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对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评价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中国发生的“大跃进”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从他的主观愿望来说，是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国家早日富强起来，使中华民族早日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再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这些，都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为之奋斗的目标。在“大跃进”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战天斗地，昼夜苦干，在许多战线上取得新的成绩。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达到四千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点五；棉花产量三千九百三十八万担，增产百分之四十九点一；钢产量(除去土钢)八百万吨，增产百分之四十九点一；其他一些基础工业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一九五七年冬开始持续几年的大规模水利建设，特别是兴修了一大批大中型水库，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和旱涝灾害的防治起了重大作用，它的效益至今还在继续发挥。科学技术也有了可喜的发展，尤其是在某些尖端科技领域填补了一些空白。 “大跃进”中取得的新成绩激励了毛泽东，六亿人民改天换地的革命斗志感动了毛泽东。当他读了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上关于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报道以后，兴奋不已，“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在七月一日党的生日这一天的早晨，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 毛泽东深知抓住时机的极端重要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国际上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的世界和平力量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发展。这就有可能争取到一个相当长的和平时期。当时他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中间地带吃不下去，内部又有经济危机，过去人民的力量不能制止战争，现在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抓住这个时机，以只争朝夕的急迫心情，想用最快的建设速度，使国家发展起来，兴旺起来，强大起来。 对于发动“大跃进”，毛泽东当时认为是有充足根据的。从客观条件来说：第一，中国有六亿人口，这是决定的因素。第二，中国已经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生产关系改变以后，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第三，经过整风和反右派运动，形成了人与人在生产劳动中的平等关系，由此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极大地发挥出来。从主观条件来说，党已经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而且有了一套工作方法，能够适应“大跃进”，并能够保证“大跃进”不出大的乱子。 毛泽东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很满意，认为发展速度太慢，决心另辟蹊径，闯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八年的实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领导经济建设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还很不足。 第二部分对原文的评论 原书第十九、二十章，由于作者站在基本否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立场上，片面的论述，错误的评价，比比皆是，不可能都在这里讨论。下面着重讨论几个问题。 一、关于批评反冒进的问题 胡绳的《七十年》说：“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作为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起点，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后来的实践表明，这两个会议对中央和全党的工作又有消极的一面。那就是两个会议都对1956年的反冒进以用主张反冒进的中央领导人（他们代表党中央的大多数，而且他们的主张得到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和八届二中全会的确认）作了不适当的批判，从而造成如下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新的探索实际上否定了从经济恢复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党和人民所积累并由八大所总结的宝贵的成功经验，就很难不助长脱离实际的臆想和冒进。第二，新的探索实际上否定了党中央领导集体的经验和智慧，也实际上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这就很难不助长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发展。” 毛泽东对1956年反冒进的批评是否“不适当”，姑且不论，上述这种说法对它造成的影响的分析和推论，确实也大得吓人。以后薄一波的《回顾》、肖冬连的《十年》都作大体相似和评论。 本书原文也说：“在南宁会议上表现出来的毛泽东与中央其他几位领导人的分歧，不是在是否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问题上，而是在建设速度的问题上。由于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反冒进，又提出一些超过实际可能性的高指标而被会议一致通过，这就直接导致“大跃进”的开始发动。”“毛泽东承认一九五六年冒了，冒了也应该调整。但是他十分忌讳提“反冒进”，他认为，这样提就成为政治问题、路线问题了。他提出，今后只能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而不能提反冒进的口号，这就带来片面性，同他历来所倡导的在反倾向问题上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方针是不一致的。”