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列宁写了一本《怎么办？》的小册子，阐述了自己对于工人运动如何入手去往何处的看法。这部在当时只是用于论战的小册子，今天在中国被抬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许多非无产阶级出身也没有体验过工厂生活的左翼读了些马列书籍之后，就断言工人本身无法产生政治上对抗资产阶级的思想，工人的阶级意识需要知识分子进行启蒙，当然这还是客气的。比较直白的说法就是工人需要左翼知识分子进行理论和政治教育。这些21世纪的列宁门徒断言，这一切的思想来源是列宁同志的《怎么办？》，并认为应该有一整套知识分子学好理论教育工人群众的策略加以实施。本人不赞同类似的观点，所以认为有必要得回顾下列宁同志参与过的俄国工人运动事业。今天中国如野草般生长的各省经济斗争也需要澄清类似的观点，更何况，中国左翼处在一个共产主义遭受历史挫败的一个低谷点，更需要明白什么才是工人阶级成长的真正障碍，而非把一切失败都推到“工人觉悟低，不可靠”这种编造的借口上去。 俄国革命工人运动的幼儿时期 19世纪60年代，对外扩张的俄帝被英法帝国主义在克里米亚搬到狠狠地扇了两耳光。沙皇和其近臣认识到农奴制支撑下的俄国军队相对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锤炼出来的西欧军队的差距。装备落后的沙俄军队欺负一下属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旧中国和奥斯曼土耳其还可以，但在英法面前，俄国工业落后及士兵素质低下的问题完全暴露出来的。于是，战后的俄国启动了废除农奴制的改革。农奴制被废除之后，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里，入厂做工。俄国工业发展的一个特点是工人少，但却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如彼得堡、莫斯科）和各大工业区的几个大厂里面。以专制皇室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与地主贪得无厌，必然要让工人多奉献少索取，然而有压迫就有反抗。19世纪70年代，俄国各个工业区里的无产者开始用经济斗争的方式去对付资产阶级，“野猫”式的罢工在各个工业区时有发生。然而，俄国进步知识分子当时不相信工人的力量，虽然民粹主义者经常号召同路人“到民间去”，不过，这些小资产阶级左派更相信暴力，阶级觉悟和大罢工不能当饭吃，让那些个贪得无厌的达官贵人吃枪仔儿才是更实际的。虽然干掉几个大贵族和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也确实令人解气，但白色恐怖却日渐增长，而统治秩序又不曾动摇。一些从前的民意党人开始思考是不是有另外的路可以走。1883年，一些流亡西欧的从前的民粹派分子在日内瓦集会，他们认为俄国不应该再走这样的个人恐怖道路，而是应该通过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去推翻帝制，而这个阶级斗争的学说就是来自西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流亡分子的组织叫劳动解放社，不过，由于处于俄国境外，劳动解放社最初的目标工作还是致力于异端学说的传播。大量的西欧社会主义著作被翻译成俄文，通过秘密渠道进入俄国，一大批学生开始学习阅读这些著作，这其中就有年轻的列宁。此时，俄国各大工业区不乏一些有担待、在历次罢工中冲在前面的觉悟无产者，这些工人意识到自己所属群体的无权，但罢工一经镇压就瓦解，身边的工友又各自为生存而奔走，也消耗了这批战斗工人的精力。那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共产主义者——包括列宁和他的朋友马尔托夫等人也意识到仅仅只是发文章揭露沙皇统治是不够的，于是开始了融入工业区的实践。 事实上，列宁决不是一开始就对工人进行高度抽象的社会主义理想教育的。在1891-1894年间，他做了大量的工厂调研活动，并积极地与工人进行交流。1895年，他跟马尔托夫等人牵头组织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个年轻的团体并未如今天中国左翼所想的一样，摈弃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而认为只要进行政治宣传和理论教育就行了。恰恰相反，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积极地参与了各种因为改善经济待遇与工人人身尊严所发起的罢工，比如《怎么办》中提到的1895年罢工运动[1]。罢工的领导者主要是一线工人，这些人没读过《资本论》，但他们也感受到了列宁这样的非无产阶级身份的社会主义者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而斗争协会也发展了一批战斗工人加入到阶级解放的事业中来，如巴布什金[2]。到了1898年，在明斯克，成立了全俄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列宁与经济派争论并发表《怎么办？》 进入20世纪，社会民主工党虽然是一个被禁止的地下政党，但已经有了一批有丰富斗争经验的最先进的无产阶级先锋分子和经得住考验的左翼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左翼学说业余爱好者）。那么再把斗争局限在经济上反抗工厂主的领域已经远远不够了。但当时俄国工运里有这样一个派别，叫“经济派”，他们认为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就是帮助工人“当一天工人，拿一天工资”，反对为未来的工人起义进行政治准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经济派”后来大多成了孟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这些当过经济派的孟什维克党人劝说工人说俄国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工人必须支持自有资产阶级先搞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革命得先放一边。所以说，这些人的错误绝不在于“迷信工人群众的自发性”，相反，他们不相信俄国工人的力量，因此，在把工人运动局限在经济斗争的同时反对阶级先锋对普通群众进行政治教育）。 那么政治教育是否就是中国左派口中的“灌输”呢？本人不懂俄语，仅罗列一下中英语列宁《怎么办？》的对比。 这是80年代中文版翻译的《怎么办？》第三章“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中第五小节“工人阶级是争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中的一段话： 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所以，对于怎么办才能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这个问题，决不能只是作出往往可以使实际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倾心于“经济主义”的实际工作者满意的那种回答，即所谓“到工人中去”。为了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派出自己的队伍分赴各个方面。