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4年前我就写过邓小平必将遭到双重清算的文章发表在乌有之乡和博论。 我甚至还写了“揭开老舍、傅雷和卞仲耘文革期间被害真相”（见下文及附件）的文章同样发表在乌有之乡， 被左派广为转贴。 可以说我自己就是乌有左派中主张清算邓共的主力。 那些污蔑我被邓共收买的人是荒谬和无耻的。
邓小平镇压四人帮及左派彻底否定文革用非法手段几乎把左派赶尽杀绝， 而在中共非法残酷迫害薄熙来的问题上， 邓家成为温家宝最重要的支持者。
所以， 作为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左派都把邓小平及后代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
邓小平改革开放严打左派， 反毛反左成为改革开放的主调， 邓共如日中天， 邓小平的宁右勿左的路线导致赵紫阳极右势力的崛起直接威胁到共产党的生存和他自己的权力， 邓小平下令对六四学生开枪， 把他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所以， 对于民运来说屠杀六四学生的邓小平罪大恶极。
我个人认为， 毛主席绝对不会向反对腐败的学生开枪的， 不管六四学学运有什么政治背景， 反对共产党腐败的学生是无罪的， 真正有罪的是让共产党走向腐败的邓小平。 我四年前是这个观点， 现在还是这个观点。
这就是我所说的邓小平必将遭到左右双重清算的原因。
那么我为什么现在突然反对清算邓共呢？
一。 邓小平粉碎四人帮， 如果他当时处死四人帮， 那么邓小平就不能再有被左派原谅的余地了。
二。 邓小平结束文革粉碎四人帮得到了包括黎阳先生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支持。
三。 邓小平改革开放成绩是显著的，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四。 孔庆东承认比其他右派（指极右赵紫阳一流）更好
五。 薄熙来还没有被非法审判
六。 中国还没有完全私有化
邓小平与温家宝有着本质的区别。 温家宝的所作所为是违背邓小平的改革初衷的， 邓小平的改革先决条件是四项基本原则， 而温家宝的改革严重践踏了四项基本原则， 温家宝推进的改革是全面私有化， 这不仅践踏了四项基本原则， 更严重践踏了宪法。
温家宝要走的道路就是赵紫阳要走的道路，邓小平在世的话， 绝对不会同意的。 如果邓家是全面私有化的支持者， 那么他们也违背了邓小平的本意。 那么为什么邓家要违背邓小平的本意搞全面私有化呢？
邓小平去世后， 邓共不断深化私有化改革， 私有化比例越来越高， 资本家能够入党， 邓共一步一步走向当年的蒋介石国民党。 私有化的不断加深， 其财富分配专制的弊端不断地显现出来。 资本家成为社会财富分配的主人， 劳动人民重新回到了旧社会成为为资本家创造财富的被愚弄被剥削被欺压工具和奴隶。 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的是让先富带动生产力的提高而让更多的人也富起来， 而中国的先富们由于失去了其天敌左派的限制而变得肆无忌惮地把人民创造的财富化为己有， 造成了空前的两极分化。 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被少数先富们非法掠夺了。 邓小平在促进先富的同时放弃了对先富私欲的限制， 导致一个又一个人祸在改开中出现， 尤其是胡温十年， 由于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公， 导致邓共人心背向。
痛恨中共腐败痛恨贫富悬殊的人们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的财富分配公平的时光， 人们开始反思毛泽东时代， 人们开始反思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和合法性， 乌有之乡正是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
