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上被故意遗漏篡改的文革史

　　三、文学史上所没有的文革史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说，文革期间文化上就是一片荒漠。如今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大大小小的版本也有一百多种，但是里面涉及的文革文学，几乎基调出奇一致，就是文革是一片荒芜，文革是扼杀文学的摇篮。即使有一两个版本说起文革，就像触动雷区那样小心谨慎。或者干脆有人说文革时期的文学艺术就“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这个作家就是写了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的浩然。如果文革十年，真的是一片荒漠的话，好像一夜春风，像雨后春笋吹醒的中国当代文学。可悲的是，我们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在对待教科书的时候，可以质问朱自清的《背影》，可以说狼牙山五壮士不适合现在的孩子阅读，那么，你就不质疑一下中国的文革期间就“八个样板戏”?就这么轻易地相信了中国的作家，只有一个浩然?我们常常被告诫要实事求是，看来提倡说真话，提倡实事求是确实是需要的。

　　按照官方的“十年文革”或“十年动乱”的说法，文革时期在文化上说是一片荒漠，说那时中国就浩然这“一个作家”，那么请问一下：写《闪闪的红星》的李心田是不是作家?写《大刀记》的郭澄清是不是作家?写《沸腾的群山》、《探宝记》的李云德是不是作家?写《红雨》的杨啸是不是作家?写《万山红遍》、《海岛女民兵》、《小号手》的黎汝清是不是作家?写《桐柏英雄》的前涉是不是作家?写《连心锁》的克扬、戈基是不是作家?写《平原枪声》、《追穷寇》的李晓明是不是作家?写《雁鸣湖畔》的张笑天是不是作家?写《彝族之鹰》的杨大群是不是作家?写《渤海渔歌》、《燕岭风云》的单学鹏是不是作家?写《征途》的郭先红是不是作家?写《分界线》的张抗抗是不是作家?写《小英雄雨来》(又名《雨来没有死》)的管桦是不是作家?写《万年青》的谌容是不是作家?写《高玉宝》的高玉宝是不是作家?写《难忘的战斗》(又名《粮食采购队》)的孙景瑞是不是作家?写《青春》、《边城雪》、《戈壁花》、《草原似锦》的张长弓，是不是作家?写《雷锋的故事》的陈广生、崔家骏，是不是作家?写《二十响的驳壳枪》(被改编为连环画《一支驳壳枪》)的苗风浦是不是作家?写《南瓜生蛋的秘密》、《带响的弓箭》的张登魁是不是作家?写《虎子敲钟》的李田夫是不是作家?写《海花》的余松岩是不是作家?写《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并由作者本人改编为电影《烽火少年》)的颜一烟是不是作家?写《红电波》的谢学潮是不是作家?写《东风浩荡》的刘彦林是不是作家?写《机电局长的一天》的蒋子龙，是不是作家?

　　上面提到的作品，还只是文革时期出版的长篇或中篇小说，当然也有少数几篇出版于文革前，但文革中或再版，或继续发行，或被改编为其它艺术形式广为发行。比如连环画，在文革时期是很繁荣的，有不少精品，例子也举不胜数。上述被改编为电影故事片的也不少，比如《大刀记》、《沸腾的群山》、《红雨》、《雁鸣湖畔》、《征途》、《难忘的战斗》等。《海岛女民兵》被改编为电影《海霞》，《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被作者本人改编为电影《烽火少年》，《闪闪的红星》被王愿坚、陆柱国改编为同名电影。《桐柏英雄》改编得稍晚一些，电影《小花》上映时，文革已经结束了，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就凭这些影片，说文革时期只有“八个样板戏”，大概也不符合实际吧?而事实上八个样板戏确实是文学艺术的经典，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这是文革初期的戏曲改革成果。后期的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杜鹃山》、《平原作战》、《磐石湾》、《红云岗》和舞剧《沂蒙颂》等，都没有包含在内。也就是说，仅就“样板戏”而言，也不只是八个，而是十几个。此外还有其他许多剧种和地方戏曲，比如那个湖南戏《园丁之歌》，毛看过，还带头鼓了掌。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不是也备受推崇吗?