[3] 英译本如下： Class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can be brought to the workers only from without, that is, only from outside the economic struggle, from outside the sphere of relations between workers and employers. The sphere from which alone it is possible to obtain this knowledge is the sphere of relationships of all classes and strata to the state and the government, the sphere of 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all classes. For that reason, the reply to the question as to what must be done to bring political knowledge to the workers cannot be merely the answer with which, in the majority of cases, the practical workers, especially those inclined towards Economism, mostly content themselves, namely: “To go among the workers.” To bring political knowledge to the workers the Social Democrats must go among all classes of the population; they must dispatch units of their army in all directions.[4] 再摘录一段： 《怎么办？》第二章“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中第一小节“自发高潮的开始”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5] 英译本的表述如下： We have said that there could not have been Social-Democratic consciousness among the workers. It would have to be brought to them from without. The history of all countries shows that the working class, exclusively by its own effort, is able to develop only trade union consciousness, i.e., the conviction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in unions, fight the employers, and strive to compel the government to pass necessary labour legislation, etc.[6] 很明显，英译语境下的带入、传播（brought）成了中译本下的“灌输”，左翼知识分子威风凌凌、高高在上的形象就这样被构建起来了。80年代，“走资派”官僚正致力于私有化进程，他们的学界代表出于对革命工人的冷漠、敌视和对列宁思想的歪曲，把“传播”翻译成了“灌输”，而今天远离各大工业区的左翼，你连列宁说的“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都没做到，你凭什么把“灌输”放在嘴巴上，说得那么理直气壮？ 自然，工人运动从来就是一个先进分子不断教育普通群众包括一部分思想上落后、保守的工人的过程。但这种“教育”决不是所谓的“灌输”，而且由于生活条件上的客观原因，事实上，当时，俄国工人阶级中的这种“政治教育”也不是由远在西欧的列宁来开展的，是像之前提到的巴布什金这样的觉悟工人孜孜不倦地进行的。 马克思曾经说过：“在任何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都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指望在日常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大多数工人都倾向于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不现实的。所以，一个地下的革命政党进行异端学说宣传，听众也许只有极少数真正愿意思考的觉悟无产者，而多数普通工人则会反问先锋分子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跟老板进行斗争。那么，先锋分子在这边如果仅仅告诉对方说要夺取政权，别人肯定一哄而散。这不是“当群众尾巴”的问题，而是在于要动摇群众脑海里剥削阶级加给他们的偏见，必须通过实际斗争，阶级斗争愈加深入和激烈，群众同各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决裂也就愈彻底。 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当劳动者开始自发同资产阶级搏斗，即使诉诸于最初级的斗争手段，当他们不断组织起来的时候，阶级意识就已经开始萌芽。虽然大多数群众只有罢工那几天、几周或者几个月积极地投身其中，之后又回到了日常的轨道为生计而奔波。但每一次斗争都会锤炼出工人阶级中最先进的战士，最初他们试图成立工会来作为经济斗争中的堡垒或“防御组织”，之后一部分工人意识到仅仅靠增加工资是无法改善集体处境的，工人一要求涨工资，堵住厂门，资本家就搬来了警察，说他们影响生产秩序。那么，这时候，最有决心的那批工人就会思考仅仅依靠罢工是不是远远不够，因为国家机器总是全心全意地站在老板那边。今天，人们总是说社会主义思想必须靠知识分子向工人灌输。事实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出《共产党宣言》之前，就有一些流亡的德国纺织工人在比利时组织了一个现代工人政党的雏形叫“正义者同盟”，同盟的积极分子主张“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社会”。尽管这些共运先辈们的想法还是相当粗线条的，但这已经足够证明工人的斗争尽管从经济斗争开始，但绝不会仅仅局限于经济斗争。88年韩国首尔总罢工也足以证明这一点，左翼组织无处生长的韩国居然出现了准工人政权同资产阶级政府对峙的情况。而列宁自己也在《怎么办》中提到“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也会从自己的队伍中选拔出愈来愈多的“职业革命家（只要我们不想方设法使工人始终在原地踏步不前）。”[7] 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同一部分最有担待的而非仅仅是爱好、玩票的非无产阶级身份的共产主义者（即左翼知识分子）相联合起来，并出版工人报纸和成立工人教育机构，这样斗争就表现出了持久性的一面。如果说愤怒的群众表现出工人运动的自发性的一面，那么融工的左翼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体中的积极分子就是工人运动自觉性的体现。