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才是官府的五毛？——当今文艺界学术界一瞥

※ 二．“去政治化的政治”在文艺领域的表现 ※

当今，历史上的起义领袖、劳动者和反抗者要么处于被道德谴责或审判的境地，要么被彻底遗忘。在这种海峡对岸或西方“自由”世界的文化脉络里，洪秀全俨然是最大的邪教主，李自成根本就是强盗、义和团是暴民运动……而建国前的地主和资本家又以一种高尚、光明的形象复归了。在大陆新出版的所谓“揭露真相”的著作里曾国藩等被重塑为圣人，刘文彩、黄世仁等都得到了“平反”……与此相对，建国时期的英雄和反抗者的叙事都被消解掉了。这些文艺和学术作品都潜在地在做这样一种言说和表达：既然旧社会精英阶层分子是如此光明、完美，他们根本不曾伤害过基层民众，那么剥削当然有充分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相反，一切反抗都是罪恶。而这些言说虽关于历史，但如福柯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它们实际是当今形成的新资产阶级和官僚统治精英们要通过追溯历史来为自己当下的剥削建立合法性，而且一定要消解掉反抗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尽量将之妖魔化与污名化：即被剥削者必须心甘情愿、心悦诚服地接受剥削，不能有反抗，不能用阶级斗争作为捍卫自己利益的武器；阶级斗争是罪恶、反人性的、人整人的、会导致极权统治的……这就是当下主流文人的逻辑。

这些形象的改变，表面上是在所谓中立化，客观化的旗帜下进行的，其实质是以另一种意识形态进行遮蔽为前提的——它将其对立面的革命和建国时期的文学贬斥为“理念先行”“人物单面”“政治图解”。比如关于抗战。国民党的确抗战了，这丝毫没有问题。但这种把国民党叙述为抗战主体是以遮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抗战为前提的。“在上世纪50-70 年代的抗战叙述里，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群众是抗战叙述的历史主体。可在上世纪80 年代开始，革命者的位置受到了多重放逐和质疑。革命者与人民的疏离感成为80 年代的基本命题……这种抵抗主体的去冷战方式之一，就是把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转移为曾经作为意识形态对手的国民党军队，在中国人的意义上整合冷战裂痕……在民族、国族意义上，曾经作为冷战叙述对立面的他者变成了自我……经过30 年的去冷战的叙述，《南京，南京》中代表中国人的国军士兵可以被观众无间地想象为中国军人的代表，而不会认为是曾经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这是一个自我他者化的过程”。[2]

所以新世纪以后《闯关东》、《松花江上》、《我的团长我的团》等大量影视作品中，都是将过去的“他者”（地主、资本家、国民党等）变成了抗战主体；与之相对，共产党及其教育下的劳动人民的抗战则被遮蔽在历史的阴影里了。而这些居然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的社会“症候”，不更是耐人寻味么？这还是源于新意识形态对左翼文学进行清算的结果。右翼主流文人和统治者一起，一方面为剥削制度建构合法化论述，另一方面将底层反抗和动员非法化和罪恶化。左翼文艺整体上都成了反人性的、“理念先行”的、为“极权统治”服务的了，和它相联系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也被妖魔化为共产主义的政治图解了。

所以戴锦华老师说：“当下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消隐和退场，小资经典的叙述占据了统治地位。比如提到的解放前的上海，在电影里、小说里，马上就是旗袍美女，舞厅洋行，像电影《风声》里面的景象。实际上张爱玲的上海完全遮蔽了《都会的早晨》中的上海、《包身工》的上海。更不用提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和大革命摇篮的上海了。”

这恰好是官方默许的行为，但还不能明目张胆——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现在的执政党一方面要悄悄地否定革命为当今制度辩护，另一方面却需要革命历史的合法性作为今天执政的合法性来源——所以当自由派和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做得太公开、过分的时候，伤及到了执政的历史合法性，政府还是会封禁其作品。这种现存制度的合法性与历史合法性的矛盾和悖谬，决定了革命只能隐蔽地否定和疏远。所以即使在那些维护革命领袖和军人的“高大形象”的作品里，如《建国大业》、《亮剑》等，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成功者、一个强者、一个超越了阶级和社会地位的英雄，他们都是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版的比尔·盖茨。原来的革命逻辑——阶级斗争——被完全偷换。就是靠这种办法，今天的中国完成了新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