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新华社的一篇奇文
今天在网上读到署名戴立言的新华社电讯《真的是“越反越腐”吗？》，该文立论之瑰奇，逻辑之诡奇，构思之巧奇，结论之离奇，真真不失为化腐朽为神奇，让我越读越惊奇，作者之奇思妙想，成就了难得一见的新闻奇葩。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我们一起来看看这篇奇文到底奇在哪里。
作者开篇就说：“近年来……（大多数人）增强了反腐败必胜的信念，但也有些人产生了悲观情绪，直观、感性地认为‘越反越腐’。真的是‘越反越腐’吗？答案是否定的。”诸位读者朋友，你“增加了反腐败必胜的信念”吗？不管你有没有增加，反正我没有增加。连像央视“你幸福吗？”那般作秀的调查都没有做过，就敢说“（大多数人）增强了反腐败必胜的信念”，纯粹靠想当然得出结论，够奇绝了吧！至于有些人认为的“越反越腐”是不是该否定，后文再说。
该文接下来的两段就更加奇诡了，作者一方面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多年的实践探索”这样的特色术语高度肯定改革开放后比改革开放前党中央更加重视反腐，反腐也更有成效（按照这个逻辑，改革开放以来的腐败程度肯定不如之前严重），一方面却说“改革开放初期……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日益猖獗，相当多干部被腐蚀”，“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消极腐败现象在某些方面呈蔓延、发展趋势”，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么？能混进新华社的人该不会连“日益”“蔓延”“发展”是什么意思都不懂吧？前言不搭后语，自相矛盾，逻辑混乱，而作者居然能宏论滔滔，大言炎炎，就这样的水平也能做新华社记者？或者说新华社记者就只有这样的水平？
作者说“数据更有说服力”，为了突出反腐成效越来越显著，该文的后半部分列举了几组数字作为论据。这些数据果真“更有说服力”吗？那就先看看作者举出了哪些数据吧：
“1982年到1986年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党员为65万多人，1992年至1997年为66万多人，2007年至2012年为66万多人。虽然从绝对数量来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反腐败斗争面临的严峻形势，但从相对数量来看，受处分的人数并没有增加，而30多年来党员数量可是增加不少啊！另外，违纪违法受处分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比例很小。以2010年为例，全国全年受党纪处分的119527人，仅占全国党员总数的1.5‰……”“高级干部违纪违法的案件数量呈明显下降趋势，从一、二十年前每年二、三十件，逐步减少到了现在每年十件左右，情况是在好转，并不是‘越反越腐’啊！”
从作者的数字证据推出的结论是：一、查处的违纪违法的党员数量没有呈现增加趋势；二、查处的违纪违法党员所占党员比例很小。这个我信，但这些数据却并不能证明不是“越反越腐”。
先说第一个结论。查处的违纪违法的党员数量没有呈现增加趋势固然不错，但所有违纪违法党员都被查处了吗？如果有越来越多的违纪违法党员没有被查处，那得出的结论岂不正好相反？至于“高级干部违纪违法的案件数量呈明显下降趋势，从一、二十年前每年二、三十件，逐步减少到了现在每年十件左右”的说法则更值得推敲，国内外沸沸扬扬的“27姨”事件为什么不予澄清？既然舆论四起，有关部门就应该给人民一个交代，捂住盖子就能掩人耳目？我不敢揣测到底有多少党员违纪违法没有被查处（我可不敢像新华社记者那样凭空想象），我只知道，从披露的贪腐案件涉及金额的数量看是在呈几何级上升（可以在各大主流媒体查证，决非顽石谣诼），改革开放之初贪腐十万八万的就是巨贪，之后飙升至几十万、几百万，至如今，几千万的都只能算小巫了，动辄几个亿，几十亿，甚至还要在后面加上美元。《真的是“越反越腐”吗？》的作者为什么不列举这些最能说明治贪效果的数据呢？
再说第二个结论。查处的违纪违法党员所占党员比例很小的确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同样不能说明“反腐的成效日益显现”。中国当前有8千多万党员，其中干部人数有多少我没有查到可靠的数据，但可以肯定的是，干部（尤其是具备贪腐条件的干部）所占党员比例一定不会太高，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党员是没有贪腐条件的。可是，该文作者却将8千多万党员作为分母来做除法，以此证明违纪违法党员所占比例很小，这难道不是太荒唐了么？
“越反越腐”是不是准确的描述了这几十年的治贪状况，我没有结论，但可以肯定是，戴立言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戴文奇则奇矣，可未见得就是奇秀、奇美，奇字也可以和丑字构成一个双音节词呢。
古人看重立功、立德、立言，戴某取名立言，而从事的又是新闻工作，大概也是想立些什么言吧。可这样逻辑混乱、罔顾事实、东倒西歪、专事忽悠的言论能立得住吗？即便要忽悠，也应该到赵本山那里去进修一下，才可能忽悠得有些境界吧。
2013.6.7
顽石将该文附于后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说的是不是有些道理。
新华每日电讯：真的是“越反越腐”吗？
2013年06月07日08:10 新华网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自媒体的发展，党务公开、政务公开的逐步扩大，消极腐败现象的曝光非常直接、快捷，老百姓看到、听到的这方面的消息也随之增多。大多数人对此能正确看待，增强了反腐败必胜的信念，但也有些人产生了悲观情绪，直观、感性地认为“越反越腐”。真的是“越反越腐”吗？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党执政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对消极腐败的危险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始终对反腐败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不断深化对反腐倡廉规律的认识，经过30多年的实践探索，逐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富有成效的反腐倡廉道路。正是沿着这条正确的反腐倡廉道路，我们的反腐败工作才呈现出不断向纵深发展的良好态势，反腐败的成效日益显现。
