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李慎明：毛泽东论战事与和平的辩证法 2013年05月23日 原载：环球网
战争与和平问题是关系到人类命运和文明的生存发展的根本问题，同样是关系到人类社会中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制度的兴衰成败的大事，直接影响和制约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战略、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乃至国家的安全、发展战略和内外政策一系列重大问题。
笔者仅就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有关思想及实践作几点辨析、概述和不成熟的思考。
一、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可以避免的问题
前些年，国内外一些学者和国外有的政治家常说：“毛泽东曾断言世界大战不可避免。” 笔者认真地查阅了大量资料，但至今仍未从已公开发表的文献中看到上述说法有一条确切的佐证。而与此相反，毛泽东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的论述却大量存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毛泽东即对战后国际形势进行科学的分析，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制止、和平可以争取的崭新论断。此后，毛泽东又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了这一论断。1945年10月17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两个月零两天，毛泽东即在延安干部会的报告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前途是光明的。这是总的趋势。”“是不是就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呢？不会的。”由此观之，毛泽东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着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中最先作此判断的第一人呢？1946年4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到八个月，针对西方国家的“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 的鼓噪和一些同志的惧怕心理，毛泽东又在延安挥笔写下《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就在这个文件的开头，毛泽东又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在1946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那个着名的谈话中还说：“我以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 1950年6月，毛泽东再次指出：“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 1959年 10月，毛泽东还指出：“我们历来是这样估计的，整个国际形势是向好发展，不是向坏。只是有个情况也要估计，那就是疯子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办？所以，战争的情况也要估计到。和平有可能被破坏，缓和之后又会搞紧张，搞突袭，打大战，等等。对这些情况都估计到了之后，我们说总的看来，形势是向好的方面发展的。从总的情况来看，争取到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假如这种情况实现了，那时要打世界大战，他们就比现在更加困难了。那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要比现在大得多。西方国家的矛盾，日美矛盾，由基地和条约而造成的许多矛盾，都很难解决。
毛泽东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制止与避免的论述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只是到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国的关系日趋紧张、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之后，毛泽东才逐渐对我国所面临的战争的危险性估计加重，并提出了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的战略方针。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是指中苏之间的战争，而并不是指特定的世界大战。70年代前后，西方国家的不少学者看到苏联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势，纷纷着书撰文，甚至直接用”第三次世界大战“冠以书名和论文名，惊呼”第三次世界大战已到了间不容发的地步“。但就在此时（1969年），毛泽东在谈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时，仍然认为”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 。
1997年3月，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撰文说：”1975年10月，我作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首次正式访问，当时毛泽东曾简洁地对我说：‘我知道苏联将如何：将爆发一场战争。’我表示了异议，认为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可能的。然而，毛泽东坚持他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按照施密特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所作的表述，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施密特认为不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毛泽东则坚持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事实果真如此吗？请看我国外交部当时的记录：1975年10月30日下午，毛泽东会见施密特。当时陪同的有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翻译是唐闻生、徐维勤，记录为王海容。