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讲第八个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是《正处》讲话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 他说：斯大林在一个长的时期，就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但到他的晚年，一九五二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叫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那本书里头承认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是有矛盾的。两者处理得好，就可以不发展为对抗的矛盾；处理得不好，那就要发展为对抗，（这时周恩来插话：他是用“冲突”两个字，实际上是对抗。）就发展为冲突。他已经看出这一点了。应该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是存在的。基本的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剥削者，所有制是全民所有制同集体所有制，没有私人资本家，私人土地所有者，私人的工厂所有者、企业所有者。所以我们讲斯大林相当缺乏辩证法，不是没有辩证法。我说他的辩证法是个害羞的辩证法，是个羞羞答答的辩证法，或者叫吞吞吐吐的辩证法。 他接着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就是承认社会上各种不同的矛盾。在艺术上、文学上，它就是要表现为百花齐放。这个百花齐放里头包括这样的东西，就是各种不同的花，但是也包括一种性质不同的花，比如讲，百家争鸣里头有唯心论。 他自问自答地说：教条主义是什么花？教条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它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方法，片面性的，孤立的，搞片面性，不加分析。 他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在旧社会，几乎一切新生事物在开始出现的时候，都是受打击的。他列举了古今中外的一些事例，像孔夫子、司马迁、孙中山、释迦牟尼、耶稣、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等。他说：新生力量要被社会承认，要经过艰苦奋斗。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一些，但是还是有许多新东西是受压抑的，碰上官僚主义者，碰到顽固派。 毛泽东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他说：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的方面，比如讲对唯心论，应该给予批评，不批评是不对的。对于文艺作品中反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东西，也应该给予批评。要有批评，要有适当的批评，就是要有有说服力的批评。教条主义的批评就不能解决问题，而是助长这些不好的东西。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人民内部教育自己和发展自己事业的一个方针。正确的东西是跟错误的东西作斗争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世界上无论什么新的东西，无论什么有生命力的东西，都是跟旧事物、旧的东西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跟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发展起来的。 第九个问题是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些问题。毛泽东说：这些闹事，不能说主要是因为反革命，而主要是因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不会领导。我说人民内部经常不断地发生矛盾，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去年有，今年还会有，以前几年就有，不能都归咎于匈牙利事件，说匈牙利事件一来，中国的事情就不好办了。关于这个问题，我搞了四条办法，大家看对不对。第一，克服官僚主义，适当地处理矛盾，使其不闹；第二，要闹就让他闹；第三，要闹就让他闹够；第四，除个别人以外，一般不要开除。我看将来问题还多。人心不齐，几亿人口，中间许多人会跟我们的想法不同，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许多人文化水平不高。就是文化高的人，也不见得不犯错误，有时知识分子犯起错误来还要更厉害。 第十个问题，讲闹事、出乱子的两重性问题。他提出，包括闹事、匈牙利事件等等，世界上的许多事情都具有两重性，又好又不好。毛泽东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他这个看法。这是对上一个问题进一步作理论上的分析，引导人们用辩证的观点看待这种问题。 在讲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两种可能性时，他发表了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一种基本估计：我看一个长时期打不起来，可能给我们十几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现在，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主要是搞渗透，他们希望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美国与英法等欧洲帝国主义争殖民地。这个是他们的主要矛盾。世界上有三种力量在斗争，一种叫社会主义，一种叫民族独立运动，一种叫帝国主义。第二种力量在某些问题上，如和平问题，反对帝国主义问题，可以跟我们合作。目前，打仗对帝国主义利益不大。 第十一个问题是关于少数民族同大汉族主义的问题，西藏问题。毛泽东强调的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之内改变面貌的问题，实际上谈的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问题。他说：工业化的道路，苏联有一条。我们现在走的是不是完全跟苏联相同？我想有些不同。在《论十大关系》里头，有几条关系都讲到这个问题。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应该比较过去有一点改变。苏联是九比一，即百分之九十的重工业，百分之十的轻工业和农业，对于农业刮得太多。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农民的积极性不高，市场就不繁荣。重工业的市场在什么地方？在轻工业和农业。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比例是八比一，实行的结果是七比一，比苏联好。（周恩来插话：没有农业，是重工业比轻工业。）我看这个比例，第二个五年计划还要考虑一下。重工业还是优先发展，但要走新的道路。这是否能比苏联工业化的速度快一些？看起来要慢一些，实际上反而要快一些。 这里涉及到学习苏联的问题。他说：一切国家都要学，美国也要学，这是肯定了的。