乌有之乡的诞生的根源邓共改革造成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全党腐败人心背向的重大失败。 如果先富把其财富较公平地分配给大多数财富的创造者， 那么乌有之乡就不会诞生， 也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反对对他们有害无利的改革开放了。 我们看到， 胡温的黄金十年是少数先富的黄金十年， 是大多数人民群众被欺压被愚弄被镇压的灾难深重的十年， 是社会道德崩溃的十年， 是共产党走向人民反面的十年， 是社会动乱不断的十年。
在这个社会现实下， 乌有之乡开始了为文革为四人帮翻案的宣传， 开始了对改革开放以来邓共全面腐败人民财富遭到严重掠夺的控诉。 改革开放让少数先富的利益最大化， 让大多数创造财富的人民利益最小化是改革开放失败的根本原因， 也是邓共人心背向的根本原因。 乌有之乡对改革开放的控诉为文革翻案是有正当理由的。
实践共同富裕的薄熙来与乌有之乡有着共同的财富民主分配目标， 被党内和媒体孤立的薄熙来需要代表全国人民共富诉求的乌有之乡的支持， 但是他却忽略了乌有之乡要为文革翻案深深地得罪了害怕被清算的邓家及其支持者。 薄熙来被邓共黑打最主要的原因是邓家害怕支持乌有之乡的薄熙来清算邓家为文革翻案。 而温家宝就是利用了邓家害怕被清算的心理一举阴谋制造了谷开来杀人冤案， 为邓家除去被清算的后患。
所以， 邓家支持温家宝非法黑打薄熙来的动机是害怕薄熙来掌权后被乌有之乡左派清算。 而事实上， 如果乌有之乡等左派承认改革开放的成就不清算邓小平， 邓家也没有必要把唱红打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薄熙来赶尽杀绝。 乌有之乡等左派对邓小平和改革开放的清算导致邓家与左派及左派支持的薄熙来死拼到底。 在薄熙来的重庆道路得到6位常委的支持的时候， 在要呼吁为文革翻案清算邓家的乌有之乡等左派支持薄熙来最火热的时候， 最害怕薄熙来进入中央的不仅仅是温家宝， 最害怕薄熙来把乌有之乡左派带进中央的还有邓家胡家江家！
乌有之乡等左派把所有反对文革翻案和所有反对清算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治力量推到了敌对的对立面， 导致与乌有之乡同根同源同呼吸的薄熙来遭到邓共最残暴最恶毒的黑打。 邓家支持温家宝以违法极端的方式倒薄其实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你死我活自救行为， 左派要清算邓小平要邓家死无葬身之地， 邓家只要有一口气就不会束手就擒的。 左派对邓小平的清算导致即使邓家本来不想保温家宝也要死保温家宝了。
作者：广龙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资改派的凡是派黑笔杆为了配合妖魔化文革的宣传，不断制造出一个又一个所谓冤案， 把文革中出现的罪恶现象全部强加在毛泽东身上。
卞仲耘是文革开始后第一个被殴打致死的女校长， 本来这是一个清算毛泽东所谓罪恶的最好案例，可是右派在清算文革时却不清算当年打死卞仲耘的凶手。所有当事人都不敢公开揭露打死卞仲耘的凶手正是走资派子女的事实，走资派子女直接参与了殴打卞仲耘致死的惨案。直至现在卞仲耘的丈夫投诉无门， 使这一惊天冤案至今无法昭雪，凶手依然逍遥法外。
老舍的自杀同样是惊天冤案。老舍之死同样是走资派子女所为，殴打老舍的凶手与殴打卞仲耘的凶手一样至今仍然逍遥法外。反毛汉奸三十年来为了清算毛泽东挖地三尺寻找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所谓滔天罪行，他们不断宣传老舍死于文革， 他们却不敢公布直接参与殴打老舍的凶手的名字。所有证据显示，这些凶手不是拥毛的造反派，这些凶手是反毛走资派的子女！老舍投湖前读了一天毛泽东诗词， 老舍死不瞑目啊！ 他至死也没有搞明白他会是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反毛走资派的牺牲品。见附件一。
那么为什么走资派的子女如此残暴地对待卞仲耘、老舍和傅雷这些党内外知识分子呢？ 看看邓小平在他的检讨书中是怎么说的吧：