是的，建立在一般理论理解上的革命先锋组织可以巩固和发展工人的阶级意识，前提是它有能力与阶级斗争建立联系， 所以这就是整个十九世纪后十年俄国共产主义者所做的事情，而今天的中国共产主义者离自己的先辈还差得很远呢。 20世纪之初的俄国，融工的左翼知识分子发生分化，一部分人如列宁在《怎么办？》中多次批判的马尔丁诺夫主张不提出激进的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的纲领，而列宁则明确提出必须将日常的经济斗争同长远的夺权斗争相结合起来。但这种结合，决不是生硬的命令。先锋分子在运动的一切阶段必然代表无产阶级的最高历史利益，但这个最高历史利益并不和工人现实的改善处境斗争的要求相违背。无产阶级先锋队既要始终在普通工人群众面前揭露资产阶级国家的实质，又要在日常的经济性罢工中拿出有针对性的办法，这样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 在1901-1905年间，俄国各城市中的工人小组人数不断地增长，社会民主工党的刊物，如《火星报》等，尽管在工人中还不可能被广泛传播，但至少已经影响了当时俄国最有阶级觉悟和行动精神的革命工人。这些左翼工人之所以能在后来的革命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决不是理论灌输的结果。相反，他们是依靠日常同资本家的斗争来教育普通群众的，因为，后者政治意识的增长，是通过实践中经验的增长的。这种经验主义的政治学习方式自然有其局限性，但也是因为资本主义特定生产方式和劳动分工的结果。普通的工人群众，每天都在工厂中上班，忙忙碌碌，在主流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共产主义者指望通过和若干资本家的文化打手进行“辩论”或者“同资产阶级文化霸权”开展决战完全争夺到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是不现实的也没有意义。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会改变类似的情况，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重大的社会危机或者工人起义到来前，在这一过程中，阶级对立会加强，现实的活生生的斗争会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意识到自身的历史使命和眼前的斗争目标。这时候，大多数被压迫群众才能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这种意识形态的控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通过商品关系的普遍化来实现的，它与人类关系的异化紧密相连，是商品生产的普遍扩展和劳动力转变为商品的结果，也是商品生产条件下社会劳动分工普遍扩展的结果。普通劳动者在异化的过程中疲惫不堪，监狱般的劳动让他们不仅成为资本家肉体上的奴隶还是他们精神上的奴隶。普通工人群众中的偏见是资本主义社会强加给他们的，因为只有这样，统治者才可以睡得踏踏实实，如果每一个被压迫的奴隶都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那么就该那些老爷少爷太太小姐们控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邪恶暴行”了。 普通工人群众有其局限性，那么接受并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左翼知识分子是否就天然能承担起工人运动的政治领导。首先，如果仅仅是搞了几个理论学习小组而未同一线的工人抗争紧密结合起来，那么这样的左翼分子只能仅仅算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同路人，还远未称得上是成熟的阶级战士。其次，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个在工人运动中久经考验的左翼知识分子（通常这些人会是各种小册子的写手、理论家、鼓动家、宣传骨干，各色左翼政党的核心以及工会运动的上层领导）的思想未必是一成不变的，一个左翼知识分子可能极富有奉献和牺牲精神，这些知识分子比较在意个体思想得到尊重和发展，多少会与工运的集体主义、组织纪律等产生冲突。更致命的是，工人运动的先进部分不但会遭到有产世界的扼杀，也会遭到其腐蚀，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在工人运动内成了有威望的领袖，但却早已背离工人阶级的立场，这时候他非但不与组织纪律发生冲突，还把组织纪律变成了自己对付“异见者”的武器，或者把自己所属的那个党派的工人支持者当成是自己政治上的资本、组织实力，同资产阶级讨价还价，在革命中充当阶级二道贩子，这就是工人运动中的官僚倾向。一战中间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叛卖让列宁警惕到了这一趋势，后面的论述会提到这一问题。 总之，列宁的《怎么办？》根本不是如今天中国左翼分子所想象的那样，工人群众需要左翼精英如天神般踩着“筋斗云”来解救他们。伟大的1905年俄国革命驳斥了它，伟大的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更是驳斥了它。 1905年俄国革命 1904年，向远东扩展的沙俄在亚洲被新兴的地区强国日本击溃。战争的胜利、经济上的不景气，大批工人在贫困线上挣扎。1904年12月，位于彼得堡的普梯洛夫工厂发生罢工，彼得堡各界认同罢工的民众不断增加，罢工人数攀升至八万人。1905年1月22日（儒略历1月9日）清早，东正教神父加邦带领一个为数约三万人的工人组织到冬宫外广场和平示威，目的是向沙皇递交请愿书，以表达劳工阶层与社会底层人民的困苦，与遭受到的欺压，请求沙皇进行社会改革与终止日俄战争，并期望不要有超时的工作与合理的待遇。负责戒严的部队开枪镇压，造成上千人身亡。 被列宁称为1917年革命总演习的“1905年俄国工人起义“拉开了序幕。西欧的观察者是这样描述这场革命的： “只要进一步观察一下，便可以发现，这个总和是大得出人意料的。诚然，彼得堡工人群众的第一次登台还把各种沉渣——例如信赖沙皇的种种幻想， 昔日不为人所知、不在意料中的领导人——抛到表面来了。同所有大革命爆发时的情况一样，炽热的熔岩首先也把各种各样的泥浆自深处翻滚到火山口的边缘上来。 但是在这些要被革命的烈火迅速抛弃的瞬间的偶然事物和传统世界观的残余中间却清清楚楚地出现了强有力的、健康地茁壮成长的、纯粹无产阶级觉悟的幼芽，随之 还出现了朴素的英雄的理想主义，它没有资产阶级伟大历史时刻的那种故作姿态，也没有那种戏剧性的表情，虽然这些历史时刻是当代觉醒了的无产阶级一切阶级运动的一个可靠的和典型的征兆。每个比较熟悉俄国情况的人都知道，又是与西欧的先例相反，现在已经陆续卷入革命浪潮的俄国各省的无产阶级，南部、西部和高加索的无产阶级，比沙皇首都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更高，组织得更好。 可是，毫无疑问，彼得堡工人的第一次群众起义甚至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本身也是一种意外。这次惊心动魄的政治暴动的表面领导显然不在社会民主党的手中。正因为如此，人们总是爱说，俄国社会民主党对这些事‘无能为力’。如果人们对这种说法的理解是，这次运动在规模上和速度上的自发发展都超出了宣传家们的估计，也超过了对它进行控制和领导的现有力量和手段，那么，这句话肯定也是适用于俄国当前的情况的。