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加快创新步伐 虽然要素市场改革和民营行业发展取得一定进展，但中国要维持高增长仍面临诸多挑战。随着人口增长急速放缓、投资率下降，增长将更多的依赖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 ）。在过去的十余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 3% ，按照国际标准衡量已是较高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快速的结构变革，高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带来的产品和加工技术，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累计推动技术追赶加速，基础设施约束逐步缓解以及创造了更具竞争力和开放性的经济体。 工业和服务业赶超、促进国内市场竞争以及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累积，这一切所带来的生产率增长潜力还远未穷尽。但毫无疑问，中国工业的许多领域正在接近技术前沿，跨行业的劳动力转移现象将减少，而资本对增长驱动的贡献也将下降。认识到这些事实，中国正转向创新，以此作为实现快速、持续增长同时应对因资源短缺、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带来的诸多挑战。 创新就能够解决问题吗？从长期来看，尽管带来技术变革的高额投资仍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创新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意义将越来越重要。如果中国的投资占GDP 的比重降至25%左右，与欧洲国家水平相当，或者更低，那么它的年增长率将维持4% －5%水平。但如果中国继续保持投资占GDP 比重至少为30%或者更高，那么更富创新精神的中国则能够保持其全要素生产率以高于平均水平的速率增长，它就更能够完成增长目标。 即使如此，要加快创新步伐还需要结合国际环境进行互补性的国内改革——仅仅增加占 GDP1%份额的投资用于研发是不够的。中国创新政策中的许多补充措施，包括发展私营行业、增加竞争，生产要素市场改革、实施绿色增长战略，深化人力资本，有效利用城市集聚经济效益以开发技术和生产创意等。本章将关注建立激励体系和制度所必需的政策改革，以支持广泛的、覆盖整个经济的创新。 1.创新优势 在发展创新经济方面，中国拥有几方面的优势。第一，中国的研发开支迅速增长；第二，中国制造业规模庞大、实力雄厚；第三，教育规模的扩大培养了大量高素质的科学和工程技术人员；第四，政府调动伸缩性耐心资本供应为创新企业提供支持；第五，中国的城市中等阶层消费者规模庞大且在不断壮大，这一事实能够吸引领先的创新型跨国企业、有助于鼓励本地创新型企业和国内生产者实现规模经济以及形成企业集群与城市集群；第六，中国的多个省，包括广东珠三角地区、浙江和福建，崇商企业文化浓厚，有利于小企业和新兴企业的发展；第七，在中国相对欠发达的服务行业存在相当可观的发潜力；第八，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展开，一些城市意识到城市经济的生产率水平和增长将依赖于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如何有效吸引和留住国际人才。 2.创新劣势 尽管中国的技能供应不断增加并且具备庞大、先进的工业基础，但事实是大部分研发活动是由政府和国企开展的，而且部分研发努力似乎仍脱离了经济的真正需求。中国的科学专利和论文发表数量的确大幅增加，但很少具备商业相关性，能够转化成新产品或者出口商品的就更少了（电信和消费性电子产品除外）。出现这样问题的部分原因可能在于鼓励本土的政府支持研究机构与商业用户合作研发新技术的激励机制薄弱。另外，这些研究机构很少借助国内和全球研发网络提高自身能力。在改进制度安排以及促进广泛创新活动方面，中国有很大的空间，例如放宽企业进出限制、增强竞争、落实知识产权保护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为中小企业提供风险资本供应、评估政府研发开支以及制定政府采购标准。而从长期来看，则需要建设一个能够激发广泛创造力和创新的体制。 3.关键改革建议 对中国来说，制定更好的创新政策首先需要重新定义政府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角色，研发目标应该从开发特定的新技术转移，推进体制发展，此外还需要创造支持在竞争性市场体系下开展广泛经济创新努力的环境。 中央政府需要采取更积极的措施建立全国性的研究网络、动员国家人才，而且还需要将一些城市的企业纳入有沿海城市先进企业（包括跨国企业）参与的研究联盟以减少它们被孤立的状况。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已经在各自国家成功发起了这样的研究联盟。这种联合体可以帮助中国产生更多的“全球挑战者”。中国也可以与其他国家共同开展研究活动，通过这样的方式将国内网络与国际性的研发网络连接。一般政策倾向可能是要保护国内研究工作和创新性企业，但这样的做法将会阻断中国的研究人员与外国研究工作之间的互动、切断他们获取新思想的渠道，而且还将减少中国利用外国技术的机会。此外，与国际研发网络建立链接还有助于弥补国内研发能力的不足，打消外国对中国研发项目的疑虑。更重要的是，全球研发活动的演变趋势与其他类型经济活动的趋势大体相同，比如专业化日益增强，思想与技术交流更加密集，以及研究人员交流更加频繁。在这种模式下，中国将成为国际研发工作的参与者，它既是新概念和新发明的消费者也是生产者。 许多高科技跨国企业已经在华投资设立了研发机构（包括西安和成都这样的内陆城市）。这种投资行为应该得到进一步鼓励，因为它们会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令中国城市赢得声望，促进它们快速成为科学中心，此外研发工作对产业升级也有极大贡献。在互相信任和认可的基础下与跨国企业建立紧密的合作与伙伴关系有利于中国创造动态的、开放的创新体系。在这种背景下，如果能够建立体现美欧系统经验的有效专利系统，有效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特别是在生物技术、纳米技术、软件和多媒体领域，那么中国的创新能力将加快增长。 中国的创新政策需要认识到大多数应用研究和创新都是在大型民营企业内部完成的，这是从国际经验中得出的结论。大型民营企业倾向于将创新作为它们竞争战略的核心，回应市场需求和政府激励，给予研究员追求有趣创意的自由并鼓励他们与国内外研究人员互动。