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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与“八五事件”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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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zxt 2014-1-19 18:34: 回ahjoe网友, 八五事件关健在是否存在红卫兵组织,前提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确已成立,成员属于女附中反工作组一派,现有各派回忆文章都没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组织批斗活动的记载,所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不应对“八五事件”负责,而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所支持的恰恰是反工作组的革命师生,反工作组的红卫兵与革干子弟红卫兵不是同一阵营,因此,剖析这一细节有利于驳斥对红卫兵的污名化,我很诧异当年清理“三种人”，为何把已经抓捕的打人凶手之一的人放了,而我所在的原学校有一名初二学生丢了颗手榴弹炸死了农民当时就被关押,文革中被判刑,所以抓住卞仲耘案细节,一定能还毛主席清白

引用 ahjoe 2014-1-16 11:32: 一向对共识网的立场有疑问。这篇文字真真假假，真中带假，以假乱真；用意很明显，就是仍想把刘邓撇清，把工作组免责，将脏水往毛主席上贴，但撇不清的！

据王晶垚先生回忆：
　　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１日，工作组组织斗争会批斗卞仲耘。会上卞仲耘遭到“残酷殴打”。事件发生后，卞仲耘与王晶垚先生连夜起草控告信，向党中央和邓小平控告师大女附中工作组。
　　之后，这封控告信被转回师大女附中。落入工作组和“革命师生代表会”手中。

（按：王晶垚的悲痛值得我们同情，但就事论事，他的政治认识尤其是对文革的来龙去脉显然不清楚，竟会把毛主席跟刘邓的工作组都归在一类，犯的错误很大！）

【1992年搀扶“猫爷爷”又去深圳画圈的那个女人，为何要把她的父亲在1966年文革开始后，到师大女附中指导文革的时间改变呢？她以为这一改变，就可漫天过海了。人民群众火眼金睛，迄今为止的关键信息表明，刘XX、邓X手上沾着卞仲耘的血。猫爷爷当年清理“三种人”，为何要漏了这两位“公主”呢？

现在有人出来给宋彬彬圆场，说1966年7月29日人民大会堂开会，宣布撤销工作组了。8月5日离工作组撤出已经一周时间了，宋彬彬也失去势力了，所以宋彬彬没有责任了。言下之意，打死卞仲耘还是毛泽东的错误。他们的逻辑是，毛泽东要不撤销工作组，卞仲耘顶多也就是像之前工作组在的时候那样被打、被斗，不至于死的，而毛泽东撤销了工作组，学校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没人管事了，所以卞仲耘就被打死了（参见共识网里的有关文章）。这听来是多么合理的说辞！不过且慢，谁也别想这么轻易就漫天过海。

7月29日人民大会堂开会，宣布撤销工作组一点不错。但是，实际撤出工作组各个学校所花时间不一样。不少学校是一周甚至更长时间之后才撤出的。此其一。其二，工作组撤销了，“文化革命筹委会”同时就成立了，原来的工作组成员大都摇身一变，成了“文化革命筹委会”成员，他们的领导还是刘、邓。而且还在刘、邓控制之中的北京市，派出了联络员、巡视员、顾问到各学校。当时就有“前门走了工作组，后门进了巡视员”的说法。正是他们继续操纵运动，原来听命于工作组的学生领袖，现在直接听命于巡视员、顾问等，有的还直接成了“筹委会”成员，抢占对文革的控制权。所以，说工作组撤了，学校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是完全没有依据的。这也正是为什么宋彬彬在8月5日还是一呼百应的原因。其三，1966年8月1日至12日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是通过了“十六条”的那次大会，在整个会议期间，除了毛泽东本人，其他最高层领导如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如陈伯达、江青都到各学校蹲点了，刘、邓领导文革的实际权力没有动摇。即使8月5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了，也只是中央代表们感到震惊，觉得刘少奇犯了镇压学生运动的错误，毛主席很生气。毛泽东大字报内容按理只是最高层清楚，社会上也不会知道。就是说，即使8月5日这一天有这么个大字报，但在这一天，毛泽东和刘少奇是一个司令部，依旧是全党的共识。