然而这便使得那个不忍心在相应的历史形势下把在这种意义上使它‘无能为力’的鬼魂召到社会舞台上来的社会民主党叫苦连天起来。这只要换句话来说，便可证明，社会民主党不懂得推动现实的革命群众运动，因为按计划发动、组织和领导的，短时间‘制造出来的’革命，只有在普特卡默的警察或者普鲁士和俄国检察官的丰富的想象中才会存在。”[9] 当沙皇专制政权的铜墙铁壁开始松动，俄国发生了一系列有政治诉求的罢工，除了彼得堡和莫斯科这两个首都外，高加索、乌克兰、波兰、芬兰这一列边区的工人罢工也是此起彼伏，罢工让工人中最保守的阶层也摆脱了死气沉沉的状态。革命让从前简单的经济斗争不再仅仅是加工资，如要求工人群众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等一系列要求被提了出来。 1905年，列宁和他的同志们所在的那个党还属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一个派别——布尔什维克派。事实上，无论是布尔什维克派还是跟他们对立的孟什维克派都没有预料到革命会来得这么迅速。当年4月，才开始召开两派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参加的流亡党代会。远在伦敦的列宁清醒地意识到仅仅依靠原先党内的老革命是无法有效地领导起急速行驶的革命火车的。因此，他要求让青年特别是青年工人担任党的领导，特别是承担起对俄国各地政治罢工领导的重任。在给亚﹒亚﹒波格丹诺夫和谢﹒伊﹒古谢诺夫的信中，列宁这样写道：“ 目前是战斗时期。整个斗争的结局都将取决于青年，取决于青年大学生，尤其是青年工人。抛掉一切因循守旧，论等级地位之类的旧习气吧。到青年中去建立 数以百计的前进派小组并鼓励他们竭尽全力来工作吧。用吸收青年的办法把委员会扩大两倍，创立5个或者10个分委员会，把每一个正直刚毅的人“增补”进来。 要毫不拖延地让任何一个分委员会都有书写和出版传单的权利（写错不要紧，我们会在《前进报》上“委婉地”加以纠正）。 …… 不过你们一定要把数以百计的小组大力组织起来，把平常关于委员会的（等级制的）无稽之谈完全撇开。目前是战斗时期。或者是在各地建立新的、年青的、朝 气蓬勃的，生龙活虎的战斗组织，去进行各种各样遍及一切阶层的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或者是你们带着掌管大印的『委员会』人士的荣耀死去。”[10] 在多数派（布尔什维克派）内部的会议上，列宁提出倾向于布尔什维克的各地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知识分子和工人干部的比例应该在二比八。列宁的意见遭到了反对，但一个同志出来支持列宁，他说了如下的这段话： “有人说没有工人有能力担任委员会委员。这并非事实。对工人的标准……应当同对知识分子的标准不同。人们说什么受到锻练的社民党人。但是……那些一年级或二年级学生，从爱尔福特纲领及几期火星报中熟悉了社会民主主义，便被认为是受过锻练的社民党人。因此实际上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很低的，但对于工人来说 就非常高。让工人加入委员会的唯一有效标准应当是他们对群众的影响多大。凡是带头人的工人而又是属于我们圈子的，都应当成为委员会委员。”[11] 1905年革命决不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灌输工人政治理论的产物。帝制统治下的各种社会矛盾的积累，官府的暴虐，“口头民主”的资产阶级自由派舆论的虚伪，都让被压迫群众憋了一肚子火。事实上，当时很多参与斗争的工人可能在革命开始时连社会民主工党的名字都不知道，更不清楚它党里面还有两个派别呢。但尽管如此，在国内的布尔什维克派特别是它在各大工业区的活动家还是积极地参与了总罢工，写了很多传单，试图承担起对革命的政治领导。但这种政治领导又不是简单地直接通过远在西欧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发号施令来落实的。 1905年革命最伟大的创举莫过于“苏维埃”制度了，“苏维埃”在俄语里意思指会议。1905年革命中，伊尔库茨克罢工工人将工人的罢工委员会叫做“苏维埃”，后来，传遍各地，总罢工的工人选出代表，这些工人的代表组织就被称作“苏维埃”。在首都彼得格勒，“苏维埃”甚至造成了一部分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的“瘫痪”，他们监管一部分银行账目流动。一些有钱人要给人寄信件都要苏维埃里的代表批准，这就是事实上的“双重政权”的局面。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民意党人的后裔——社会革命党成员都参加到“苏维埃”里，工人通过“苏维埃”管理社会生产和运行，是工人阶级民主和最高权力意志的体现。 即便是国际工运史上最大的谎言编造书籍《联共（布）简明党史教程》也不得不承认： “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各工厂代表组成的会议，它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工人阶级群众性政治组织。1905年初次产生的苏维埃，是1917年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的雏形。苏维埃是表现人民创造精神的新的革命的形式。它纯粹是各革命阶层居民打破沙皇政府的一切法律和规章制度而创立起来的。它是人民奋起反对沙皇制度的自动性的表现。 布尔什维克把苏维埃看作革命政权的萌芽。他们认为苏维埃的力量和作用完全取决于起义的力量和成功。” 而在接下来的十月革命中，我们将会看到群众的“自动性”是如何同一些左翼领导的“自觉性”发生冲突的。 从二月到十月 经过同工人的殊死搏斗，沙皇政府终于扑灭了1905年革命。1914年，世界帝国主义列强为了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开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沙皇俄国自然也不甘人后，资本家们要去抢资源，自然要工农流血。落后的沙俄军队根本打不过训练有素的德国军队，绞肉机战术下，俄国大地上到处是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父亲的孩子、失去儿子的母亲的哭泣。 到了1917年，俄国上流社会照例沉溺在黑金式的狂欢里。对于他们来说，打输了也只要把波罗的海沿岸那几块地方让给德国，放弃对土耳其控制下的君士坦丁堡的野心而已。但革命的幽灵在沉睡了十二年后再次降临。 俄历2月23日（公历3月8日），纺织厂女工开始罢工，在纪念国际妇女节的同时，抗议面包短缺，并派代表到五金工人那，请求援助。大战中间很多左翼分子被流放西伯利亚，剩下的留在首都的布尔什维克和一些孟什维克虽然跟在工人后面进行鼓动，但大家都不知道这次罢工会倒向哪。第二天，整个彼得堡一般的产业工人罢工了。在前线督战的沙皇严令弹压，但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抗命，于是，镇压变成了谋反。沙皇眼见控制不住局势，便宣布逊位，他的弟弟也拒绝接收皇位。俄国结束了帝制，宣布成立议会共和国。 对于这场事变，革命家托洛茨基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写道： “当那官方社会——由各个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阶层、派别、政党与派系所形成的好多层数的全部上层建筑——靠着惰性与机械性在得过且过，受着过时思想残渣的营 养，对于发展的不可抗拒的要求聋聩不闻，迷惑于幽灵，预见不到任何东西之时，在工人群众中却发生着一种独立的与深刻的生长过程，这不仅增长了他们对统治者 的仇恨，而且更能使他们对统治者的无力作批判性的估计，更积累起经验与创造的自觉；至于革命暴动及其胜利，则完成了这个过程。”