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无产阶级丧失政权的历史教训

(三)真正的计划经济必须与商品货币彻底割裂 

受制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前社会主义模式的计划经济不得不借用商品经济的外壳，原因有三个。一是出于和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往来的需要，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经济的份额中毕竟占了大头，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闭关锁国搞建设，对外经济往来不得不借用商品货币这一工具。二是国内的产品流通，除了全民所有制的单位之间可以直接调拨，其他的不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产品流通，如国家与集体之间、国家与个人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集体与个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都还必须采取商品交换的原则。三是计划经济产品的劳动消耗，虽然可以直接用劳动时间来核算，但在采用商品经济外壳的情况下，统一使用商品、货币的计量单位，可以方便于成本、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 

可见，过去的社会主义作为“早产儿”，使计划经济还需要借用商品经济的外壳，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只有到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丧钟敲响的时候，商品货币随同资本主义一同葬入坟墓后，那时候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才能真正地运转起来。

三、无产阶级专政的体制问题 

(一)无产阶级丧失政权的沉痛教训 

毛泽东一逝世，历经千辛万苦换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就被立即颠覆，令人痛心疾首！回顾中国27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是多方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包括了对敌人的专政和人民享有最大的民主，因此，总结无产阶级专政被颠覆的教训，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去思考。 

1、对敌人的专政究竟是太仁慈了？还是太残酷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股声讨毛泽东、声讨毛泽东时代、声讨文化大革命的妖风席卷神州大地。说到底，就是声讨无产阶级专政的“残暴”！“整天搞阶级斗争”、“反右运动冤枉了几十万人”、“文革斗死了二千万人，超过抗日战争死去的人数”……等等污言秽语至今仍然响不绝耳。“还乡团”竟然有超乎意料的巨大势力和如此疯狂的反攻倒算，不能不令人反省以前的无产阶级专政对敌人是不是太过仁慈？不然，今天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势力？如果当年来个“灭九族”，能有他们疯狂报复的今天吗？

过去无产阶级对敌人的专政总是强调和平改造，给出路、以观后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这些政策，今天看来恐怕是严重的右倾！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阶级敌人的本性其实是改不了的，政治学习、思想改造改变不了他们的阶级本性！敌人只是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表面上“臣服”，骨子里其实并没有改变立场！尤其是反动知识分子最会装假！真正能转变立场的只占少数。古代历来就有“灭九族”政策，这种“灭绝人性”的政策也许不是没有道理，必定是从多次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蒋介石当年对共产党就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可见蒋公深韵“灭九族”之道！邓小平对待反对者也敢于动用人民军队屠杀人民，好一个“无毒不丈夫”！但毛泽东却以诗人的天真浪漫，以为人都是可以改造好的，不重家庭出身，强调重在表现。结果那些“黑五类”狗仔子现在都在参与疯狂的反攻倒算！当年对敌人及其“可教育”的子女“给出路”，不仅没落个好，打蛇不死，反被蛇咬。看看他们今天对待无产阶级的残酷手段，后悔也来不及了。可见，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阶级论”和“血统论”从来只有革命者及其后代走向反面、堕落为反革命，却很少有反革命及其家属能改造成革命者的！对此，必须深刻反省过去无产阶级专政对敌人的右倾政策！千万不能再做东郭先生了，这是血的教训呵！

2、人民享有的民主是多了？还是少了？ 

民主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选举权、被选举叔、监督权；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出版、游行、集会、罢工、信仰、迁徙……自由。 

平心而论，过去在这方面是做得很差的。比如，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基本上都是少数人“内定”人选，然后搞个“民主选举”的形式，走过场。监督权反而被当作“反党言论”整肃。只有文化大革命，有了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民主”，人民才享有了监督权。即使如此，监督“造反派头头”的言论，弄不好也会被扣上“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名。至于言论、新闻、出版方面的自由，完全是“舆论一律”局面，虽然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客观需要，但也不能不承认，舆论控制、新闻、出版检查制度过于严禁。集会、游行的自由，除了官方组织，民间活动基本没有。罢工、信仰的自由权，却要冒“反社会主义”罪名的风险，也基本不存在。迁徙的自由又受制于户籍制度而障碍重重……。总之，过去的无产阶级专政给人民享受的民主权利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这种过“左”的做法，不仅没有让人民享受应有的权利，反而给了敌人把社会主义说成是“封建、专制、独裁”的口舌和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权、民主、自由“普世价值观”的机会。这是无产阶级丧失政权的一大教训！

