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一个必须澄清的问题 近30多年来，共产党的叛徒、走资派利用窃取的权利，掩盖自己反文革而迫害和屠杀了上亿人。仅就他们供认的：迫害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这还不包括他们篡权后迫害和杀害的造反派人数。在弄清了是谁把文革搞乱的今天，尤其是毛主席去世后的这30多年，他们更肆无忌惮、畅通无阻地搞乱了党、搞乱了国家的今天。究竟谁是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共产党的叛徒、迫害人民的罪魁祸首？这个问题已是回避不了必须作结论的时候了。按照中央所立“三种人”的标准，究竟谁是货真价实、证据确凿的“三种人”？被颠倒的历史不能再继续了，造成的损失太可怕了。十八大前的30多年，文革期手无寸铁的造反派，面对手持枪炮的走资派武装屠杀，有的造反派奋起反抗，甚至抢夺枪支弹药自卫反抗，我认为造反派面对比土匪还凶残的武装屠杀，造反派采取任何手段应对，都是合法的自卫，谈不上自卫“过当”二字。因此，在后来清理“三种人”时，许多造反派为此被判刑、杀害，这样的案例还不该平反吗？这里介绍一下周总理对青海省问题，经核查造反派没有枪，手无寸鉄，查清了赵永夫说是造反派先开枪的谎言后，周总理对被杀害的手无寸铁的造反派的这一事件的感人肺腑的话：“义和团还有几支鸟枪，可怜这些娃娃连义和团都不如，你(指赵永夫)干嘛还要开枪呢”。当毛主席发现全国军队“支左”，实际上75％以上支持的不是造反派，以及许多省市的造反派惨遭杀害的情况。毛主席、周总理才提出应对策略：武装造反派，“文攻武卫”。但事实上武装的造反派并沒有用武器杀害手无寸鉄的走资派等。以北京为例，被定为反动组织的“联动”，仅是逮捕了几个坏头头，而且很快江青同志亲自把他们释放了。再如1975年，由邓、胡(跃邦)等一手策划和煽动的清明节天安门广场反革命动乱(注：详情参见杨尚昆“日记”)。也仅是抓了几个人，而沒有动枪、更沒有动用坦克和大炮杀害任何人。另外，从媒体报导，上海这个武装了造反派的典例，但至今没有见有上海造反派武装杀害手无寸铁的走资派等的事例报导。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毛主席、周总理提岀武装造反派，完全岀于应对走资派武装镇压造反派的自卫措施。但又必须看到，当造反派“翻身”以后，极少数“造反派”头头搞打击报复。为此，毛主席和中央，一方面做政治思想工作，而发表了人人皆知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沒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和要团结那些曾反对过自己，而被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人一道工作等毛主席指示。同时对极少数不听劝说的头头采取了果断措施，使事态没能漫延，被有效制止了，这也是人人皆知的事。正是这些有力措施，才逐步平息了走资派屠杀造反派的罪恶活动，各省市实现了群众组织的革命大联合，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迎来了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保证了中共九大的胜利召开，文革胜利结束。 走资派篡党复辟资本主义后，至今许多省市遭迫害的造反派不仅不平反，大多还被剥夺了生存权利：不安排工作、不给应有的生活费……。难道共产党要把颠倒黑白，而纵容比匪徒更残忍地屠杀手无寸铁的造反派这类荒唐绝顶历史永远“合法”地保留下去吗？ 4、谁是把文革搞乱的罪魁祸首？ 谁是把文革搞乱的罪魁祸首？从上述介绍的有据可查的材料，可能谁都能有正确答案了。但我为什么还作为一个问题提岀来？因为我不是学法律的，也不是法律工作者，更无权进行核查，因此我不仅沒有能力，更没有资格下这个结论。我的义务和责任是把我看到的材料无保留地介绍给中央和人民。供中央核实、作岀结论，可能如此涉及2000万人生命的大案件，不核实、作结论，不好向人民交代。向人民公布的目的：如有与事实不符，望指正；如有遗漏，望补充。 二、走资派迫害和武装屠杀手无寸铁造反派和人民群众的几个案例 案例1： 有一篇达20来万字的反文革的文章中，有关于“前文革”有这样一段话：“刘、邓派到基层的工作组，站在党委一边，把起来造反的造反派镇压下去，结果引起很多激进分子‘造反派’的不满，激起很多矛盾和争斗事件。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 大家知道，他们仅干了56天，就打了这么多“右派”、“反革命”， 他们后来都是大力宣传文革“迫害知识分子”的，而他们是无比“爱护知识分子”。在此算一笔帐：56天迫害了这么多知识分子，平均每天打了182.34个“右派”、46个“反革命”。 参照这个打法，文革10年，每年按365天计，则共3650天，就该打“右派”665541个(66万5千多)、“反革命”167900个(16万8千略少一点)，合计为83万多，平均每校打34580个“右派”、“反革命”，即把当时全校师、生都打成“右派”、“反革命”还不够，还得借调不少人来打成“右派”、“反革命”。假设当时全国为500所院校，则就该打成1729万多“右派”、“反革命”。这还不包括中专、科研院所、县以上政府机关和工矿企业等。这就是“精英”们大力宣扬的他们“不打击、迫害”人的真相。可喜的是毛主席、党中央及时发现了他们的暴行，并给予了迎头一击，沒有造成更惨重的后果。 对此，邓小平有一段讲话：“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个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針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错误的性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撒 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所犯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注：选自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这50多天，是文革时期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起点。