　　由此可见“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这句话，是经不起推敲和检验嘛。你说就浩然一个作家，本意可能是为了抨击和否定那个时代，或顺带贬损一下浩然，但客观上不是把其他许多作家的劳动成果也一起否定和抹杀了吗?

　　事实上除了以上提到了大约20多位作家，还可以列出20多名作家，以及他们在文革时期创作、出版的作品：比如《火网》(王世阁)、《春潮急》(克非)、《陈胜》(刘亚洲)、《农奴戟》(克扬)、《昨天的战争》(孟伟哉)、《激战无名川》(郑直)、《李自成》第二卷(姚雪垠)、《擒龙图》(张骏)、《向阳院的故事》(徐瑛)、《新来的小石柱》(董边)、《响水湾》(刘万隆)、《山村枪声》(木青)、《红石口》(龚成)、《山川呼啸》(古华)、《使命》(王润滋)、《小兵闯大山》(莫应丰)、《钢铁巨人》(程树榛)、《洪雁》(王小鹰)、《渔岛怒潮》(姜树茂)、《瓜瓜看瓜》(李述宽、岳长贵)、《牛田洋》(南哨)、《千重浪》(毕方、钟涛)、《保卫马良山》(李丰祝)、《春潮》(海笑)、《丹凤朝阳》(碧野著)、《红缨歌》(红万林)、《战地春秋》(胡万春等)、《高高的苗岭》(叶辛)。还有一些作品，写于文革时期，待出版时，文革已结束了，也就成了“新时期文学”，如张孟良的《津郊武工队》(又名《血溅津门》)，杨沫的《东方欲晓》，魏巍的《东方》。这些作品，有的被摄制成电影故事片，有的被改编成连环画。

　　除了小说之外，诗歌、散文、剧本就更多了，诗人、散文家也就不胜枚举。在文革时期影响较大的就有：《祖国呵，母亲!》、《緑色的沙漠》(又名《沙漠的春天》)的玛拉沁夫(他也是著名的小说家);《黄河少年》、《开山的人》、《十月的风云》的雁翼(他还是个著名的诗人);《特殊任务》、《南海长城》的梁信;《创业》的张天民;《山花》的孙谦、马烽(著名的“山药蛋派”作家);《长空雄鹰》的陈立德;《英雄儿女》的毛烽(小说原著巴金);《南海风云》的陆柱国(也是著名的小说家);《车轮滚滚》的薛寿先;《枫树湾》的陈健秋;《年青的一代》的陈耘、石方禹;《大刀记》的曲延坤、邱勋(小说原著郭澄清);《陈玉成》的刘征泰;《芦荡火种》(《沙家浜》)的汪曾祺(也是著名小说家);《平原作战》的张永枚(还是著名诗人);这些剧本，除《陈玉成》外，都拍成了电影在全国上映。《陈玉成》被改编为连环画。

　　以上提到的一些作家，有的在当时可能还不太知名，但进入新时期以后，写出了更有影响的作品，有的至今仍活跃在文坛。比如文坛上的一些声名显赫的作家，比如古华、刘心武、贾平凹、陈建功、李存葆、韩少功、陈忠实、蒋子龙、铁凝、路遥等等，包括诗人叶文福、梅绍静、雷抒雁、纪宇、顾城等，文革时期就已经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了。

　　那个吹响伤痕文学的代表人物刘心武不是在1975年也出版的中篇小说《睁大你的眼睛》、短篇小说《盖红印章的考卷》了吗?陈忠实的短篇小说《无畏》写的都是“与走资派作斗争”等文革时期时髦的题材。贾平凹的第一本小说《兵娃》就写于文革时期(1977年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是歌颂文革中的红小兵、反映农村中两条道路斗争的短篇小说集。他在《后记》中写道：“贫下中农把我推荐上了大学，我开始拿起了笔参加战斗。在三年的大学期间，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开门办学，到农村的几次实习中，我又回到了小伙伴中间，那些红小兵的可爱形象，时时使我感奋，使我激动。于是，我断断续续写下了这一支支对新一代的赞歌!对文化大革命的赞歌!”这些作品显然比较幼稚和粗糙，特定时代的烙印很明显。

