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问题 这里有两不同的问题必须首先分清：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本身的基本思想、基本原则问题，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一个是在进行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过程中产生的缺点和错误问题。 辛子陵的《毛泽东全卷》说： “毛泽东对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准备是不够的……在经济领域，毛泽东只有皮毛的知识”。 “毛泽东在创立公社体制的时候，成天沉湎于《三国志》，没有去翻一翻《资本论》，他才有勇气把自己创立的公社制度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推到世界前台，贻笑天下而不自知；如果他知道马克思分析过印度公社是如何被历史淘汰、瓦解、消亡的，他也许会慎重一些，不急于下‘人民公社好’的‘圣旨’，向全国推而广之了。” “他犯的是路线性、全局性的错误。如果实事求是地评估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毛泽东必须下台，以谢全党、以谢国人。” 肖冬连等的《文革前十年史》说： “以全国党代会形式通过的总路线，标志着中央已经彻底否定了两年前八大会议制定的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发展的经济方针，‘左’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已经最终确立矗立了。”“这条总路线，基本方面是不正确的。” “大办农村人民公社的过程，实际就是大刮‘共产风’的过程。后来，不断地反‘共产风’，‘共产风’的风源何在？就在人民公社化本身。”“人民公社的‘公’，实质上就是一个‘平’字，即绝对平均主义。它是党的领导人在新形势下对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套用，反映了小农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很明显，这些观点就是要全盘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认为毛泽东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本身就错了，犯了路线性、全局性的错误，必须下台。 1，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胡绳的《七十年》说：八大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对这条总路线的解释……就这些来看，本来是正确的。这条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普遍愿望。然而它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性，否定了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 八大二次会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的规定和解释，在什么地方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在什么地方否定了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在什么地方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原文没有指出来，看来它也指不出来。 薄一波的《回顾》说：“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一条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目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无疑同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要求是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系列基本点，大都发端于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报告，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探索适合于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成果。”“在制定特别是在具体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过程中，发生的忽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缺点和失误，是不是主要表现在以下这些方面：1。不重视综合平衡。”“2。……忽视物质利益的原则。”“3。……只突出了多快而未能把把它同好省有机地统一和结合起来”。 这里，薄一波实际上就承认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本身是正确的，只是“在制定特别是在具体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过程中，发生的忽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缺点和失误”。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本书原文也采用了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才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内容，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所取得的成果。” 另一种说：“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 这两种说法似乎是互相矛盾的。既然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所取得的成果”，怎么又会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呢？难道说总路线的这些内容中不包含对客观经济规律的重视和认识成果吗？作者不可能不知道这种矛盾，但为了“保持一致”也只好让它互相矛盾吧。 2，关于大跃进， 本书原文在论述中曾经谈到，“跃进”一词，在五十年代，最初是在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来的，不久，就提出了“全面大跃进”。 薄一波在《回顾》中说：“毛主席所以发动‘大跃进’就是要以尽快的时间，使国家富裕起来，强大起来，摆脱目前这种被动的、在世界上无权的状况。围绕这个目的，1956年开始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1958年发动‘大跃进’就是这个探索的继续。这个愿望是正当的，无可厚非的。‘大跃进’的号召，一经发出，全国上下，奋起响应，迅速成为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这也说明毛主席、党中央当时提出的为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而加快经济发展的战略，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愿望。” “大跃进”难道说仅仅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良好的“出发点”吗？社会的发展，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发展，能不能够实现“跃进”、“大跃进”？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总结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指出：“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的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对政府工作报告稿的修改中还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的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个预见，必将在几十年人们嘴上的一句话，叫做“发展是硬道理”，不也就是说要加快建设的速度吗？一九九二年，十四大以后，投资盲目增长，出现大量的经济泡沫，一直到一九九六年才缓过劲来。不能因此就说“发展是硬道理”不对吧。当然，“大跃进”和“发展是硬道理”两者提出的历史背景是完全不同的。 3，关于人民公社 胡绳的《七十年》说：“7、8月间，《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公开宣传毛泽东关于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的思想。” 这个思想本身究竟对还是错？它没有讲。 薄一波的《回顾》虽然也说了人民公社的思想形成的过程，但它仍然把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思想与人民公社化运动搅在一起，没有区分开来。 