所以，要把这一天卞仲耘的死，用撤销工作组的理由，牵强附会归咎于毛泽东，摘出刘、邓，是行不通的。其四，12日结束的会议通过的“十六条”，提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这一条一定是会前（早于8月5日）就有的中央决策，是考虑了文革头50多天刘、邓搞白色恐怖时发生的种种事情之后的决策（我是我的看法）。如果不是会前有的，那么就可以推断是考虑了8月5日卞仲耘之死这个因素的（这不代表我的看法，是我做退一步的推定），这就说明毛泽东和中央都是反对武斗的。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写信支持了红卫兵来信，但那是支持他们的造反精神，没有任何一个意思是支持红卫兵搞肉体批斗。总之，不管怎么说，毛泽东的个人想法和中央政策都不准许文革中搞武斗、搞人身伤害。卞仲耘的死，无论怎么找死因，都找不到与毛泽东本人和中央关于文革的政策有关的原因。】（见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15558）

引用 zxt 2014-1-16 11:07: 　　刘进：这种按部就班学习讨论的情况没有维持多久，6月17日，高三4班李黎黎等13个人贴出了大字报，题目是“工作组把我们引向何方？”认为工作组开展运动的方式和《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不一样，阻碍了运动。
　　6月21日上午，工作组在全校大会上做了进校18天的小结，提出“从今天开始转入重点揭发批判”，并安排当日下午召开揭发卞仲耘的大会。下午两点半，第一次揭批会在大操场召开。当时卞校长一个人站在台上，副校长胡志涛(女)、刘致平，教导处主任汪玉冰(女)、副主任梅树民四个人站在台下。高三4班反工作组的13个人被单独安置在学生队伍后面，有学生持木枪站在她们身后。6月22日揭批会继续开，两次大会都有针对校领导的暴力行为发生，卞校长挨打最多。

引用 zxt 2014-1-16 11:04: 　　刘进：其实“文革”开始后不久，袁淑娥就经常来学校活动了。批斗会前她曾找过工作组要求参加大会，工作组不同意，可她还是带着儿子和母亲来冲了会场。她手里还拿着一张照片，粗看是卞校长和她前夫的一张合影，实际上是卞校长夫妇和袁淑娥夫妇四个人的合影，剪去两边的人，就成了卞、丁的合影。她拿这个当证据，说卞校长生活作风有问题，破坏了她的家庭，在台上哭诉，学生立即群情激奋，喊起了口号，场面一度失控。会场安排出身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拿着练体操的木枪押着校领导。袁一哭诉，这些学生就你一枪、我一枪把卞校长捅倒了，卞校长当时就发生了呕吐。袁的发言大概前后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其间一直有对校领导的过激行为。还有一位管过人事的老师发言也很有震撼力，之前她曾在校园贴过一张小字报，揭发卞校长是刘仁介绍入党的假党员。
　　面对突发的暴力行为，工作组进行了劝阻，指出“今后注意不用打她，因为揭发就可以打倒她”。高二2班同学的笔记上，记着在会议快结束时，工作组宣布：“我们请示了上级，决定从现在起停她(卞仲耘)的职”。揭批会后，卞校长又回北京饭店开会，并向上级反映过有关情况。7月3日，她又分别给邓小平、李雪峰等领导写信，附文是关于袁淑 ...

引用 zxt 2014-1-16 11:01: 　　叶维丽：实际上，师大女附中是邓小平的一个点，师大一附中是刘少奇的一个点，他们通过两所中学了解运动情况。刘邓领导“文革”的方式可以说是“四清”加“反右”，整干部用给干部分类的“四清”的办法，卞仲耘就给定成“四类干部”;整“反动学生”用“反右”的办法，那些“反工作组”的学生就面临可能成为“右派学生”的下场。