邓小平：。。。在五十多天的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的对立现象，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
下面是老舍、傅雷和卞仲耘的死亡日期， 这正是邓小平承所承认的----五十多天的错误----！ 老舍自杀日期： 1966年8月24日 傅雷自杀日期： 1966年9月3日 卞仲耘被打至死日期： 1966年7月31日
毛泽东在他的大字报中是这样揭露和批判的：
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攻革命左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是清除党内新生的资产阶级当权派， 谁是当权派呢？某些人长期以来背弃宪法搞资本主义自由化，三自一包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化的雏形， 他们编织了拥护他们的权力网， 早已渗透到公检法及其政府机关各个领域， 官僚腐败开始在中共内部蔓延。 这种官僚和腐败我们可以在文革经典电影---决裂---和---春苗---中可以看到。虽然这种腐败和官僚与现在中共无法相比， 但是， 毛泽东为了维护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为了维护宪法的尊严，坚定地发动了反对资本主义和封建残余思想的文化大革命。
走资派把矛头对准老舍、傅雷和卞仲耘这样的知识分子， 把矛头对准党外人士对准地富反坏右，其根本目的是转移目标保护他们自己及其党羽！
毛泽东去世后， 资改派独揽大权， 将文革中的所有罪恶现象都推到毛泽东身上， 开始了毛泽东极力反对的资本主义私有化复辟。 正如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中国共产党搞修正主义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
最后， 我们再一起看看毛泽东对当今中国的预言吧：
毛主席(1958年)在井冈山和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谈话今天读来，发人深省:
广龙
2010年9月15日
附件一 胡絜青口述：老舍投湖前读了一天毛泽东诗词
核心提示:老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拿上一本《毛主席诗词》就出去了。走到院里，他见四岁的小孙女在那里玩，还把小孙女叫到面前，拉着孩子的小手说，跟爷爷说“爷爷再见”。天真的孩子哪里知道这是和爷爷的永别?还真的说了“爷爷再见”，并向她爷爷摇了摇小手。老舍出门后，就一直往北走，走到太平湖边，坐在那里读起了《毛主席诗词》。整整读了一天，天黑以后，他头朝下，脚朝上投进了那一汪平静的湖水。
本文摘自《老舍之死口述实录》作者:傅光明 郑实 采写 复旦大学出版社
胡絜青访谈录
傅光明:您记得老舍先生当时是以一种什么心情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
胡絜青:老舍觉得“文化大革命”是沾着“文化”两字。最先的时候一直也没有找他，然后在对过儿——全国文联，他打了两次电话，人家都没给他回信。到后来他就给北京文联打。文联那时已经进入解放军，知道解放军吗?解放军那时候就是一种误会，“啊，你出来了，我们欢迎你”。这样呢，第二天来车接他，就去了。去了之后，正斗萧军，没完没了地斗萧军，他就在旁边听着，听回来我就问，这是斗什么?他跟我说，不是按照文艺，竟说他家里头的婚姻事务、爱情，唉呀，没完没了，都是小事情。天又特热，后来解放军就说:你呀，改天来听，下午他们都要写大字报，你也甭写，就回去得了。没想到回来之后呢，自己吐血，吐了一痰桶血，我就害怕了，就直接给送到北京医院去了。我去看他，他问我现在怎么样了，我说形势越来越扩大，把“四条汉子”已经揪出来了，让他们穿上大坎肩儿，上头呢是白字。老舍听见就一直皱着眉头，没等着我让他回来，大夫也没答应他回来，他自己就在7月31日回来了，他说在这期间正开国务会议，国务会议时还是要去。
傅光明:老舍先生回家以后，跟您说过些什么吗?
