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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代与官二代

2013-5-14 21:32|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440| 评论: 0|原作者: 黎阳|来自: 红歌会网

摘要: 黎阳最新檄文:红二代与官二代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黎阳 | 点击:9028 | 时间:2013年5月14日 09:24  红二代与官二代  黎阳  2013.5.13.  “红二代”与“官二代”不是一回事。  第一,“红二代”的上一辈是中共开国元勋,“官二代”的上一辈则可以是任何当官的——可以是共产党政权的官,可以是国民党政权的官,也可以是其他任何政权的官。只要老子当官,子女自然是“官二代”。“青年导师”李开复的父亲是国民党将军 ...

  红二代与官二代

  黎阳

  2013.5.13.

  “红二代”与“官二代”不是一回事。

  第一,“红二代”的上一辈是中共开国元勋,“官二代”的上一辈则可以是任何当官的——可以是共产党政权的官,可以是国民党政权的官,也可以是其他任何政权的官。只要老子当官,子女自然是“官二代”。“青年导师”李开复的父亲是国民党将军,他不折不扣属于国民党的“官二代”——谁能说国民党政权的官不算官?谁能说国民党政权官员的后代不算“官二代”?不光国民党政权官员的后代算“官二代”,汪精卫伪政权官员的后代同样也算“官二代”。所以伪天津市长温世珍的后代照样属于“官二代”——别看“影帝”自称“平民出身”,那是“揪着胡子过河——牵须过渡(谦虚过度)”,其实不折不扣汪伪政权“官二代”的干活。 

  第二,“红二代”不反毛,“官二代”则必反毛——“红二代”不反共,而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源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否定了毛泽东,就否定了共产党。只要反毛,结果必定反共。只要不反共,就不能反毛。

  “官二代” 的反毛分两大类:一类是非共产党的“官二代”反毛,一类是共产党的“官二代”反毛。

  非共产党的“官二代”反毛是因为跟共产党有阶级仇、家族恨,水火不相容,势不两立——人大的张鸣在 “一代中国人的眼睛——《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读书会”上说:“我父亲当年也是在东北,也是国民党军官,但是我父亲没有逃掉,王鼎钧先生逃了”,“否则他就真是天地九天之上、九天之下两重天,就跟我父亲的命运差不多的样子”——这番话说得明白极了:第一,张鸣是国民党军官的“官二代”。第二,在张鸣心目中,自己本来应该是在“九天之上”的人上人,全因为毛泽东、共产党而一跟头掉到了“九天之下”,没当成作威作福的大少爷,只当了猪司令。如果共产党学国民党把敌手斩尽杀绝,他后来岂能有机会当上人大教授?但在他眼中教授不过是区区“人大教书匠”而已,跟骑到老百姓头上拉屎拉尿的“雄心壮志”相比绝对不可同日而语。这一切当然要全怪到毛泽东共产党的头上。这个仇恨非同小可,绝对不共戴天。难怪张鸣一提毛泽东就咬牙切齿恨恨骂不绝口:“中国人不脱毛,不管怎么装文明,都是猴子”、“只要当局还在把毛的幽灵当圣物,这个国家没法有共识”、“母亲节,去毛,别再让中国的母亲哭泣”……毛泽东说“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果然一点不假。 

  稍微留心就能发现,最起劲闹“普世价值”的“普世公知”净是跟共产党有仇的“官二代”,尤其是国民党官员的“官二代”和汉奸卖国贼的“官二代”——“青年导师”李开复是国民党军官的“官二代”。“影帝”是日伪汉奸市长的“官二代”。人大的反毛狂张鸣是国民党军官的“官二代”。“民主大喇叭”李悔之是国民党军官的“官二代”。大骂罗援、戴旭等中国鹰派军人为“无知狂徒”、整天直接间接帮日本说话的复旦冯玮至少算“官三代”:爷爷是保定军校教官,白崇禧还是他的学生。  