本书原文到是对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构想作了大致的勾勒： “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 “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 “人民公社”前面加上个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人民公社，我的意见是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取消自留地，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这样的构想究竟是对还是错？原文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毛泽东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构想也是从实践中来的，并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随着各地工业的发展，一九五八年四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成都会议通过的《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工业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农业合作社在发展中出现了并大社的趋向，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成都会议通过的《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随后，以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的掀起，地方工业的兴办，带来了农村劳动力的紧张。一些地方为着尽可能地腾出劳动力用到工农业生产上去，举办了简易的公共食堂和托儿所。有的地方还办起了“农业大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以及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开始酝酿新的农村基层组织的结构问题。 人民公社的所谓包括工农兵学商、一曰大二曰公、政社是合一的等等特点，都是建立在初步从经济上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差别以后，高度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它与前人提出的“乌托邦”的空想，有着本质的区别。 实行人民公社化的初期，曾经出现过一些错误，但经过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一九六一年的整顿之后，人民公社就逐步完善，走上了正轨。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在近二十年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一些人所谓的“大动乱”、“大灾难”年代，农村人民公社依然屹立，各项事业逐步发展，生产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成为我国社会稳定的基础。 时间过去快半个世纪了，在实践的过程中，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全国，现在仍有几千个建立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冲破重重阻力，保存下来了，并得到了新的发展。今天的河南“南街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样板。类似这样的“样板”在全国还不少。 实践终究可以证明：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构想，可以说它还不完、不具体，但总的方向是正确的。 四，关于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 在第一次大跃进运动和初期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确实出现过一些错误。这是一些人着意大肆渲染的所谓“重灾区”。各种各样的材料堆积如山，各种各样的议论排山倒海。但称得上是毛泽东的错误的又有几条呢？ 就大跃进运动来说，毛泽东的最大的一条错误，就是提出了一九五八年完成钢的生产指标1070吨。 这个“1070”的指标是怎么来的？它总不会是毛泽东在自己的头脑中幻想出来的。 1958年2月3日，国家经委提出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625。8万吨。 1958年4月15日，国家经委汇总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711万吨。 1958年5月3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800万吨到850万吨。 1958年6月7日，冶金部规划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820万吨。 1958年6月中旬，中央财经小组讨论估计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可达到900万吨。 1958年6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未参加）上薄一波预计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900万吨。一种意见同意，另一种意见认为还可以更高一点。 1958年6月18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及其他领导人谈话，毛泽东赞成提高钢指标，经研究1958年钢产量指标改为1000万吨。 1958年6月19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一些同志开会，内部决定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1100万吨，后来公开宣布为1070万吨。 “1070”尽管决定下来了，但是，毛泽东对他的这些具体管事的干部提供的根据并不放心，这个指标是否能这样定，他的头脑中仍然是犹豫不决。薄一波说：“当时，我对”一0七0“的任务，已经有些不足了……我风格不高，也就不便说出自己的怀疑。”而且，8月30日下午，薄一波还带着一大帮人到毛泽东那里，一个一个当面向他担保。 毛泽东挨个向与会者核实：1070行不行？ 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行不行，马天水说可以。 问鞍山市委书记赵敏行不行，赵敏也说可以。 问武汉市委书记，也可行。问太原市委书记行不行，他说可以。 又问主要钢铁基地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的工业书记大家都说行。 问到冶金部副部长刘彬，毛泽东说：“就看你拿主意啦。”刘彬说：“可以，我们都做了计算了。” 问到冶金部办公厅主任袁宝华，毛泽东说：“你是经常接触基层的，你说究竟有没有把握？”袁宝华说：“冶金工业的生产，从矿山、冶炼、轧制到机修、运输等等有10个环节，我们树了十面红旗，只要十面红旗能站得住，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 然后问到冶金部长五鹤寿，他说：“主席只要下了决心，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可以的。” 最后问到薄一波，他说：“主席，我建议把1070吨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 毛泽东还是不放心，因为只剩下四个月了，时间太紧迫，他念了一句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还说：“我是观潮派、算帐派。”“我总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但是他还是同意了薄一波的意见：“这是个好主意。根据你们刚才讲的不是1070，是1100多万吨，发表1070，那我们口袋里还装有几十万吨。” 毛泽东做事也太难了！就是这样定下来的指标，他还是错了。 一九五九年七月，王鹤寿在庐山会议上说：“开始我们计划一九五八年搞800万吨。后来我们看到各省很积极。各省干起来啦，感到有办法，就是搞小土群，认为搞土铁没有问题，能上得去，炼钢搞小转炉。所以，后来主席问我时，我说行，上得去。因为我当时确实认为能够上得去。这个事情由我负责。我还找到林铁同志说，华东能搞600万吨，你华北条件好，更应多搞点。我确是认为行，并不是认为不行，有意说行。主席对这事很慎重，曾经几次问我。这事主要是我们缺乏经验，对问题估计不足，反映情况有片面性，应由我们负责。”（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74页） 与一些人共事也太难了！接受他们的意见定下来的指标，最后没有完成，他们反倒说：毛泽东“把根本改变中国的贫困面貌看得太简单了”，“把‘一穷二白’看是我国优点的片面观点”，“只反右不反‘左’”，“搬用革命斗争中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指导经济建设”，“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未能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偏离了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调查研究传统”，“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等等。 最新评论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