[13] 二月革命开端于工人群众的自发性，事实上，所有的革命的第一阶段都无可避免地会出现自发性。普通工人群众开始进行罢工（就像纺织女工一样），介入的阶级先锋施以援手（有较多布尔什维克党员的五金工人代表开始组织全市总罢工，一部分觉悟的士兵拒绝开枪），而远离工业区的左翼政党领导层则稍显迟钝，在二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等派别还未拿出一整套有针对性的纲领。沙皇就下台了。但如果光有自发性还不够，还需要自觉性，就像蒸汽与活塞一样相辅相成。事实上，如果没有合适的政治领导或者工人群众为之奉献的是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那么，无产阶级的怒火最后很有可能烧成灰烬。俄国革命差一点就会功亏一篑，而之后很多的失败的革命也证明了自发性和自觉性两者缺一不可，而工人起义最后的失败通常不是工人阶级不可靠，而是工运领导层的不可靠。 二月革命造成了俄国的“双重权力”，资产阶级组织了他们的临时政府，而工人的脑袋里还残存着1905年的记忆，所以当革命高潮到来，他们马上组织了工人与士兵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里有从无政府主义者到社会革命党的各色左翼分子，工人信任这些老革命，把他们选做苏维埃代表。苏维埃接管了国家银行、国库、造币厂与国家证券贮备处。苏维埃背后是起来反抗资本统治的劳动者们，他们要求苏维埃增加任务与作用，承担起国家管理的职能，在他们眼里，苏维埃是一切希望与力量的集中点。 工人阶级中的多数在资本主义的日常情况下一般来说是比较倾向于改良的路线的，因而也会选择其相应路线的领袖，彼时，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是个小政党，人数既没有以广大俄国农民为支持者的社会革命党多，也没有从前在一个党里的孟什维克多（两派在1912年彻底分裂，各自成立不同的政党，到了2月革命的时候，布派人数2万人，孟什维克派10万人，尽管如此，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党员几乎是俄国战斗工人群体里最精华的部分）。苏维埃被工人和反叛的卫戍部队士兵赋予了管理国家的重任，而在苏维埃里发政令的领袖在最初主要是孟什维克和一些保守的社会革命党人，不过，这些“老革命”可压根没想过要掌握政权，他们多少年来都认为俄国革命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推翻帝制，成立共和国；第二步等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再考虑用工人共和国取代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至于时间期限，谁晓得呢？所以，这些苏维埃里第一批领袖一致认为现在无产阶级还不应该轻举妄动，政权应该交到资产阶级手上。一向文笔辛辣的托洛茨基评价道：“绳子的一端通至工人士兵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室，另一端则通至资产阶级政党的中央机关。”[14]3月1日晚上，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代表齐赫泽、苏汉诺夫等出席资产阶级的国会，表示苏维埃将拥护新的临时政府，只要允许左翼政党公开活动。看上去，主流左翼似乎在把工人往屠宰场里赶，那么，布尔什维克派的情况怎么样呢？二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国内组织领导人是列宁派来的施略普尼柯夫，作为一个老革命，他带领布尔什维克小心翼翼地跟在反抗的群众后面，既没有喊出自己的口号，也没有去限制群运。但很快，在远东流放的加密涅夫和斯大林回到了首都。布尔什维克突然把自己放在了左翼里的反对派位置上去，而整个俄国左翼则定位自己是资产阶级政府里的反对派了。在斯大林和加米涅夫的主导下，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真理报》说只要“临时政府反对反动派与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就应该拥护他”，算是“批判性支持”了吧，然后在战争问题上则陷入了爱国主义的情绪，说德国不停战，俄国士兵就应该“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以枪子还枪子，以炮弹还炮弹”。党的领导层出现了保守的倾向，工人自然是很愤怒，彼得堡（此时改名“彼得格勒”）的布派工厂党支部要求开除斯大林等领导的党籍。 但这时候，流亡的列宁回来了，他看到了工人群众的激昂情绪，在这个时候，正如他事后所说，此时此刻，“公民，我可以给你担保，工人与较贫及最贫的农民的‘国家’，比欠尔诺夫们及策列铁里们要左到一千倍，比我们要左到一百倍。”是的，战争的拖延、经济的崩坏、有产阶级的狡诈无耻、本阶级领导的摇摆，让群众内心深处的革命情绪一天比一天沸腾。二月革命是俄国工人革命的第一阶段，它就像一切工人革命的序幕一样，表现出充满了复仇情绪的无产者的自发性，但如果名义上的工人政党——先锋队组织无法承担起工人运动的政治领导甚至给予错误的领导，那么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俄国革命的幸运在于尽管领导层出现了摇摆的倾向，但列宁作为掌舵的人，及时把船行进方向调转过来了。托洛茨基是这样评价列宁的作用的：“但是，我们能有把握地说：即使没有列宁，党也会找到自己的道路么？无论如何我们总不敢这样断定的。这儿起着决定作用的是时间，而事后来回顾历史的钟点是困 难的。辩证的唯物论无论如何与宿命主义没有共同之点。机会主义领导必然要引起的危机，如果没有列宁，则定然是非常尖锐与持久的。然而战争与革命的条件，却 没有给党留下一个长久时期来执行它的使命。这样看来，此种情形是十分可能的，即：方向错误与分裂的党，会错失革命局势，使它在好多年内不能再来。在此地， 个人的作用，在我们面前真以巨大的尺度升起来了。我们只要正确地了解这个作用就好了，只要把个人作为历史链子的一环。”[16]与后来主流共运神化的 “永远正确”的领袖形象相反，列宁并非革命的造物主，他是被俄国觉悟工人扛在肩膀上的一个巨人，所有客观历史力量的一个代表。列宁的出现，并非历史发展的偶然因素——什么若干年才一遇的天才，而是开端于19世纪70年代末期的俄国工人抗争运动的产物，他从工人运动中成长，耐心地听取反叛工人的想法，并将其加以提炼，终于形成了无产阶级政治独立的一套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这套学说在1902-1917年间被加工与打磨，而它的主张最精华的部分莫过于1917年4月17日（俄历4月4日发表的《四月提纲》。 既然提到了1917年的大事变，那我们把话说完，4月之后，布尔什维克在工人中的威望日渐高涨，这与他工人党员的耐心解释是分不开的。在群众运动高涨期间，大批原先属于孟什维克的工人转向布尔什维克。如果按照某些说空话套话的左派的观点，布尔什维克跟孟什维克的区别在于前者组织纪律严密后者组织松散，那么那些工人为什么吃饱了饭没事情干去管得宽的小宗派里吃苦呢？在革命高涨阶段，群众的阶级意识飞跃式地发展，原先倾向于改良的或调和路线的工人都转到革命路线上来了。6月，工人举行示威，迫使内阁里的资产阶级政党代表部长米留可夫辞职，“纯”社会主义者内阁成立，克伦斯基担任总理。