政府应该通过财务、金融和管理工具为这类企业提供多样性的激励机制，鼓励它们重视研发与创新，并为它们的新产品提供足够大的市场帮助它们实现规模经济。此外，还应该为研发企业提供研发开支减税待遇，例如可以对购买这类新产品给予临时消费补贴，鼓励消费者购买被证明具有正外部性的新产品。 此外，中小企业也应该被看作是创新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在一些新兴产业领域。毕竟，中小企业将成为未来的大企业，政府应该尽力确保相关规定不会成为它们发展的不利因素，并给予税收激励。新兴创新企业通常面临风险资本的长期短缺问题。事实上，地方政府和国企正日益成为风险资本和私募基金的来源，但风险资本对于寻求扩张的较小型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来说仍然不足。一个解决办法是增加银行向小型高科技私营企业的贷款，但这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另一个方法是确保资本市场允许中小企业（即使可能是位于内陆省份的中小企业）能够获得融资渠道，同时为风险资本所有者开辟退出渠道，最后，政府也可以建立公共技术平台为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接触研究室、测试和认证等设施的机会。 政府在研发活动中的直接作用应该是增加研发开支、鼓励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开展基础研究。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需要建立目标明确的激励制度，确保一些高素质的研究机构能够享有充分的资金支持。这里有一个例子，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在促进生命科学创新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原因就在于它能够获得巨额的稳定资金支持。为了使政府支持研究获得最大的溢出效应，研究成果应该向公众广泛公开。除此之外，应该由企业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可获利的产品和服务。 但是如果这些研究在质量、商业相关性以及吸收应用上不能大幅提升，那么增加研发开支至GDP 的2.2% 、扩大基础研究、重视出版和专利这些努力可能对生产力增长的影响也可能只是微弱的。高质量的研究必须辅以一套严格的、成熟的成果鉴定和评估程序。在这方面，政府可以提供相关标准，而研究界则需要起到带头作用。 中国“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创新目标，即提高基础研究的效率、发展高技术产业，这都有赖于大量专业技能的广泛应用，例如在研究、设计、生产、制造、IT 支持和最终的营销领域的应用。至2030 年，中国大学毕业生人数将到达2 亿，超过美国的劳动人口总数。而且，大学教育的质量在迅速提高：在世界500 所顶尖大学中，只有5 个国家的入围大学数量超过了中国。当前，在这个名单中，中国大学有22所，相比之下，八年前只有12 所。 图5：中国的大学教育质量正在迅速提高 数据来源：上海交通大学（2010 ） 注：美国有 154 所，图中未反映 虽然如此，广泛意义的高等教育质量仍是关注的焦点，教职员工的技能严重不足。要解决这个缺口，中国需要加大高校治理改革，给予高校更多自主权同时要强化研究领域的道德标准。顶尖的大学必须有权调动资金、调用人员，确保能够开展高质量的、交叉学科研究生项目和博士后项目。这些高校还需要发展创新教学法，传授知识和分析能力，建立人员充足的专业研究机构。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应该鼓励优秀的外国大学与国内高校合作在本土建立分校，传授现代化的治理标准、教学方法和科研管理理念。 此外，政府和私营行业应该加大投资，提高人力资源质量。这种公私合作的措施能够保障和补充专业技术人才基础，对于创新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教育体系应该注重能力的培养，而非获取合格证明，一些将学术主流与技职教育和职业训练分离的僵硬界限也应该废除。为了实现增加技术人才质量和数量的目标以及教育回报最大化，中国必须更多地依赖于信息与通讯技术和教育技术的创新，更多的使用多媒体和灵活的网络培训来满足学生多样性的需求。传统的大班授课的教育方式或许需要进行再考虑了。另外，大学在促进公开讲演和展览方面也可以起到带头作用，为地方学院的科学教育做出贡献。在这一方面，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可以向外资开放，增加国外优秀大学参与机会，这将有助于刺激国内高校改革。 另外，中国还可以通政府采购和标准设置等手段来鼓励创新。成功的关键则在于真正开放性的竞争。开始中国可以将欧盟或者美国标准作为技术起点，同时探索提高产品性能的方法，或者也可以发动业界领袖参与标准制定，此外也可以由行业协会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制定行业标准。 在技术创新型城市，技术水平更易于得到提高。在过去的三十年，沿海城市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一直是技术发展的摇篮。但工业城市不能等同于创新型城市。创新型城市要具备丰厚的高素质人力资本（尤其是科技人才），以及能够支持新创意产生、争论、试验和完善的机制；拥有本地知识网络，支持创新的机构，雇佣科技人才的工业基础，对研发进行大量投资的主要企业以及数字网络和在线服务。此外，这类创新型城市还要紧密结合世界其他研究与技术发展中心。工业城市能够成为创新型城市，如东京、斯图加特、慕尼黑、首尔、西雅图和图卢兹就是这类城市，但创新城市并不一定都是从工业城市演变而言，例如剑桥、赫尔辛基、旧金山和京都等。 国际经验表明，创新型城市通常包括一所以上领先的研究型大学，相互之间即竞争又合作。这些大学必须与用人单位互动，将专业技术与软技能结合并传授最新的行业技术。可能的研究领域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有关的挑战：第一，迅速城市化——包括开发节能建筑材料、低排放和高效能的大型公共交通运输系统以及智能城市的基础上设施需求。第二，医疗保健——包括科学和医药、生物药品的基础研究，医疗保健管理方面的信息通信技术运用，医疗保健管理和融资的制度安排；第三，绿色发展——包括开发更经济的可再生能源、绿色新技术，以及运用激励结构改变行为，鼓励绿色消费等。 第五章 抓住“绿色”机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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