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增加销售，垄断资本主义要求越来越快速的商品流通。耐久性是这个制度的敌人。一次性文化因而产生了最大的利润。在美国，由于手机在计划上和心理上已确定要遭淘汰，因而它的经济寿命只有几年，结果有1.4亿部手机在2007年达到环境保护署认为的“生命终结”的地步。在同一年，大约2.5亿台电脑和外围设备到了它们生命终结的时刻。2006年，史蒂夫•乔布斯力劝客户每年买一台iPod，以跟上最新的技术。美国每年购买的一次性饮料容器超过1500亿个，而每天丢弃的外卖杯达3.2亿个。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有包装的软饮料中，采用一次性容器的已经从6%上升到今天的99%。美国每年发送给家庭和企业的最不受欢迎的垃圾邮件超过1000亿件，这使每年的温室气体增加了5100万吨。在一种力求使总体浪费最大化的经济中，产品是系统地生产出来的，无法被修复。因而消费者不得不将它们扔掉，然后再回到市场上重新购买。 制度的宏观低效、缺乏任何社会和经济规划以及巨大的浪费，是我们随处都会面对的无所不在的现实。城市结构围绕“汽车第一”的交通系统进行安排、购物中心四散分布、城市交通拥堵、赌场经济、诉讼社会、战争经济、刑罚国家以及1%人口的奢华、炫耀性消费--这些都展现出一个极端过剩的世界，同时又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剥夺和环境退化。据估计，美国18岁以上的出行者平均每周呆在汽车里的时间是18.5小时。20世纪80年代，美国注册驾驶员年均开车约1万英里，而今天则达到约1.4万英里。2010年，美国人开车总计3万亿英里。2010年，美国车辆的平均重量比1987年重了几乎800磅。美国每100万辆汽车，就需要铺设相当于20万个足球场的沥青。 一些研究表明，美国的经济剩余--其中很多统计都与广告、军事支出和其他形式的非生产性社会产出所导致的经济浪费相关--占GDP的50%还多。这还应该加上与“渗透效应”相关的不必要的费用。此外，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考虑人和环境遭受的实际危害--所谓的“消极外部性”。事实上，正如环境经济学家威廉•卡普曾经说过的，资本主义是“一种不付成本的经济”。 这一切都意味着，这种经济从根本上说绝不是为了满足从事劳动和生产的绝大多数人的需要。马克思写道：“资本主义生产尽管非常吝啬，但对人身材料却非常浪费，正如……它对物质资料也非常浪费一样;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使社会失去的东西，就是另一方面使各个资本家获得的东西。”其结果是，在今天的垄断金融资本下，目前的物质进步无论从任何合理的标准看都变得越来越消极了。正如巴里•康芒纳和查尔斯•安德森早在20世纪70年代指出的，自然界维持我们的经济活动的能力正在被我们突破，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生态债务”。为了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这一债务最终必须得到偿还。 奥德姆在生命的最后20年中完善了对新古典经济学强有力的生态批判，其中反复强调了他与马克思观点一致的方面。他认为，面对地球危机，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改变生产和消费结构，并使经济制度重新指向真实的财富，就有可能找到解决生态超载所标示的极度积累的社会方案。这意味着承认：“我们社会中的主要浪费是在非生产性活动中使用燃料。我们在不需要的情况下也去开车，过于经常地开车，并用过多的功率开车。因为城市没有安排替代的交通工具，所以我们使用汽车作为交通工具。因为能源费用的增加的确使得人们摒弃了一些不明智的浪费，美国可能需要针对这些挥霍浪费提高燃料税。” 奥德姆强调，消除不平等的生态交换对可持续经济条件的发展至关重要。他证实，在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获得的真实财富(即隐性能源)是它出口的2.5倍，这对不发达国家是不利的。社会变革也需要“控制全球资本主义对资源进行短期开发的内在倾向”，这种倾向可能会破坏国家/国际的“资源基础……造成崩溃”。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增长“与杂草丛生极为相像”。在全球范围内，“庞大的资本主义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应该“被重视与环境进行合作以及重视国家间的合作所取代”。 奥德姆强调，为了超越透支资源和能源的所谓“癌症资本主义”，消除经济和生态的“浪费和奢华”至关重要。