7月间，工人再次酝酿暴动，克伦斯基政府弹压，布尔什维克派转入地下，但资产阶级需要作为镇压者的克伦斯基，不需要作为维权律师的克伦斯基[16]，他们找来了科尔尼洛夫将军，反革命将军已经做好了屠城的准备，但高加索山民组成的先头部队在彼得堡工人的宣传下临阵倒戈，而此时卫戍部队也成批转向布尔什维克。俄历10月25日，布尔什维克占多数的工人和士兵代表大会——这一革命的机关终于下定决心，解决两个政权共存的问题，工人赤卫队占领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国家成立。 1917年革命发端于纺织女工的自发抗议，但最终能走向革命的胜利还是因为自觉性的缘故。在所有革命的第一阶段，都会表现出自发性，但如果仅仅只有自发性那革命估计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骚动、工潮、总罢工、占厂、没有政治领导、运动衰败且群众消沉、资产阶级派系甚至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派系出来掌握政权并镇压工人革命。共产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区别在于，共产主义者在群众的自发抗争过程中能感受到他们作为被压迫者的阶级本能，并为最终的夺取政权制定出相应阶级的策略；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则拼命抹黑群众的自发斗争，说什么“不能让先锋队在工人中获得威信的工人运动都是改良的工人运动”，说什么工人革命离不开替他们设计制度的“社会主义”救世主。那让我们看看，俄国革命中工人们是怎样自己设计制度的，又是怎么把一些社会主义者惹毛的。 1917年俄国工厂委员会运动 从1917年2月到10月间的8个月的时间里，工人并非天天在厂里搞罢工，在街头搞示威的。革命期间，群众运动不断高涨，工人在斗争中自我组织不断加强，并在工厂日常生活中落地生根。提到1917年俄国革命，工厂委员会运动是绕不开的。 早在1903年，沙皇政府就允许工人进行集体谈判，但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政府又对工人维权多加阻挠，一直到革命前，沙皇政府都禁止最温和的工会组织的存在，大多数工会处于半地下状态。二月革命之后，工人们觉得世道变了，积极地介入政治领袖。这种介入，表现为大部分工人特别是彼得格勒以外的工人对主流社会主义者拼凑的民主政府的信任。他们要求监督生产、防止亲帝制的反动资本家搞破坏同时也为了改善本厂工人的生活待遇，便成立了企业内的工厂委员会。 革命前的俄国，工人没有工会，新生的工厂委员会就必须把工会的工作承担起来（如同资本家谈判要求增加工资），但由于介入生产调节、企业管理，它比一般的工会在打击老板的私有产权上走得更远。工人要求落实1905年革命中提出的“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 工人借着帝制垮台，要求改善自己的处境，资产阶级的回应是有计划的关厂、唆使管理层怠工，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则大骂工人在抗击外敌入侵的决战当口进行罢工是“误国”，客观上充当德国间谍。 各派对于工人介入生产监督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在二月革命后充当资产阶级管家的主流左翼——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建议通过国家调控生产的方法来缓解战争对俄国经济的破坏，对私有制范围内改良有产国家。孟什维克派经济学家切列万宁要求在在生产、分配和金融领域推行广泛国家调控政策，并在1917年5月16日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执行会议上通过了《反危机纲领》，纲领提到： “国家要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这其中包括原料、燃料、设备在生产领域的分配；对群众的消费品进行公平的分配；在生产基础领域成立置于国家调控下的托拉斯集团；控制银行，对价格、利润、价格进行调控，对资本家收累进税。” 孟什维克派对“工人监督”很反感，他们认为这不过是受布尔什维克派影响的工人们哗众取宠的口号罢了。社会革命党认为工厂委员会可以管员工聘用，但不能介入生产监督。总之，这些左翼改良派要求国家暂时替资产阶级保驾护航，采用当时西方的战时国家垄断模式，让大战中被戕害的俄国经济尽快恢复，在不废除私有产权的情况下改善工农生活。但即使如此，但资产阶级反对，莫斯科银行家，做过临时政府工业部长的帕·列布申茨基说：“欧洲国家对经济的（战时）干涉，受到（国家本身的）充分监控，（俄国）实业界不反对这类调节。但有益和必要的监督恐怕无法（在俄国）实现，因为现政府自己也处于受（工人组织）监管地位，它如何独立处理巨大的调控工程？！”[18]资产阶级的诉求很明确，不把造反的泥腿子镇压下去，他们的生意没法做。 当年4月10日，列宁写下了《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 “实行土地国有化、把一切银行和资本家的辛迪加收归国有或至少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立刻加以监督等等措施，决不是‘实施’社会主义。应当绝对坚持实现这些措施，并尽量用革命方法来实现。这些措施只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在经济上完全可以实现；不采取这些措施，就不可能医治战争的创伤，不可能防止即 将临头的破产；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决不会不去侵犯那些正是靠‘战争’大发横财的资本家和银行家的空前的高额利润。” 在这里，列宁认为，只有基层的工厂委员会让工人监督生产，中央计划领域对整个生产的调控才可以落实。而不剥夺资本家的产业，不建立工人政权，改良的成果难以持久。二月政体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瞬间，不是资本家粉碎工人反抗，就是工人把资产阶级打翻在地。但一些老布尔什维克在对待工厂委员会的态度上，同列宁有分歧，他们认为这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东西。这些老布尔什维克用这样抽象、隔阂的态度来对待基层工人倡议，但群众可不会对领导层的保守报以好脾气。有众多布尔什维克工人的“普提洛夫船厂”成立了监督生产的工厂委员会，4万名工人里选举了22名代表，大多数是赞成列宁路线的革命工人，其他大厂也纷纷效法。 在一些私营企业，资本家以关厂来作为对革命的答复，原材料缺乏、经济的崩坏，上层原来打算通过饥饿化解无产者的反抗，但工人不甘心束手就擒，他们通过工厂委员会监督来往账目，了解订单，购买原材料，控制调节厂内商品流通。约翰﹒里德写道： “工人们的一些经历很有趣。比如，诺夫哥罗德一个糟糕的工厂被业主放弃了，对管理毫无经验的工人们接管了它。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生产衣 服，探后按照诺夫哥罗德其他工人的需求加工服装。之后，工厂委员会派出代表到各个城市，他们愿意提供那里的工人们以纽扣服装，来换取鞋子和其它工具；他们 用衣服和农民交换面包；为工人购买商业住宅。为了得到原材料，他们把工人代表送到南方生产纽扣的地方，给铁路工人一些衣服让他们帮助运送。这样，顿河那边的原料就被送来了。”[19] 五月间，全俄各工业区的工厂委员会代表在彼得格勒集会，通过决议《反危机的经济手段》，提出既要于国家水平上引入调节措施，也得扩大企业一级工人监督的范围，并通过布尔什维克派的决议：“只有把政权转交给工兵代表委员会，才能系统地和顺利地落实上述建议。”