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怀疑论者赢了

人类决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当前切实存在的气候变化风险发展——这是我在前些天的专栏文章中给出的结论。从人们对这篇文章的回应中，我看不到任何能够动摇这一结论的东西，要说有什么的话，那也是些印证这一结论的东西。以国际社会在这件事上的不作为来评判，可以说气候变化怀疑论者已经赢了。如此一来，这些人的不平感就显得更加不可思议。对我们其他人来说，依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还能做点什么——如果能做，到底应该做点什么？

在考虑这个问题时，理性的人肯定应该能够意识到，气候科学家在“人类导致气候变暖”这一假说上的认识有多么一致。有人做了一项研究，对11944篇经同行评议的科学论文（这些论文是由29083名作者在1991年至2011年撰写的）的摘要部分进行了分析。该研究得出结论称，98.4%的作者所持的立场是，赞同“全球气候变暖是由人类导致的”；1.2%的作者持相反立场；0.4%的作者立场不确定。其他数据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比例。

对此的一种可能回应是，坚持认为这些科学家全都错了。这当然不能说是什么异想天开。科学家过去的确犯过错。但对这个科学分支来说，仅仅因为它得出的结论如此令人不安就把它单择出来否定掉，可不是什么理性的做法——尽管这种做法不是不可理解。

这就引出了第二种攻击性回应，也就是坚持认为这些科学家被名利腐蚀了。我对此的回应是：真的如此吗？整整一代科学家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先是炮制出一个明显的骗局，随后又为这一骗局辩护，而且心中清楚自己会被戳穿——这可信吗？那些不认可普遍观点的科学家出于此类理由这么做还更可信些，因为强大的利益集团是反对气候变化共识的、而且在这场论战中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学者要少得多。

遗憾的是，无论寻求降低灾难性后果可能性的愿望有多么理性，这种愿望目前都没有变成现实，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似乎也不太可能变成现实。关于18世纪中叶以来化石燃料燃烧的数据显示，二氧化碳的年排放量一直在增长。没错，这些数据的确显示出，年排放量增速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有所放缓。但随着中国煤炭燃烧量逐步增长，这一放缓趋势在本世纪头十年遭到了逆转。如今，大气中30%的二氧化碳直接来自于人类活动。

近些年来碳排放量猛增背后的原因显而易见，那就是补偿性增长。2009年，全球碳排放总量中24%来自中国，美国和欧元区的占比分别为17%和8%。不过，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不到欧元区的五分之四。以每单位产出形成的碳排放量来衡量，中国是一个相对浪费的新兴经济体。不过，由于中国人民依然相对贫穷，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仍低于高收入国家。中国领导人认为，在美国坚持为本国设定一个较高的人均碳排放量上限的同时，却要中国接受一个低得多的人均碳排放量上限，这是不符合道义的。他们这么认为是有道理的。

随着新兴国家不断发展，它们的人均碳排放量很可能会上升、缩短与高收入国家人均碳排放量的差距，从而提升全球平均水平。这正是全球人均碳排放量在2000年到2009年期间增长了16%的原因——那段时期，新兴经济体处于快速增长之中。

因此，忘掉那些夸夸其谈吧：现在不仅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存量状况不容乐观，就连“流量”状况也越来越糟。那些笃信最佳对策是听之任之的气候变化怀疑论者，应该停止抱怨，因为他们已经赢了。

那么我们其他人呢？人类需要把碳排放量减少到足以保证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在450ppm以下的水平，才能大幅降低全球气温上升2°C以上的风险。但实现这一减排目标的可能性接近于零。若想让世界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就需要在2020年前把高收入国家的碳排放量降低25%到40%——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但这绝不意味着这种不作为应当持续下去。除非是最最灾难性的情形出现，否则人类或许应该能够限制碳排放、为自己争取时间。那么，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我们该做点什么呢？这里有八种可能选项。

首先，实施碳税。向不良行为征税永远都是一个好的起点。在当前环境下，碳排放正是这种不良行为。税是改变激励因素的最简单办法。既然税收收入将归于各国政府，那么就可有意地利用征收碳税来降低其他方面、比如用工方面的税收。复杂的全球分配问题也就不足为虑了。如果各国政府有可能致力于建立一种长期的碳税上浮机制、令投资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碳排放成本有所预期，那就再好不过了。

其次，选择核能。法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如此低碳的经济体，靠的就是核能。这是一种其他国家应该欣然采用、而不是避而远之的发展模式。

第三，对汽车、家电及其他机器实施极为严格的排放标准。价格和监管标准的共同作用将引发创新繁荣，这种情况在过去频频出现。如果我们不敢向企业提出要求，我们就不可能知道它们能否做到。

第四，为低碳燃料建立稳妥的全球贸易机制。这是说服中国放弃煤炭的办法之一。

第五，发展多种技术转让融资方式，以便将目前最好的技术用于在全球各地开发和——更重要的是——节约能源。

第六，让各国政府投资于研究和早期阶段的创新，办法是一面资助大学开展研究，另一面扶持公私合伙。

第七，投资于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调整性措施。而且，这一点无疑应当成为未来发展援助的一个重心。这类调整性措施应该把人类的大尺度活动考虑在内。

最后，认真考虑一下地球工程学，对地球进行大尺度操控、以逆转气候变化趋势，尽管这种想法听起来挺可怕的。

这一切仍不足以消除气候变化严重恶化的风险。但考虑到经济承受的压力，它们看起来确实是我们目前所能采取的最佳举措。

我们努力不去选择那些目前推动碳排放不断增长的做法，但这种努力已经失败。现阶段而言，这种失败还将继续下去。导致这种失败的原因是深层次的。只有在更迫在眉睫的灾难的威胁下，这一切才有可能改变。但到那个时候，一切就可能太迟了。现实就是这么令人沮丧。而且事实或许会证明，这种失败将是毁灭性的。

（责编：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