因此，他建议，首先有必要做到：(1)工业的中心由“建设”(即净投资)转向“维护”(即重置投资);(2)设置个人收入上限;(3)减少来自利息和股息的不劳而获的收入;(4)通过减少(上层)薪水而不是解雇员工进行精简;(5)为失业者提供公共工程项目;(6)分散组织层次;(7)限制私家车的功率;(8)淘汰一次性塑料包装;(9)在消费之前优先考虑生态净产量;(10)通过“多样性的和有效的合作”促进最佳经济的发展;(11)在无利润的情况下分享信息;(12)在生态交换中促进“国家间的公平”;(13)使用投入较少的农业品种。奥德姆很清楚，这种转变需要与“帝国资本主义”的决裂。他说，“社会主义的分配理想更有助于稳态状态而不是增长”，而资本主义则正好相反。 全球南方和终极危机 对生态足迹的分析告诉我们，世界已经超载。目前，它正以维持1.5个地球所需要的速度使用着资源。环境透支的主要根源在于富裕国家的过度支出，而现在，这种做法正在全球范围内被复制。事实上，如果整个世界都拥有美国的人均生态足迹，就得需要五个地球。像美国这样的富裕经济体的生态足迹水平，恰恰说明它对不平等的生态交换的严重依赖;为了促进自身的增长和实力，它从全球其他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国家攫取着资源。 奥德姆明确指出，当美国从贸易中得到的隐性能源是出口的2倍多时，厄瓜多尔出口的隐性能源则是它进口的5倍。这样，就实际财富来看，两国间的贸易对厄瓜多尔极为不利，但却为美国经济提供了巨大的生态效益。 这样，减少生态足迹、使世界重新与对环境的限制协调起来的责任必然主要由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承担。唯一公平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是缩减与融合，即全球人均碳排放量与生态足迹要均等，并要消除不平等的生态交换。 与北方相比，气候变化和其他全球问题会在许多方面对全球南方产生更加迅速的危害。正因为这一点，国际农民运动“农民之路”出现了，随后又出现了发展“环境无产阶级”的愿望。同时，富裕资本主义国家的宣传机器将新兴经济体描绘成对环境唯一的、最大的威胁。因此，认识全球南方与终极危机的关系至关重要。 比较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经济-生态关系，只会更加突出后者充斥着浪费的特性。能量密度和碳(化石燃料)强度高已成为二战后主要工业国的特征。这种高的能量密度是由生态(和经济)的不平等交换的帝国制度造成的。如果失去帝国的生态和化石燃料的巨额补贴，就很容易发现发达经济体实际上毫无效率可言。 西蒙•库兹涅茨在比较发达经济体与不发达经济体的CDP时强调了其中的一些矛盾。他在1949年的文章《国民收入和产业结构》中认为，与工业和商业不够发达的经济结构相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被严重高估了，因为进入市场的一切--甚至仅仅用来“补偿”工业资本主义集中生产的低效率和破坏性的花费--都被认为是促进了国民收入和经济的增长。因此，众所周知，“前工业化”或不发达的经济体(尤其是中国)能够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出更有价值的东西，能够在“距离上”更有效地将生产者与消费者结合在一起，能够不要求包装和产品加工，以避免对消费者的掠夺，能够通过组织“家庭和社区生活”保障个人一生的安全。 这样，现代工业社会中很多被计入收入和经济增长中的东西，如“额外的运输和处理”，就只能作为对集中的工业和城市生活的低效和破坏性的弥补了。库兹涅茨认为这应包括：对汽车的过分依赖，大部分的住房成本，用在物流、运输和通讯上的大笔费用，银行、职业机构、经纪公司等的支出。 因此，大量被算作GDP和经济增长的东西不过是“向工业社会机器敬献的油料”。库兹涅茨认为，在高度工业化的经济体中，“将兽皮转换成鞋的狭义生产，仅仅占成品价值的一小部分”，而在不发达经济体中，“它实际上占有全部价值。这样，可以清楚地看到，工业社会中的运输和物流活动就是对大规模机械制造的[实际物质]劣势的弥补”。 那么，对库兹涅茨来说，发达工业社会产生的许多额外费用，就是对这些社会的负面特征的中间性弥补，而这并没有为最终的使用价值增加任何东西。然而，从社会计划或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就像巴兰和斯威齐的分析那样)，批判甚至会更加深入一些，因为这些庞大的虚假社会花费不仅可以作为对城市一工业化生活的弥补，而且可以被看作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的、以利润为中心的和垄断本性的产物，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也缺乏社会合理性。 在今天日益全球化的垄断金融资本中，生产组织的生态、社会和经济不合理性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显而易见的。