孟什维克大骂工人监督运动和工厂委员会是“无政府倾向”，不过应者寥寥。 但是否工厂委员会运动的出现，就代表了有组织的工人就全都赞成所谓的社会主义了呢，布尔什维克工人纳乌莫夫说：“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把生活当成不断向前的整体潮流；革命在继续，或许，这是世界革命的先声。工人监督生产不算社会主义，但它已走出了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极限。我们要求的不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相反，取得政权后，要做完资本主义应做而无力做的事……（通过）自下而上地监督，我们可望学会如何组织生产并逐渐地走向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国民经济”[20] 工厂委员会运动是整个双重政权情况的延伸，介入斗争的普通工人也许没有那些左翼领袖们饱读诗书，他们不会去拽抽象的口号，但当他们落实工人的自我组织，是为了改善自己和自己所处群体的命运，他们的斗争越深入，组织就越成熟，面临工人进攻的资本家只能躲在主流左翼改良派身后放冷箭。工人希望自己从前追随过的改良领袖把政权拿过来或者至少落实若干改善自己生活的处境，这些社会主义部长刚开始还不情愿，后来则坚决地反抗来自无产者的“极左攻势”。七月事变后，克伦斯基政府满大街抓“列宁党”人，资本家关厂的攻势来得更猛烈了，经济危机面前，工人们夺权的呼声更加强烈。1917年11月7日，是有史以来被压迫者最扬眉吐气的一天，彼得格勒苏维埃派出赤卫队逮捕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赤色俄国成立。 夺权之后，执政的布尔什维克派内部在工人监督上产生了分歧，列宁起草了工人监督法》[21]，但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此项法案未获通过，老布尔什维克——米柳金认为国家必须拥有监督控制经济的专有权，工厂委员会只能附属于国家机构或工会，大会上，米柳金的观点占了上风。到了1918年6月，全俄苏维埃颁布国有化法令，要求施行国有化，法令责成已有的中央经济机构“国民经济理事会”成立管理企业的专门委员会，“其中三分之一为工人代表，其他由上级任命”，工人监督则被定义为“监察性质”[21]。内战开始了，大批觉悟工人走上战场，工厂委员会的组织和内涵都被抽空了。战前俄国300万工人，到内战结束后，只剩下100万人。 但即使如此，将上百万俄国工人牵扯进来的工厂委员会运动是群运高涨时期俄国革命工人首创性的体现，当工人开始觉悟，他们积极地介入现实政治，而对于他们来说，最迫切的政治问题就是在工厂里的生活问题，工厂委员会运动和工人监督实践是他们在自发的斗争中开始觉悟探索突破有产阶级编织的精神罗网、打击资本家剥削、反抗资产阶级国家的一个体现，尽管由于内战开始后，工人俄国出现了官僚化的趋势，工厂委员会也未成为工人在无产阶级国家里控制生产的一个常态激进组织，但1917年俄国工厂委员会运动是俄国抗争工人留给世界上所有被压迫群众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遗产。列宁是怎么对待工人群众的这种自发斗争的，我想革命中的史料和文件写得很清楚了吧。 列宁看到了工人运动中的官僚化趋势…… 革命的俄国工人运动是幸运的，他们有西欧先进国家的工人运动可以学习。劳动解放社时期的普列汉诺夫和查苏里奇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到了更年轻的列宁等人来到运动里，考茨基、倍倍尔等西欧工人领袖对这些流亡的俄国社会主义者也颇多照顾，这些照顾不仅是提供住宿和经济上的帮助，考茨基作为当时世界上最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著作影响了从列宁到布哈林的一大批俄国社会主义者。1912年前，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同属于一个社会民主工党，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又是考茨基等人所在的第二国际成员。但是，到了1914年，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了，第二国际最主要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宣布支持本国政府参战，而第二国际中另一个大党——法国社会党，也不甘示弱，他们支持法国政府同德国侵略者作战。 愤怒的列宁写了一本小册子叫《第二国际的破产》[23]： “机会主义就是为着极少数工人的暂时利益而牺牲群众的根本利益，换句话说，就是一部分工人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群众。战争使这种联合具有特别突出和强制的性质。机会主义是在数十年的过程中，由资本主义发展的这样一个时代的各种特点产生的，在这个时代，享有特权的工人阶层的比较安定和文明的生活，使这些工人‘资产阶级化了’，使他们从本国资本的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使他们感受不到破产的贫困的大众的灾难、痛苦 和革命情绪。” “工人运动中的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相同的，即无产阶级和小市民中从‘自己’国家的资本的特权中分享一点油水的少数上层分子联合起来反对无产者群众，反对全体被压迫的劳动群众。” “从整个欧洲来说，机会主义在战前可以说是处于少年时代。随着战争的爆发，它已经完全长大成人了，不能重新回到‘天真烂漫’的少年时代了。由议员、新闻记者、工人运动的官吏、享受特权的职员和无产阶级的某些阶层所构成的整个社会阶层已经成熟了，这个阶层已经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结合在一起了，而资产阶级也完全能看清它的价值并加以‘利用’了。” 列宁号召同机会主义者决裂，建立新的组织： “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是这样。如果今天还不具备革命形势，还不具备足以引起群众的激愤、提高他们的积极性的条件，今天交给你的是选票，你就拿过来，好好地加以筹划，用它来打击自己的敌人，而不是用来把那些怕坐监牢而抓住安乐椅不放的人送到议会中去享受肥缺。如果明天你被剥夺了选票，而有人把步枪或精良的最新式的速射炮给你，那你就把这些用于杀人和破坏的武器接过来，不要去理睬那些害怕战争的感伤主义者的 嘟囔抱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必须用火与铁来消灭，这样，工人阶级才能获得解放；如果群众中愤恨和绝望的情绪日益强烈，如果具备了革命的形势，那就着手建立新的组织，使用这些十分有用的用于杀人和破坏的武器来对付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 列宁看到了在有产民主之下，工人组织存在的问题，资产阶级身份或小资产阶级身份的工人党团议员、新闻记者、全职的党务工作者占据了工人组织里的上层职位，机关的发展使工人组织具备了阶级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社会分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被安排从事生产劳动，而文化的生产和吸收——以及积累的职能——则几乎为其他社会阶级和阶层所垄断。