引用 zxt 2014-1-16 11:00: 　　刘进：7月31日，学校贴出来一张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大字报，前身是“红旗”。因为她们坚决反对工作组，成为学生中的革命“左”派。
　　当时校园里除了对联还有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撤走才两三天，就有学生跑到团中央去揪斗工作组的张世栋、马娴华，把他们押回学校关了十几天，要求他们揭发问题。工作组撤走后，多数学生还是习惯性地每天来学校，看大字报、写大字报、抄大字报，主要内容是批判工作组的错误和辩论对联。各班在辩论对联的过程中，出身不好的同学已经失去了话语权。
　　冯敬兰：失去话语权的不仅仅是出身不好的同学，而是除了“红五类”以外的大多数。班里的核心小组--最基层的权力单位并没散伙，因为她们都是“红五类”，对联让她们增强了自信心和凝聚力。别的班不了解，我班还保持一定的秩序，8月4号核心小组通知，第二天必须全体到校开班会。我以为又要斗争我呢，5号就躲在家里没去学校。午后两个出身“红五类”的同学到家里找我，问我为什么逃学？我假装头疼，后来跟着她们去了学校。那天上午我们班在“辩论”对联的班会上，不少同学因为家庭出身受到了羞辱。 ...

引用 zxt 2014-1-16 10:58: 　　刘进：是的。除了受害人、目击者指认，我也找过高一3班的老师、同学核实。一个同学(为叙述方便，以下称A同学)对我讲了当时班里少数同学发起揪斗校领导的过程。A同学说带头的是几个住在西边大院(即三军总部大院)的同学。她们在班里说，现在“主义兵”成革命的了，主席已经发出号召，我们也要革命，也要斗黑帮。她们让人把校领导集中起来，拉到操场去游斗。当时全班同学都坐在教室里，出身不好的，家里有问题的学生都集中坐在一边，领头的同学让大家必须都出去看。A同学说，她初中就在女附中，很关心胡校长，自己也想出去看看。全班学生跟出去以后，有不少同学都打人了，包括出身不好的一个同学，她打的是胡校长，就是想表现革命。胡校长一直很强硬，挨打挨得最多。A同学还特别说到该班某同学(很多目击者都提到她)也打了，不是打得最厉害的人，但她是名人，“文革”前的优秀学生，只要动了手肯定别人会记得很清楚。打人厉害的几个，初中都是在外校上的。初中就在女附中的同学对老师有感情，下手不如她们那么厉害，也不是没打，下手可能轻一些。A同学还说，打老师的行为，让人不能容忍，但我们只能看着。卞校长死后，谁都不说话了。
　　在游斗过程中对校领导施加暴力行为 ...

引用 zxt 2014-1-16 10:51: 据王晶垚先生回忆：
　　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１日，工作组组织斗争会批斗卞仲耘。会上卞仲耘遭到残酷殴打。事件发生后，卞仲耘与王晶垚先生连夜起草控告信，向党中央和邓小平控告师大女附中工作组。
　　之后，这封控告信被转回师大女附中。落入工作组和“革命师生代表会”手中。
　　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卞仲耘被害的前一天的中午，卞仲耘给王晶垚打电话，说学校（指学校文革当局）勒令她交出控告工作组信件的底稿。王晶垚赶回家找出留存的底稿，交给卞仲耘。

引用 zxt 2014-1-16 10:50: 　　这还要从６．２１事件说起。
　　６月３日张世栋为首的工作组进入学校后，卞仲耘就被停职。６月中旬，国务院转来袁淑娥（大连工学院俄文教员）所写万言揭发卞仲耘的诬告信。工作组和“革命师生代表会”在６月２１日召开批斗卞仲耘大会。宋彬彬在《宋彬彬谈话纪要》中讲述了６月２１日批斗会前的情况：“后来到六月二十一日会不久前。张世栋喜出望外地对我们说现在有可以罢官的材料了。我们问他是什么，他说是从国务院转来的揭发卞仲耘材料。当时张世栋根本不了解袁是什么人，听张的口气，好像袁还是党员似的”。
　　在６月２１日的批斗会上，袁淑娥登台演讲，揭发卞仲耘。卞仲耘在批斗现场惨遭学生的毒打，几次晕厥在批斗台上。