3、该出手时没出手！ 

林彪事件出来以后，接班人问题成了毛泽东最大的心病。明明知道中央会出修正主义，明明看出身后局势会大乱，但毛泽东竟然选了个“老好人”华国锋当接班人。这一决策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如果当时选了江青或张春桥或毛远新当接班人，中国的历史，以至世界的历史就完全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即使复辟资本主义，也至少会推后半个世纪！朝鲜的“金家王朝”虽然遭到资产阶级的叽讽和攻击，但保障了朝鲜的江山没有变质。对比这种得失，毛泽东选定华国锋其实是最大的失策。一方面对邓小平处置不彻底，“养虎为患”。另一方面对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仅仅因为江青“不善于团结人”、张春桥可能“压不住阵”、毛远新有“任人唯亲之嫌”而不让接班，结果却丧失了无产阶级专政。痛哉！惜哉！毛泽东在无产阶级专政生死存亡的关头，该出手时没出手，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二)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政 

对敌人太右和对人民太“左”，是27年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的沉痛教训，今天无产阶级需要反省的是：为什么过去会犯“左”与右两方面的错误？ 

究其原因，归根到底是没有处理好执政党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 

究竟由谁来代表无产阶级专政？谁来执行无产阶级专政？过去都是由执政的共产党来代表并执行无产阶级专政，以一党专政代替了阶级的专政，这恐怕就是问题的结症所在！ 

1、一党专政容易对党内路线斗争的处理产生右倾 

从理论上说，政党是阶级的代表，党魁是政党的代表。但实际上，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共产党内也分左中右，左派占上风时，共产党可以代表无产阶级。反之，右派掌权就会背叛无产阶级。如果党魁是左派，政党就朝左走；一旦党魁是右派，政党就必右转。但党内两条路线的分歧基本上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没有明显的实际行动前，处理起来容易偏右。毛泽东明知那些曾经“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纷纷堕落成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他们只要“新民主主义万岁”，反对继续革命、反对阶级斗争，鼓吹“剥削有功”，鼓吹搞单干、让农民自生自灭。毛泽东看在眼中、急在心里，但又下不了“灭九族”的决心，充其量开除他们的党籍、公职，仍然对他们“给出路”“以观后效”，结果演绎成现代“农夫与蛇”的故事，救了毒蛇反被毒蛇咬死，付出丧失无产阶级政权的沉痛代价。而邓小平则比毛泽东心狠得多，用公审的法律手段给无产阶级革命派判以刑事罪名，断绝东山再起的后路。这个教训表明，靠党领袖的个人威望、靠一党专政的绝对领导，并不能保证无产阶级专政万无一失。

2、一党专政对人民民主权利的处理容易过“左” 

新中国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各方面存在着旧社会的痕迹，在共产党内也在所难免。无产阶级专政本来应该让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来监督执政党，避免“历史周期律”，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但一党专政恰恰对人民的民主权利禁锢了许多枷锁。比如，对共产党的领导人，上到中央、下至基层党支书，只要稍有不恭的言论，动辄以“反党言论”处置。对领导人个人有意见视同“反党言论”，等于剥夺了人民的监督权，不仅发生了无数的冤假错案，而且使作福作威的领导人反而变得更加有恃无恐。事实上，共产党内的蜕化变质分子早已屡见不鲜，但谁也不许说个“不”字。直到文化大革命号召“造反有理”，真要揪斗党内走资派时，大多数群众却又理解不了，长期被驯服的思维定势反而同情走资派，把“造反派”当作“反党分子”，这正是长期剥夺人民监督权形成的结果。党禁制度、新闻出版检查制度，本来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手段，但过严的政策，反而变成了扼杀人民民主权利的工具。媒体只能歌颂“伟光正”，不许暴露黑暗面，否则以“反党反社会主义”论处。但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却又过多干涉，小商贩赚点小钱、女士们烫个发、打扮时髦点，动辄扣上“割资本主义尾巴”、“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帽子，甚至被批斗。这种过“左”的做法，不仅容易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且使无产阶级专政背上了“专制”、“残忍”的黑锅。老百姓反而会受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观”诱惑，对无产阶级专政产生怨气，厌倦阶级斗争，从而失去民心。这就是一党专政代替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造成的恶果！