改革开放初期，面对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日益猖獗，相当多干部被腐蚀的形势，我们党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狠刹党政机关和干部经商办企业的不正之风，通过查处一系列大案要案，震慑了贪污腐化分子，严明了党纪，端正了社会风气，有力地保障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消极腐败现象在某些方面呈蔓延、发展趋势，我们党做出了进一步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的重大决策，确立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的反腐败三项工作格局，把查处案件作为从严治党、惩治腐败的中心环节，着重查处了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经济管理部门和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成果显著。与此同时，集中治理部门和行业中普遍存在的多发性不良行政行为和不良服务行为，乱收费、公路“三乱”、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无偿占用企业钱物等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得到有效治理，反腐败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加大从源头防治腐败的工作力度，通过深化行政审批制度、财政体制和干部人事制度三项改革，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被不断铲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提出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败战略方针，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逐步形成。围绕权力的监督制约，颁布实施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完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加强“裸官”管理，建立巡视制度、加强经济责任审计、统一管理派驻机构。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一批腐败分子被引渡或遣返。可以说，如果我们党不是这样一以贯之地反对腐败，改革开放之初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严重状况就不可能得到遏制，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举世瞩目的成就。对此，连国外反腐败专家也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中国的反腐败成绩是“足以同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温饱问题、极大地消除贫困相提并论的一个巨大贡献”。
数据更具有说服力。1982年到1986年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党员为65万多人，1992年至1997年为66万多人，2007年至2012年为66万多人。虽然从绝对数量来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反腐败斗争面临的严峻形势，但从相对数量来看，受处分的人数并没有增加，而30多年来党员数量可是增加不少啊！另外，违纪违法受处分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比例很小。以2010年为例，全国全年受党纪处分的119527人，仅占全国党员总数的1.5‰，而且从性质上说，并不是所有违纪党员都是腐败分子，其中能称得上腐败分子的很少。这充分说明我们党员的主流是好的。从发展态势来看，这些年受处分人数并没有出现大的波动。这表明我们对惩治这一手始终没有放松，始终保持着高压态势。近年来对陈良宇、薄熙来等人的立案查处表明，无论是谁，只要敢触碰党纪国法的“高压线”，谁就会身败名裂。从统计数据来看，在办案力度不减的前提下，高级干部违纪违法的案件数量呈明显下降趋势，从一、二十年前每年二、三十件，逐步减少到了现在每年十件左右，情况是在好转，并不是“越反越腐”啊！
理性地看，腐败是社会毒瘤，非今日才有，也非中国特有，这既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亦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比较地看，与我们处于相同或类似发展阶段国家，包括发达国家也都经历过腐败高发的过程，不少国家的腐败问题远比中国更加严重。这样的比较并不是为腐败的发生寻找客观原因，放松反腐败的努力。恰恰相反，这是为了使我们把问题看得更全面、更清楚、更透彻，从而更加从容自信、坚定有力地与腐败做斗争。随着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一些深层次的、新形式的腐败问题还会暴露出来，一些尚未查处的腐败案件也必将揭发出来，但这些都不应该降低我们反腐败的信心，抵消我们建设廉洁政治的正能量。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新的高度，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中央政治局把握时机，制定八项规定，改进工作作风，自上而下、带头执行，极大地凝聚了党心民心。加大巡视工作力度，提高巡视工作发现问题的能力，当好党中央的“千里眼”，找出“老虎”和“苍蝇”，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承诺本届政府任期内对现有行政审批事项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进一步简政放权，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滋生腐败的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只要我们坚定信念，充满信心，惩治更加有力，预防更加有效，那么腐败分子必将无藏身之地，腐败必将得到有效遏制，逐步实现建设廉洁政治的战略目标。戴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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