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 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在对积累的无止境追求中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也产生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发达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应承担主要责任。要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生态问题，就要摆脱资本积累的逻辑，而这意味着人类必须超越资本主义。 今天的资本主义似乎正陷入无穷无尽的危机当中，经济停滞和动荡遍布全世界。但当世界关注经济问题的时候，全球环境状况也在迅速恶化，它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最重要的危机：长期生存的危机。这些危机都源于资本积累的过程。同样，它们的共同解决方案也都在于“对整个社会的革命性重建”和对资本制度的超越。 人类仍然有可能避免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尔布伦纳所谓的“生态世界末日大决战”。目前，创造公正、可持续的世界的途径是存在的。我们会发现，在用已经提供给我们的资源可能得到的与现行社会秩序允许我们得到的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日益扩大的差距，而这种途径就潜藏在其中。这种潜在的、全然不同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方式，为切实可行的“生态退出战略”提供了关键的钥匙。 即将到来的生态悬崖 今天的科学告诉我们，如果要避免重大的转折点或“临界点”，我们最多只有一代人的时间对经济关系和我们与地球的关系进行彻底的改变。在这个转折点或“临界点”之后，地球气候的巨变可能会超出我们的阻止能力而不可逆转。 一般认为，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意味着全球平均气温增加2℃，这大约与约一万亿吨的累积碳排放量相当。牛津大学的气候科学家预测，基于过去的排放趋势，我们将在2043年，也就是30年后，达到一万亿吨的排放量。如果我们立即开始以每年2.4%的速度减少碳排放，就可以避免第一万亿吨的排放。 可以肯定的是，气候科学还没有精确到能够确认多大程度的变暖会使我们越过地球的临界点的地步。但近来的迹象表明，如果我们想避免地球灾难，就要将气温增长控制在2℃以内。2℃越来越成为地球临界点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诸如如果世界变暖3℃甚至6℃会怎样的讨论就毫无意义了。在达到这样的温度之前，我们控制气候变化过程的能力早已达到了上限，剩下的只有适应世界末日的生态条件了。2012年夏，北极海冰的融化已经破了纪录，一些科学家预测，在2016-2020年的夏季，会出现无冰的北极。用世界权威气候学家詹姆斯•汉森的话说，我们正面临着“星球危机”--因为如果我们接近2℃这个临界点，“就意味着我们开始了一个人类无法控制的进程”。 在这种情况下，以一万亿吨的累积碳排放为标准或以全球气温上升2℃为实际目标，就是在招致长期的灾难。一些知名的气候分析人士提出了低于7500亿吨的碳排放目标--据估计可以有75%的机会使气候变化处于临界点以下。以现在的碳排放标准计算，我们将在2028年达到7500亿吨的界线。如果我们立即开始以年均5.3%的速度减少碳排放，就可以避免7500亿吨的排放量。就此，英国政府在2007年发布的《斯特恩报告》中认为，以年均超过1%的速度减少排放会导致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因而是不可想象的。 许多人认为，金融危机会导致碳排放的大幅减少，从而有助于限制全球变暖。2009年的碳排放下降了1.4%，但是这一短暂下降被2010年创纪录的5.9%的碳排放增长抵消了，而且这是在世界经济整体继续停滞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快速增长主要归因于世界经济对化石燃料越来越多的使用，以及新兴经济体的持续发展。 在《经济衰退对二氧化碳排放的不对称影响》一文中，理查德•约克使用了1960年至2008年间150多个国家的数据，证明经济低迷期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的比例与经济好转时排放量增加的比例并不相同。比如，人均CDP每增长1%，碳排放量就增长0.733%;而人均GDP每下降1%，碳排放量仅下降0.430%。这些不对称的影响可以归因于内在的基础设施状况--工厂、交通网络和家庭。就是说，这些结构在经济衰退期间并不会消失，而是继续影响着化石燃料的消费。 事实上，在目前的垄断金融阶段，资本主义越是想找到化石燃料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就越会深深落入停滞的陷阱，结果是只能通过给它加油来不断地尝试重启增长的引擎。根据低碳指数，世界生产的碳强度在2009年下降了0.8%，在2010年下降了0.7%。而在2011年，世界生产的碳强度则上升了0.6%。“不管在什么地方，经济复苏总是肮脏的。”具有停滞倾向的资本主义增长型经济将造成更大的环境破坏，这种观点早在1976年就由马克思主义环境社会学家查尔斯•安德森提出来了。正如安德森所说：“随着停滞威胁的加剧，为了维持可容忍的增长率，对产量的需求也在增长。” 很多人希望原油生产最高峰值的结束以及廉价石油供给的结束会限制碳的排放，这被证明是错误的。在这个广泛使用煤炭进行生产、用液压破裂法采集天然气以及用油砂提炼石油的时代，显然不会缺少使地球升温的碳排放。