影响了整个文革。 案例2： 凤凰网知青频道文章《1967年六千长沙知青大逃亡始末》遮遮掩掩讲的事情，就是1967年发生在湖南的“道县大屠杀”事件。该文为什么遮遮掩掩？因为它妄图颠倒黑白，用这样的事情诽谤文革，诽谤毛主席（不这样，文章在凤凰网发表不了）。但是，只要您认真解读，就发现，文章实际上披露了文革中，“走资派”屠杀“造反派”的罪恶真相。1986年7月，章成到湖南道县调查后，写的调查报告《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可以说是代表官方态度的资料。报告表明，“道县大屠杀”非常血腥，惨无人道。 但是，该文章有这么一段话耐人寻味：【零陵地委的朋友说了这么一段故事：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在其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前夕，视察中南五省，专程来到湖南零陵地区，听取零陵地委关于道县杀人事件的汇报。听着听着，胡耀邦坐不住了，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他似乎要怒吼几声，但他不知道冲着谁去。他坐了下来，指示道：“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要对受害者要安置好。”但这样的事是不能宣扬出去的。】道县大屠杀基本情况： **【道县杀人事件……从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有14,000多人。】 **【一位工作组的朋友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1985年春，他在询问一个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时，这个凶手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是剥削过我们的阶级敌人。” ……另一个凶手回答得更简单∶“上头要我杀我就杀，要是现在上头又要我杀，我也会杀！”】——其实，他们是以杀五类分子为名义屠杀造反派，与1966年8月北京郊县杀害“五类分子”不同，那次是以杀害五类分子来转移斗争大方向。 (注：以上摘自互联网报导)。 如此严重案件，胡耀邦不让讲岀去，这位清算文革的英雄，不更证明报导所指：是走资派操控杀害的。这个案例，对照一下前面介绍的毛主席同刘少奇一段针锋相对的争论：“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毛泽东批评有那么多的地方将坏分子划成20%（包括地主富农、新生反革命、和平演变的）。毛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当权派’。刘少奇则认为，运动重点是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走资派在道县杀害那么多“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这一史实，还不足以教育那些岀身不好的后代们惊醒：是谁搞唯成份论？ 案例3： 为搞清死人问题，不妨以青海问题作个典例解剖一下。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的结案报告： “在二.二三反革命事件中，把拥有十五万余人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等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除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四十七人外，逮捕革命群众一万三千四百一十四人。据不完全统计：被捆绑吊打的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三人，被搜身抄家的五千九百六十八人，集中劳动的四千二百七十九人。青海省军管会平反组1967年7月15日” “二.二三事件”后，“青海省军区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在省会西宁，有个自称八.一八的造反组织，在北京来青海串联的一些红卫兵的支持下，藉口《青海日报》的一篇社论有问题，强行冲进报社。他们在里边大搞打砸抢，对报社的工作人员实行‘白色恐怖’，有的人已被活活打死。他们拥有从别处抢来的枪支弹药，对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部队人员进行武装威胁。……因此，西宁驻军调集八个连队对占据报社的闹事分子实行武装包围，命令他们撤出报社，交出手中的武器，揪出坏头头，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青海方面的报告说，占据报社的那些歹徒向包围他们的部队开枪挑衅。部队被迫进行武力还击，一部分负隅顽抗的死硬分子已被击毙，其余的人已被驱除报社，一场反革命暴乱已被平息下去了……”。 “三月初 ，总政要刘贤权、张江霖、赵永夫到北京参加军以上干部会。刘 、张是武装押送来的，两人在京西宾馆惴惴不安了十几天。赵永夫却多次在会上介绍‘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 “青海问题的翻转，源于中央文革的一个报告，戚本禹这样回忆： ‘我们文革小组开始也不太了解青海的情况，只看了赵永夫的报告。但不久，来信、来访的人多起来了，有从青海逃回来的红卫兵，也有北京的学生家长。红卫兵有的送控诉信，有的送血书，家长则哭诉孩子去青海串联生死不明。’‘关锋也从红卫兵的来信中了解了青海二.