但是我们主要还是学习苏联。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什么都学，教条主义，坏经验、不适用的东西都搬来，好的坏的都搬来。这种态度不好。我们讲的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毛泽东讲到这里，已是傍晚时分。大家兴味正浓，讲话却戛然而止。通篇讲话，讲的是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遇到的大问题，毛泽东讲得深入浅出，谈笑风生，讲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思想。他在讲话中表现出来的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坚定信心，对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坚定信心，对人民政权的坚强信心，对人民群众的充分信赖，以及那种包容百川的博大胸怀，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三月一日下午，大会发言。会议结束时，毛泽东作了四十五分钟的总结讲话。有的是对二十七日讲话的补充，有的是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的答复。 讨论中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批评？毛泽东回答：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能够批评倒，能够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那末这个东西就不行了。所以，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的问题。 有人问：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毛泽东说：老干部如果批评倒了，那就是该批评的。怕批评，总是有弱点就是了。我看，老干部、新干部都有弱点，弱点方面都应该批评，并且要成为一种习惯。人民范围之内的事，人民是有批评的权利的。我们只是不把这个权利给反革命。批评对了当然很好，批评不对也没有事，这就是言者无罪。 有人提出，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讲得不够。毛泽东说：这讲得对，这也是一种批评。前天没有大讲这个问题。什么叫“长期”？就是共产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毛泽东过去讲的“两个万岁”，也就是这个意思。）如何监督？就是属于批评、建议。主要的方法就是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把工作改善。 毛泽东又讲到小民主和大民主，他说：现在工作方法已经改了，是小民主。但有些地方不实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没有，横直是官僚主义。这样逼出一个大民主来了，于是乎罢工、罢课。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提倡在人民范围之内的问题使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如果个别地方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罢工、罢课。我们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看作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 他还谈到扩大《参考消息》的发行范围，准备从过去两千份扩大到三十万份，并且还赞成出蒋介石全集。他说：要见世面，要经风雨，不要藏在暖室里头，暖室里头长大的东西是不牢固的。 讨论中，有人还提出了单纯技术观点抬头的问题。毛泽东说：技术观点是好的，就是要发展科学技术，要有科学技术观点，要发展到大家都热心。但是，不要搞单纯技术观点。希望我们的同志们关心新的政治，关心新的大局。我们有些所谓的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教育工作使人不能接受，无非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没有说服力，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所以，应该改善我们这个政治工作。 三月七日，晚八时四十分至十二时零五分，在颐年堂召集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 毛泽东谈了这样一些内容：我们的教学计划、教科书都是全国一致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还有私立中学？私立中学还是可以办的，办了之后政府不要去接收。学校要大力进行思想教育，进行遵守纪律、艰苦创业的教育。学生要能耐艰苦，要能白手起家。应当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不要使他们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政治课要联系实际，生动有趣，不要教条式的，要使中学生知道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党委应当指导青年的思想，指导教师的思想。 三月八日，晚八时至十一时五十五分，在颐年堂召开文艺座谈会。 有人问，能不能把官僚主义者的结局写成失败，写成死？毛泽东举了一部电影叫作《荣誉属于谁》的例子。电影描写一个铁路局长，是一个官僚主义者，但没有被撤职。毛泽东说，这样写，叫做不彻底。反官僚主义应该彻底。 大家对中国共产党即将开始的整风很关心，提出了一些询问。毛泽东说：中央委员会要开一次会，发一个指示，今年准备，明年开始。整风的内容是整主观主义（重点放在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我们主张百花齐放，有的人很怕百花，现在百花齐放的环境还没有造成。应该估计到中国的情况，两头小中间大，小资产阶级那么多，无非是思想混乱，要求解答问题。 是不是要求所有的作家都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毛泽东回答说：大多数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大概需要几十年才有可能。在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时间内，只要不搞秘密小团体，可以你写你的，各有各的真实。 关于文艺批评的现状，是当时意见比较多、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毛泽东说：这方面的文章我读得不多，读了一点，感觉适当的批评不多。有些批评粗暴得很。现在文艺批评可以说有三类：一类是抓到痒处，不是教条的，有帮助的；一类是隔靴搔痒，空空泛泛，从中得不到帮助，写了等于不写；一类是教条的，粗暴的，一棍子打死人，妨碍文艺批评开展的。 对于电影业的萧条现象，毛泽东说：去年，我们一年摄制三十多部故事片，太少了。他问赵丹：“孙瑜没有安排好吧？”听了赵丹的回答，又说：“你是和他合作过的。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们两个合作搞的电影《武训传》，曾受到批评，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它。” 