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壹基金是一颗种子 2010年2月杨鹏加入了壹基金担任秘书长，在此之前，他是非公募基金阿拉善SEE 生态协会组织的秘书长。 杨鹏加盟壹基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求注册为公募基金的可能。 杨鹏起先希望壹基金可以在民政部注册，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公募基金会。但从2010年2月到9月，为了找到业务主管部门，杨鹏到处“求医问药”，却仍没有结果。杨鹏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第一个民间公募基金会，做起来没有先例，都比较谨慎。” 彼时，因为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而无法“合法化”的民间组织比比皆是。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曾表示，她所了解的一个民间组织，经历20年的登记之路，仍然束手无策。 李连杰也一度打了退堂鼓。2010年9月12日，李连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壹基金因为没有“身份证”而存在“中断的可能”。 时任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看到报道后，心里打了一肚子的问号。“他有很好的理念，很好的团队，很好的业绩，做得非常棒，政府也没给钱，还能做那么多有意义的事，但居然说可能要关闭要终止了。”他感觉到这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制度设计的问题。 刘润华立即找来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他问马宏壹基金登记有没有什么法律障碍，马宏回答没有任何障碍。 马宏之所以能如此确定，是因为深圳早在几年前便在这方面进行了突破性的尝试，并已经实行了改革。2004年，深圳的行业协会、商会便开始与政府职能部门脱钩，由新成立的行业协会服务署承担业务主管单位职能；2006年，行业协会服务署并入市民政局，成立民间组织管理局，行业协会、商会取消业务主管单位；2008年，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等社会组织也可以直接在民政部门登记了。2009年7月，民政部和深圳市政府签署了一个推进深圳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的合作协议，协议里明确授权深圳市民政局可以直接登记基金会，而原来只有民政部和省级民政部门才有这个权力。 “法律上并不是说民间发起不可以成立公募基金会，但各地的民政部门为了规避风险，不约而同地从严把握。在我看来，李连杰的壹基金有那么好的理念、团队和业绩，如果我们不相信他，还能相信谁？给他登记以后，如果他犯了法，依法查办不就完了？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与企业的关系就好比是工商部门与企业的关系。工商局长只承担企业登记的责任，同样，民政局长也应该只承担社会组织登记的责任。至于登记之后，企业或社会组织是否会干违法的事，那属于监管的问题。这是两码事。”刘润华说。 刘润华希望壹基金来深圳落户。2010年11月25日，刘润华给老领导王振耀打了个电话，表达了自己的意愿。王振耀刚辞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迅速将这一消息转达给李连杰，李连杰委托杨鹏办理。杨鹏回忆说：“尽管原来我们是想注册全国的，现在变成一个地方的基金会，但我还是说，管他是哪儿的，先注册下来。” 第二天，杨鹏前往深圳。两人谈了很多细节，但刘润华只说：“所有细节都不重要，你什么时候把该准备的材料准备好，我们即刻批给你。”在刘润华看来，把深圳打造成公益慈善之都，全国有这样的形势，深圳有这样的条件。 整个注册手续只花了7天时间。12月3日，深圳市民政局正式批准公募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下称“深圳壹基金”）的注册申请。杨鹏当时觉得，成功来得有点突然，忙了快一年了没结果，没想到这么快就办下来了。 批下来当天，在前往机场路上的马宏，给杨鹏发了一条短信：“12月3号，深圳基金会成立。1、2、3，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祝壹基金一切顺利。”她认为，壹基金是一颗示范的种子，希望之后民间公益慈善的力量会蓬勃地发展。 批准了全国首家民间发起成立、无业务主管单位的公募基金会，刘润华有自己的想法，他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做与不做之间，自己心中一定要有一杆秤，一定要衡量，一个是压力，一个是价值。比如注册壹基金，尽管不存在法规和政策障碍，别的地方不做自有不做的道理。我认为，愿不愿去做，责任意识很重要。”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给刘润华吃了一颗定心丸。深圳壹基金成立后引发了很多议论，有一天，李立国亲自给刘润华打了一个电话：“我怕你有压力，我打个电话给你，这个事你做得好，我支持你，别管别人说什么，没关系。” 就在深圳壹基金挂牌当天，李立国要刘润华代表他对壹基金表示热烈的祝贺，但因为当时仪式已经结束，刘润华便没有机会宣布。 独立后的规则之殇 “独立”两年来，公众眼中的深圳壹基金形象似乎越来越高大：明星团队、民间公益慈善标杆、受企业家青睐、募款能力强大……然而，有了合法身份的壹基金并非从此一路坦途，相反，它一直在为一些数字所头疼。 