  (注:写了《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为汪精卫翻案的“普世公知”章诒和同样是“官二代”,只是该算哪家的“官二代”有点说不好:父亲章伯钧当过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失败后脱离中共,当上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解放后又跑来找共产党要饭吃,当上了交通部部长、《光明日報》社社長,1957年又闹着要用“政治设计院”夺共产党的权,成了头号右派——如此反复无常,难怪那么欣赏汪精卫。说他是共产党的官吧他带头反共,说他不是共产党的官吧他一直享受共产党的部长级待遇。不过从要夺权推翻共产党的角度看,章老爷子跟国民党的官本质是一样的,因此章大小姐还是得属于“跟共产党有仇的‘官二代’”。另一个著名的“普世公知”章立凡的情况更复杂点:老爹章乃器既当过国民党的官——安徽省财政厅长,又当过共产党的官——粮食部部长、全国工商联副主任,1957年又当上了全国右派的老祖宗。因此章立凡既有资格声称是国民党的“官二代”,也有资格声称是共产党的“官二代”,“撒尿擤鼻子——两头都拿”。但是根据“维基百科”,章立凡的妈孙彩萍从来不是章乃器的正式妻子,只是章乃器四任妻子之外的两个“未婚妻子”之一,连“二奶”、“小三”的资格都没捞到。不知是章家认定这小子是个偷汉子来的野种还是人家提起裤子就不认账,反正章立凡一开始没能姓“章”而是随母亲姓了“孙”,不叫“章立凡”而叫“孙立凡”,换句话说立凡大公知当年“理论上”不算正式的章家公子,不够格当“官二代”——当然,立凡先生在章乃器臭不可闻时安心当“孙立凡”而不当“章立凡”也可以看成是政治上“划清界线”的举动。等反毛之风盛行、右派大摘帽,“章乃器”这个名字在“公知界”吃香了,立凡大少立刻一举从“孙立凡”变成了“章立凡”,以“章乃器公子”的名字顺顺当当出了名成了家当上了“著名普世公知”,可见他很善于抓住历史机遇和“章乃器”的名头“自己解放自己”——不管章乃器在天之灵认账不认账,反正人家认定了这个祖宗,给人家当定了儿子。如今章大公知算是如愿以偿,木已成舟,名利双收,当上了“跟共产党有仇的‘官二代’”。) 

  为什么“跟共产党有仇的‘官二代’”闹“普世价值”那么来劲?简单得很:推翻共产党的另一种方式——不信归纳归纳“普世价值”的真正内容,不管一开始的“理由”如何云山雾罩天花乱坠,最后真正的“干货”一定是“共产党下台”、“普世公知掌权”。一句话,当年用枪杆子较量打输了死不服气,于是换上笔杆子再较量一番;有形的战场上用硬刀子得不到的,要在无形的战场上用软刀子得到。  

  正因为跟共产党有仇,所以这些“官二代”闹起“普世价值”来也绷不住情绪,顾不得漏洞百出。比如张鸣,一开口就愤愤不平为剿共的“国军军官”们打抱不平:“实际上也没干过什么,包括战争期间互相打,他们也没什么罪孽”、“他实际上就是个谋生的问题”;由此义愤填膺地谴责共产党对“国军军官”们如何如何不公平:“你要是国民党你什么都没有”、“连一个抗战胜利多少周年连个奖章都不发给你”、“你当家之后你把当年那些人全变成反动的变成混蛋变成坏人,这个我觉得没有道理”——张鸣理直气壮要求共产党把被俘的“国军军官”当大爷供,却绝口不提当年国民党政府对抓到的共产党杀起来从来不手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整天不遗余力妖魔化:“共产公妻”、“杀人不眨眼”、“无恶不做”……更不用说给共产党“公平待遇”、“发奖章”、承认共产党抗日有功之类了。(注:历史的失败者居然厚着脸皮向自己势不两立的死敌、历史的胜利者要奖章,奇闻不奇闻?)张鸣能向中国人推荐《我们的父亲:国民党将领后人在大陆》这本书本身就证明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国民党将领”和他们的后人都活得好好的,而在台湾国民党统治下俘获的共产党人呢?活得成吗?能出版个《我们的父亲:共产党人的后人在台湾》之类的书吗?张鸣的逻辑就是:国民党杀共产党可以,共产党防国民党不行——如此逻辑,究竟是“普世价值”标榜的“公平”、“公正”,还是不折不扣的反共专政?

