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的客观必要性或曰必然性

在今天，有一种观点已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看法，即中国绝不能走类似西方的经济发展道路，也绝不能采用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否则，再多几个地球也不够用。

有资料显示，美国现在是以3亿人口消耗着全球30%-40%的资源，包括石油、矿产、饮用水等不可再生资源；而中国有13亿人口，如果中国人达到美国人现在的生活水平，消耗的资源将是美国的3到4倍。也就是说，仅中美两国，就要消耗地球资源的120%以上，这是地球所无法承受的。对于这一前景的担忧，西方多层面的人士都曽有过明确表达。

在2010年访问澳大利亚前夕的一次采访中，西方利益的当然代表，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电视镜头前公开讲出了西方精英对中国的真实想法：如果10多亿中国人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美国并不想限制中国的发展，但中国在发展的时候要承担起国际上的责任；中国人可以富裕起来，但中国领导人应该想出一种新的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无疑，奥巴马表达的这种担忧是真实而沉重的；但同样真实的是，这些为了自己的优越生活和“人类前途”而忧虑，从而坚决反对中国走西方道路的洋大人们，同时却在许多方面对中国指手划脚，指责中国为什么政治制度不学西方，为什么人权状况不像西方？这些脑袋似乎已变成一团浆糊的西方精英们，难道就不会反问自己一句：如果中国在经济发展方式、生活方式上不能模仿西方，那么它在政治制度上、社会生态上还能和西方一样吗？或许，他们关心的从来就不是中国，而只是他们自己；他们只是希望中国的变化符合他们的需要，不论是“像西方”还是“不像西方”，也不管是否合符逻辑、是否自相矛盾。更为滑稽可笑的是，一大帮中国的“精英”、“公知”也跟在洋大人的屁股后面高喊：为什么不学西方呢？为什么不呢？

西方人认为中国千万不能效仿的，其实是那种放任自我欲望的消费方式，以及由于激烈竞争而加剧掠夺自然资源的经济发展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与西方强调个人自由的政治文明和强调竞争的经济文明是同构而且相互适应的，因为它们建基于同样的文明基因。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其价值核心是“个人优先于集体”，因此鼓励放任和发挥自己的欲望、鼓励个人之间的竞争。整个西方的生活方式、社会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和政治结构，都是建构在这样一种价值逻辑之上的，其浮在水面最耀眼的部分，就是以个人主义为基准的自由主义、竞争至上的市场经济及以多党竞争为特征的西方民主制度。现在，西方人希望中国采用的，却是一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个人欲望、节制竞争、从而也必然更倾向于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又怎么可能不影响中国人的社会生态和政治结构？你总不能要求一个人同时脚往左边走，脑袋却朝右边去吧？没有相适应的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上层建筑的保障，中国人的经济基础和生活方式怎么可能做到压抑欲望、节制竞争？近30多年中国为什么能够走出一条“政治集中，经济开放”的“中国路径”，关键就在于中国的政治并没有向左走，而只是保持在原地不动（实际上政治也在向右，只是幅度远没有经济大而已）。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必须保持一定的协调性，如果政治向左、经济向右，就不会有这30多年的“中国奇迹”。

实际上，这样一种克制欲望、节制竞争的生活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与中国传统的文明基因是相符的，与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也是相符的。与西方不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核心是“集体优先于个人”，强调克制个人欲望，维护群体利益，于是有儒家的“克己复礼”，甚至“存天理灭人欲”之说。众所周知，中国的现行政治制度也是遵循“集体优先于个人”原则的，它甚至要求个人甘做集体这台机器上的螺丝钉。只是由于前30年把这种集体主义的逻辑推演到了极端，才造成后30年“个性解放”的反动。经济对自然的过度掠夺、人与人之间的过度竞争、个人欲望的过分宣泄，都发生在这30年间，但基本政治制度并没有随之根本改变，只是收缩了自己的管辖范围而已。

30多年的个人放纵，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自由的极大增进，但也造成了今天内部的高度分化和外部的担忧、警惕与防范。直到今天，不管从自然条件，还是外部国际环境，或者内部社会条件看，中国原来的路已经不可持续，必须另找一条新路，必须回到一定程度上压抑个人欲望、节制竞争、崇尚集体与和谐的轨道上来。当然，今天对个人的压抑和对集体的崇尚不可能达到古代或前30年的那种程度，基本的个人权利应该得到更多保障，集体的决策也应该更多倾听民众的声音；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市场对经济资源实行基础配置，但同时不排斥政府从公共利益出发的干预。那种以西方为标本，以西方规范来诠释个人权利、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做法，那种认为经济问题只能交给市场通过竞争的方式解决、政府必须垂拱而治的食洋不化，显然不适用于今日中国。如果中国真的像这些人主张的一样，在政治上、经济上照搬西方，其结果不但将是中国的灾难，也必然是世界的灾难。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个人需求、回归集体主义，是当下中国别无选择的选择。中国作出这种选择的理由，不是因为顾忌西方，而是从自己的条件和需要出发，从全人类的前途命运出发。不如此，则自然环境将无法承受人类发展之重；不如此，国际社会将难以面对中国发展之迅，中国也很难避免与老牌强国发生激烈冲撞，从而很可能重陷当年德、日的困境。在西方模式之外，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外部约束的“中国道路”，这既是中国领导人对中国负责任之必须，也是中国对全人类负责任之必须。

（责编：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