今天已知的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储量至少是地球剩余碳排放预算的5倍，总计28亿吨碳。有迹象表明，资本主义制度打算把它用光。比尔•麦吉本在谈到这些化石燃料储备时说：“是的，这些煤和石油从技术上来说还在土壤里。但从经济上来说已经到了地面上。”企业和政府把这些碳资源当作金融资产，这意味着它们是用来开发的。不久前，环保人士担心世界会耗尽化石燃料(特别是原油);而现在，这已被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担心取代了。 然而，同样糟糕的是，气候危机只是更大的全球生态危机的一部分。我们不仅在气候变化方面，而且在物种灭绝和氮循环方面，都已越过了我们这颗行星的边界。正在发生的物种灭绝的速度大约是过去平均速度的1000倍，这种现象被称为“第六次灭绝”(在地球早期的历史上曾有过五个物种大灭绝时期，最近一次发生在6500万年前，它导致了恐龙的灭绝)。氮污染目前是造成海洋死区的一个主要原因。其他正在不断发展的全球性断裂，如海洋酸化(被称为气候变化的“孪生恶魔”，因为它也是由碳排放引起的)和淡水供应的长期短缺(它推动了水的私有化)，正在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所有这些都引发了生存的基本问题，这是人类所面临的终极危机。 终极危机 正在凸显的生态挑战的规模和速度不仅体现在气候变化上，而且体现在许多其他的全球性断裂问题上，它无可辩驳地证明，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社会经济制度，尤其是资本积累的态势。 面对这样棘手的问题，占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的回答始终是：技术，辅以市场魔力和人口控制，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样，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就可以永无止境，而不会产生过度的生态后果。因此，当被问及化石燃料带来的问题时，奥巴马总统回答说：“我们大家必须进行有效的合作，以便搞清楚如何将对经济增长的迫切需求与我们正在对我们的星球产生的影响的真正担忧相平衡。最终，我认为这可以由技术来解决。” 然而，在抽象的意义上认为光靠技术就可以解决环境问题，就可以使经济无止境地增长却不产生过度的生态后果，这种梦想正在迅速破灭。技术解决方案不仅要受到物理定律即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制约，而且还要受到资本主义制度自身规律的制约。在当前的制度下，技术变革常会导致能源使用效率的相对提高，减少单位产出中能源和原材料的投入。然而，这很少会在总体上造成环境吞吐量的绝对减少;相反，还会出现对能源和材料的使用越来越多的趋势。这就是以19世纪经济学家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的名字命名的著名的“杰文斯悖论”。杰文斯指出，能效的提高几乎总是会增加能源的绝对使用量，因为这样的效率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事实上，杰文斯悖论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本主义效率悖论的运用。例如，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通常不会导致生产中总劳动时间的减少，因为就所有这样的增长来说，其目标只是进一步促进积累。正如马克思所说，减轻劳动决不是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目的……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和无止境地提高资本积累的手段。 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一般公式”，或M-C-M’，抓住了资本主义制度扩张的本质和逻辑。在简单的商品经济中，金钱只是用来促进具有明确使用价值的有区别的商品交换的中介，即C-M-C。交换始于一个使用价值而终于另一个使用价值，并以消费最终商品结束这个过程。然而，资本主义采取的形式是M-C-M’，即用金钱(M)交换劳动和物质生产资料，再以此生产出新的商品(C)，然后换取更多的金钱(M’)，它在原始价值上增加了附加价值，即剩余价值或利润(M+△M)。这里，交换过程并不因为M’的获得而自然结束，而是将利润再投资，在下一阶段开始M-C-M’’的循环，然后是M-C-M’’’的循环，永无止境，只是间或被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打断。资本在这个意义上不过是一种自我扩张的价值，是在不断扩大的规模上对积累的追求。不断追求更多的财富积累需要消耗越来越多的能源和资源，并产生出更多废弃物，这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环境退化的绝对的普遍规律”。生态分析无可辩驳地表明，我们正面临地球的极限。不仅指数级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而且有必要减少世界经济的生态足迹。由于经济与生态消耗难以截然分开，这就意味着世界经济规模也一定不能增加;相反，它的规模要减少。基于此，在一万亿吨(希望是7500亿吨)碳排放到大气中之前，世界经济必须完全摆脱化石燃料这种能源，但这又会加剧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果没有化石燃料补贴，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经济要以目前的形式继续下去是不可能的。 