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掌控了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

四、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之三：海外资本及其舆论平台控制下的资产定价权

中国各金融监管部门尚未形成中国经济“顶层权力体系”的概念与认识，更没有意识到丧失经济“顶层权力”所产生的危险性。因此，他们往往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拿着国家经济的顶层权力和核心利益去做交易，以换取部门政绩、个人利益和华尔街的胸章与掌声。

俄罗斯在加入WTO之后明确规定，外国机构不得参股或控股俄罗斯银行股权，外国银行不得在俄罗斯设立机构，其他金融机构也不得伸手。俄罗斯以其成熟、清醒的对外经济政策，把国际金融资本的章鱼触爪挡在了国门之外，确保俄罗斯经济金融肌体内部免遭国际金融病毒的攻击，布防于未然，以维护大国经济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而中国则完全相反，海外资本和海外机构遍布银行、保险、证券、期货、基金、信托、租赁、担保、审计评估、信用评级等各个领域。在中国经济的顶层，海外金融势力控制着中国经济的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在中国经济的基层，海外金融力量渗透或控制金融机构、金融渠道、舆论平台和重要客户，从而形成了上呼下应的格局。

在主权国家的“经济顶层权力”中，汇率定价权、资产定价权和货币发行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双向的、多维的传导作用和制衡关系。只要美国控制了人民币汇率趋势、只要美元主导了央行基础货币的供应量及其基础货币的流向结构，只要美元拥有了进入中国股市、债市、资金市场、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的渠道，也就是说，只要具备上述三大条件，那么，美元资本事实上就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人民币资产的定价权，控制着各类人民币资产的价格趋势和波动程度。

广义的人民币资产价格包括股票价格、债券价格、资金价格（即银行利率和民间利率）、房地产价格以及其它资产价格。

利率是资金的价格，是影响企业生产成本和各类生产要素价格的重要因素，也是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但是，在大量美元热钱的冲击之下，利率杠杆的功能被外资扭曲了。这是因为，面对热钱大量涌入造成基础货币过渡投放和通货膨胀压力，如果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胀则会诱引热钱进一步涌入，因此，央行只好一方面维持利率稳定、形成负利率、牺牲国内储户利益，另一方面只能选择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回笼资金，收紧流动资金贷款规模，从而导致国内好企业和差企业都难以发展。事实上，每一次宏观经济紧缩都成为外资在华攻城略地的战略机遇期。这是国内中小企业难以发展的金融根源。但是，经济的逻辑并没有到此结束。央行放弃利率工具而选择存准率工具之后，商业银行贷款规模减少，直接导致民间利率飙升，又给海外热钱提供了更高的套利空间，从而进一步吸引热钱的涌入。近十年来宏观调控政策持续累积的结果是：热钱持续涌入、存准率维持高位、民间利率飙升、实体型企业微利或破产、股市持续低迷、IPO停止、房地产化泡沫难以抑制、整体经济结构恶化。这就是中国利率定价权丧失之后的宏观经济现实。

资本市场股票债券价格是资产价格的主要组成部分。多年来，央行政策与证监会政策之间的持续的恶性互动，严重削弱了中国实体经济的力量，拱手让出了中国资产定价权。如果把央行和证监会的政策联系起来看，可以发现，一方面，美元热钱流入形成基础货币过度投放，为此，央行借助存准率等工具收紧国内商业银行贷款，进而导致资本市场恐慌和A股价格下跌、IPO被迫停止和资本市场融资功能被废；一大批优秀企业被迫到境外上市，这些企业上市后的股票债券定价权转移到外资手中；另一方面，为了阻止指数在底部区域超跌并引起社会不稳定，证监会开始扩大QFII和RQFII的审批额度、组织交易所和券商到国外游说外资到国内抄底，动员国际金融资本把国内投资者手上的证券资产低价买走，最终结果是中国资产廉价卖给了海外投资者，造成财富流失，同时提高了海外资本在国内资本市场的权重和控制力。从央行打压国内资本市场、证监会吸引外资抄底国内资产方面，央行与证监会之间为提高国际资本收益率和话语权几乎配合得天衣无缝。

从另一角度看，央行政策和证监会政策之间又存在明显的矛盾与冲突。比如，央行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刚刚走到中国大门口，走到香港，还没有漂洋过海，就被证监会推出的RQFII请回国内救市，用于支撑A股指数。人民币才走到门口又回来了。区别在于，从境外回来的人民币已经是受控于外国投资者的人民币。

证监会与商务部一样醉心于招引外资入市，这与央行的政策取向也是矛盾的。在热钱持续涌入中国的情况下，证监会通过扩大QFII额度吸引来的美元无疑增加了央行外汇储备的压力。QFII美元进入中国换成人民币，央行马上要发行央票或提高存准率来紧缩国内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抽取实体经济的流动资金，使得实体经济的经营环境更加恶化。这又进一步导致资本市场下跌，并进一步迫使证监会继续扩大吸引国际资本入市救市的力度，最终形成恶性循环、不断提高海外资本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控制力和话语权。

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者和监管者还没有经济“顶层权力”的概念，也不清楚中国资产定价权丧失之后可能产生的后果。他们没有从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三者关系的角度和高度进行资本市场体系的设计和建设，而是单纯地追求资本市场自身的扩张，以此树立形象、体现政绩。把资本市场建设当做形象工程建设和金融大跃进是极其危险的。盲目扩大QFII、RQFII投资额度和做空额度，片面发展股指期货、国债期货和融券做空制度，盲目提高外资在证券、基金、期货等机构的数量和参股控股比例，放任外资机构的舆论平台操纵国内资本市场的话语权，放松资本项目的管制，这一切加剧了中国资本市场定价权的丧失。

当国内机构投资者不再指望央行的货币政策而是指望美联储继续维持宽松的垃圾美元政策的时候，当国内散户投资者不再指望国内基金和券商引领投资方向而是指望美林、摩根和MSCI之类国际指数编制公司的时候，当外资金融机构的研究报告和信息发布平台可以左右国内股票债券价格走势的时候，当证监会发言人开始用QFII抄底来说明股市见底的时候，作为中国经济“顶层权力”的资本市场的定价权和话语权已经掌控在海外资本力量的手中。

五、结语

从“经济顶层权力”的角度可以找出中国经济诸多重大问题的症结，而解决这些重大问题，也要从重新掌控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开始。要实现“中国梦”，必须重新夺回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使得基础货币发行权、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和人民币资产定价权服务于中国的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

（作者系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