  又比如章立凡声称,共产党之所以战胜国民党取得天下是因为蒋介石不够流氓:“共产党为什么能得天下,有一点,共产党不大有底线,国民党过份的有底线,毛泽东是不讲规则的人,所以他能赢,老蒋他是一个讲规则的人,所以他玩不过”、“老蒋没有屁股,但是毛泽东的屁股比较大,所以毛能坐江山,老蒋坐不住”——当年凡跟老蒋交过手的人无不说他是流氓,而章立凡这个“历史学家”如今却要人们相信:在交易所翻云复雨出身、跟上海青红帮拜把子的蒋介石居然“过份的有底线”、“是一个讲规则的人”——这不是天大的笑话,而是满腔仇恨使他妖魔化共产党毛泽东妖魔得走火入魔不顾一切。

  再比如复旦的冯玮,先造谣罗援、戴旭曾叫嚣“轰炸东京”,再污蔑人家“无知狂徒”,等人家反驳辟谣,却马上把话题引到家庭出身上头:“我乃一介草民,无缘拜会红二代将军,更无缘亲耳聆听将军教诲。从罗援将军博文中,我不难感觉有种被‘太岁头上动土’的震怒”——被造谣被诬陷,难道连震怒都有罪?人家罗援就事论事地辟谣,并没有涉及其它。你造谣了就是造谣了,没造谣就是没造谣,为什么处心积虑把话题从“造谣没造谣”的具体是非问题变成“草民与红二代”的出身背景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心理泛酸的表现。真正的潜台词:“老子祖上也是官,若不是你们共产党,老子现在岂能是区区‘一介草民’?谁敢招惹?谁敢在老子面前‘太岁头上动土’?”这说不出口却在背后实实在在驱动的心理其实是仇恨——“跟共产党有仇的‘官二代’”特有的仇恨:“远望碧云深,是吾旧宫殿。何人仗忠义,泄我心中怨”、“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共产党的“官二代”反毛是以权谋私的需要——要是按照毛泽东的原则坚持公有制、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己就没办法倚仗权势化公为私抢劫老百姓了。私人利益驱使他们非反毛不可。因此虽然他们的上一辈是共产党的开国元勋,但他们反起毛来一点不犹豫,一点不手软,比如“格老子”的“龟儿子”、乱邦小人的大公子、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薛子正之子薛蛮子、“普世公知”秦晓……这些人与其说是“共产党的开国元勋的后代”,不如说是“走资派”的“官二代”,与“红二代”格格不入,截然不同。 

  “跟共产党有仇的‘官二代’” 反毛,共产党的“官二代”也反毛,既然二者大目标一致,志同道合,是否能成为亲密战友呢?恰恰相反,不但不亲密无间,反而互相算计、互相暗中下刀子、使绊子。比如张鸣说:“北京的出租车公司老板,据说都是红二代,所以才如此牛逼。能让政府为他们打工,为他们擦屁股。红二代自许为红色江山的继承人,你们却实行着连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代都不能比拟的超级剥削,真黑呀”——第一,张鸣又来了个“据说”——此人有个“据说”的传统,从来都是根据不确定的“据说”给出确定的结论:“据说”罗援是逃兵,“据说”罗援从来没打过仗:“一个从来没有打过仗,且有临阵脱逃嫌疑的将军,总是在电视上宣扬战争,跑到微博上要开战。怎么,对国内的网民开战?你意中的国贼是谁?明白说吧”。等“罗援是逃兵”、“从来没打过仗”等谣言破产,张鸣立刻来了个装聋作哑,装得没事人一般,把自己当众造谣中伤污蔑别人的罪行赖得干干净净。如今又来了个“据说”:“北京的出租车公司老板,据说都是红二代”,又根据这不确定的“据说”给出确定的结论:“红二代自许为红色江山的继承人,你们却实行着连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代都不能比拟的超级剥削,真黑呀”。第二,即使“北京的出租车公司老板”的上一辈都是共产党开国元勋,那这些人也是反毛的“官二代”而不是“红二代”——“红二代”必拥毛。你见过哪个拥毛的人认同对老百姓穷凶极恶敲骨吸髓?对出租汽车司机横征暴敛的只有反毛的“官二代”干得出来。张鸣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官二代”统统说成“红二代”,一则是为了妖魔化“红二代”,二则是为将来狗咬狗、反过手来把反毛的“官二代”也收拾掉埋下伏笔:不管你反毛不反毛,反正共产党的后代都不是好东西。现在借刀杀人,借反毛的共产党的“官二代”收拾掉“红二代”,等推翻共产党再卸磨杀驴,把这些反毛的共产党的“官二代”也一起干掉——不如此,自己这些“跟共产党有仇的‘官二代’” 们怎么独霸天下?可笑那些反毛的共产党的“官二代”把张鸣们的喝彩当了真,以为只要反毛自己就坐稳了天下保住了不义之财,殊不知在人家眼中自己永远是“反贼”,再受招安、再卖命反过手去反毛、围剿“红二代”也逃不掉将被斩草除根的下场。 

  明白“红二代”与“官二代”的区别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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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红二代保政权 腐二代丢江山

叶剑英女儿凌孜震撼发声:共产党不能忘了来时的路!

