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会议分两段进行。 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主持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确定整风分为四个阶段：大鸣大放阶段；反击右派阶段；着重整改阶段；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 会议期间，他找一些省市委书记谈话，把谈话要点归纳起来，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 七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另一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讨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等。 八月三日，《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毛泽东很看重这篇文章，改了十一稿。他曾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篇文章，是正确的。青岛会议是个补充，没有这个补充是不行的。” 所谓补充，显然是指关于反右派及其有关内容。“没有这个补充是不行的”，就是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还不完全，仅有《正处》是不够的。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写道：“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和你死我活的矛盾。”“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 文章又说：“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篇文章论述：“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这是毛泽东自一九五六年以来，在探索从政治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得出的重要成果。 又例如：“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 青岛会议以后，毛泽东继续督促指导整风反右。八月一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指示说：在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右派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逐步增多。右派中的极右分子，即骨干分子，登报的人数，也就适当增加。不是百分之几，也不是百分之十，而是要按情况达到极右派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这时，毛泽东也注意到分化和争取右派分子，说全国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人才，应大力争取过来”。 八月十一日，毛泽东从青岛返回北京。 第八节 八届三中全会上论我国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 九月十一日（农历八月十八）上午十时许，他从杭州驱车来到浙江海宁县盐官镇，观看了著名的钱江大潮，赋诗《七绝·观潮》一首，抒发观潮的感慨： 千里波涛滚滚来， 雪花飞向钓鱼台。 人山纷赞阵容阔， 铁马从容杀敌回。 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 会议前，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先在颐年堂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讲话说：这次全会如何开？整风是一个纲。其他问题，工业、农业、商业、学校、机关，不仅是作风问题，而且是制度问题，要花几天功夫讨论。 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两类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他说：“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我们过去一个时期，主要是提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没有提。甘肃省委去年提出两个矛盾究竟哪个矛盾为主？当时没有答复，要看一看。现在看来，两个矛盾都同时存在。去年所有制是改变了，但人并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包含两类矛盾（指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引者注）。八大讲目前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现在看来也对，但只能是在经济方面的，如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就不能这样说了。”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谈了要抓农业的问题。他说，几年来偏重于工业的宣传，这在当时也对，好处是把工业搞起来了。现在要宣传农业。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有两只手，一只手抓工业，一只手抓农业。要偏一下才能平衡。 十月七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全会各组负责人开会，主要谈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 他说：有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次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一半，所有制问题解决了，但是上层建筑问题（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意识形态上）还没有解决。”“八大文件上是肯定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这也没有错。基本上解决，并不是说完全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的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贴贴；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青岛会议文件是一个补充。”要使到会同志懂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要肯定这个提法是对的，但报纸上不要发表，不要引起风波。而且现在大讲阶级矛盾是主要的，就容易把党内的三个主义（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引者注）都挂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账上。要集中搞整风，否则只把主要矛盾集中到资产阶级与富裕中农身上，容易放松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把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清楚地区别开来。他说：“阶级矛盾与敌我矛盾有区别。资产阶级同我们的矛盾，有对抗的和非对抗的两面。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富裕农民仍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是非对抗性的，但处理得不好也会转化成敌我矛盾。阶级矛盾，重要的是在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民中间，他们有的不对抗，有的对抗。”“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着阶级矛盾（因为资产阶级还有选举权）。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 最后，毛泽东谈到八大决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问题。他说：“八大文件上只讲所有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没有讲人与人的关系，这反映那时的情况。八大决议说，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将来还会有，因此这句话从长远讲也对，但现在看则不适当。”现在我们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基本上还是适合的，但不是完全适合，与斯大林的提法不一样。“八大决议的那句话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它不妨碍生产，不妨碍反右派，同时也反映了一个要求，要求加强物质基础（和外国比较，我们是很落后）。既然没有害处，现在就不必去改它，否则引起麻烦和争论。将来再作适当的解释。” 十月九日下午，八届三中全会举行闭幕式。最后毛泽东讲话。 谈到整风，他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认为这是群众的创造，是我们过去民主传统的一个很大的发展，要传下去。 关于农业，他特别强调农业发展纲要的重要性，重申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他说：“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现在，要着重宣传农业。” 谈到建设的两种方法时说：“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他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引起的。他又批评了反冒进，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他说要恢复这几样东西。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响应。全会重申了一九五六年中央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基本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修正草案）。 最后，毛泽东再一次谈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但是八大的决议并没有否定阶级斗争，并没有否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需要改造，它是分别在别的地方讲的。在写那一段的时候，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说是生产力现在落后，同人民要求先进，同人民的需要这个矛盾。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原因。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为什么没有提了？就是因为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了。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也可以提了，没有提。我们干了革命，没有提，也没有害事。” 