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向何处去？

英国和欧洲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也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正式对垒和矛盾日益尖锐的过程，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迄今最深刻最广泛的社会变革，这个过程也是一个科学社会主义酝酿、诞生的过程，当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也就成了必然结果，同时也为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织--共产党诞生创造了条件，由此引发了第一阶段全球性的共产主义国际运动。美国和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上升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过程，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导致不同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引发了人类史上最残酷的两场世界战争，催化了人类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第二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诞生。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社会主义者的工作起点恰好应该是在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后。如果我们否定了城市化其实就是否定了工业化，也就间接地否定了我们自己的必然存在。

从经济角度看前苏联依靠政府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运用计划经济方式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来看是成功的，经济增长迅速，人民生活改善，国力不断增强，完全超越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速度，一度与西方资本主义集团抗衡数十年，其中更是承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战争打击并将其击垮。但如果从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政治角度判断，前苏联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肯定是失败的，主要的依据就是前苏联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没有能够巩固和发展公有制国家的政权，随着经济的增长，公有制反而丧失了发展机会，共产党反而丧失了政权，国家解体。

1881年，马克思在给当时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查苏利奇的回信中提出在以落后农业生产为主的俄国农村公社的未来发展中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回答。马克思认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带来的经济危机及其灾难性后果，也就是指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及完成后的制度性经济危机。从前苏联和中国的经验来看，马克思的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共产党政府主导公有制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基本上都没有出现经济危机，（就算是中国出现饿死人的问题也不是计划经济制度的问题，而是出于个人动机在理解政策时的执行问题）然而马克思没有说明的是公有制下的农业化社会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政府会出现政治危机。从当年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分歧来看，布哈林虽然对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制度持批评和否定态度并预言将来会失败，但是这种预言在今天看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他本人坚持的新经济政策也无法解决当时苏联生存面临的迫切现实问题——工业化和城市化，而斯大林支持的集体农庄的确是解决了当时这一问题，提高了国家的战争能力，为即将到来的战争打下了坚实的防御基础。

从本质上最早看到公有制下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转变过程中会出现政权的政治危机的政治家只有毛泽东。他在1956年根据苏联的历史教训系统的概括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论十大关系》。后来1958年要求全党干部学习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中就已经开始全面的批判性吸收苏联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教训，其中一个批评是“... 他自己的这本书，根本不谈政治，结果成为没有政治的政治经济学。他不谈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不谈上层建筑如何适应经济基础，不谈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是一个重大的缺点。”他在评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敏锐的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有保守的阶层，还有类似“既得利益集团”，还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工人和农民的差别。要解决这些矛盾，消除这些差别，不经过斗争是不行的。”最核心的思想就是指出劳动者的国家管理权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广大劳动群众日益直接地和积极地参加生产的管理，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参加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切部门的领导。”这个思想的最终成果就是1958年的鞍钢宪法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后半生做的一件事就是推动权力的平民化，压制权力的官僚化。

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相对缓慢（如果按人数统计的绝对数量值其实不算慢，人口基数大），最主要的就是毛泽东更重视劳动者在这个过程中管理企业和国家各级政权的参与度和掌握权力的能力，为了这个目的甚至在文革期间搞起了逆城市化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整整十年使得城市化人口比例停滞，这是毛泽东一个权衡政治与经济发展利弊之后的选择，为40年后今天的社会主义运动做人才准备，毛泽东一直在为社会主义中国夯实政治基础。因此，公有制条件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必须要结合广大劳动者逐渐全面掌握国家权力，只有他们成为公有制经济的坚定捍卫者，才能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平稳发展！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所有制出现了重大变动，公有制经济基础已经退到50%以下，私营经济占了半壁河山，在这种现实条件下，经济总量虽然逐年增加，但是社会政治危机也在逐年加深。究其原因就是公有制经济的管理权被官僚把持，离普通劳动者越来越远；私营经济同样也没有完全的自主经营管理权，受到官僚挟持，所有的社会矛盾都全部集中于权力空前的官僚集团，危机的爆发将是一个必然结果。但是由于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以原子能、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爆发，尤其是70年代以计算机技术发展为核心的信息革命时代的迅速来临，即使我国不是科技革命的中心，但在客观上也获得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力，利用外资建立了大量的对外加工工厂，变内需制造为主为外需制造为主，我国初步发展成制造业大国，成为世界工厂重要一员。所有制的变动和科技革命的推动促使90年代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前进了一大步，到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达到了51.27%，同时也间接的延缓了社会总危机的到来。但随着科技发展趋缓，尤其是能源危机日益突出，而公有制经济蜕变成官僚资本主义、私有经济的扩张、以及政权彻底官僚化导致的权力和金钱对人民的联合压榨已经到人民忍受的底线，积累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阶级矛盾尖锐到越来越不可调和，近几年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全面的政治危机将越来越难以避免。

当前中共政府提出的城镇化作为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规划，其目的就是想强行刺激经济发展走完最后一段工业化路程，来化解当前潜在的巨大政治危机。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没有新一轮的科技革命的爆发做推力，反而将会提前引爆国内政治危机。我们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理当在这个大变局中探索中国当前城镇化的正确出路，找到理论方向，在实践中发挥我们的作用！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