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会见兄弟党代表 八大期间，毛泽东会见了一批出席大会的兄弟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坦诚友好的交谈。据不完全统计，共会见了二十九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其他工人政党代表团。 会见都安排在下午，地点是政协礼堂主席团休息室。每天下午一般是两次会见，有时是三次。一次会见，少则一个多小时，多则三个小时。会见结束后，又常常接着召开八大主席团常委会和各代表团团长会议，直至深夜。这样紧张而繁重的工作，对于年过花甲的毛泽东来说，如果没有充沛精力，是不可想象的。看了当年那些会见记录，会深深地感到，毛泽东的思想是那样的敏锐机智，思路是那样的清晰，知识是那样的渊博。当他问起对方国家的情况时，你又会看到他是多么如饥似渴地想知道外部世界的一切。 会见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从总结斯大林错误的教训到探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 九月十八日，毛泽东会见以波立特为团长的英国共产党代表团。 毛泽东从苏共二十大谈到斯大林问题。波立特说：“你们那篇文章⑥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最好文章，是对共产主义的伟大贡献。” 毛泽东说：在那篇文章中，我们指出了斯大林犯错误的历史的、社会的以及思想的根源。在这次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中，虽然没有提斯大林的名字，但对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作了说明，主要原因是认识不符合实际，其他原因是次要的。为什么列宁没有犯错误呢？“当时苏联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白军的叛乱，他面临的问题更为困难，更为复杂，但是他并没有犯错误。到了斯大林时期环境更好了，斯大林却犯了错误。在斯大林时期，阶级没有了，社会已进入了没有阶级的社会，反革命更少了，但是斯大林的思想仍停留在旧社会的时代。我认为这样才能够解释他的错误，即是认识的错误，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 毛泽东把话题转到中国。他说：“我们的胜利只有七年。我们的政权专政的职能，即对反革命分子的专政，只剩百分之十了。由于没有这样多的反革命分子，所以专政的范围缩小了。”“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解放生产力。生产力首先需要人。要人们不恐慌，要党内不恐慌，要民主党派不恐慌，要全国人民不恐慌。其次，是保护生产力。” 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对斯大林的错误根源作了分析。他说： “苏联在阶级消灭以后，当国家机构的职能丧失了十分之九时，当阶级斗争已经没有或已经很少的时候，仍找对象，大批捉人杀人，继续行使它们的职能。”“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 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同以乌布利希为团长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会见。 乌布利希向毛泽东表示感谢：“第八次党代会对我们有很大教育意义，不仅了解了中国，并且对我们是一种鼓励和支持。你们在经济、哲学问题的提法上很有趣。” 毛泽东：“要互相参考。只可参考，不可硬搬，好像我们不能硬搬苏联一样，硬搬就危险，我们曾经硬搬而吃了大亏。” 乌布利希：“我们的道路相同，而走法不同。” 毛泽东：“方向是一个，内容是一个，是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共产国际很长时期犯了很大错误，把我们的革命搞掉了百分之九十。共产国际解散了，就搞出一个新中国来。我们不是不相信马列主义，而是更相信了。共产国际搞教条主义，情报局又搞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不是马列主义。” 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会见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 在国际共运中，中国共产党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有过类似的命运，即都受过斯大林错误的损害。毛泽东坦率地谈了自己对斯大林的看法，赞成对斯大林错误进行批评。他说：“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 毛泽东从斯大林的错误，又讲到共产党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问题，即所谓的“父子党”关系。他说：“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现在我们反而为它斗争了。是父子党，还是兄弟党？过去是父子党，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些父子党的残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残余不是一天就能搞清的。去掉盖子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由父子党过渡到兄弟党，反对了家长制度。那时的思想控制很严，胜过封建统治。一句批评的话都不能听，而过去有些开明君主是能听批评的。你们南斯拉夫想来也有过这样的君主，别人指着鼻子骂他都行。资本主义社会就比封建时代进了一步，美国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可以相互骂架。”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能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这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 事实确是这样。比如在早些时候，一九五六年七月，周恩来在讲民主和专政的关系时，就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 毛泽东从苏联的教训以及中国自己的情况中，已经看出，在政治生活中存在集中统一过多而民主不够的问题，他很想改变这种状况。集中和民主，作为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如何把它们统一起来，达到比较完满的结合，创造一个理想的政治局面，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毛泽东还应南斯拉夫客人的要求，回答了中国的前途问题。他这样说：“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辩证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 九月二十六日，大会闭幕的前一天，毛泽东会见了于哥夫率领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团，他问客人：“你们觉得这个会怎样？” 于哥夫答：“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研究。” 毛泽东说：“时间开的太长了，砍掉一半就好了。主要是总结一些经验。十一年时间是很长，斗争很丰富。”又说：“这次大会的空气，是反映人民的希望，建设工业。” 