垄断资本和“繁荣下去” 为了理解为什么生态问题对资本主义来说如此棘手，以及我们为什么必须摆脱目前的星球危机，有必要读一段《每月评论》编辑哈里•马格多夫和保罗•斯威齐写于大约40年前的话： 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是，产量和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是医治资本主义一切弊病的最好的灵丹妙药。很明显，这个神话已经受到严重的动摇，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原材料和能源的日益短缺，而各种形式的污染正在对整个人类的健康和福祉产生着日益严重的影响。事实证明，增长本身不是什么万能灵药，而是病因。但人们该如何在停止增长的同时保持资本主义企业的运转?例如，如果没有增长，生产机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产业会萎缩下去，因为它们将仅限于替换设备的生产。资本品产业的衰退反过来会造成就业的下降和消费者需求的降低，这反过来又会导致消费品生产工厂的倒闭。 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种做法是，我们不去控制增长，而是通过减少污染和更加合理地使用原材料和能源，将注意力集中到减少增长的影响上面。很显然，这样的做法需要高度的社会规划：整个经济的大规模转向，其中包括人口分布、交通方式和种植地点--如果不触动土地、工厂、股票和债券等方面的私人财产权，这些方面都不会纳入真正的社会规划--的变化。 无论从哪一方面触及这个问题(控制增长或重组现有的生产、运输和居住模式)，我们都会遭遇资本家以及那些保卫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无法正视的对抗和利益冲突。最后，阻碍任何有效行动的，是当今技术的社会潜能与生产方式私人所有制的反社会后果之间的矛盾。 尽管现在的环境问题事实上比写作以上文字的时候要糟糕得多，但这种分析一点也没有过时。增长不是“万能灵药”而是“病因”，这一点更加明显了。今天，“成功的关键，是将过去几个世纪的基本趋势反转过来，而不仅仅是放慢速度”。然而，就资本主义而言，扩张是这一制度自身生存的需要。正如默里•布克金所说：“‘说服’主义限制增长，和‘说服’个人停止呼吸一样困难。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无休止地增长的制度，由于这种本质，使资本主义‘变绿’、使其‘生态化’的尝试注定会失败。” 但正如马格多夫和斯威齐所描述的那样，另一种做法同样麻烦。数十年环境政策的失败反映了资本主义无力进行社会和经济的规划。尽管实现了一些小的环境改善，但全面规划和行动方面的所有尝试都被这个制度系统地破坏掉了。毫无疑问，如果我们以理性而有计划的方式利用目前人类的能力和自然资源，我们已有的社会技术潜能是可以解决我们最为长久的环境问题并改善人类的生存的。然而，当所有这些理性解决方案与“生产方式私人所有制的反社会(和反生态)后果”理所当然地发生交锋的时候，现有的潜能就被完全丢弃了。 资本主义在其垄断阶段具有高度的劳动生产率，常常会出现资本的过度积累，以及由于市场饱和、生产性投资缺乏盈利途径而造成的停滞。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继续生存并获得垄断利润率，资本主义变成了一种内在浪费的经济--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生态上。我们这个社会的特征是：(1)大规模的、不断扩大的、渗透到生产结构中的促销;(2)为增加销量而进行的有计划的报废;(3)为少数富人生产奢侈品;(4)惊人的军费和刑罚国家的支出;(5)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市场表现出的整个投机性上层建筑的发展。这个制度的特点是，当经济浪费深入到生产本身时，现代社会就会出现巨大的经济过剩。所有这些都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资源，产生了生态末端废弃物并被倾倒在地球上。它还最大限度地增加了产品的毒性，因为塑料和其他石化产品毒性更大，而且在经济上也更为便宜。正是因为这一点，权威的系统生态学家霍华德•奥德姆强调指出，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寻找“繁荣下去”的道路--必然包括消除内在的“奢侈和浪费”。 在20世纪之初的早期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家中，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凡勃伦雄辩地指出，一个由大公司主宰、并在垄断定价政策的影响下容易出现生产过剩和产能过剩的制度，天生就会导致经济浪费肆虐。其结果就是破坏了产品的使用价值结构，从而造成自然资源和人的劳动的浪费、实际生产与潜在生产之间差距的不断扩大以及真实社会需求的难以满足。 凡勃伦写道，在垄断资本主义(其特征是经济学家所谓的“垄断竞争”)条件下，“生产者” 对其产品的可售性越来越关注，这样，书本上所说的生产成本的很大一部分理所当然地应当从能畅销的产品外观的生产中扣除。工艺与推销手段的区别就这样被逐渐模糊了，现在几乎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许多为市场生产的商品的车间成本应该主要记在生产适销的外观的账上……。 大概可以这样断言，对于被恰如其分地称为“包装商品”的物品来说，包装占了其车间成本的一半，而对某些商品来说，则接近消费者支付价格的一半。毫无疑问，在诸如化妆品和家用药品等领域，更是大大超出了这个比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通过《垄断资本》这部著作最大程度地将凡勃伦的思想发扬光大了。