八届三中全会，是从整风反右转向发动“大跃进”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会议。 还在青岛修改《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的过程中，毛泽东就形成一个看法：反右派斗争，实际上是关于要不要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等重大问题的全民性大辩论。“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提出要用十至十五年的时间，为国家打下巩固的物质基础和人才基础，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 中国在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暴以后，又在酝酿着一场经济建设的大发动。 第二部分对原文的评论 关于组织反击右派的问题，这些年来，是遭受右派攻击最多的一个问题。 辛子陵在《全卷》中说： “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被认为是一大贡献。笔者不敢苟同。因为毛泽东晚年在这个问题上犯的错误最大……而变成了欺世盗名。”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是毛泽东提出的，也变成了宣传口号，如果不说是欺骗口号。许多知识分子相信了这一政策，发表言论，著书立说，招来滔天大祸。” :“毛泽东主动提出不做下届国家主席，一不是真心退隐，二不是出于谦逊，三不是身体不堪繁巨。他的真实动机是要‘高升’一步，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进而成为世界革命领袖。” “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恭维了周恩来，把周恩来作了中共和社会主义的代表。这在毛泽东是最敏感的问题……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拥护周恩来和拥护毛泽东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 “毛泽东正要在中国知识界树立自己的至上无上的权威，如何能容许这种挑战！” “毛泽东震怒了。毛泽东本想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赢得知识分子的心，逐步确立自己在知识界的思想领袖地位，如今他看到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是不同的……在这些人中建立信仰，让他们崇拜自己，是不可能的。于是，毛泽东决心要整倒一批‘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用暴力树立自己的权威。” 这就是辛子陵对反右派运动的攻击和歪曲。 肖冬连的《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也认为，毛泽东从整风转向反右就错了。它说： 五月十九日以后，“毛泽东此时关注的不再是整顿三风的问题，而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问题，是在党内肃清修正主义的问题了。” “毛泽东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之后，共产党的开门整风在某种程度或意义上成为‘引蛇出洞’的手段。到了6月8日，毛泽东抓住‘匿名信事件’这一契机，发动了全民的反右派运动。” “整风的主题变了，鸣放的目的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党内那些对开门整风方针持抵触情绪的干部，他们一旦了解到毛泽东和中央的反击意图，理所当然地要推波助澜，积极地将各种鸣放形式转化为‘引蛇出洞’的手段。由此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是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二是为即将发起的反击右派斗争制造了更多的目标。” “当时党内一些高级负责干部就这样地运用“引蛇出洞”的战术，人为地制造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重局势，从而为大规模的反击提供了最主要的‘客观’依据。由于毛泽东此时的注意力已经返回到阶级斗争问题上，所以他对这种战术也给以肯定和支持。” “‘引蛇出洞’战术所造成的假象，使毛泽东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更为严重的判断。” “从此以后，党的八大所判定的国内主要矛盾就被逐步扭曲，客观上已不是主要矛盾的阶级斗争，又被抬高到不适当的地位，以致产生了一连串的逆向发展，终于把我国推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不论是‘章罗同盟’，还是‘章罗联盟’，都必须具备如下的条件：一是订立盟约，二是具有根据盟约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如果以这两个条件来衡量，所谓的‘章罗联盟’并不存在。” “‘挖’出这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章罗联盟’，在当时被看作反右斗争的重大成果，它对于整个反右斗争的战略布署，‘意义’太重大了：不仅确定了反右派的主攻方向，而且向全国人民证明了中断整风而转向反击右派的必要性。” “反右派斗争此时已经无可挽回地走进了一个‘怪圈’：‘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理论导致了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而这种扩大化的成果反过来又成为这个理论正确性的证明。” 《毛泽东传（1949-1976）》与这种攻击毛泽东、全盘否定反右斗争的观点，有根本区别。但是，它对反右斗争的一些分析和评论也是不正确的。 该书说：六月二十九日，又发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指示时加了一段话，涉及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问题。他提出：“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四百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 “这个数字规定的打击面已经过宽，以后又大大突破，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作者们凭什么说“这个数字规定的打击面已经过宽”呢？至于“以后又大大突破，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原书说：“毛泽东和全党都缺乏经验。而毛泽东本人对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对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当时，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严重不严重？ 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严重不严重？当时亲身经历过来的人，都有深刻的感受。特别是身处北京的高等院校环境中的人，更有深刻的感受。当时之所以没有发展到一九八九年“六·四”那样的严重局面，就是因为毛泽东和党中央正确地估计了形势并采取了正确的路线和斗争策略。 原书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这篇社论，是毛泽东起草的。社论从最近《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的检讨谈起，然后谈到有些民主党派在运动中的表现，特别点了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的名，点了“章罗同盟”的名。事实证明，这些批评并不能成立。” “在整风鸣放过程中，确有右派言论，也确有极少数人想反对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某个民主党派（如社论所说的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更不能说，这个党派有一条“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社论使用了“章罗同盟”这个词，是根据当时的揭发材料得出的。社论说，“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实际上，章、罗之间也不存在什么“同盟”。” 说“章罗同盟”“在组织上应肯定其不存在”，这完全是书生之见！如果由这样的人去指导政党之间的政治斗争，那是要亡党亡国、人头落地的！革命的人们不应该忘记一九二七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经验教训。 原书说：《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写道：“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和你死我活的矛盾。”“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这一来，大批被错划的所谓“右派分子”成了“人民的敌人”、“反动派”、“反革命派”。他们虽然还保留选举权，但长期承受着政治上、思想上的打击、歧视和伤害。这是对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严重混淆。 按照作者们的观点，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是人民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和你死我活的矛盾，而是非对抗性的、可以调和的、你活我也活的人民内部矛盾。这可真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关于反右派斗争以及扩大化的问题，邓力群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三）中批驳了这些错误观点，他指出： 我们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是怎么造成的，是不是毛主席这套理论和政策造成的?人民内部矛盾讲得很清楚，区别毒草和香花，区别右派和左派的标准是六条，其中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按照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只要不是反对党的领导，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即使他有严重错误，也不应当成敌我矛盾，不应划为右派。还有一个数字的控制，最早毛主席说是4千人，后来扩大到8千人，最后，毛主席说全国展开以后控制在10万人，实际上搞了55万人。教训是：毛主席作了这样的理论，作了这样的政策规定，作了数字的控制，他的思路转到另一方面去了，实际上等于放羊了，全国都整风反右派，一直搞到各个县，各个区、各个乡。到了这个时候，被划成右派的，绝大多数是给本单位、本地区的领导提了不同意见、提了批评的人。各个单位、各个地区，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这不能归于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相反是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的。这个看法是不是合乎道理、合乎实际? 这里不能不说书记处有责任。省委怎么搞、市委怎么搞、县委怎么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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