这里并不是说要排斥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左翼分子，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要庞大的鼓动力量以及相应的组织和宣传机构，而机关里中间阶层或者上层身份的工运干部能帮助弥补在工业区里忙于生产的普通工人在文化宣传上的劣势，这就出现了工人阶级组织自身分裂为执行不同职能的不同阶层的危险。专业化会导致日益增长的对知识的垄断和信息的集中。而这些脱产的“职业革命家”在议会、工会等机构里任职，只要工人运动存在一天，资产阶级在镇压的同时就不会放弃对工运组织中先锋分子的腐蚀，有产政治的代议机关、从事日常改良工作的工会不可能脱离阶级社会而独立存在。改良组织和革命组织的区别在于前者把在有产政治中占多少份额看作是影响扩大的表现，而后者始终把工会工作和普选制下的议会工作为最终工人在革命中夺权所做的前期准备。但即使是革命组织也不可能永葆先进，为了防止蜕变，基层工人必须对这些党干部（无论是在议会、工会还是党的组织、宣传机构里工作）进行监督，同时，需要提高工人阶级政党普通党员的文化水平，将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工人干部派到重要岗位上去。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在这方面做得很糟糕，在普选制下面，领袖们把工人党员当成“选民”对待，在大战一开始，持机会主义立场的各国社会党掌舵者都成批地转到“社会爱国主义”立场上去了。 而俄国革命的幸运之处在于长达20多年的斗争使他拥有一批始终同俄国国内阶级斗争密切相连的干部。根据一个统计数字[24]，十月革命前召开的俄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平均年龄29岁，平均党龄14年，半数以上是一线产业工人。群运高涨时期的革命组织，它本身也会受到各种有产社会的偏见、等级资历、小集团利益纠葛的影响，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日》曾叙述一个社会主义者同造反士兵的一组对话，大学生摆出老革命资格教育士兵说他们起来反抗是“亲德的无政府主义行为”[25]。其实，这种“老革命的政治惰性”在布尔什维克派里也存在，斯大林和加米涅夫等老革命最初的时候反对群众夺权，要求批判性支持临时政府，当群运的浪头高涨的时候，他们跟在群众后面跑，工人起义让他们成了“人民委员”。 资本主义世界不愿意坐视工人俄国的发展，1918年，在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强国的支持下，从前的沙皇将军开始武装颠覆苏维埃政权。红军组织起来了，士兵的主体是农民，指挥官是从前的沙皇将军，为了对军队中农民的小生产者狭隘性进行纠偏并防止资产将诶级将军进行怠工、破坏，大量的先进工人来到前线，为了保卫自己的政权，众多在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战斗性工人在东起太平洋、西至华沙城下的战线上永远地倒了下去。内战最后一幕是攻打弗兰格尔将军的克里木要塞，红军士兵们抱定着“我们今天死，你们明天死“的信念把将军和他的白卫扈从们赶下了大海。 革命胜利前，俄国共产主义者认为单独一国无法“建立社会主义”，必须依靠“世界革命”，列宁在四月回国之前的《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中这样写道： “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但它能使俄国革命具有浩大的声势，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极好的条件，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样，俄国无产阶级就会使自己主要的、最忠实的、最可靠的战友——欧洲和美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易于进入决战。” 1918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为布列斯特条约问题进行辩论的大会上说道： “绝对的真理乃是：若无德国革命，我们就要灭亡。也许我们不是灭亡在彼得堡，不是灭亡在莫斯科，而是灭亡在海参崴，或者在其他遥远的地方，我们是撤退到那些地方去的，……然而无论如何，德国革命若不起来，我们总要灭亡的，国际帝国主义，……代表一个庞大的真实力量，……无论如何不容许苏维埃共和国做邻居。……这里，冲突是不能避免的。这里，最大的历史问题乃是……必须激起国际革命。” 苏俄想尽一切办法支援当时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革命，德国11月革命、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芬兰革命，1920年，更是派红军干涉波兰，试图激起中欧工人起义，由于国际资本的联合扑杀以及红军自身的战术问题，进军华沙失败。世界革命遥遥无期，工人失血过多，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构想的“公社人社会”非但没有来到，职业官员队伍群体却越来越庞大，工人国家的官僚化倾向初步显现。21年，喀琅施塔得发生水兵哗变，此时军港里的水兵并不是并非革命时期那些让高尔察克这些海军将领憎恨的“无政府水兵”，大批从农村来的水兵要求开放对苏维埃代表的普选、允许多党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尊重私有财产、废除余量征集制”，这一要求反映了一部分苏维埃俄国的贫苦农民在面临国际资本包围、世界革命迟迟不来到的情况下一种失望、迷茫的情绪。镇压兵变本身并没有错，但镇压之后把一些异见的左翼活动家——如马尔托夫等人驱逐出境并禁止党内一切派别活动，则彻底让工人国家的掌舵者可以不受无产者的约束、监督而进行决策。 如果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蜕化是资本主义下日常改良路线水滴石穿的结果，20年代，俄国共产党从组织到纲领的倒退则是在狂暴的革命斗争浪潮前低头的结果。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世界资本主义的敌视和包围、阶级先锋脱离工人群众成为了官老爷并且越来越不受约束。 事实上，给工人运动带来戕害的并非工人的自发斗争，或者诸如“做群众的尾巴”之类的套话。工人运动中领导干部的官僚化才是错误的政治领导和机会主义路线的根源。革命前，这些沽名钓誉的“工人官爷”们虽然满口激进的口号，但当他们看到群众起来进行自我组织的时候，在群运浪潮面前或公开投向旧世界的怀抱或竭力贬低群众的自发斗争或拿错误的路线把群运引向歧途；革命后，这些“工人官爷”们居于高位，在不受群众监督的情况下，愈来愈反感“工人监督”、“工人民主”这些先烈们用鲜血捍卫的原则，他们要求更多的个人享受和特权。在20年代的俄国，男性共产党干部再婚现象很普遍，虽然远不能和后来的特供商店、私人别墅做对比，但巴布什金们用生命换来的工人苏俄已露病象。 列宁看到了官僚化现象，清楚这一现象的危害，他毫不不调和地与之进行斗争，在他变成“植物人”之前写的最后两篇文章《遗嘱——给代表大会的信》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他系统地阐述了要求与苏维埃俄国的官僚专断倾向进行斗争的构想。 在《遗嘱》中，他要求让一些没有参加过苏维埃工作的工人更多参与政治，参加俄共中央委员会： |
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