农业综合企业尤其如此。这是因为，它在生产过程(包括肥料生产)的每个阶段都几乎毫无例外地严重依赖密集的碳输入，它对自给农业造成破坏，它拥有大规模的食品加工、包装和超市连锁店，它通过全球的物流和运输网络使食物里程最大化。据《纽约时报》报道：“在挪威捕捞的鳕鱼运往中国变成鱼片，然后再运回挪威出售。”这主要是出于全球劳动力套利的原因。它利用了中国的低工资。同样，全球劳动力套利也说明，为什么“欧洲一半的豌豆要在肯尼亚种植和包装”。一项针对包括面包、黄油、奶酪、苹果、咖啡、奶油、橙汁和糖在内的典型的瑞典早餐的研究表明，这些食物在成为早餐前已经旅行了24901英里--相当于地球的周长。 农业综合企业生产每英亩粮食的效率比集约的有机小农业更低，而且后者对环境的破坏更小，在为土地上的人们和整个社区提供谋生之道方面也要优越得多。因此，“农民运动”声称，为了保障粮食安全、生计、工作、人类健康并保护环境，全球粮食生产必须掌握在可持续发展的个体农民手中，而不是大型垄断农业综合企业和连锁超市手中。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指出：“历史的教训是……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 当成群的民工组织起来对抗资本逻辑，以确立对生态-物质关系的社会控制并建立更有意义、更少疏离感和更加可持续的生活状态时，小农的世界性反抗就越来越把生态问题置于重要的位置了。环境社会学家谢敏仪和菲利普•迈克米歇尔在《农民研究杂志》上指出：“在信奉生态科学的国际农民运动的背景下，马克思‘物质变换断裂’的概念已经成为试图恢复有助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的农业形式的焦点。” 奥德姆强调，逐渐加强对化石燃料使用的限制，将终结今天的采油体系。“由于公民、教师、领导人不了解相关的热力学，工业农业的高收益率产生了一个非常残忍的错觉……整整一代公民认为，高效利用太阳能的时期已经到来。这个骗局令人沮丧，因为发达国家的人们不再吃太阳能合成的土豆了……人们实际上在吃一定程度上由石油生成的土豆。” 如果没有化石燃料提供的补贴，今天的农业综合企业体系就会崩溃。因此，必须回到更具有生态效率的传统农业形式。这样，知识体系就会颠倒过来。不是农业综合企业为传统农民提供知识，相反，后者将成为最适宜的农业的灵感来源。这种农业植根于数千年累积起来的土壤耕作知识之中，并得益于现代农业生态学的发展。 有一种观念认为，全球南方--包括中国和印度--可以很容易地将现在从事小规模农业的数十亿人口纳入到第三世界拥挤的城市中心。这种观念产生于一种发展理念--根据这种理念，据说西欧富裕国家迅速地将自己的农村人口吸收进了新兴的工业化城市。实际上，是一波又一波移向殖民地的巨大的欧洲移民潮减轻了城市的压力。这种依靠大规模移民的工业化-城市化模式，在今天的全球南方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那里没有符合目前需要的集体移民规模，也没有同样的碳补贴--由于气候变化的限制。它也没有良好的经济条件向一整块“新”大陆扩展--美国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世界工业强国。相反，许多国家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即随着人们从农村向就业机会不足的城市的迁移，城市贫民窟得到了巨大的拓展。约1/3的世界城市居民现在住在贫民窟中。 为了回应这些现实，中国兴起了强大的新农村建设运动。它反对将大规模的农耕企业体系作为在今天的环境下可行的发展模式，相反，农业将植根于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中国革命的产物)，以及对约2.4亿小农户的传统知识的利用。粮食生产和社会-生态关系的转变还涉及农村教育的发展、医疗服务和基础设施。 人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马克思写道：“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由于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经常性的和日益增长的物质变换断裂，人与自然环境之间核心的物质变换关系现在正在遭受人们的质疑。由于全球垄断金融资本自身内部的矛盾，它饱受无休止的停滞危机的困扰。尽管如此，在对无止境的积累的追求中，它也跨越了所有的生态边界，从而激起了最广泛的、全球范围的外部矛盾。 用赫尔曼•戴利的话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增长，是“与有用物质和能量从环境中来，经过经济子系统(生产和消费)，然后再回到环境废弃物汇集地的代谢流的增加分不开的”。