胡絜青:说为什么写话剧呢?因为不管认识字不认识字，对新社会、新事物，他一目了然，完全立体地看。所以就拼命来写现在的东西，我想我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那时候已经知道了，在清河已经把学校的教授和中央直系的700多人拉到清河，没有老舍。在北京饭店圈着五六百人，也没有老舍。老舍说没有我，我也有必要参加，完了之后，我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回事，我好写。后来，他也没听我的话，二十几号他又去了，正赶上文联有坏分子挑拨说，把牛鬼蛇神都戴上牌子，上国子监去烧戏行头。因为他是算陪绑的，他在紧后面这一排，前一排是戏剧武把子这一班，正在后院住，他们整个出来，就拿十八般武器呀，把人打了，紧后头一个女孩拿了一把宝剑在后面，把老舍脑袋劈了，就流血了。之后，还要继续带到文联去，牛鬼蛇神都得斗。到了中午，他已经回不来了，就打电话告诉我，现在还有事情没完，不能回来吃饭了。到了晚上，说要继续开会，我不能回来了。等到夜里11点多钟，一个不认识的人给我打电话，说你尽快来吧，把老舍接回去。我问去哪接?上西单牌楼。他也不说西单牌楼在哪儿。 我一看情形非常不好，公共汽车也没有了，无轨电车也没有了，我就顺着王府井大街一直走，碰着一辆三轮车，蹬车的是个老先生，我跟他说，现在有一个老先生在西城开会，没有车，回不来了，我去接他。他很瘦，你的车上可以坐两个人，我搂着他就能回来。老头同意了，可我怎么找也找不着老舍。后来去了派出所，红卫兵还把得挺严的，但派出所民警好多都认识我，因为我以前做过陪审员。他们说，您先等一等，我们先打电话给文联。等到一点多钟以后了，才说可以回来了。
回去之后，我就怕出意外，他的卧室和书房是一个套间，我把剪子、小裁纸刀什么的都拿开。老舍说，你睡你的，我该休息了。一句话也没说。第二天早上我拿着棉花，把他头上的白布打开擦血，擦身上的血。他把衣服换了之后，说还得继续去单位。我说，你无论如何不能去了，你在家好好休息。他说，不行，我还得去。这事情我得说清楚了。我要跟他去，他说，你有你的工作，你的画院也有“文化大革命”。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说得很坚决，要单独去。没想到，我刚出去没有五分钟，他就夹着一个包儿，跟舒乙的小女孩，才四岁，说，爷爷要出去了，再见!跟她握握手，就出去了。然后就再没见。
后来夜里11点钟，也是一个陌生人给我打电话说，现在没有公共汽车了，你赶快上太平湖。我一听，知道不好了，就拿着工作证、户口本、钱，坐着无轨车，到太平湖。这是一个不收钱的野的公园，没有框，什么也没有，我就摸着黑进去，也没有灯，走了一半，有个灯光，一问呢，是养鱼场一个老头。我问他，是不是有人在这儿投河了?他说，白天，有一个老头，以为是退休的呢，他坐在椅子上不动，拿着毛主席诗词一直念了一天。到了晚上之后，没人了，他自己投河了。投河的时候可能是两只腿站在岸上，头浸下去了。
这个养鱼的老头带着我过了一座小桥，他的衣服挂在矮的树棵子上了。看地上，是一个席子，露着两只脚，没看见头，两只鞋是同升和千层底的布鞋，鞋底子完全是白的，袜子也是白的。我在那儿借的电话，找文联，对方说让我等着，待会儿来车。后来来了四个杠夫，一个透明的玻璃棺材。老舍的肚子里没水，鼻子有血。我跟着汽车到八宝山。到了那里，已经夜里一点钟了。
傅光明:我们一共采访了胡老两次。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为什么，第二次采访已经是几乎事隔一年了。这一次，当一切准备停当，我刚发问，胡老的话语就滔滔流出来了。
胡絜青:老舍出事的前两天，文联开会，老舍问茅盾先生，明天的斗批改大会你参加不参加?茅盾先生没有作正面回答，只轻轻地向他摇了摇手。第二天，老舍问我，今天是红卫兵学生们“帮助”我们文联搞斗批改，你看我参加不参加?我说，没有通知你就不参加。他说，“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我怎么能不参加呢?我无言以对。于是他就去了，谁知到那里，早已做好准备的“造反派”们就贴出了口号和标语，宣布了老舍的所谓三条罪状:美国特务、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说他在美国银行存有大批美金。
“造反派”和红卫兵们都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他们不由分说，一边扭过老舍双臂让他做“喷气式”、“请罪”，一边对他拳脚相加。老舍分辩说，我不是反革命，我写的作品都是歌颂新社会和中国共产党的。造反派们马上讥笑地反问他，你歌颂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党不要你入党呀?