会见中，施密特问：”毛主席能否告诉我，苏中美关系的形势将来会怎样？“毛泽东说：”也要打仗。不能永远和平共处。“毛泽东还对施密特说：”你是康德的学生。我是马克思的学生。马克思就学黑格尔。“笔者理解，毛泽东是在含蓄地告诉施密特：事物总是在发生变化，永远和平共处靠不住。毛泽东在这里强调的仅仅是战争的危险性，其中当然也包括世界大战的危险性；但这里主要是讲局部、有限战争的必然性，却并未断言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施密特说毛泽东坚持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这既不符合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也与我国外交部当时的记录出人较大。国内外一些学者和国外有的政治家（其中包括施密特）可能是误解了毛泽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说”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 的恰恰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他们这样说的目的，恐怕主要是为了讹诈、恐吓被压迫人民的革命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时讹诈、恐吓社会主义国家，使之不敢和不要用反侵略的正义的革命战争反对侵略的非正义的反革命战争。
二、关于六七十年代对苏联的战备工作问题
苏联原是社会主义国家，但随着后来实力的增强和党的领导集团的一系列错误，大党、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重新滋生膨胀，并不断向社会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演进。
1958年4月，苏联提出在中国建立特种长波收发报无线电台。同年6月，又提出在中国建立中苏共同核潜艇舰队。因为这有损于中国的主权，我国没有答应。由于上述原因，加上其他各种原由，从1960年开始，苏联开始在中苏边境多次制造事端。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继续推行赫鲁晓夫的政策，使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和紧张。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对来访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说：”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强，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苏联当时有30多处导弹基地分别部署在蒙古、外贝加尔军区等地，这些主要是针对中国的核基地的。除此之外，苏联还在那里配备了远程空军所具有的大型远程轰炸机50余架和中型轰炸机400余架，这些轰炸机都可以携带氢弹进行战略核攻击。此外，苏联还在中苏边境部署了 2万辆坦克、3000架飞机。仅从 1964年 10月到珍宝岛事件爆发，苏军挑起的边界纠纷就多达 4189起。1969年2月，苏联远东边防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苏军的行动立即引起了中方的警惕。3月，苏联又在中国珍宝岛挑起武装冲突，在几个星期的交战中，双方死亡人数达千人。6月和8月，中苏在我国的新疆地区又两次发生武装冲突。此间，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召集其军政要员开会后决定：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导弹部队，携带几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和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核打击。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准备活动，如任命战略火箭军副司令托卢勃科上将为远东军区司令，以加强核打击行动中的指挥力量；命令在远东的战略导弹部队进人一级战备状态，等候发射命令。同年8月 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透露，苏联代表向其东欧盟国通报了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情况。8月底，美国情报机构透露，苏联驻远东空军已进人一级战备状态，这种情况将一直持续到9月底。9月11日，周恩来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谈。会谈中，周恩来就最近苏方对中国进行核威胁一事提出严词责问，柯西金无言以对。9月底，美国在明确拒绝苏联关于美苏共同对中国进行核攻击主张的同时，还通过其驻波兰大使，把苏联的企图秘密通报中方。种种迹象表明，苏联指挥部正从”战略上“设想、研究和准备对中国进行一场核战争。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这一系列威胁既十分警觉，又毫不畏惧。早在1964年6月，毛泽东便强调，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1965年，毛泽东又发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珍宝岛事件后，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强调：”要准备打仗。“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不仅准备打常规战，而且准备打核战争。毛泽东不仅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有打仗的精神准备，更为重要的是在各项实际工作中进行了充分的战争准备。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多次指示，加强包括尖端武器在内的武器装备的研制和装备工作。1964年10月，中国首次原子弹爆炸成功；1968年装备部队的亚音速中型轰炸机”轰6“则可携带百万吨级的核弹。从1969年开始到1970年，部署在我国东北、西北的射程可达到西伯利亚的中程导弹已达50枚；我国的陆基导弹隐蔽、分散，有较强的机动性，即使先受到攻击后，仍有对对手的第二次打击能力。这种陆基和空基核突击能力对苏发动侵略战争形成极大的威慑。此外，到1964年11月，中国已初步建立了现代化的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能自己生产飞机、舰艇、坦克、火炮等各式武器。毛泽东、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战略后方、战场建设和物资储备。