　　文革时期，除了文学新人和继续坚持写作的一些文革前成名的中老年作家的新作，也陆续再版了一些有影响的优秀作品，如贺敬之的诗集《放歌集》，张永枚的诗集《螺号》，石祥的诗集《兵之歌》，魏巍的通讯特写集《谁是最可爱的人》，冯志的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等等。还翻译出版了一些外国的文学名著，如前苏联高尔基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的作品。《水浒全传》等中国古代的四大名著也在文革中后期再版。所以，文革期间文化是一片荒漠的说法，纯粹属于荒谬。将文革时期文学艺术简单地说成是“文革空白论”，这样做的目的：既损害了文学史研究的严肃性，又使一些文革时期坚持创作的作家和他们的艺术创造被遮蔽，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客观公正的评价。

　　四、文革期间，我国国防建设停滞不前了吗?

　　对外关系从来离不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如果没有我们国家的军事实力作后盾，从来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看得起我们。“文革”期间，有人说是我们国家的国防建设停滞不前的十年，那么我们来看看在国防科技方面，我们取得了怎样突飞猛进的发展：

　　1966年，1月28日，我国的导弹核武器实验成功;10月27日，第一枚核导弹发射成功，才使我们国家真正的拥有了核威慑力;1967年6月17日，中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26日，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1971年3月3日，中国成功发射一颗科学实验卫星;1971年8月22日，中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首次以核动力驶向实验海区，从此中国海军作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动力潜艇的海军跨入了世界海军的行列;1975年11月26日，中国成功发射回收式地球卫星等。

　　在毛的领导和毛思想的指导下，国防科技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落后到先进，建立起了包括电子、船舶、兵器、航空、航天和核能等门类齐全、综合配套的科研实验生产体系，取得了一大批具有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为队军现代化建设和切实增强的综合国力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国防科技的突飞猛进，在抗击外敌入侵和支援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军事斗争方面：1969年，苏联强行占领中国的领土——珍宝岛，毛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冒着打核战争的风险领导中国人民向苏联军队发起了自为反击战，最后，经过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取得了保卫珍宝岛的胜利，打击了苏联的嚣张气焰，使中国再次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和敬仰。

　　1965年，美国全面介入越南战争，企图在中国的南大门打开一个口子，毛洞悉了美帝国主义的阴谋，毅然全力支持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向越南提供了大部分的武器弹药、粮食、药品等，并派出军事顾问团和数十万工兵支援越南，直到1975年越共统一越南，美国得到彻底的失败。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再一次领教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决心和意志，再一次不得不承认自己失道寡助，必将失败的最终结果。中国在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又取得了一次胜利.

　　1974年，南越在美国的挑动下侵占中国的西沙群岛，爆发了中越西沙之战，中国以四艘小扫雷艇和猎潜艇反击南越的四艘美制驱逐舰，危机时刻中国海军士兵靠近越舰以冲锋枪和手榴弹进行近战，最终打得越舰狼狈逃窜，开创了世界海战史上的奇迹，一举打出了中国海军的军威，从此打消了所有想要侵占中国领土的国家的想法，使得他们不敢再侵犯我们国家。通过这几次战争的胜利，为我们国家打出了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争取了一个进行外交关系的有力优势。反观现在，在某些人“韬光养晦”的政策的允许下，我们国家的领土可以被任何一个小的国家进行肆意的侵犯，而我们却不敢对它们进行合理的回击，这是何等的差别啊!