引用 zxt 2014-1-16 10:49: 　　那个年轻的男大夫一看昏死者的样子，鼻子眉毛立刻全挤到一堆去了，口中念念道：“怎么搞成这个样子？这还有救吗？”宋彬彬说：“那你也得想法抢救，不能看着她死呀。”（这两句对话我记得很清楚）那个女护士立即蹲下打开药箱，取出酒精棉给卞仲耘擦拭骼膊打强心针，用了很多酒精棉才从那肮脏的骼膊上开辟出一小块清洁地。我印象里打了两针强心剂都没有见效，卞校长还是昏迷不醒，医生说不行了，送医院去吧。同学找来工友，让他打水清洗一下，然后拉到医院去了。
　　把卞校长送到医院时，朱忠丹，李××和王丽莎有没有跟去医院我记不得了，我没有去，我在学校又呆了一会儿，听说医院传来消息，卞校长死了。
　　我听说卞校长“不行了”时，正在操场大门附近，现在回想也许我正打算回家吧，这时我才注意到，那一大帮疯狂的低年级女孩子几乎全作了鸟兽散。校长老师们都瘫坐在路边喘着粗气，教我们语文的李老师在哭，梅树民老师在低头忍着，惟有胡校长不流泪，她即使在喘气也是抬着头。当我注意到胡校长时，她也恰巧瞥了我一眼，仿佛在对我说：你在看我们受难。”刘沂伦《我的记忆：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二三事》 ...

引用 zxt 2014-1-16 10:43: 　　“太阳快落山时，有人告诉我们卞仲耘晕死在后花园那儿。
　　我们到后花园去，在后门（朝北的一个门）附近看见卞仲耘瘫在一个平板车上，其状况只可用四个字形容：惨不忍睹。此时她躺在平板车上昏迷不醒，口吐白沫，白沫中还夹杂着粉红色的血丝，已经是有出气没进气了。她身上铺满了大字报，黑字红叉一片浑浊，灰色的糨糊汤，和她自己昏迷失禁排出的黄色的秽物散发出难闻的气味。显然，在她已经昏迷倒地后，女孩子们依然不觉尽兴，往她的身上铺大字报（无非是写些打倒黑帮之类的标语），甚至把墨汁和糨糊汤泼在她身上。
　　过了一会儿，有几个同学和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从北门进来，男医生比较年轻，我印象里还带着眼镜（这一点不敢百分之百确定），女护士看上去有30来岁，比医生年长一些，背着一个药箱，就是那时很常见的皮药箱，一个白色圆形里画着红十字；同学中我记住的有宋彬彬和朱忠丹，朱忠丹是跟着宋彬彬等人一起去医院的。她们从学校后门进来后，宋彬彬等人和大夫说话，朱忠丹在一边悄声告诉我：在医院里找急救医生时，大夫一听说是抢救被批斗的走资派“黑帮”，还不愿意来，宋彬彬和他们争论说解放军抓了俘虏还给治病，这才来了两个人。 ...

引用 zxt 2014-1-16 10:41: 　　“没过多久，那个女红卫兵来到图书室，又来叫我跟她走。这次却是跟她走到女生宿舍正门。刚进正门，却看见卞仲耘仰身躺在正门台阶上。红卫兵勒令我和先到那儿的校工老白，一同把卞仲耘抬上她身旁的手推平板车。我刚抬起她的双脚，围观的女红卫兵们朝着我哈哈大笑起来。我立即意识到：这不是嘲笑一个活着的右派，抬一个将死的走资派吗？我受不了这样的嘲弄，我也不忍目睹卞仲耘临死之前的惨状。她的两个眼珠向上翻滚，口吐白沫，浑身湿透，抽搐不止。‘老卞呀！我真不忍看到你这样的悲惨的结局！’于是，我愤然放下她的双脚，大声说：“我决不抬！”即转身走开。红卫兵追上我，骂了一句：“妈的！”用穿着军靴的脚踢了我一下”。（林莽《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言--纪念卞仲耘校长殉难四十周年》2006年）

引用 zxt 2014-1-16 10:38: 窗外有人走动。不一会儿，校医带着两个穿白大褂的人把卞仲耘用担架从北门抬出去了。
　　又过了好久，一位老工友……又护送我回家。”（胡志涛《“八五”祭》1986年）