提起入党的事，老舍更痛苦。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梅兰芳、程砚秋等艺术家们相继入党，老舍也写了入党申请报告，提出入党的要求。报告最后送到周总理手里，周总理亲自来到我们家里，对老舍说，老舍先生，您的入党要求我们知道了，我想就这件事和您商量一下，在目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们对我们新中国实行孤立、禁运、封锁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你暂时还是留在党外好。因为有些事，让我们自己说，或者让我们的党员同志说，都不太方便，而让您一个有声望的党外人士说，作用就大多了，对党的贡献反而会更大，您看呢?
周总理说话从不强加于人，不发号施令。老舍对周总理的话完全理解，他也十分尊重周总理，就说，谢谢总理的关心，我听党的，听总理的。所以，当周总理听说老舍出事后，当着他身边工作人员的面，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国际社会交待啊! 那天老舍被打得皮开肉绽之后，已经站不起来，有人怕当场被打死，就把他拖到附近一个派出所。几个红卫兵听说他是“反革命”，马上又冲进屋内你踢一脚，他踹几下。
我知道消息已经是晚上了，忙奔到那个小派出所，在门口等了许久，才让我进旁边的小屋。一进门就见到他满脸是血，躺在地上，眼睛紧紧闭着。我走到他跟前，俯下身，拉着他的手，把他轻轻扶坐起来。这时，他两只手才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久久没有松开。我俩谁也没说一句话。当时，找不到车辆，我也背不动他，就在街上到处找，找了好久，才找到了一辆平板人力三轮车。我就上前求人家，请您行个好吧，我们有一位年岁大的老头受了伤，请您帮个忙，把他送回家去。那位同志终于被我说得感动了，我俩才坐上他的车回了家。
回家后，老舍不吃不喝，光坐着发愣，我用棉花轻轻帮他擦去脸上、身上的血，帮他换了衣裳，让他躺下休息，在那百思不得其解的恐怖中度过了一个难眠的黑夜。
第二天，老舍仍然没有吃东西，我知道他的脾气倔，就对他说，今天我俩都不出去吧!他瞪了我一眼说，为什么不出去呢?我们真是反革命、特务?不敢见群众了?我拗不过他，只好默默地把他房间里的剪刀、皮带等可能致他于意外的东西统统拿走，锁到另一个房间里。在我行将离家时，他又一次两手紧紧抓住我的手，凝视我好久，我也预感可能要发生什么意外，可是在那叫天不灵、叫地不应的日子里，又有啥办法呢?
听说我离家不久，老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拿上一本《毛主席诗词》就出去了。走到院里，他见四岁的小孙女在那里玩，还把小孙女叫到面前，拉着孩子的小手说，跟爷爷说“爷爷再见”。天真的孩子哪里知道这是和爷爷的永别?还真的说了“爷爷再见”，并向她爷爷摇了摇小手。
老舍出门后，就一直往北走，走到太平湖边，坐在那里读起了《毛主席诗词》。整整读了一天，天黑以后，他头朝下，脚朝上投进了那一汪平静的湖水。
我中午回家时，小孙女只告诉我爷爷出去了。到晚上还没有回来。我慌了，到处找，打电话，结果都没有他的影儿。一直找到第二天下午，才有人告诉我，太平湖那儿有一个老头投水死了，好像是老舍。我急忙奔上公共汽车，找到湖边。见到他已被人捞了起来，平放在地上。他嘴、鼻都流着血，上身穿白汗衫，下身穿蓝裤子，脚上的黑色千层底鞋子，白色的袜子等都干干净净，可见那是他把头埋进水中之后，自己用双手硬性扒住湖崖石头淹死的。那本他带出去的《毛主席诗词》还漂在水里没有沉下去。
我见到老舍先生躺在地上，不知怎么是好。看湖的人提醒说，给他的单位打个电话，怎么说也得把尸体尽快处理掉!我就找到附近一家单位，给北京市文联挂了电话，他们在电话里回告我说，你先等着，马上有车来。我一直等到天黑，才来一辆卡车。他们抬上老舍遗体，我也就爬上车，守在他的身旁，开到八宝山，天已漆黑了。去的人告诉我，他是“反革命”分子，火化后就不保留骨灰了。我忙合十作揖说，那就谢天谢地了。(后来骨灰还是保存了，也许是上边什么人知道了吧!)