二三惨案。我们俩人商量这件事，关锋说：‘如果是林总表的态，主席会知道，因为这么大的事，林总一定会向主席报告；如果是叶帅表的态，林总不一定知道，主席也不会知道。但也许他们要报告总理。这事大了，文革小组解决不了，得请尚方宝剑。’于是我们决定写个报告给主席。’” “3月11日，主席在戚的报告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根据主席的批示，中央先后开了四次调查会。第一次是3月13日晚上，由戚本禹和关锋向逃回北京的红卫兵了解情况。参加会议的都是在《青海日报》社现场的红卫兵，事情叙述得具体、真实。第二次是3月21日晚，有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萧华参加，调查的仍是逃回来的红卫兵。戚本禹说：这两次调查会主要是围绕主席提出的谁先开枪的问题进行的，调查的情况由我和关锋向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作了详细汇报。他们听得很仔细。在汇报会上，总理曾反复核对赵永夫组织专人，搜查八.一八组织的枪支、结果一无所获的情况。他听后叹了一口气，说‘义和团还有几支鸟枪，可怜这些娃娃连义和团都不如，你干嘛还要开枪呢！’接着又问反映这一情况的学生姓名，用笔记下。” “第三次是3月23日晚，总理主持，江青也参加了。调查对象有：青海八.一八、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赴青战斗队、外地赴西宁红卫兵红旗造反团等组织的代表。调查会之后，总理留下康生、江青、叶群和小组成员商量如何向主席、林彪汇报。总理说，经过几次调查会，二.二三事件的主要问题都弄清楚了。主席所提的谁先开枪的问题已是一目了然。工人、学生根本没有枪，就连赵永夫搜查了几天几夜也没搜出一支枪，工人、学生也没杀过人。开枪杀人的是赵永夫。事后又谎报军情，假造林总回电，欺骗大家。康生插话说，赵永夫在青海私自扣押司令员刘贤权，又擅自调动野战部队开枪杀人，简直无法无天。” “第四次调查会是3月24日夜11点35分到25日凌晨，主持人仍是总理，江青、叶群、杨成武都来了。调查的范围除前三次的人外，还有刘贤权、张江霖、杨植霖、高克亭、赵永夫、王昭、张晓川、张洪。这次会上，总理和赵永夫面对面地落实了一些关键性的情节。” 会议结束时，总理宣布了中央的决定：（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七）赵永夫隔离收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3月25日，中央决定下达，西宁市又一次开了锅。八.一八成了坚定左派，捍卫队虽然没打成反革命，但也是刽子手的帮凶，‘坏头头’们遭到残酷批斗。”“一个月前拷打八.一八的种种残酷刑罚，如今轮到了捍卫队。一次，近200个‘坏头头’被带到‘烈士’墓地，通通下跪，打得血肉横飞。 最惨的是‘走资派’，他们都被定为镇压群众的黑后台，横遭摧残。民族学院院长戴金璞，不堪凌辱，自缢身亡。” “1976年后，青海形势再次逆转，叶剑英两次指示洗恒汉作青海同志的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放出来，给予平反。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和兰州军区司令员冼恒汉都坚持认为：赵永夫的事情是中央决定的，放赵应由中央下文。1979年3月，青海省委报请党中央批准，撤销了1967年3月24日《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并对由这一决定造成的冤假错案一律平反昭雪。”“赵永夫获释后任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后以正军职干部离休。” “刘贤权和张江霖，1977年都被免去青海省的职务。张江霖同时免去省军区司令员职务，行政级别由十级降为十四级，改离休为退休。” 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虽然头上也有“老干部”、“开国功臣”两顶桂冠，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倘若确如孙言诚文章所披露的那样的话，那这个赵永夫就是混进党里、军队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看他，千方百计篡夺了青海军区的领导权后，立即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法西斯专政，把拥有十五万余人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等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除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四十七人外，逮捕革命群众一万三千四百一十四人。据不完全统计，被捆绑吊打的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三人，被搜身抄家的五千九百六十八人，集中劳动的四千二万七十九人。被迫害的还有支持“八.一八”革命群众组织的领导干部，据孙文披露，原兰州军区司令员洗恒汉在《风雨八十载》中写道：赵永夫在指挥开枪屠杀群众后，还“搞了个尸体展览”，“还押解着刘贤权（注：青海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张江霖（注：青海军区副司令员）及其家属到现场参观、认罪，死难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几岁的学生，尸体堆积如山，院墙上、木桩上、树干上到处血迹斑斑，有的尸体还在烧，发出熏人的恶臭”——。 （责编：刘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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