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二次访苏的成果 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乘专机回到北京。 毛泽东第二次访苏，获得了圆满成功。这一次出访，整天都是在会谈、开会、修改文件之中紧张度过的。用杨尚昆的说法，就是“无非是从北京的房子里头搬到莫斯科的房子里面去住”。 在莫斯科同一些兄弟党领导人的谈话中，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讲到，他两次访苏感觉到的气氛很不一样。第一次访苏，不仅不能随便讲话，连同其他兄弟党领导人单独会面都不可能。当时苏共同其他党的关系，名为兄弟党，其实是“父子党”。这一次则不同，在兄弟党之间表现了平等协商、团结合作的精神。苏共中央也很尊重毛泽东，借重他的威望和影响作了大量的团结和说服工作，中苏两党关系中出现了平等协商的新气象。这一切，都使毛泽东感到满意。 使毛泽东更为满意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大部分和主要的意见，都得到与会各兄弟党的赞同，并写入了宣言。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同苏共及其他兄弟党达成比较一致的看法。 杨尚昆曾经对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所起的作用，作过这样的评价：“在这个会议上，毛主席在各方面起了决定作用。当然，同苏联协商那是没有问题。但是，许多问题，许多意见是主席提出来的，经过协商以后，他们接受了。” 莫斯科会议距今已经四十多年。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主要是中苏两党之间原来存在的一些分歧，由于各方面的需要和妥协，基本达到一致。但这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的变化，这些分歧随后不久又重新暴露出来，并且逐步演化成为深刻的分裂。 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反映出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以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威望有了很大提高，成为国际共运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这不仅是因为新中国在短短的几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内建设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在去年国际共运出现风波，处于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能够旗帜鲜明地站出来表明自己的态度，给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以强有力的支持，并在调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了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信任。 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地位和威望的提高，毛泽东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经济落后造成的压力和束缚(毛泽东1957年11月19日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说：中国在经济上还受束缚，政治上已经消灭了束缚。至少要有十五年的和平时间，我们才能消灭经济上的束缚。)他迫切希望改变这种处境。在莫斯科，他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反复讲，现在的国际形势出现了转折点，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正在上升，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正在下降。他认为，这样，就有可能争取到十年到十五年的和平时期。经过十五年的努力，苏联赶上和超过美国，中国赶上和超过英国，战争就更打不起来了，中国就争得了更长的和平时期，以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把中国早日建设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次访苏，更加激发了毛泽东只争朝夕，尽快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决心。 回国不久，十二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介绍莫斯科会议情况，同时向他们通报了关于在十五年内赶超英国的设想。此前不久，十二月二日，刘少奇在中国工会八大的祝词中，已经把这个设想公布于全国。从此，“赶超英国”就成为一个响亮的口号，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向自然开战，向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宣战。 此时此刻的毛泽东，正以期待的目光展望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迎接着各条战线的全面跃进。 第二部分对原文的评论 本章论述的是毛泽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活动，写得很准确，也很具体、生动。对于那些非难、攻击毛泽东的国际活动的谬论，也是一个很好的回击。 还是这个辛子陵，在他的《毛泽东全卷》中，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表现他的“非毛化”的反动立场。他说：“毛泽东带了两个非共产党员，出席共产党的高级会议。这件事情是很出格的。如果斯大林活着，毛泽东是不敢也不会这么做的。如今他这样做，就是要显示中国党和毛泽东本人地位和身份的特殊。”“毛泽东根本没有把赫鲁晓夫放在眼里，他不出来争帅旗，主要是中国国力弱，他有这个自知之明。”毛泽东“成了这次共产党的中心。赫鲁晓夫对此是不能忍受的。宣言上以苏联为中心，会场上以毛泽东为中心，共产主义阵营埋下了分裂的种子。” 把他的这些谬论与本章原文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他是在如何歪曲事实的真像。 研究本章请结合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有关文章。 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言的节录。 在团结问题上我想讲一点方法问题。我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曾讲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一个也没有。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你看我们这十二国宣言，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草稿，现在文字上的修正还没有完结。我看要是自称全智全能，象上帝一样，那种思想是不妥当的。因此，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有分析，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我们党曾经陷入形而上学——教条主义，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就全部毁灭他。后来我们批判了教条主义，逐步地多学会了一点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承认这个观点，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一曰斗，二曰帮。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对待另一种人就不同了。象托洛茨基那种人，象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还有象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都是无可救药，只能打倒，因为他们对于我们说来，是绝对地互相排斥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对于帝国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在最后说来也是如此，它们最后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意识形态也是一样，要用唯物论代替唯心论，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这是在战略目的上说的。在策略阶段上就不同了，就有妥协了。在朝鲜三八线上我们不是同美国人妥协了吗？在越南不是同法国人妥协了吗？ 在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又善于妥协。现在回到同志关系。我提议同志之间有隔阂要开谈判。有些人似乎以为，一进了共产党都是圣人，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不能分析，就是说铁板一块，整齐划一，就不需要讲谈判了。好象一进了共产党，就要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才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七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五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不可以在小房间里头两个人或者几个人谈谈呢？可不可以从团结出发，用帮助的精神开谈判呢？这当然不是和帝国主义开谈判（对于帝国主义，我们也是要同他们开谈判的），这是共产主义内部的谈判。举一个例子。我们这回十二国是不是开谈判？六十几个党是不是开谈判？实际上是在开谈判。也就是说，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 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如果承认一个人是不可加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学。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题，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支部书记是懂得辩证法的，当他准备在支部大会上作报告的时候，往往在小本子上写上两点，第一点是优点，第二点是缺点。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96--498页）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言的节录。 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开始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许多同志一全国人民，都很忧虑：战争是不是能够打赢？我本人也忧虑这件事。但是我们有一条信心。那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到了延安，名字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我同她谈话的时候谈了许多问题，蒋介石、希特勒、日本、美国、原子弹等等。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纸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我也谈到沙皇是纸老虎，中国皇帝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蒋介石很强大，有四百多万正规军。那时我们在延安。延安这个地方有多少人？有七千人。我们有多少军队呢？我们有九十万游击队，统统被蒋介石分割成几十个根据地。但是我们说，蒋介石不过是一个纸老虎，我们一定会打赢他。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99--500页） 2005年1月4日初稿 2013年5月5日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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