黎阳最新檄文:红二代与官二代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黎阳 | 点击:9028 | 时间:2013年5月14日 09:24
叶剑英女儿凌孜震撼发声:共产党不能忘了来时的路!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南山大仙 | 点击:19653 | 时间:2013年5月11日 14:38

叶剑英女儿凌孜忆先辈、话家风:父亲是我的好老师

凌孜和叶剑英合影(资料图片)

叶剑英女儿凌孜忆先辈、话家风:父亲是我的好老师

   叶剑英女儿凌孜

 叶剑英的女儿凌孜说:共产党不能忘记了来时的路,“那时候拿着枪杆去闹革命,为的就是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让他们过上好生活。”这番话很简单,也极为深得人心。如今比较浮夸、腐败、欺上瞒下、日鬼到棒槌,凌孜的提醒,发出了老百姓的心声,不管怎么宣传和谐之音,但整个社会日趋焦虑、浮躁,离德离心,信任缺失,距离公平渐行渐远,社会的摇摆、动荡视乎越来越近,重回万恶的旧社会视乎成为现实,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愿望逐步被抛到九霄云外,资产阶级、钱老大成为庄主,不知道死去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看到今天的现实作何感想。下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红色后代”的有关忧虑摘录如下:全国政协委员、总参谋部管理保障部原政委、革命家曾山的女儿曾海生曾在一封提案中说道:“我不知道什么才是真的?发展的速度上去了,但发展的质量又如何? ”社会道德之所以沦丧,在曾海生看来,责任不在社会而在政府。“主要是收入差距过大,很多人心理不平衡。”曾海生回忆,当年她在北大荒插队,一个月22块钱就已经很满足了,因为大家都差不多,一些老职工也不过30来块。但现在一些国企老总年薪却动辄上千万。“同样工作8小时,很多人会问,凭什么你拿那么多?”

如今的老百姓有这样一个困惑:如果好日子只给了少数人,这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初衷不是背道而驰吗?我们的改革还算成功吗?“28年的革命战争,祖父辈们哪个不是大浪淘沙活下来的。虽然后来在困难时期,工作上有失误,但老百姓也能理解,他们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民群众。”伊丽苏娅说。

但现在,“红色后代”眼中那个虽然穷,但没什么算计的日子,似乎一去不复返了。

“这好比咱们一家人,他可能做得不太好,比较笨,但心是好的。但如果换一个人,是为了把家人的钱弄到自己兜里去。那你是一种什么样情绪?”凌孜说,“那个时候,遍地都是雷锋式的人,今天你打着灯笼满世界找去。不是没有,少之又少。”

和所有普罗大众的感受一样,“红色后代”们承认,他们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唯一不同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亲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改革。

在“红色后代”们看来,强人推动只是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最根本的动力,更来自整个社会。如今,中国又到了改革的十字路口。对于改革的争论如何处理,在“红色后代”们看来,可以从上一次改革中寻找经验。

凌孜说,执政党有一个传统,就是出了什么问题,有个整顿巩固提高的阶段,现在最缺的是对过去30年的总结和反思。“哪些问题做得好,哪些地方走了弯路,究竟我们现在要改什么?都可以好好捋一捋。”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全国政协委员、陶铸之女陶斯亮认为,反腐是一个重要突破口,而如何反腐,她又首推从吏治开始。

她提议,把竞争机制引入党内干部选拔,通过差额选举保证每个干部,都像干细胞一样,是优秀的,健康的,逐渐去替代那些“癌细胞”。

毛新宇说,毛泽东时代几乎没有贪腐,就是因为老人家预见到会有糖衣炮弹的进攻。“老人家在七届二中全会时就强调,进京赶考不能学李自成,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开国第一案——刘青山、张子善的案子,这说明主席深知腐败问题对党的危害。”毛新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所有盛世都有共同经验,所有末日都有共同教训。”凌孜说,唐太宗能创造贞观之治,正是因为有魏征这样的大臣讲负面的意见,皇上就是听了难受但是爱听。但崇祯就是被贪腐包围了,看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最后国家就坏了。“

如果共产党忘记了来时的路,那真要亡党亡国。这是不光是红色后代的忧虑,也是爱党老百姓的忧虑和心声,只有腐败官员愤恨这样的忧虑。


来源:人民网http://bbs1.people.com.cn/post/60/1/2/129605820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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