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资本主义说透

三、 民主吓坏了英美有钱人

用日本漂亮的收录机、电视机来鼓吹资本主义的“优势”，另一方面大肆吹捧美国的“三权分立”所谓“宪政民主”，污蔑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专制独裁。诋毁毛泽东时代中国民权的强大。

民主的话题，他们为什么不用资本主义的英国和日本来对比中国呢？显然英国女王和日本天王直接暴露了资本主义其封建、专制、世袭的本来面目，缺乏欺骗性，不便诡辩。而美国的政治选秀表演却云山雾罩，精彩动人，能让人陶醉在“民主”中。看看，美国总统换来换去，好不热闹？好不“民主”？中国人“羡慕”吗？“大领导”为“普世价值”喊哑了嗓子，“法律党”为“宪政民主”急红了眼睛。看来还是相当“羡慕”的。

当代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共存的局面，让世人以为：资本主义与民主是与生俱来互为表里的。美国的三权分立真的是民主吗？我们从三权分立的立法过程来探寻一下它的本意。

民主一词源于希腊字“demos”，意为人民。其定义为：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

民主和独裁其区别在哪里呢？其实也很明确，就是多数人的政治主张与少数人的政治主张。多数民众的政治主张得以执行，多数人的经济利益得到保障，就是民主；少数人的政治主张反民众却执行，少数人的经济利益侵民众却保护，就是独裁。

若真推崇民主制，占社会多数的穷人必然主导社会，冲击占社会少数的富人对财产的垄断占有，废除私有制。

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便在其名著《政治学》中系统明确地指出了有产阶级对民主的恐惧：民主意味着人民大众的统治，就是占多数的穷人对占少数的富人的统治。从那时起，有产阶级始终视民主为洪水猛兽。

有人将第一场资本主义革命：英国革命，称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是对历史的无知。资产阶级反对君主专制，但更怕全民民主。资产阶级继承了传统有产阶级对民主的敌视。

十七世纪圈地运动中形成的英国资产阶级，当时的对手有两个：一个是反抗圈地的农民；一个是封建专制的君主。国王一方面向资本家乱收苛税，另一方面又不积极配合资本家掠夺农民，激起了资本家的反对。为了掠夺农民，就要先制服国王；为了制服国王，便要先利用农民。这就是英国资产阶级的如意算盘。

被资产阶级独占的议会，摆出一副为民请命的架势，骗得农民的支持，依靠农民推翻了国王。推翻国王后，农民主体的平等派提出了民主要求：要获得选举权，分享议会权力。资产阶级则坚决反对，极力维护资本家的选举特权。资产阶级新贵族集团代表人物克伦威尔的独立派与农民的平等派激烈争执，斗争最后以克伦威尔将平等派彻底镇压而告终。资产阶级反对君主专制，更反对全民民主！其目标仅仅是建立由其独享的议会寡头统治，这就是英国革命的实质。

敌视民主，美国资产阶级也不例外。

英国殖民统治的横征暴敛激起美国独立战争，各州富人绅士们为了摆脱英国的统治，赶走英国统治者，他们不得不冒险去借助民众的力量。美国是个农业国，农民以及城市平民是反英运动和战争的主力军。富绅们既要民众起来为其卖命；又怕民众自行其是而危及其统治。将民众排除在政治体制之外，是他们的一贯目标，就是：只要独立战争，不要社会革命。

富绅们对民众极度藐视，视为：愚民；同时，又极度恐惧，称之：暴民。

独立战争平民大众爆发出惊人的力量。赶走英国统治后，各州开始制定州宪法、组建新政府，民众积极地参与到这场改革中去。形成了民主浪潮，第一次使参政权利有可能扩大到大多数普通民众。同过去相比，选举权在各州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扩大。

独立战争解除了英国政府的殖民统治，却引来了负债者农民、平民的民主革命。

几乎所有的职位，包括最高法院的职位，都变成了经由直接或间接选举而产生。总督的权力几乎全被取消了。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由选民选举。在各州，最终权力落入人民院既下院，选举下院的平民们主导了议会。

原有的贵族政治可能会寿终正寝。

在宾州和佐治亚洲平民派占得了上风，农民争得了选举权。1776年宪法进一步规定，议员的被选举权也没有财产限制了，这已经接近了普选制。平民派反对采用由行政首脑（即君主）、参议院（即上院、贵族院）、众议院（即下院、平民院）构成的所谓的“混合政体”，主张：“在美国，人们只有一个等级，所以政府中他们应该只有一种代表”，因此应该组建“大众政府”。新政府最终抛弃了两院制，改为一院制，且不设州长一职，行政职责由一个委员会担当，委员会选举主席，并受另一个委员会的监督。