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继承文化遗产问题，文艺的目的问题等等，毛泽东都谈了自己的看法，同时表示，对这些问题，一时不能搞清楚，不能作结论，也不用紧张，可以研究讨论。 整个座谈会充满着宽松活跃的气氛。 三月十日，下午三时至六时四十分，在颐年堂座谈新闻出版方面的问题。 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办报心中无数的问题，他说：一切事情开头的时候总是心中无数的。现在我们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像过去搞阶级斗争，心中无数是很自然的。无数并不要紧，我们可以把问题好好研究一下。 有人反映，现在报纸编出来群众不爱看。毛泽东说：报纸是要有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他又说：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就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 有人问：鲁迅如果活着会怎么样？毛答：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 在报纸上如何开展批评？他说：对人民内部问题进行批评，锋芒也可以尖锐。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是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反对官僚主义也是这样。“三反”的时候，有许多部长就是中央给他们端了梯子接下楼来的。过去搞运动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伤人太多，我们应该接受教训。他又一次强调，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 在谈到共产党人要向党外人士学习时，他说：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办学，搞出版，科学研究，都是这样。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半道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至于具体的科学技术，是不懂的。这种行政领导的状况，将来是要改变的。 三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 讲话的第一问题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时期。他认为：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现在这个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宽广得多。这样大的变动反映到了我们的思想上来，反映到了我们的意识上来。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小资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在起变化，个体变为集体，私有变为公有。所以，各种不同意见在思想上有所反映，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个大变动应该说基本上是健康的。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斗争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需要好几年才能够巩固。现在这个时期还是不巩固的一种时期。我看大概需要五年，中国这个社会制度就会巩固起来。我们会在新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工业化的伟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前途应该看到。 第二个问题是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对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一个估计。他说：我国的知识分子大约有五百万左右。其中有少数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甚至抱有一种敌对的情绪，认为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社会主义活不长，会失败。或者有那么一些人，希望社会主义总有一天要恢复到资本主义。这种人是很少数的，有百分之一、二，或者更少一点。除此之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爱国主义者，拥护社会主义。但是也有许多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如何工作，许多新问题如何解决，如何答复，不大清楚。拿对待马克思主义来说，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知识分子，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赞成和拥护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少数；多数人是想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并且也学了一点，就是不那么熟悉，有些人还有些怀疑。拿爱国主义这个标准来说就不同了。许多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不赞成社会主义，但是在外国人面前他就表现为爱国主义者。有许多人欢迎马克思主义，但不熟悉，另外有些人有怀疑。这是中间状态。这些人占大多数。应该承认这种状态在很长久的时期里会存在的。同志们都是做宣传工作的，我们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这个宣传是逐步的，还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今后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中有更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使他们通过实践（科学的实践、生产的实践和各种工作的实践），懂得比较多一点的马克思主义，这样也就好了。不能强迫人家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家接受。 第三个问题，关于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这个题目后来改为“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他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我们都是教育人民的人。不论办学校的，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都是人民的先生。这五百万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的财产。我们没有这五百万知识分子，就一样事情也做不好。