引用 zxt 2014-1-16 10:36: 　　“一辆平板车推过来，在我的身边停下。‘你看！’我一看，车上盖满了大字报，上面还压着一把大扫帚。‘你把它掀开！’我用双手拿下扫帚，又一层层地揭开大字报纸。‘老卞！’我几乎叫出声来。她的两眼直睖睖地瞪着，呼噜呼噜地吐着粗气，两只骼膊红肿，上面布满了一条条伤痕。我用手摸摸，滚烫滚烫。我忘记了自己的伤痛，也忘记了自己的处境，急忙向周围的学生呼救：‘她的瞳孔已经扩散了，快！赶紧送医院抢救！’平时，她们是我倾注满腔心血培养的学生，朝夕相处，亲如一家，但现在她们却完全失去了人性，失去了理智，凶神恶煞似的向我吼叫：‘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我被她们推搡着关进了办公室。……
　　我一次次站起来向窗外看望，一次次被监视我的学生制止：‘黑帮！你老实点，不许你看！’
　　已经是黄昏了，太阳的光照依然很强。我从屋里往外偷看，那辆平板车还停在那里，没有人过问。那群对我施加拷打的学生都四散得无影无踪了。我再次向站在门外监视我的两个学生恳求：‘请你们赶快把她送往医院抢救吧！’其中一个回答：‘不用你管！’
　　夜幕渐渐地落下来了，我看看肿胀的手腕上那只被污水模糊了的手表，时针正指在七点上。窗外有人走动。不 ...

引用 zxt 2014-1-16 10:34: 　　“下午5点来钟的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在那里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
　　5点多时，有人叫来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的身体搬上一部平常运送垃圾的手推车。当时还在继续“斗争”另外4个人。副校长刘致平一度被强迫跪在这辆手推车旁边。副校长胡志涛看到手推车上卞仲耘两条骼膊红肿，上面布满一条条伤痕，眼睛张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嘴巴还在吐气。她告诉红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红卫兵对她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她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了起来。
　　稍后，有工友把那辆手推车推到学校北门（是小门，不是正门）旁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时值8月，那时天色还亮。有红卫兵说这样把卞仲耘推过去‘影响不好’，不准把车推出学校。手推车停在北门边。卞仲耘的身体被用大字报纸盖了起来，上面还压了一把大竹扫帚。手推车在校门口停了一两个小时。7点多钟，有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当时他们还被称为“新市委”，因为是两个月前“打倒”了旧市委之后建立的。卞仲耘终于被送进邮电部医院。医生检查时， ...

引用 zxt 2014-1-16 10:30: 　　“转到一座教学楼后面，大字报密度才略减，但那里的清净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威慑力。烈日下我看见女厕所旁边一辆手推车上横七竖八堆放着大扫帚、茅坑盖，下面分明有一个人，他（她）的两脚从杂物下面露出来。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于是我看见了黄的稀便顺着车厢板流淌到地上，苍蝇正嗡嗡地围着车盘旋。是校长。她没有知觉地躺在车上，衣衫不整，五官肿胀，眼镜不见了，大小便失了禁。8月初的午后4点，骄阳依然如火，可是我的头皮发紧，突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在那一瞬间，我所受的委屈和侮辱变得无足轻重了。她怎么啦？谁往她身上扔了这些大扫帚和茅坑盖子？这情景使我心里充满了厌恶和恐惧，我立即转身逃之夭夭。”
　　“女八路出身的校长（胡志涛）后来被打断了肋骨，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低过头。他是我所见过的最坚强最美丽的女人。正是她，顶着半边参差不齐的头发，忍着浑身的创痛，勇敢地推着小车把她生死不明的同事送到了医院”。（冯敬兰《记忆的伤疤》1995年） ...

引用 zxt 2014-1-16 10:29: 　　老王同志，你是她多年的战友，也是爱人。你必须坚强活下去，勇敢地斗争下去。首先要为老卞把事情弄清，揪出坏分子。这也是对党负责。证明她不是反党分子，不是黑帮。同时也要好好抚育老卞留下的四个孩子。尤其是可怜的四宝，她还那么小，只在几个小时内就被夺去慈爱的妈妈。我已决定，今后只要有机会我一定尽力帮助他们。最后，希望你一定节哀。冷静再冷静，凡事三思而后行。你是革命前辈，相信你一定处理得好。
　　我和你只见过几面，我是一个普通的教师。我不愿写下我的名字，也不愿暴露我的笔迹。希望你相信：老卞不是孤立的。很多大字报是言不由衷的（各种不同的言不由衷）。可惜老卞没有坚持到文革的最后时刻。不过，我们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事情一定会弄清。老卞是有群众的，谁想破坏文革，一万个办不到！
　　握手
　　致最沉痛的哀悼和敬意献给
　　老卞在天之灵！（她为党做的工作，我们一定不忘！）
　　师大女附中一教师8.8.2时
　　来源:《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