当时遗体还没有火化，他们就叫我先回去，如果等还早呢，我就只好向卡车上投去最后一瞥，从八宝山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回挪。那真是个昏天黑地的日子，也不知走了多久，回到东城我家里时已是清晨五点多钟了。这时我家里屋外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子女们又都在极“左”思潮压制下，被迫与“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限”。
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院子里，心里想着:我还活不活呢?这时使我想不到的是，“进驻”我家的一批北京市六十四中的高三学生却悄悄安慰我说，你去做点吃的，你不能也不明不白地去死啊?如果那样以后有许多事就没人说得清了。
在那个岁月里，这两句平平常常的话却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活下去的勇气。学生们还告诉我，你的电话也不要拆，如果有别的造反派再来你家，你就拨这个电话号码，我们马上就来。他们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个写有电话号码的小纸条。当时我真有点不敢相信，后来才知道是周总理发下了话，他说服了一批学生来保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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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令人费解的死因
附件二
“我完全擁護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在會議中間所作的指示，完全贊成陳伯達同志10月16日的講話。這次會議深入地檢查全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方針和政策，以便于進一步肅清劉少奇同志和我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錯誤路線的影響，更好地貫徹執行八屆十一中全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貫徹執行毛主席親自制定和領導的代表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確路線是十分重要的。 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這場偉大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同過去所有重要階級的革命運動一樣，始終貫穿著二個階級和二條路線的尖銳斗爭。即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正確路線和代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斗爭。而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在中央領導同志中在全黨範圍內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二人。為了貫徹十一中全會的決議和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就必須批判我們二人所犯的錯誤；肅清以我們二人為代表的錯誤路線的影響。因為我們二人不僅在十一中全會以前一段時間負有完全的責任，而且對十一中全會以後各地各部門由于我們所代表的錯誤路線的影響，而犯的程度不同的錯誤，也負有直接的責任。 在十一中全會中，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就是炮轟的劉少奇同志和我二人的司令部。毛主席這張大字報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所犯的錯誤的性質是“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攻革命左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志氣，又何其毒也！ 毛主席這一炮打得很準，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的錯誤中，由于派工作組的結果，實際上起了壓制左派，打擊左派，壓制不同意見，扼殺了剛剛起來的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發生學生斗學生，群眾斗群眾的現象。把運動引到了邪路上去。這種群眾的對立現象，主要是派工作組的結果，而在工作組撤離之後還難于扭轉，特別是在十一中全會以後，我們所犯的錯誤，仍然在全國範圍內產生很壞的影響。可見其後果之嚴重。這說明，我們所犯的不是代以簡單的錯誤，而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 當時的情況是，在北京大中學校革命師生員工普遍起來之後，直接目標對準資產階級當權派，許多學校黨委和原領導人壓制群眾，被批判，被推反，當時我們把派工作組當成萬應靈藥，對大中學校普遍派，有的學校工作隊的人數很多，而工作組一去就取得了黨和行政的領導地位。加之又普遍地用農村或工廠四清運動中曾經主席批判過的方法去工作，有的甚至用錯誤的舊思想，舊方法去工作。實際上是讓工作組去控制群眾運動，把群眾當成阿斗，把工作組當成諸葛亮。結果扼殺了已經起來的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普遍地發生打擊左派，學生斗學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棄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務。特別嚴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訪的嚴重現象已經明顯地表現出來，理應及時得到糾正，當時中央會議上就有陳伯達同志正確地分析了運動的情況，反復提出撤銷工作組，由群眾自己干革命的主張。一再堅持保留工作組，延續了五十多天。結果發展為路線錯誤，由于我們犯了路線錯誤，使許多工作組同志遭到了很大困難。跟著犯了一些缺點和錯誤。同時必須搞清楚工作組的絕大多數是好同志，在這段工作中所犯的錯誤，除了個別人外，主要責任不要由他們來負，而應由我們劉少奇同志來負擔。不少工作組同志感到委曲，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曲，特別是由我們錯誤的影響，使一些部門，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錯誤，對此我們感到抱愧。 