更难听些。谁也没料到，在会场上一唱就轰动了。各路红卫兵不听辩论了，纷纷过来抄谱。那年头和现在一样，出洋相的玩意儿说不定就成了流行艺术。这首歌唱遍了全国。我到贵州"串联"，甚至还听过铜管乐队演奏。
　　这恶作剧的意外效果，让我既错愕又得意，到后来就不可笑了。批判"血统论"时，各路红卫兵追着我屁股后面打，把我从家里拎出来批斗。有一阵，连我也做好被枪毙的准备。据说江青说过着这样的话："他们不是有一个歌子吗？血统论，血统论啊！那个人坏透了，应该枪毙。"我听了吓得腿都软了。我甚至像阿Ｑ那样想象自己上刑场时的表现，以免死得很没面子。后来没找到江青此话的出处，显然是人家吓唬我的。
　　一九六六年年底，我从外地"串联"回来，在"革委会"遇见秦晓，他满脸无奈地说："你们搞的那个破玩意儿尽添乱，现在红卫兵彻底完了。"我惊问怎么回事，他说："血统论呗，中央文革要批红卫兵了，现在我们什么事也做不成了。"不久就开始了对红卫兵的清算，把"血统论"归罪于刘少奇。"血统论"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对红卫兵特别是"西纠"的清算，是因为我们自身的种种劣迹而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先把打死人的那几个纠察队员抓起来，紧接着是对"血统论"的公开批判，最后与刘少奇挂上钩，称之为"刘少奇的反动血统论"。
　　我们的丧钟就是这样敲响的。
　　红卫兵在溃散前完全失控了，他们呼啸成群，惹事生非，特别是在群众面前瞎折腾，展示优越感，引起极大的社会反感。他们一边与"中央文革"对抗，一边和普通群众叫板，丧失了最起码的纪律性。红卫兵的行头也是从那时开始变味的。当初穿军装是为了表示向解放军学习，可到了后来，帽子要呢子的，军装要料子的，鞋子要皮子的，什么三接头，将校呢，将军帽，成了时装秀。风气就这样败坏了。更甚的是，红卫兵和"西纠"中的很多人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又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理智派还想力挽狂澜，但已经没有人再听他们的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联动"选在毛主席生日那天举行成立大会。我去了，那是一个狂热的誓师大会。我校的李三友，戴小明和张小刚代表"西纠"发言，主张不管运动如何发展，都要首先承认我们自己的错误。而大部分人作了相反的选择。北大附中有个我的初中同学叫项东平，原来是一个很腼腆的人，却成了"联动"的首领。"联动"的核心成员有"三平一刚"四人，他是"三平"之一。他指着正在发言的戴小明对我说："你们学校是怎么搞的？江青连刘主席都要打倒了，还检讨我们的错误？我们没有错误，是毛主席犯了错误。我们要彻底批判毛主席的错误路线！"我吓坏了，这是我在"文革"中听到的最放肆也是最勇敢的言论，其实也正是"联动"的内部口号之一。我知道红卫兵在劫难逃，那天开完大会我就溜号了。接着几千个"联动分子"去冲击公安部，被干警打得屁滚尿流，他们重新纠集，前后六次冲击公安部。
　　听说正是这事让老人家震怒了。于是从海淀的红卫兵到城区的"纠察队"，所有首领一网打尽，孔丹、董良翮、宫小吉等被抓了三百多。第二年，公安机关似乎又想起"血统论"，把我也抓进去。那时监狱已人满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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