1964年6月，毛泽东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要搞三线；军事要有准备；要考虑打仗，要有战略部署；三线现在不为后悔莫及。1965年 11月，毛泽东又提出，各省要搞小三线。到 1968年，全国形成中央和地方、大小三线配套的国防科技工业系统。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中央军委决定加强”三北“（即东北、华北、西北）国防工程建设。1969年前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要加强人民防空、城市防卫建设。到70年代中期，设防阵地工程也已初具规模，从而建立了以防御为主的反核战略体系，各项物资储备也取得了重大的成绩。1969年中国的军费比1968年猛增了34%，1970年和1971年又分别递增15%和16%。叛逃到西方的苏联克格勃高级官员谢甫琴科说，苏联最终之所以没有对中国进行核袭击，”除了美国警告苏联，这样会导致美苏间严重对抗外，还在于中国有了充分的准备“。事后，美国学者也认为，若不是中国严阵以待，”苏联甚至可能在30分钟内突袭并摧毁中国微不足道的核力量“；此外，”中国的原子弹无疑是苏联人避免使用核弹头互相攻击的理由“。
有学者认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对苏联的战备是假想、虚构了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强大的企图入侵之敌；由于对敌情判断严重失误，导致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严重干扰了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六七十年代，我国对苏联的战备是被迫进行的。笔者完全赞同后一种说法。当然，在如此纷繁的诸多方面的具体准备工作中，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在所难免。但是，正是因为我国从精神上和物质上做好了随时准备打仗的充分准备，正是因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运筹帷幄，积极推进了世界战略格局的重大演变，才有效地遏止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大规模战争和核战争，有效地消除了各种外患，保证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安全稳固和经济建设以及后来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从而也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正如 1965年4月毛泽东在《关于作战计划和改变帽徽、领章问题的指示》中所指出的：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不仅如此，六七十年代的十分必要的战备工作还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建设、科技发展，直接推动了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外交战线上一系列重要成绩的取得，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西北、西南以及中部地区的开发与发展。必要和必需的扎扎实实的军事斗争准备工作，遏制住了可能爆发的战争。我们绝不能因为遏制了战争，战争没有爆发，就回过头来说当初必要和必需的军事斗争准备工作是多余的，甚至认为是战略决策失误。
三、关于调整中美战略关系问题
毛泽东认定，美苏争霸中，苏联处于进攻态势，并已成为战争的主要策源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后，即考虑收缩战线，调整美国在全球的战略。毛泽东敏锐、及时地捕捉到了这一具有巨大战略意义的历史机遇。为了从根本上缓和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的军事压力，同时为世界和平寻求新的坚实的基石，早在珍宝岛事件之前的1969年2月19日，作为伟大战略家的毛泽东就明确指示：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你们这几位老总研究一下国际问题。3月 2日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后，毛泽东即意味深长地说：”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此后，毛泽东又数次催促四位老帅抓紧着手研究，并一直对此十分关注。如 3月 22日和 4月 19日，毛泽东接连对陈毅等人的工作做出指示，希望他们就国际、国防问题提出意见。毛泽东之所以催促数次，主要是四位老帅此时对毛泽东让他们研究国际问题的战略意图还不甚理解。这说明，中美关系战略调整的思想始发和始创于毛泽东，而不是如有的学者所说，毛泽东是被动的，是被推着走的。四位元帅不负众望。从1969年5月至10月8日，元帅们座谈了数十次，给中央呈送了多项关于国际、国防问题的报告。他们判定，当时的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主张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1969年的外交调整工作是多方面的，也是激动人心的。周恩来作为外交工作的组织领导者，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接着，中美关系新局面的开创，中国倡议建立的一条从东面的日本经过欧洲一直到西面的美国的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的提出与实践，无疑都对遏制苏联对华战争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美关系的战略调整，也使其他许多国家开始调整对华外交政策，并纷纷与我国建交；我国周边环境显着好转；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在较短期内对我国发动大规模战争、迫使我国举国迎敌的危险性基本消除。这为我国争取到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和进行改革开放，打下了基础，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毛泽东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的理论和成功实践，生动地说明了战争与和平、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相统一的辩证关系。这进一步告诉我们：只有不怕可能发生的战争，认真做好必要的准备，具有打赢战争的信心和能力，才有可能遏制战争、赢得和平，从而赢得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