(顺便分析下1989年“六四”事件的性质：邓小平上台后，修正主义集团内部对中国搞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出现分歧，以邓小平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派”，由胡耀邦和赵紫阳代表民营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内势力形成了全盘西化的自由民主派。“特色派”依仗沿用下来的一党专政体制的优势，打压自由民主派。民众面对这两派的斗争，由于长期被一党专政剥夺了民主权利，不由自主地支持自由民主派，由此遭到“特色派”的血腥镇压。因此，“六四”事件的性质，从统治阶级的角度看，它是修正主义集团内部对搞哪一种资本主义的分歧，属于狗咬狗的斗争性质。但从广大学生和群众的角度看，“六四”事件是反抗一党专政长期剥夺人民民主权利的一次总渲泄。尽管邓小平的一党专政与毛泽东的一党专政在性质上已经变了，但人民不管这些区别，反正都是一党专政，都是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所以，“六四”事件乃是一场人民要求归还自己的民主权利的民主运动。“特色派”把它定性为“反革命暴乱”，那是自取灭亡！人民要求归还自己的民主权利，哪怕这种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也比一党专政要好。这一事件表明，无论哪个阶级搞一党专政都是不得人心的。所以，过去用一党专政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做法必须彻底反省！) .

3、颠倒了无产阶级专政与“党领导一切”的关系 

无产阶级专政对敌人的专政和给人民享有最大民主这两大职责，本来应通过共产党的具体执政来确保、来体现的。但形成“党领导一切”体制后，反而变成无产阶级专政要服从一党专政的需要、为一党专政服务的关系，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巩固一党专政，稍稍有损于一党专政的言行，“党领导一切”体制就会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加以鞭挞。这就完全颠倒了阶级与政党的关系！只要听从党组织领导人的话，就可以入党、提拔、升迁、当人大代表、当政协委员。“共产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些称号都成了政治赎买的手段，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变成为一党专政服务的工具，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成为虚拟的“主人”，人民共和国变成虚拟的“共和国”，人民军队变成共产党的私家保镖。党凌驾于人民、国家之上，不再是党为人民、为国家服务，而是人民、国家都得为一党专政服务。

一党专政代替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后，使国家、民族的命运全系在共产党身上，而共产党的命运又全系在党的领导人一个人身上。这种“金字塔”的权力结构，使人民的权力虚拟化，其实就是专制独裁化。于是，如何选择党领导的接班人成了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保住的关键！而一代又一代选接班人的过程中，未必能保证每一代的接班人都选对，万一选错，或有人用阴谋手段篡夺领导权，那么，红色江山立刻就会付诸东流！

`一旦党的领导权被走资派窃取，“党领导一切”体制立即可以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直接工具！共产党马上可以蜕变成新生的资产阶级集团，无产阶级专政可以迅速转变为法西斯专政。他们堂而皇之地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残酷镇压无产阶级的反复辟斗争，以“无产阶级之矛”刺无产阶级之盾。把无产阶级的造反有理当作“社会动乱”，治以“颠覆国家罪”或“破坏公共秩序罪”或“妨碍公务罪”等，把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刑事化，按刑事罪名定罪，甚至按“精神病”处理，死死捆住无产阶级的手脚，不让有丝毫的动弹！