国家只存在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性质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他们是脑力劳动的工人，是用脑子的工人。正因为他们是教育人民的，是人民的教员，因此他就有个任务，就是应该先受教育，尤其是在社会大变革的时期。知识分子是旧社会留给我们的遗产。这几百万知识分子要先受教育。不是已经改造好了，不需要改造了。我看还要改造。大多数人是愿意学习的。要在他自己愿意的基础上，有别人的好心帮助，而不是强制地学习。 毛泽东在这里讲到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的工人”，“是用脑子的工人”。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提法，跟一九五六年知识分子会议上的提法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一致的。但修改后在一九六四年发表的讲话里，这一提法不见了。再往后，知识分子被划到资产阶级范畴里头去了。这个变化，同指导思想上逐渐发生的“左”倾错误是密不可分的。 毛泽东讲的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整风。他说：共产党正在准备整风。中央作出决定，准备今年就开始，先搞试验，明年比较普遍地进行。党外人士自愿参加。整风的目的，就是要批评几个东西：一个叫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第二是宗派主义；还有一个是官僚主义。现在的情况是官僚主义相当严重。整风不用大民主，用小民主，在小组会上，是小小民主。要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在整风中间，要把马克思主义学习推进一步。我们不应该限制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已经讲过的范围，应该按照他们的基本方针、基本方向有所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定要发展的，它不能停止的。停止了，就没有生命力了。基本原则是不能违背的，违背基本原则就是修正主义。停止不前就变成教条主义。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为人民服务（这个题目后来改为“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毛泽东说：最近，有几个同志到农村去蹲了几个月，很有益处。走马看花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是下马看花。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应该不应该去呢？我看是应该去的。科学技术人员都跑下去，那当然不要。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要逐步地争取这些知识分子去跟生产者直接接触。现在有许多人下去跑一跑，说是体验生活。结果有些人有成绩，有些人就没有成绩。要看采取什么态度，这就跟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有关系。如果在十一年内（指三个五年计划内。——引者注）有百分之七十的知识分子都去接触工人、农民，这样就可以使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真正为自己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如果看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人、农民的接触中，在自己的工作中有所了解，那么我们很多人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个共同语言，而且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个方面的共同语言。 毛泽东说：百家争鸣，说一百家，其实只有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说百家，无非言其多也。马克思主义里面也有几家，修正主义算一家，教条主义是一家。 第六个问题，关于片面性问题。毛泽东说有两种片面性：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或者叫修正主义），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教条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片面化，把马克思主义用形而上学来解释，对于自己的工作就是肯定一切，只能讲好，不能讲坏，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过去那个时期叫革命，我们党就是搞这一套的，叫作阶级斗争。这方面确实有些学问，有些办法。因为在革命的时候，就是率领广大群众向敌人作斗争，不能犹豫的，有许多事情不能从容讨论，需要迅速作出决定。于是养成了一种作风，有许多同志在新的情况下也就只有那个经验，只有那么一点办法。这里面也产生了一些简单化，行政命令。他说：另外一种人是否定一切，说得没有一点好事，一团黑暗。他们所揭露的那些坏事，统统应该加以改正。至于批评者，是有片面性的，有错误的，要加以批评。 他说：肯定一切，否定一切；教条主义，机会主义，都是形而上学，都要批评。但是，要以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批评。我们要逐步地使用辩证法这个方法，就是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讲点道理，不靠摆官僚架子压服别人。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就要把自己作过多少年的官，现在是处长，是局长，还是部长，把这些东西丢到九霄云外，跟任何人平等。 接下去，毛泽东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问题： 共产党是否能够领导科学？有人说，共产党能够领导阶级斗争，搞政治这一套可以，但是搞科学不行。我说，这种说法讲对了一半。在现在这个时期，我看是又能领导又不能领导。在自然科学的这门学科、那门学科的具体内容上不懂，没有法子领导。在这一点上，他们说得对。但是有一半不对。共产党能领导阶级斗争，也就能领导向自然界作斗争。如果有这样一个党，叫共产党，他就只能作社会斗争，要率领整个社会向自然界作斗争就不行了，那末这样一个党就应该灭亡。共产党过去忙于阶级斗争，一直到现在，阶级斗争基本完结了，但还没有完全完结，许多政治问题要它来处理。跟别的东西一样，阶级斗争也是学会的，我们是花了几十年的功夫，从一九二一年起到党的七大，花了二十四年，才使我们对阶级斗争有一套科学，有一套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合乎中国情况的战略、策略。学会自然科学可能也要这样长的时间。中国共产党是领导阶级斗争胜利了的党，现在的任务是要向自然界作斗争，就是要搞建设，搞建设就需要科学，要学会这个东西。 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有好些同志提出这个问题，一定要讲个为主。似乎那个意思就是，讲阶级斗争为主恐怕好一点，舒服一点。而我恰好换了个位。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就是这个题目，叫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斗争。