这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对八大的一个总评价。他突出了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 十月一日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兴致勃勃地观看焰火，回到住地，已经十点多钟了。稍事休息后，又在颐年堂会见了杜克洛率领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他们一直谈到次日凌晨二时三十五分。 毛泽东问客人：“你在中国还要呆一阵？” 杜克洛：“去广州、上海，返北京后回法国，满脑子里装满了你们的东西。” 毛泽东：“中国是未被开垦的处女地。” 杜克洛：“有意思的东西很多。” 毛泽东：“中国的前途是好的，但有艰苦的任务。” 杜克洛：“中国人民的力量超过了这些任务的重荷。” 毛泽东：“从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设工业化国家，并不容易。你们是先有了工业和无产阶级，再革命，等到你们革命胜利了，东西是现成的。我们就不同。” 毛泽东看到了经济落后的国家搞工业化十分艰巨。接着，他问杜克洛：“你看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很久还是不很久，你如何估计？” 杜克洛：“这样的情况比一般人想象的会早一些，目前政府的政策正在破产。” 毛泽东：“技术和装备出口的可能性怎样？” 杜克洛：“法国资本家也很着急。” 毛泽东：“不是指一般的做生意，是说替中国设计工厂、供应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 杜克洛：“现在都有一些可能，可以转弯抹角地搞一些，不过美国还在阻碍。” 毛泽东：“现在瑞典已经答应替我们设计、装备、安装造纸厂。” 杜克洛：“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做些推动的工作。” 毛泽东：“请帮助。” 主要由于美国的阻挠，直到一九六四年一月中法建交后，毛泽东的这个愿望才逐步实现。但从这个对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对于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急迫心情。目的就是为了加快工业化，尽早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毛泽东在上述一系列的谈话中，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可以看作是对八大路线的理论阐发，对八大政治报告的重要补充。在中国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时候，他沿着这样的思路继续探索。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样，是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了史册。这次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总任务。如果说，七大是党的历史上以革命、胜利为主题的一次代表大会，中共八大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社会主义全面建设为主题的代表大会。 与七大相比，中国共产党这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都是全新的，对于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既缺乏必要的经验积累，也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在前进的道路上，还必然会遇到种种困难，发生许多难以预料的突发事件，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这些情况决定了八大以后的道路，将是一个艰难探索的过程，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但是八大的主要功绩和贡献在于，它宣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宣告了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新时期的开始，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国的历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二部分对原文的评论 这些年来，一些人热衷于宣传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在党的八大会议中存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一条是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另一条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错误路线。这种谬论的广泛宣传，欺骗了不少的人。 王光美在《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中说：“少奇在1949年就提出，全国解放之后，全党工作中心应转到经济恢复和发展上。1951年，在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他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坚持五种经济成分共存。1956年，全党一致通过，将其写入《党章》。八大结束之后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少奇说：八大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少奇十分震惊，只回答：‘呦，《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毛主席在八大前和会议期间从没有提出过异议，现在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意味着全党工作中心仍是阶级斗争，而非经济建设。24年风风雨雨，一直就没有离开过以阶级斗争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核心分歧点。1980年，党的十二大召开，我们党终于又把少奇以一贯的行动所坚持的这一中心，正式写入《党章》。实践证明，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与君同舟风雨无悔之二） 按照王光美的说法，我党在八大会上就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路线；一条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毛泽东反对八大的正确路线，刘少奇坚持八大的正确路线。 邓力群在一九九九年《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一）》中，对王光美的这段话作了这样的评论：“这段话很值得注意，文章不长，对历史的表述，说得客气一点是混乱的。但是意思却是非常明显的：争论的核心，毛泽东只搞阶级斗争，刘少奇一贯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抑毛扬刘，非常鲜明。通俗地说，就是提高刘少奇，贬低毛泽东。究竟站不站得住，我看还得从历史的叙述中来说明这个问题。据我看，用贬低毛泽东的办法来提高刘少奇，其结果刘少奇提高不了，毛泽东也贬低不了。