他们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特有的促销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广告和促销。它呈现的是这样一种状况，即“销售与生产实践相互渗透，难以分开”，这表明了社会必要生产成本和社会产品自身性质的深刻变化。巴兰和斯威齐将这种现象称为“渗透效应”。他们以一项经济研究说明了这一点。研究者对20世纪50年代汽车车型变化的年直接成本进行了估算--这些成本大部分只与外观或“马力竞赛”有关。他们证实，这些成本“惊人地高”，总计超过所售汽车总成本的25%。这其中还不包括计划报废、维修成本提高、汽油消费增加等成本。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浪费不只是表现在社会的表层，如军费开支、广告、投机等，非理性甚至还以哪怕是这个制度激进的社会和环境批评者都很少加以分析的方式延伸到了生产自身。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所有产品都是在最优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并且都是为了实现消费者的主权。但是，这两种情况都不是事实。在今天的美国经济中，大宗生产和为此付出的大量劳动造成了经济浪费，即凡勃伦所谓的“支出”--“总的说来，它不为人类生活或人类福祉服务”，而是属于非生产性的劳动。正如巴兰和斯威齐所说：“耐用消费品新款式的设计师、为这种款式的生产重新装备工厂的工程师、将铬合金装在汽车上或调和新‘版’牙膏的蓝领工人、为老式肥皂生产花哨的新包装的印刷工，以及帮助建造新公司的‘水晶官’的建筑工人，都是由相当大一部分社会产出支撑着的庞大销售大军的成员。” 换句话说，现代生产中的大部分劳动都没有增加社会的经济剩余，反而要从经济剩余中支出，在这个意义上，它是非生产性的。这种情况的发展也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使用价值结构的毁灭，这种经济不再由社会使用价值“C”支配，而是日益受到资本主义使用价值“CK”的支配;它将交换价值的实现作为唯一的目标。这样，由于引入了如此明确的资本主义使用价值，M-C-M’的问题就变成了M-CK-M‘的问题。交换价值量的增加，从而我们社会所衡量的经济的增长，就不能再被认为是人类福祉的总体进步了，它更可能意味着相反的一面。 帕卡德在其1960年的著作《废物制造者》中，援引了权威工业设计师布鲁克斯•史蒂文斯的话。他说，“我们的整个经济建立在有计划的报废基础之上”，但他否认这造成了“有组织的浪费”制度，因为它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尽管这个理由值得怀疑。 我们生活的世界没有实际财富的增加，而只有“贫乏”--用约翰•拉斯金的话说--的增长。在《为了共同利益》(1994)-书中，赫尔曼•戴利和约翰•科布分析了总体经济福利。除了传统的收入数据，他们还将生态成本包含在内。他们证实，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均可持续经济福利就在下降，甚至在GDP增长时也是如此。然而，这一对物质福利变化进行更准确计算的尝试--由于没有审视生产本身--只是触及了表面的不合理，而这种不合理已经深入到当代垄断金融资本的运动规律及其与环境越来越具有破坏性的关系中了。 今天，从产品的品质或使用价值的角度看，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止境浪费的本质非常明显。包装产业是继食品和能源之后的世界第三大产业。据估计，包装成本平均占所购非食品生产的物品的10%-40%。化妆品的包装成本有时达到其所包装的实际物品的3倍。某些产品的广告费用，如肥皂或啤酒，占单位零售成本的10%-12%，而一些玩具的广告费用更是占到零售成本的l5%。同时，公司的促销预算常常是其广告预算的3倍。仅2005年，美国花在营销上的费用就超过上万亿美元。 在这种制度下，没有简明的方法去估算不合理生产结构的全部成本;然而，很显然，它的规模是巨大的，而且一般来说，营销费用和物流费用会远远超过产品的材料成本。因此，对社会和生态规划作出调整，以适应使用价值的生产而不是虚假地提高交换价值，可以在大幅降低生态成本的基础上促进人的真正需求。 主流环保评论家常常将困扰社会的日益严重的浪费性和破坏性消费归因于“消费者主权”假设下的普通消费者的缺陷。但是，美国每12美元GDP中就有1美元花在营销(不包括深入商品生产本身的营销费用)上，这表明，消费者主权纯粹是幻想。社会中的每个个体几乎在醒着的每一时刻都受到了持续不断的营销宣传的影响。事实上，正如约翰•加尔布雷斯通过“依赖效应”所表达的，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的消费方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的生产方式，而不是相反。 利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来销售商品，现在成了一门艺术。早在1933年，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林德就在《作为消费者的人》一书中说道，“广告、品牌、风格”的变化，是为了充分利用变化着的经济条件带来的社会不安全感和疏离感而人为设计的。公司把“工作不安全感、单调、孤独、不婚和其他紧张状况”看作向个性古怪的人推销更多商品的机会。在每一个暴露点上，警觉的商人都准备了灵丹妙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因为无法从这些商品中获得满足，才使得资本拥有了永恒的市场。市场利用社会的脆弱性创造了一系列无休止的新的需求，加剧了这个制度的整体浪费。 |
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