这里面包括一部分阶级斗争，比如我们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在人民内部来处理。人民内部斗争现在很突出。八大作了结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了，现在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的斗争。小资产阶级思想，这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的问题，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的问题处理。应该作具体分析，不要不适当地扣大帽子，似乎要扣一顶帽子就好办事了。 毛泽东讲的第七个问题：“放”还是“收”？他说：这是个方针问题。中央的意见是不赞成“收”，而是要“放”。会不会乱？会不会变成匈牙利事件？变不了的。有两种领导中国的办法，就是“放”或者“收”。要是搞得一点民主也没有，官僚主义十足，大民主不许可，小民主也没有，甚至于小小民主都没有，横直是不能解决问题，那就要逼上梁山。我看在那种情况下，罢工、罢课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是调节社会生活的一种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巩固。现在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有余。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不要怕乱，不要怕牛鬼蛇神，也不要怕毒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会发展真理，发展艺术，使我们少犯错误。这是发展的辩证法。 他说：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方针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团结几亿人民，改变现在这种面貌。那末，首先就要共产党改变态度，改变官僚主义态度，改变教条主义态度，改变宗派主义态度。 第八个问题，是对各地党委的要求。毛泽东提出：希望各地也学这次宣传会议，召开这样一个会议，请党外人士参加，把思想问题抓起来。他要求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抓思想问题，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要研究。 毛泽东的讲话结束了。会场上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是发自肺腑的。这个讲话，从思想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双百”方针问题等方面，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他在不久前提出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个主题。 1964年，毛泽东对讲话整理稿作了修改，根据当时对国内形势的错误判断，加进了一些“左”的思想内容。这篇文章被收入同年6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一次公开发表。 三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 “讲‘双百’方针吧！这是全党关心的问题。党内有赞成的，有不舒服的，有怀疑的。”毛泽东的讲话就这样开始了。 接着他说：过去几十年，从有我们这个党以来，一直到去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们党的精力主要是放在阶级斗争上。现在有些人说，共产党搞科学不行，大学里头教书不行，医院里头当医生不行，工厂里头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不行。我说这个话讲得对，讲得合乎事实，就是我们没有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医生、大学教授。这是我们不行的方面。但是他们这个话也是不全面的，讲对了一半，还有一半是不对的。就具体的业务、具体的技术来说，我们是不能领导；就整个科学的前进这方面，我们能够领导，就是以政治去领导，以国家计划去领导。我们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向他们学习。有十年到十五年，就可以学到。不仅在政治上领导他们，而且在业务上、在技术上领导他们。 他说：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所谓基本上结束，就不是完全结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党的八大说了。我们全党要来搞建设，要学科学，要学会在大学里头当教授，在科学研究机关里头做实验、研究科学。要学会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当医生。要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的面貌加以改变。为了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要大体改变经济面貌，也要有几十年时间。我们过去不会作阶级斗争，经过许多失败，经过许多变化，我们学会了，善于作阶级斗争了。现在我们搞建设也要几十年，是不是可以比我们在学习阶级斗争时所付的代价少一点？如果我们不重复从前的错误，那末我们在建设的时候就可以付比较少的代价，可以避免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事情。 他说：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显露出来的各种东西，各种不满意，许多错误的议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该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中，在辩论中去解决。只有这个方法，别的方法都不妥。而现在党内有一种情绪，就是继续过去那种简单的方法，你不听话，就“军法从事”。那是对付敌人的，那个办法不行了。凡是科学方面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有两个方法，一个叫压服，一个叫说服。是采取压服的方法，还是采取说服的方法？现在我们有一些同志等不及了，大有要压一下的想法。压是压不服人的，只会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用压服的办法，我们就没有理，就站不住脚，我们就输了。我们要学会说理，学会写说理的文章，学会作说理的报告。曾经有个同志跟我讲：“搞那么多道理，老子就搞不惯。老子就是一冲。”我说你一冲呀，不能解决问题，要加以分析，要研究，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才行。至于各种错误的意见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开座谈会评论，会不会把我们的天下搞乱，把人民政府搞倒，我说完全不会。因为他们不是反革命，不是特务，他们中的大多数愿意跟我们合作，只有极少数人是敌视我们的。 最新评论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