虽然是一个人的文章，但赞成这种意见的、写这样一类文章的大有人在。很有必要认真对待，还历史以本来的面貌。不能够让这些人篡改我们国家的历史，篡改我们党的历史。” 肖冬连等在《文革前十年史》中采用了另外一种说法：“毛泽东提出，要以反对右倾保守作为准备八大的中心思想，也就是趁热打铁，把高潮从改造方面推进到建设方面。”“年初以后，在反保守的空气下，又出现了急燥冒进倾向，引起周恩来、陈云、刘少奇等的重视，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事实上改变了1955年底提出的以反右倾保守为中心的准备八大的指导思想。” 这种说法的意思很明显，召开八大的指导思想有两种：一种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以反对右倾保守为中心；一种是周、陈、刘提出来的以既反保守又反冒进为中心。结果是后者代替了前者。 原书的这两章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八大召开前，毛泽东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和毛泽东主持撰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是召开八大的基本指导思想。在八大的准备工作中，所有的大会报告和发言的起草工作，都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进行的。在八大会议的进行中，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各次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在这种情况下，八大会议怎么可能产生并存在另外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路线呢？ 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八大会议是成功的，在我党的历史上是有贡献的。当然，由于历史的、实践的局限，当时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不可能都已经认识得很清楚了。 例如，政治报告中说的“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当时对国内形势的一个重要判断。但以后的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不准确的。如果说“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以后中国就不会存在和平演变、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问题，就不会出现苏联瓦解、东欧国家变色的问题了。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他说： “苏联在阶级消灭以后，当国家机构的职能丧失了十分之九时，当阶级斗争已经没有或已经很少的时候，仍找对象，大批捉人杀人，继续行使它们的职能。”“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 这句话是在接见外宾时，针对苏联的情况说的。说斯大林的错误是夸大了阶级斗争，从而搞了肃反扩大化，这当然是对的。说苏联“阶级消灭”了，“阶级斗争已经没有”、“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等等，这种说法虽然不合乎苏联的实际情况了，但是，苏联在一九三六年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就是这样宣布的。毛泽东在谈到苏联问题时也只能这样说。这并不等于他对中国形势的认识也是如此。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他曾明确指出：“中国现在既然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会没有各种形式的反对派。”“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只要中国和世界上还有阶级斗争，就永远不可以放松警惕。” 而原文对这些认识都只作片面的阐述，并以此作为否定毛泽东后来发展了的继续革命理论的依据。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原文对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 原文说： 这个决议，经过集体讨论和反复修改，是全党集体智慧的又一个重大成果。 决议的核心，是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和据此而作出的关于党和国家主要任务的规定。 决议说：“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又说：“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正确地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明确提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中共八大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这个基本理论问题上，当时在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中间，在全党，认识上是一致的。 然而，八大闭幕不久，毛泽东对决议中的一句话的提法表示怀疑。这句话是：“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关于这件事情，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邓力群有一个回忆，他说：“我记得，大概是（八大闭幕）两个星期以后，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与欧洲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陈伯达向我们传达过毛主席讲的这个意思。” 这一句话，在决议的历次修改稿上都没有，九月二十七日凌晨大会主席团常委会通过的稿子上也没有，那是在大会闭幕式开会前临时加上的。急急忙忙地送毛泽东看过，就印发大会了。 据胡乔木后来说：“这个问题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找了康生，这时大会已经快闭幕了。他们商量了一个修改的意思，把我找去。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些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然后我和陈伯达两个人去找毛主席，把修改的方案拿给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他说，好，赶快去印。” “毛泽东提出异议的，只是这一个提法，并不是对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基本论断。后来他还作过这样的表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虽然这句话说的不够完善，但是得到了好处，并未发生毛病。” 毛泽东改变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以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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