这种一党专政与阶级专政的颠倒关系，引出了一个悖理：“党领导一切”体制的本旨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本应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但政党-阶级关系一颠倒，“党领导一切”反而轻易地变成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就是无情的辩证法！要吸取历史的教训，就必须懂得这个辩证法！

(三)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 

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上层建筑的范畴，它的历史任务，归根到底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即为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制度、维护社会主义所有制(即以前的公有制)服务。既不是为一党专政服务，也不是为共产党的领袖服务！

因此，除了反对社会主义所有所(公有制)、妄图恢复私有制、恢复剥削制度的言行，属于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打击的范围，其他方面均属人民应该享有的民主权利(刑事犯罪除外)。 

1、无产阶级专政必须让人民享有真正的监督权 

无产阶级专政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政权，人民不仅应该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更应该享有真正的监督权。因此，任何批评执政党及其各级领导人，直至批评中央领袖的言行，只要不涉及攻击、破坏社会主义所有制，不涉及恢复私有制、恢复剥削制度，都不准以“反党言行”论处。只要人民能够享有这样的监督权，任何妄图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当权派和个人，都会暴露在光天化之下，绝无藏身之地。

2、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摆正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 

无产阶级专政的功能是打击敌人和保护人民，它没有服从一党专政的功能，也没有为一党专政服务的功能，更没有为执政党领袖制造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造神功能。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的专政，是为无产阶级整体利益服务的阶级行为，不是为狭隘的执政党小集团利益或党领袖个人利益服务的宗派活动。因此，人民的权利高于一切，高于政党、高于领袖的权力。无产阶级政党只是无产阶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它的权力是无产阶级委托的权力，不能独立于无产阶级之外，凌驾于无产阶级之上。无产阶级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的整体阶级力量。如果无产阶级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领袖个人身上，那么，无产阶级是没有前途的。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只有让人民享有思想、言论、新闻、出版、游行、集会、罢工、信仰、迁徙等最广泛的民主权利，才能得人心，才能获得最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才能形成真正的强大威力。如果新闻检查报喜不报忧，只准歌颂“伟光正”，不许曝光黑暗面，那是虚弱的表现。无产阶级专政应该允许反对执政党、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公开发表，更应该鼓励驳斥反对执政党、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言论的文章与之辩论，相信人民自有公断！放开言路，让人民真正享有民主和自由的权利，只会增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会、也不可能削弱、动摇无产阶级专政。言路自由的唯一底线，是不许攻击社会主义所有制，不准鼓吹私有制和剥削制度，任何瓦解社会主义所有制、企图恢复私有制和剥削制度的言行，必将遭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迎头痛击！这也是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唯一界线，过去以对待共产党的态度、对待共产党领袖的态度来划分敌我界限是过“左”的做法！ 

3、无产阶级专政不应排斥“三权分立”、“多党竞选”、“军队国家化”的宪政体制 

(1) 无产阶级专政不应排斥宪政制度的理由 

“三权分立”、“多党竞选”、“军队国家化”的宪政制度，是一种约束国家权力、规定公民权利的政治体制，目的是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维护公民的民主权利。 

17-18世纪由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洛克和法国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分权学说，是资产阶级用血的代价战胜封建专制制度的伟大成果。作为一种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权结构的基本原则和组织形式，其本质乃是约束公权、避免专制和独裁的一种管理国家和社会的科学方法，并不存在阶级属性的问题。“三权分立”与市场经济不同，市场经济之所以有阶级属性，因为它天生必须以私有制为前提，而“三权分立”不存在这种先天性，无需私有制为前提条件。但资产阶级利用“三权分立”来维护私有制，这才是它的阶级属性，这是后天形成的阶级性。因此，无产阶级也完全可以利用“三权分立”来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它变成具有无产阶级的属性。

过去，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排斥“三权分立”，不仅使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变成虚拟的“共和国”，而且造成一党专政的权力不受约束，变成事实上专制统治，扭曲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本旨。排斥“三权分立”，既是一种偏见，似乎凡资产阶级喜欢的东西无产阶级就必须反对，非此即彼，思想方法形而上学！也是一种无知，是对“三权分立”的科学性很无知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