　　在军队建设方面：毛十分重视军队的建设，为了消除军队里面的等级制度，中国于1965年取消了军队里面的军衔制，采取官兵平等，官兵一致的政策，赢得了广大官兵的拥护，提高了大家保卫祖国，保卫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另外，在军队中广泛宣传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人民战争的思想，以及军队自力更生的思想。在自力更生方面，　1966年5月7日，毛在关于总后的一份批示中指示道：“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教社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两项，不能同时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通过这些措施的影响，提高了广大官兵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提高了他们的认识和分辨能力，也提高了他们自己动手、减轻国家负担的意识。在以后“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军队积极响应号召，官兵一起动手，基本做到了军队粮菜的自给，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在文革期间我们划归军队建制(包括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应达千万，这是不得了的数字，但是我们国家和人民却并不感觉负担沉重的原因就在与此。另外在“军队要支持左派”的号召下，积极的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间，在军队参与地方管理的过程中，基本上做到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和指示、始终为人民服务。正是通过这样的教育，我们国家的军队才在人民中间受到亲人般的待遇，军民一家亲，其乐融融。但是，再看现在，一些人一提到解放军就露出鄙视的态度，说他们是兵痞之类，军人的地位也与日剧降。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真实的结果，虽然你可能不会承认这正是在丢掉了毛思想后我们的军队的必然结果。美国人有一句话说的好，“我们不怕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因为他们永远赶不上我们，但我们最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真实的道出了毛思想在人民军队里面的极其重要的作用。

　　读了以上的史料，我们大致知道了文革是不是真的是一场“浩劫”了。或许从政治上看，现在一切是官本位的中国高官们不能将百姓当奴隶驱使，反受百姓“四大”困扰，不能锦衣玉食，作威作福，发财致富，反而被弄到干校参加劳动，甚至被草民批斗，对他们而言，那的确是场浩劫。从经济上中国有了两弹一星等，对帝国主义及其中国的走狗而言，再也无法用武力征服中国，对他们而言，的确是场浩劫。从文化上而言，那些以精英自居、而且被要求与工农划等号，参加老百姓才有的劳动的知识分子，对他们来说的确是一场浩劫。还有想嫖娼者无处嫖娼;想赌博者无处赌博;想吸毒者无处吸毒;想贪污者不敢贪污等等，对这些社会恶人而言，文革十年不能如愿以偿，的确是一场浩劫。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说到底文化大革命是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从根本上说是保护广大劳动者的根本利益的。这种斗争对人们的灵魂触及之深刻是史无前例的;对社会上业已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对一心要重新登上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地位的人的这种企图的打击力度是史无前例的;与历史上任何时代的改革相比，对后世的影响也将是史无前例的;正由于此，文革与历史上其它改革相比，遭到的恶毒攻击与诽谤的程度也必然是史无前例的;把这样一个全世界追求进步的劳动人民曾经敬仰过的、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以广大劳动人民为主体的、为追求社会进步而进行伟大探索的政治运动说的一无是处，全盘否定，甚至为将其污蔑成史无前例的大灾难所使用的手段之卑劣程度，恐怕其本身就又是个史无前例。

　　结论：民主的中国，请从重新评价文革开始

　　时间承载历史并推动社会发展，而我们活在几千年历史当中，却常常无从感知历史的存在。文革的历史，就是一个特例，给文革定性与定罪，与其说是在总结历史，不如说是在清算历史。当然，这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即使是为了我们后人的某种需求，为了某种利益，但是不要忘记一点，没有任何一种利益，比得上“国家”和“人民”这两个语汇更能够让人们获得那种利益分享的愉快了。不管怎样，作为历史的承续者，我们希望的历史，应当是客观的、实事求是地，这样才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思索历史，并且以史为镜，并照亮未来的路。所以，文革需要实事求是地展现在历史书上，而不是简单粗暴地被定性成这么笼统的一个结论。文革也应该被重新评价，这不仅仅是对文革的负责，而是对历史的负责，是对人民的负责。文革是属于历史的。给文革定性，不应如此匆忙。文革是历史，是只可以批判而不可以审判的。毕竟彻底否定文革，就会使后人无法正确理解真共产党的历史，无法理解当时党的领导人，也无法正确评价毛泽东，而只是从无限夸大的错误和全盘否定中来认识他们，而最终的中国历史，就根本无法正确地延续。我们可以回避这段历史，但是我们不能回避自己的过去，不能回避我们的良知。如今，官僚假共，以及中国人民曾经都在拥护的，参与的，被毛泽东自认为平生两件大事之一的文革理解成这个样子，这是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吗?历史不是精英论断出来的历史，而是客观事实的反映。是非对错，交给人民去判断，交给时间去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