“这一次对反冒进的批评，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由于对当事人采取继续信任的态度，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从此开始受到破坏，对后来的历史进程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这里也把事情的本质歪曲了。 辛子陵的《毛泽东全卷》说：“毛泽东认为他当世界革命领袖的条件，已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这东风就是中国的经济。他太急迫了，又把赶超英美的时间提前再提前。”“为急于当世界革命领袖的功业心所驱使，毛泽东决心要发起大跃进运动，使中国的落后的农业经济在短期内出现奇迹。”“关键是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但他面临着一个巨大障碍，这就是周恩来和他领导的国务院……不把这些人压服，大跃进休想搞得起来。”“于是，继一九五七年九月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上半年又接连召开了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汉口会议直至八大二次会议以批判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为主题，反对右倾保守，猛整周恩来。经过这一系列会议逼得周恩来连连检讨，把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正确意见，彻底批倒搞臭，为毛泽东的以‘左’倾冒进为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在中共全党的推行开辟了道路。” 很明显，这是辛子陵的一贯手法：一个是，蓄意歪曲事实，从毛泽东的动机、人格上污蔑攻击毛泽东；另一个是，拚命地把周恩来拉到毛泽东的对立面去，以便“证明”毛泽东一个人执行了一条“左”倾错误路线。 毛泽东批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究竟是批评什么思想、什么人？究竟对了还是错了？ 其实，毛泽东说得很清楚，他批评的是，在一九五六年的条件下，有的领导同志针锋相对的提出了反冒进的指导方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的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一九五六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 到了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抓住“反冒进”大做文章。罗隆基说，从1956年以来主要是冒进，而不是保守。这不是那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哪个部的问题，而是全部的冒进。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等等都出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1956年全面冒进了，在1957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1956年的计划“采取了跃进的步骤，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说的巨大成就。不错，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但是，这是属于局部性质的缺点”。正是在这个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跃进”这个口号。这里，周恩来既回答了右派的进攻，也纠正了他在一九五六年提出反冒进的错误。 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的讲话中，又高度赞扬了周恩来的这个报告，说它“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表彰发明“跃进”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当晚，周恩来写信给毛主席说：“这是我最早抛弃反冒进的开始。”“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是‘冒进’的错误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 这说明，毛泽东当时批评反冒进，并不是反对纠正一九五六年计划工作中的具体错误，而是反对一些领导人提出的反冒进的错误指导方针。也不是要反对周恩来个人，而是反对一种错误思潮。更不是什么今后只能反右倾不能反冒进。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达成了共识。经过一九五八年的一系列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可以说全党达成了共识（也可以说是得到中央全会和八大二次会议的确认）。 可是在一九七八年以后，一些当时虽然做了检讨但思想并没有真正想通的人，又重新翻这个案，还硬说周恩来如何挨了整、受了委屈，并以此证明毛泽东犯了二十年的“左”倾路线错误， 二、关于反个人崇拜问题 毛泽东说：“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本书原文认为，“这段话，分析了两种不同的个人崇拜并加以区别。实际上是很难区别的，结果是鼓励和助长了不加分析的、盲目服从的个人崇拜。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提出要区分两种不同的“个人崇拜”，这是完全正确的。首先应该肯定：“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现在全国各地建立的各种历史人物的纪念堂、纪念馆、纪念碑、人物塑像，召开的各种纪念会，出版的各种书籍，发行的各种纪念品等等，不都是对这些在历史上有贡献的人物的崇拜吗？但是，如果对有一定权力或权威的人，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是个人迷信，也可以说是一种不正确的个人崇拜。 其实，在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时候，国内对“个人崇拜”的翻译就有不同。刘少奇在一次会议上提出，我们应该反对的是“个人迷信”而不是“个人崇拜”。但是，后来在一些文章以及八大的文件中，还是采用了“反对个人崇拜”这种说法。确实，一般地提反对“个人崇拜”是不科学的。 当然，在实际生活中，要正确区分“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是不容易的。但是，科学区分那有那么容易？不能因为科学区分很难，我们不去作科学区分。说强调了科学区分反而鼓励和助长了个人迷信，这实在有点强词夺理的味道。所谓“事实证明”也不过是歪曲事实罢了。 正如毛泽东说的，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这是不是预见到了后来事态的发展呢？ |
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