由于派工作組，還在學生群眾中產生了對工作組態度上的嚴重對立，不少師生員工擁護工作組，或者又擁護又批評工作組，有的甚至在我們錯誤思想指導下，提出了反對工作組就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極端錯誤的口號。但是，這些師生員工絕大多數是革命的，是積極擁護和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責怪他們，不能說他們是保皇派。名符其實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們和劉少奇同志。 北京兩個多月運動中，中央常委在北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二人，當時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組之後，不久就出了壓制打擊左派，群眾斗群眾，群眾反對工作組的情況。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同志中，以陳伯達同志為代表，就提出了撤銷工作組的正確意見，但我們听不進，而對另一方面適合自己主觀需要的錯誤情況和錯誤主張，卻又很听得進，積極支持。陳伯達同志的正確意見是群眾中來的，而我們卻脫離主席思想，對運動的主流認識錯誤，完全是違反毛主席的群眾路線的，完全是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特別嚴重的是對于運動中的重要情況，對于指導運動不同意見，沒有及時向主席報告，取得指示，以致這個錯誤延續了五十多天，發展成為路線錯誤，給運動造成了嚴重損失。可以肯定的說，如果當時我們虛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意見，特別是向主席隨時提出報告和請求，是一定會得到主席的指示的、幫助的。是可以使錯誤及時得到糾正的。因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隊的意見，我們對這個指示沒有體會，而且違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當然會犯嚴重的錯誤不能自拔。 我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當然不只是工作組的問題，派工作組不過是錯誤的表現形式。我所犯的錯誤實質是，在群眾問題上，不是站在相信群眾，支持群眾革命一邊，而是站在反對群眾革命一邊。在階級斗爭問題上，不是站在革命的無產階級一邊，而是站在資產階級一邊，而是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一邊。總之，這一條嚴重的錯誤路線是完全違背毛澤東同志的指導方針的。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領導的，正如十一中全會指出的，這是一場觸及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這場偉大革命的目的，不僅在于大中學校實現一斗、二批、三改的目的；它的更深遠的意義還在于“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界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批判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這是一個興無滅資，保證我國家不變色，避免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復闢危險的偉大革命運動；這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創舉。這樣偉大的革命運動，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導，不是“敢”字當頭，而是“怕”字當頭，不是無限信任群眾，充分發動群眾，依靠最廣大的革命師生員工，革命工農群眾，革命干部來自己動手地進行這場革命，讓它群眾在大風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能達到目的的。破“四舊”的偉大任務，沒有廣大革命小將的闖勁，更是不可能實現的。大中學校是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務。只有依靠他們的革命熱情和智慧才能實現。因為只有他們熟悉情況，具有這種才智和本領。，而我們這種人是既不了解情況，也沒有這種本領的。本來北京大中學校的運動起來之後，形式很好，群眾普遍起來沖擊一切牛鬼蛇神，沖擊著黨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聶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報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偉大號召作用。當時看來有些“亂”，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亂”；是好得很的“亂”。而我們呢？把這種好得很看成糟得很，被所謂“亂”嚇昏了。“怕”字當頭，亂下藥方，急忙讓工作組控制運動。名為加強領導，實際上起了扼殺運動的破壞作用。其結果是把轟轟烈烈的運動變得冷冷清清。群眾斗群眾，打擊左派，牛鬼蛇神暗高興。 毛主席和中央糾正後，就出現了非常廣泛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出現紅衛兵這樣旗幟鮮明的革命戰斗組織。革命師生員工氣勢磅礡，由學校發展到社會；由本地發展到外地。以雷霆萬鈞之勢破“四舊”，立“四新”，沖擊一切牛鬼蛇神。戰果輝煌，立下了豐功偉績。這對教育和鍛煉青年一代，引導全國人民革命化，保證我國不變顏色；不但對中國，而且對世界都具有劃時代的、極其深遠的偉大意義。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反動派對我們文化大革命如些恐慌，就證明我們在毛澤東思想光輝照耀下，由毛澤東親自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對了。而我們呢？身居中央領導的高位，對毛主席的群眾路線沒有學好，沒有領會，在自己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戰略思想，不信任群眾，反而壓制了革命群眾，損害了偉大的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這不僅說明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而且直接違反了毛主席的教導，違反了毛澤東思想。 