2004年实行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这对于刚刚成立不久的深圳壹基金来说并非易事。在杨鹏看来，要等到团队足够强大时，才能使用更大金额的善款，以保证项目运作的有效。 现在深圳壹基金运作以项目制的方式进行，每个项目都要经过严格的民主考评后，才会决定是否出资支持，针对不同项目组建单独的管理团队。 目前，深圳壹基金在深圳、上海、北京、成都四地仅有不到40人的全职团队。公益慈善事业需要人才，尤其需要管理、财务、互联网、工民建等高端人才。然而，深圳壹基金却给不起、也不能给这些人高薪。 根据《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财务管理办法》，公益基金聘用人员的平均工资不得超过本地平均工资的2倍。要超过这个标准，就会取消免税资格。2013年，深圳平均月薪为4104元，深圳壹基金员工的平均工资就不能超过8208元。 《基金会管理条例》还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据唐艺蕾介绍，壹基金从2008年至今，除去重大灾难的年份，每年筹资为2000万~3000万元，如果按去年募款3000万元推算，壹基金今年的公益事业支出应不低于2100万元，而壹基金养人、管理费用只有210万。 210万够用吗？不够。前几年还能免费的场地、宣传等费用，因为提供者不可能长期坚持，这一块的成本正逐渐增加，壹基金只能争取到一些公益价格。 而那些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跨国公司跳槽来这儿的人，从前能拿20万~40万年薪，但到了壹基金，薪水都要打折扣，哪怕是高级经理月薪也不超过1万元。有时候，为了招到更多的人才，壹基金不得不和应聘者商量，20万元的年薪掰成两份，一人一半。当年，唐艺蕾进壹基金的时候就是这么个情况。 唐艺蕾说：“10%相当不够的，除非明年裁人，不然的话就是集体减薪。” 而在国外，公益基金的薪酬跟商业公司比较趋近，因为他们同样需要管理大量的资金，而且公益基金需要的能力与付出，甚至比商业公司还高。以比尔·盖茨基金会为例，他们的中层月薪收入在2.5万~3万美元左右。 其实，壹基金也有一个节省人力成本的方法，他们管好钱，执行让别人做就行了。正如同美国主流的基金会，主要职责就是钱的整合，不执行具体的项目。未来，壹基金也会往“民间组织的财政部”的方向发展，“很多场合我们有点像一个蓄水池，公众的捐赠到了我们这儿，就像我们又从蓄水池分出了很多水渠，又到了草根组织那儿去，为更多的机构拓展更大的空间。”杨鹏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但这属于比较理想的情况，并不是壹基金现在的状况。在很多救灾项目中，壹基金不仅是一个资源整合方，也是执行方。所以这个决定了壹基金人数少不下来，钱也少不下来。 “现在中国老百姓还是喜欢直接执行，他不能理解为什么给了你钱，然后你又给别人，那为什么我不直接给他。”唐艺蕾向记者解释为什么壹基金现在要走执行的路线。 在许多知名的国际组织中，绿色和平就是像壹基金这样承担着执行任务的机构，其运营成本高达70%，这几乎是中国规则的六七倍。 今年芦山地震救灾期间，深圳壹基金38个全职工作人员，联合了4个救援队近百人参与生命搜救，44个民间救灾伙伴的70个工作人员与近千名志愿者共同协调物资发放。 现在深圳壹基金的合作伙伴有450多个，但负责项目的人一共只有20个左右，每个人平均负责数十个项目，这几乎就是在特别高压的情况下在走钢丝的运营。 以救灾部门为例，整个部门只有7个人，却要把200多家机构管起来，平均每个人盯几十个合作项目。 今年是唐艺蕾在壹基金的第五个年头，这些年来，她最大的感觉就是一直在打仗。“国家的规定和外部的环境给你的作为的空间、合作的空间非常有限，必须要靠绷着自己才能撑着往前走。” 大佬们教给李连杰什么本领？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下称“深圳壹基金”）的发起机构为上海壹基金、老牛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万通公益基金会及万科公益基金会，每家出资1000万元，构成了5000万元注册原始基金。 深圳壹基金最主要的权力机构理事会由李连杰、万通董事长冯仑、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腾讯董事会主席兼CEO马化腾、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蒙牛乳业集团创始人牛根生，以及深圳壹基金秘书长杨鹏和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创新研究院院长周惟彦等11人组成；周其仁担任理事长和法人代表，王石担任执行理事长。 11人的名单，7位企业大佬。与其他公益组织不一样的是，深圳壹基金的发起企业和掌控这些企业的大佬们都有着极其广泛的资源调动能力，堪称“权势”。比如腾讯能直接覆盖几乎全部中国网民，阿里巴巴拥有中国最大的在线支付工具，万科是中国最牛的地产商之一。 能聚拢这些人，“当然李连杰的影响力很重要，包括他们的朋友关系，但是更多的是认可壹基金人人公益的理念。”杨鹏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 “2009年开始，包括王石先生、冯仑先生，包括企业界非常受尊敬的精英——柳传志先生，都给予壹基金很大的关怀和支持。”李连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我的人生里，我跟企业家学到了很多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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