平民获得政治权利，富绅们开始极度的不满了。

新宪法被富人绅士称作“一群愚昧不堪的暴民的政治纲领”。

一位反民主诗人曾用如下诗句来表达对民众参政的不满：

“晚上躺下时还是泥水匠和木工，早上一起身却成了来喀古士和梭伦。”

各州新政府成立后，民主显现出力量，倾向平民的法律行动出现了：

农民经过浴血奋战赢得独立后，却还背负着巨额的债务，严重的通货紧缩导致金银货币急缺，农民要想获得足够的硬币按期偿债非常困难，农民为还债将面临破产。他们纷纷要求立法机关准许延期偿债，甚至要求发行纸币，用纸币来还债，就是用通货膨胀使债务贬值。这自然招至富人（债权人）的反对，他们不愿换回一堆可能会贬值的纸币。但在农民的压力下，有马里兰州、罗得岛州等七个州发行了纸币。将纸币贷给农民还债，并强迫债权人按纸币的票面价值接受。若债权人拒绝接受，债务人农民只须将纸币存放到法官那里就证明偿还债务了。富人们叫苦不堪。富绅们抱怨道：“财产是多么地无保障啊”！

宾州宪法草案中写入了：

“授予少数个人以大部分财产对人民权利来说是危险的，对人类的共同幸福是有害的，因此每一个自由州都有权依据自己的法律阻止这种财产的拥有。”

这一民主浪潮威胁到了各州富人绅士们的财产权。

南卡罗来纳州的总督感叹道：“有产者终于开始领教人民的多头权力了。”

四、 美国富人“高明”的法律政变

富绅们固然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横征暴敛，但如果整个社会换由平民百姓来统治，这就更为他们所痛恨。

富绅们至此再也无法忍受下去。富绅们渴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地制约各州“疯狂的民主”。

不是为了维护民主，而是出于对民主的恐惧，才导致了新宪法的酝酿制定：

约翰•阿克顿在《自由史论》中明确指出：“美国的宪法运动不是民主革命和反英体制的结果，而是对民主强烈反作用的结果。”

富绅派更是呼吁：我们需要从民主中被挽救出来！

富人老爷们不得不绞尽脑汁，决不能让平民派将暂时的民主放纵，进一步巩固为制度化成果。

富绅们运用了“高超的手腕”，“通过巧妙的勾结，‘富而有才’的贵族挫败了这个计划，” 平民派起草的宪法，被拒绝。

为此富绅们急欲希望制定新宪法来解除民主对财产的威胁！

其目的是要保护财产不受民主的侵袭。

美国《邦联条例》的规定，宪法的修改程序是：先经国会提议，然后交由各州议会批准。但令富绅们苦恼的是，他们在国会和各州议会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按照法定程序到达目的，因此，他们只好另辟一条修宪道路，既要尽量避免民众的参与，又要在形式上不丧失合法性。

1786年9月，在弗吉尼亚州汉密尔顿与麦迪逊力劝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邦联召集一次新会议来对邦联条例进行修改。声称：只是进行修改，但决不是制定一部新的宪法！启动了改《邦联条例》为《联邦宪法》的阴谋。

于是富绅们极力使自己的代表能够出席此次会议。宾州的代表全是费城的富翁，没有一个代表农民。独立运动时期著名的平民领袖都未能出席此次会议，出席会议的55名代表，多数与这些集团有关。根据比尔德的统计，55名代表中持有公债的不少于40人（其中24人数额在5000美元左右或更多）；债权人集团不少于24人；奴隶主集团至少有15人；土地投机者不少于14人；工商航运至少有11人。而且代表们多为律师，他们来自产业集中的沿海城市。1787年5月各州代表来费城召开制宪会议。最少有六分之五的代表，都曾利用宪法的通过，是获取经济利益的老手，费城的宪法结果，直接关系他们的个人利益。

各州“疯狂的民主”让富人绅士们尝尽了苦头，这些富绅们对民主的痛恨已无以复加。会议第一天，看看会议代表们的愤怒：

弗吉尼亚州州长埃德蒙·伦道夫：“我们的主要危险来自（各州）宪法中关于民主的条文。”

“合众国的弊端的起源……谁都认为在于民主的狂放。”

代表埃尔布里奇·格里则：“我们经历的弊端，都是由于过分的民主。”

制宪会议的富绅代表们为防止外界了解会议的目的和进程，会议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严格保密，不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向外界透露会议的消息，甚至不许会议作辩论记录。

做完这一切后，这些富绅代表们将原来国会和州议会既定的：仅限于修改邦联条例。变更为：为美国人民制定一部新的宪法。会议由“修宪”变成了“制宪”会议。这几十个极度自私的富绅就擅自决定了“美国人民”的前途，这实质是美国历史上的一场政变。法律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