我這次犯了這樣嚴重的路線錯誤，當然不是偶然的，這是有思想根源，也有作風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條是長期以來，不但沒有高舉簡直可以說沒有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按理說我的工作崗位是最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經常得到毛主席的教誨和指導。但我卻對毛澤東思想學得最差，宣傳很少，用得最不活，毛澤東思想是我們一切工作的靈魂，掌握毛澤東思想多少是鑒別我們究竟有多少馬列主義，多少無產階級思想的標準。不進則退，既然學得很差，非無產階級的東西就多起來。就必然，這個問題，那個問題上脫離毛澤東思想軌道，犯了這樣，那樣的錯誤，一直發展到了這次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這是必然的。回想起來，這些年來，我的思想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學習不力，沒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錯誤。我主持的中央書記處工作是作得很不好的。書記處直接管轄的中央部門，問題也最多，在對待階級斗爭問題上，在對待黨內斗爭問題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轟司令部所說的1962年右傾錯誤，我是有份的，對于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我雖然有些不同意見，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方面的。至于1962年以前，還有不少錯誤，應該利用這次機會嚴肅加以檢查和清理。沒有跟好毛主席、學習毛澤東思想很差，做官當老爺，下去得少，同群眾接觸少，同干部接觸少，同負責同志接觸少。對待工作不夠嚴謹，沒有認真地向群眾做過調查研究工作，日常解決問題的方法也很簡單，有時還很生硬。這樣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閉塞的地位，發展到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這樣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常常犯嚴重錯誤，常常脫離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然發展到同毛澤東思想相抵觸的地步。而我自己，又長期不自覺，產生發展了驕傲自滿，自以為是的情緒。結果處理事情往往不夠認真，向同志向群眾請教很少，特別是向毛主席的請示報告很少。這不但是犯錯誤的重要原因，在組織上紀律上也是不容許的。1964年底，毛主席曾批評我是一個獨立王國，這個嚴肅的批評對我有所震動。但從自己不是一個擅權人來寬解自己，並沒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錯誤思想和錯誤作風，沒有得到改正。這次犯路線錯誤當然不可避免的，這次不犯，以後也必然要犯的。 總之，我的思想和作風同毛澤東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沒有緊跟毛主席，這就嚴重地脫離了領導。加之又嚴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完全暴露了我這個人不是一個毛主席的好學生，是完全不適合擔任重要領導工作的。這次犯路線錯誤，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說明我是一個沒有改造的資產階級小知識分子；是一個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的人；是一個沒有過好社會主義關的人。 現在初步用鏡子照了照自己，真是不寒而。以我現在的思想作風和政治水平擔任中央領導工作，對黨對人民的事業是不利的。我自己應該深刻反省，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錯誤，保持晚節，力求做點有利于黨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補過于萬一。我有這樣的信心，在自己的積極努力和同志們積極幫助之下，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錯誤是會得到改正的。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應該努力站起來。 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確定了林彪同志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並且選拔了一些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工作崗位上來，這是非常必要的，是非常必要的措施。對我國對世界都有相當重大的意義，我衷心地表示擁護。林彪同志是我們學習的典範，正是他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正是他把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最高，學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兩頭，對重大問題及時向主席報告，即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圖，最了解群眾和下邊的情況，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領導水平很高，成為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他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成為全國學習的好榜樣。對于我這樣犯錯誤的人，應該老老實實向林彪同志學習。學習他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學習他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這樣是我改正錯誤，力求做一點對黨對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經。 我的上述檢討，當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希望得到同志們的批評和指正。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 鄧 小 平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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