引用 zxt 2014-1-16 10:27: 一个工人想换用一张白纸都不行。很多老师要到她身边看看，都遭斥责不准。就是最健康的人窒息，也要致死。至七点，打电话请示了市委，才被允许通知医院和家人。换担架至医院时，四肢已硬。打四针强心针，又有何用？老卞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人死不能复活。这种严重违反党的政策的暴行令人发指！怎不令人悲愤填膺！毫无疑问，这是别有用心分子干的！我们一定要追究责任，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可怜老卞同志是真正的大老实人。高血压、心脏病，病成那个样子还硬挺着挨斗。不敢说一句，这说明她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她的惨死更说明她是好书记、好校长。我们相信，她决不会去反党。她死得这样悲惨，这样不明不白，我们坚决要求为她申冤。
　　这件骇人听闻的惨案，在某些人是噤若寒蝉，某些人是敢怒不敢言。6日上午广播，要封锁消息，这是封锁得了吗？ ...

引用 zxt 2014-1-16 10:26: 以告慰死难者卞仲耘同志。
　　44年过去了，我一直郑重保存着这封匿名唁函原件。今天，我想通过《炎黄春秋》向当年发出这封匿名唁函的师大女附中张静芬老师表达我和我们的孩子们对她的衷心感谢。
　　2010年8月5日
　　原件一、《匿名唁函》全文
　　老王同志：
　　老卞在女附中为党工作十七年，她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心里清清楚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老卞同志就被活活打死。据亲眼看见的人说（我们在楼上开会没有下去）：她临终时浑身血迹斑斑，伤痕累累，肩膀肿得老高。在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她被很多带钉子的粗木棒和板凳腿乱打，罚她下跪就下跪，罚挑土就挑土。她和胡志涛、汪玉冰都挑不动（很大的筐），挑不动就乱棒猛击头部、上身，肉都被一块块带下来。（胡志涛说，这是违反政策的。后来就被用绳子捆起来手。）（现胡汪都住进了医院）后来又被罚去扫厕所，在刚登上第三层台阶，在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她就一头晕倒在宿舍楼的台阶上。当时大小便失禁，只有大口呼吸的份儿了。而竟还被认为装死不老实，被用脚乱踢头部及身上。不马上送医院。时约六时许，竟被用垃圾车运到小操场厕所旁边。一会还嫌不够，又用风雨衣把她紧紧盖住，一个工人想换用一张白纸 ...

引用 zxt 2014-1-16 10:22: 　　王晶垚：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匿名唁函
　　1966年8月5日下午，卞仲耘校长在北京师大女附中校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1966年8月9日中午，我在悲痛中收到一封署名北京“师大女附中一教师”的紧急匿名唁函。
　　这封唁函的起草时间是1966年8月8日下午2点。信中陈述了卞仲耘遇害的全过程。这是第一份，也是第一时间陈述卞仲耘被惨杀真相的文字。
　　据其他几位受害者和目击者后来揭发，卞仲耘同志被折磨、杀害的经过，比这封信里揭露的还要野蛮，残酷得多。
　　在当时极其险恶恐怖的血腥局势下，这封信不得不用特意改变了的笔法和字体写成。卞仲耘遇害时极其可怕的情景被清晰记录和见证，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阅读这封匿名唁函时悲愤交加的心情。
　　这封匿名唁函告诉世人，即使在文革最黑暗的时刻，仍然有人敢于立即做出自己的选择，抗议邪恶。
　　信寄到我手中不久，女附中有人前来追查，凶恶地迫令我立即交出此信。我当即坚决拒绝。
　　1978年6月3日北京市中共西城区委员会印发《关于卞仲耘同志昭雪的决定》的文件。
　　1978年8月5日，在八宝山举行的卞仲耘追悼会上，《关于卞仲耘同志昭雪的决定》与这封《匿名唁函》，作为悼念文件在追悼会上向800多名与会者分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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