因此，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关键是对这种代谢流的合理监管，“这种代谢流与再生枯竭的经济资源、吸收废弃物排放以及提供无数其他自然服务的自然循环联系在一起”。马克思认识到这些物质的局限性，以及生产最终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事实。他将社会主义定义为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马克思在19世纪指出，对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要进行合理的社会调节;距离这种社会调节，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今天，这种物质变换的断裂正威胁着作为人类和无数其他物种栖居地的整个星球。对于在应对当前的星球危机以及具有极大破坏性的资本的社会物质变换时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不应低估它的严重性。科学告诉我们，为了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必须想办法将化石燃料保存在地下。我们只有确保低于一万亿吨的碳排放，才有可能避免不可逆的和灾难性的气候变化。然而，迅速削减化石燃料消费，就意味着去除今天的全球垄断金融资本主义体系极度依赖的能源补贴，结果是使整个制度遭受质疑。同时，还必须扭转其他的全球断裂，如物种灭绝、氮磷循环的断裂、海洋酸化、淡水消耗或过度使用、自然地表植被覆盖的消失和土壤退化，为了不阻断未来，我们还不得不面对我们的社会制度的本质。 真正不能忽视的是，除了摆脱资本积累的基本逻辑M-C-M’以及在今天甚至更为致命的逻辑M-CK-M ’之外，我们没有任何可能去完成任何、更不用说所有这些事情。人类要长期生存并为“丰裕”创造新的条件，就需要减少全球经济的生态足迹，并要有一种对社会、技术和经济作出全面规划的制度--一种民有、民治和民享的制度。它意味着要摒弃将绝对的经济增长视为医治一切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的神话，意味着转向可持续的、根植于人类社会发展而非个人积累的稳态经济。 然而，残酷的现实是，当今世界力量的对比和时间的短促不容我们对此抱有真正乐观的情绪。正如李民骐在《中国的崛起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死亡》中中肯地讲到的，除非以今天难以想象的方式快速推翻资本主义，否则这种制度将不可避免地把我们引向全球性的灾难。即使社会主义在本世纪下半叶取得胜利，“未来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也将不再是避免灾难，而是想办法生存下去，因为这些灾难正在发生”。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世界越早取代资本主义，生存的机会就会越大。 伊斯塔法•梅萨罗斯写道：“与社会物质变换再生产的基本条件相关的一切都受到资本与它们的关系--这是资本作为积累的唯一手段可以与它们发生联系的唯一方法--的致命威胁。”事实上，早在1971年，当现代环境时代开始时，梅萨罗斯就宣称： 资本主义控制体系的基本矛盾是它不能使“进步”摆脱破坏，也不能使“发展”摆脱浪费--不管结果如何具有灾难性。它释放的生产力越多，释放的毁灭性力量就必然越强;它的产量越增加，就越要将一切埋葬于令人窒息的浪费的大山之下。经济的概念从根本上将不再符合资本生产的“经济”--它首先贪婪地浪费掉我们星球上有限的资源，然后用大批量制造的废弃物和排放物进一步加剧对人类环境的污染和毒害。它只能是雪上加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奥德姆所谓的“癌症资本主义”的浪费和破坏中，我们才能够发现一个更加合理、公正和可持续的社会的可能。巴兰和斯威齐看到了他们那个时代已然显现的金融的爆炸性增长，以及“广告、产品的差异化、人为的废弃、改型设计和其他销售设计”，他们指出：“所有这些活动吸纳的庞大资源实际上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成本。我们应该清楚的是，如果在一种经济制度中这样的花费具有社会必要性，那么这种经济制度早就不再是社会所必需的了。”(作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布莱特•克拉克分别为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和大学犹他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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